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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委员长会见并宴请蒋匀田和夫人
邓颖超、史良、陆定一、李维汉等参加会见和宴会
新华社北京八月四日电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从美国回国探亲、参观的蒋匀田先生和夫人杨若蓉女士，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设晚宴招待他们。
邓颖超、史良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陆定一、李维汉，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罗青长、童小鹏、熊向晖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附图片）
叶剑英委员长八月四日会见了从美国回国探亲、参观的蒋匀田先生和夫人杨若蓉女士。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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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会见海外银行保险公司经理会议代表
新华社北京八月四日电 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三日会见了出席在这里召开的海外银行保险公司经理会议全体代表。
李副总理赞扬代表们长期在海外金融机构辛勤工作，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贡献给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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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
解放军各部队掀起学习科学文化热潮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把被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而中断多年的科学文化教育，正式列为教育训练的内容。他们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热潮。
我军历来重视开展文化教育。在艰难的战争年代，广大干部战士坚持学习文化，连队配有专职文化教员。五十年代，全军大办过工农文化速成学校，掀起学文化高潮。总政治部一九五九年曾制订了全军十年教育规划。可是到一九六○年以后，林彪竟以“突出政治”为借口，取消了部队的文化教育。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去年十二月联合发出了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的通知，要求团以下干部到一九八二年掌握初中数理化知识，到一九八五年掌握高中数理化知识，并且把“战士出版社”赶印的一千二百万册数、理、化课本下发部队。团以上领导机关普遍成立了科学文化教育领导小组，营、连也分别成立了科学文化教学组或教研组。福建省军区还把干部学习科学文化的成绩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方面，彻底扭转那种以为干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象学习军事技术那样重要，是“软指标”的思想倾向。
曾经参加过五十年代学文化运动的师以上干部，如今又拿出当年攻克“文化堡垒”的劲头，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化战争知识。各部队团以下干部和广大战士学习热情很高。他们规定了严格的教学制度，按时上课，完成作业，定期公布到课率，定期进行考试讲评。
干部战士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部队各项战备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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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千多名干部前往西藏参加建设
据新华社拉萨八月三日电 三千多名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最近从十九个省、市和中央机关来到西藏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些干部来自山东、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上海、天津、北京、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陕西和中央直属机关。他们大部分已经分赴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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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分别到东三盟和西三旗看望各族人民
周惠同志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新华社呼和浩特八月四日电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和常务书记王铎、书记王逸伦、副书记杰尔格勒，不久前分别到最近划回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西三旗（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看望各族干部、群众以及边防战士，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表示亲切慰问。
周惠同志长途跋涉，特地来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阿里河镇，看望鄂伦春自治旗的各族干部和群众。他和大家亲切交谈，他说：内蒙古是个好地方，有森林，有草原，有丰富的地下矿藏，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把内蒙古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边疆，为祖国多作贡献。
周惠同志详细了解了鄂伦春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他听到有的生产队还有地方病，以前批所谓资本主义时有的社员自留奶牛被没收，立即同旗委、呼伦贝尔盟委的负责同志商量，决定马上组织医疗队到地方病严重的生产队免费治疗，由国家帮助没有奶牛的社员尽快有一头奶牛。他对盟委和旗委的负责同志说：鄂伦春族人口很少，党和政府应该多多关心他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帮助他们努力发展生产，不断改善生活。
座谈中间，很多人跳起了舞，唱起了歌。鄂伦春族女干部陈金脉激动地唱道：大兴安岭的青松常青，党的恩情唱不尽，把这里的宝藏都开采出来，也表达不完鄂伦春人民对党的深情。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其他负责同志到各地看望各族干部、群众以及边防战士时，也都详细地调查了他们生产、工作和生活情况，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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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和森文集》正式出版
本报讯 《蔡和森文集》（上、下册），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蔡和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现出版的这部《蔡和森文集》，共收集了蔡和森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一年牺牲前的主要著作一百四十九篇，四十四万余字。这些文章，曾先后刊登在当时的《新民学会通讯录》、《响导》、《少年世界》、《新青年》、《先驱》、《前锋》、《布尔什维克》等党内外报刊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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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雪湖绘画展览》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日电 台湾著名画家郭雪湖绘画展览今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郭雪湖先生系台湾省台北市人，后移居日本。郭先生从十七岁开始学画，至今已五十余年。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台湾展出，也曾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展出。
这次在京展出的一百零四幅作品，包括水彩画、水墨画、胶彩画和工笔画，其中有五十幅是郭先生在一九七四年回国旅行时创作的反映祖国大好河山的作品。这些作品既体现了祖国绘画的优秀艺术传统，又具有独特的风格。
著名画家华君武、黄胄、吴贯中、艾中信、古元等观看了画展。
《郭雪湖绘画展览》从八月三日到十六日在北京展出，随后将在上海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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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八号强台风袭击广东香港
新华社广州八月三日电 今年第八号强台风，八月二日下午一点半钟在广东省深圳市沿海登陆。登陆时，台风中心附近地区的最大风力达十二级，并下了暴雨。
台风登陆之前，中央气象台和广东省气象台都及时发布了第八号强台风趋势预报和登陆的具体地点预报，提醒有关地区作好防御的准备工作。
台风经过的广东省汕头、惠阳、佛山地区，沿海有些地方遭受了损失。汕头地区一些海堤被台风带来的大海潮冲决，部分晚稻田进水，一部分香蕉、柑桔、甘蔗、黄麻等作物倒折。这三个地区都有一些房屋被吹倒，据澄海、普宁、惠来三个县的报告，由于房屋倒塌，造成十二人死亡。今天上午，汕头、佛山地委已派出工作组到受灾地区，组织救灾工作。
第八号强台风在广东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凌晨两点钟，这个台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地区已减弱为低气压。
据新华社香港八月三日电 今年第八号强台风八月二日下午一时许正面吹袭香港，使香港岛、九龙、新界地区遭到了广泛的破坏。
据初步统计，在台风袭港期间，至少造成六人死亡，二百六十多人受伤。有三千多名木屋居民、水上居民因水淹、塌屋、沉船而紧急疏散。
灾情最严重的是新界地区。
八月二日下午，香港的海、空以及陆上交通全部陷于瘫痪。
八月三日上午，香港的交通和工商业活动已逐渐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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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侵占风景园林绿地的应该交还
最近，记者到山东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采访，听到一些部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占据城市风景园林绿地及海滨浴场的情况。群众要求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以济南市为例。济南现有风景园林绿地被侵占二千四百七十多亩，一些著名的风景园林甚至遭到破坏。灵岩寺，是我国的四大名刹之一，负有“四绝第一”的盛名，古有“游泰山不游灵岩不成游”之说。这里峰峦奇异，风景秀丽，寺宇悠久，文物古迹丰富。可是，有三分之一的园林面积被侵占。寺内盖了许多仓库，由千佛殿通往“一线天”、“可公床”仅有的一条道路也被铁丝网封死，游人登山受阻，只好破墙而越。寺内许多名景，如“铁袈裟”、“袈裟泉”，由于成为“禁地”，既不能观赏又年久失修，已经破坏殆尽。
烟台市的烟台山，三面环海，一面与市区相接，游人至此，观海听涛，欣赏日出，美不胜收。过去曾辟为游览区。文化大革命初期，烟台山成了“游人止步”的禁区。山上房产有的成了招待所，多数成了家属住房。山上树木也被乱砍滥伐，破坏严重。位于烟台市中心的毓璜顶，历史悠久，景色宜人，顶上“小蓬莱阁”闻名中外。在这样的游览区，却开办了家属五七工厂。群众意见更大的是，烟台市现有的一千多米长的海水浴场，也被一些单位侵占。许多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凡是侵占城市风景园林绿地的单位，应以国家和群众利益为重，尽快退还；一时退还不了的，要采取措施，逐步退还。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着手制订城市风景园林绿地保护法，今后凡是非法侵占和破坏风景园林绿地者，要负经济和法律的责任。
欧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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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情况有出入就是诬告吗？
朱英秋
说起这个题目来，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位干部违反党纪军令，受到报纸公开批评之后，据说这位同志受了很大教育，写了检查，承认了错误。可是事隔不久，不知听到了一股什么风，这位干部竟将事实全部推翻，说什么报上的批评站不住脚，进而提出要对揭发者追究法律责任。但经有关方面调查，报纸的批评基本属实。
象上述把群众正常的反映情况、提出批评乃至控告，基本事实属实，只是某些情节有出入，动辄就斥责为“诬告”的现象虽然为数不多，但它确实反映了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特别是不能正确对待事实有出入的批评。因此，切实划清事实有出入的批评与诬告的界限，以求对群众的善意批评能抱正确的态度，实在大有必要。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诬告的事确实是有的。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造谣无罪，诬陷有功，我们的不少干部和群众都吃够了诬告的苦头。那些风云一时的
“震派”人物，他们为了献媚于主子，动辄用“大字报”、“小字报”、“小报告”，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捏造事实，伪造证据，今天把这个打成“叛徒”、“特务”，明天把那个说成“投降派”、“走资派”，坑害了很多好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这个血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最近，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明确规定：诬告有罪，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坚决给以刑事处分。这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
但是，法律明确规定诬告有罪，绝不是说，群众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批评乃至对某些干部的控告，一旦与事实有某些出入，便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随便给其扣上一个“诬告”的大帽子。坚决打击诬告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文，只应当用来限制诬告者，而绝不应当用来限制群众的正确批评。正如彭真同志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
“国家既不允许以刑法（草案）的这个规定为借口压制批评、压制民主，也不允许以民主为借口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这就告诉我们，群众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批评即使有某些不实之处，但它和侮辱诽谤性的诬告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将二者混淆起来，用对待诬告的方法来对待事实有出入的批评，那无疑会犯极大的错误。
反映情况有出入不能与诬告混同起来，这首先要从事实上加以区别。翻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我们可以看出，在有关诬告问题的法律条文中，采用的都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字眼。所谓“捏造”，就是没有丝毫的事实根据，纯粹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有的捏造事实，以假乱真；有的别有用心，移祸栽赃。所谓“伪造”，则是为了混淆视听，掩人耳目而造的假证明。伪者，虚假也。而正常的反映情况、提出批评乃至控告，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党、对革命事业、对同志负责，他们所反映的或是自己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事实，或是通过一定调查研究得来的情况，其主要情节和基本事实是属实的。当然，由于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反映的情况与事实有某些出入，提出的批评不十分准确，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绝不应当以此为借口，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批评的本身，动不动就给人家扣上“诬告”的大帽子。去年，报纸上就曾登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人揭发某领导干部为儿子办喜事时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可是，有关领导机关派出的核对小组却避开该领导干部确实是大摆宴席、请客收礼、铺张浪费这个基本事实，而去一味强调揭发的同志“把买肉一百四十斤说成了三百斤”，“把请客约六十余桌说成了近二百桌”，“把收礼金一千元说成了一千三百余元”等等，并因此就说群众反映的情况“失真”。当然，作为领导机关，经过周密调查，确实发现了某些不实之处，对这些不实部分予以纠正是必要的。但是，象这种抓住某些情节问题就否定主要事实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刑法在规定对诬告犯罪分子给予刑事处分的同时，明确指出：“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款规定。”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诬告和反映情况失实不能等同起来，原因就在于前者是故意造假，后者是无意失实；前者是出于卑鄙的目的，后者是伸张正义，出以公心。话剧《于无声处》里不是有个何是非吗，他明明知道梅林在敌人面前从来没有屈服过，却又出据证明梅林是“叛徒”。这显然是捏造事实，有意诬陷。何是非所以这么干，又完全是为了保住乌纱帽，拚命向上爬，是受他那颗罪恶的政治野心所支配的。我们怎能不加区分地将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而正确地开展批评、反映情况乃至控告，仅仅因为某些事实有出入，就把他们同何是非一类的人物相提并论呢！
能不能正确对待事实有出入的批评，说到底，这是一个真让人家讲话还是假让人家讲话，是真发扬民主还是假发扬民主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得好：“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页）我们希望批评者尽可能多作些调查研究，把事实搞清楚，但是不能要求批评者没有一点事实出入才能提出批评。假使有谁在发扬民主时，一面号召人们大胆讲话，一面又不准讲一句错话；一面冠冕堂皇地请大家批评，一面又要求批评准确无误。那么可以断定，这种民主一定是虚假的，这种号召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搞得一些同志至今余悸未消，向领导反映问题、提出批评时，还往往顾虑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对他们的积极性不注意加以爱护，不做到哪怕人家讲错了，也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反而见到一点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就暴跳如雷，要以“诬告”问罪，那么，还有谁敢讲真话，讲心里话？大家连话都不敢讲，到处是鸦雀无声，又哪里还有什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可谈！
应当指出，现在有些同志身上的霸王作风还很严重，他们看待自己的缺点错误，如同阿Q看待头上的疮疤一样，既讲不得，更揭不得，真可谓讳莫如深。个别的甚至借口群众的批评与事实有出入，把“诬告有罪”的法律条文当成一根大棒到处挥舞，以此来压制民主，堵塞言路，杜绝群众的批评。这种做法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对党、对人民、对自己也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任其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在我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也都懂得“上谤招祸，纳谏兴邦”的道理。齐威王为了广开言路，专门下了一道命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实现唐初“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更是“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他对敢于犯颜直谏，与他争执最多的魏征特别器重。并且明确说过：“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都能如此“闻过则喜，从谏如流”，我们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为显著特征的共产党人，无疑更应当高价征求和正确对待来自群众的各种批评，“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页）
当前，我们正在一心一意搞四化。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实现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全国人民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性、首创精神和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而要真正实行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应当提倡敢于讲话。“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五一页）只要我们坚决地实行“三不主义”，同时对于那些堵塞言路、压制民主的行为，按党纪国法加以严肃处理，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特别是正确对待事实有出入的批评。这样，就可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能使四个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早日变为现实。
（原载八月三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