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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
周叔莲 吴敬琏
从现在起，在工业中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上，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要提高国家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抓紧正在兴建的轻工业企业的建设以及现有企业的调整、挖潜、革新、改造，努力发展手工业，优先保证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在投资、燃料、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宁肯挤一点其他工业行业，也要把轻工生产迅速搞上去。
当前优先发展轻工业有许多有利条件。第一，我
国重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在设备、技术、原材料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援轻工业。现在我国轻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约占百分之七十，以工业
品为原料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如果重工业能够提供更
多的原料，轻工业就能大大加快发展速度。近年来，由于重工业特别是有机合成等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第二，就轻工业的农产品原料来说，增产潜力还很大，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还很多，随着今后农业的发展，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轻工业正可以大显身手。第三，我国轻工业有广阔的市场，特别是随着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八亿农民增加了收入，提高了购买力，必将推动轻工业加快发展，使广阔的市场成为发展轻工业的强大动力。第四，现有轻工企业的增产潜力还很大。建国以来，我们建立了十几万个轻工企业，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设备，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保证它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改进经营管理，就能使生产迅速发展。此外，我国的重工企业和军工企业，也能直接生产一些轻工产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轻工业设备比较简单，所需投资不多，很适宜于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这种企业中，劳动者的收入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迅速地发展生产。充分而又正确地利用这种形式，将会大大加快轻工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就要求某些重工业部门给轻工业让点路。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认为这违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会给重工业和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在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即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更快，这个原理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并不排斥个别时期，例如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严重落后于生产资料生产时，优先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许多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认为当前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违背
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完全是一种误解。
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轻工业大大落后于重工业。轻工业这条“短线”已经短到不能满足我国人民某些基本生活需要的严重程度。难道在这次调整中还不应当赶快把它调上去吗？事实上，目前这样的比例关系不改变，重工业要想迅速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轻工业发展了，才有利于解决重工业需要的资金。轻工业投资少、周转快、利润率高。一九七七年纺织工业的资金利润率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冶金工业仅为百分之二点六；纺织工业的产值利润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三一，冶金工业仅为百分之五点九六。包括利润和税金，轻工业的投资两年就可收回，而钢铁工业收回投资要十六年半。又如，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汇，轻工业是出口创汇高的部门。一九七八年轻工业品出口取得的外汇占外汇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二。再如，轻工业发展了，可以为重工业提供更多的市场。现在我们有些重工业企业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其原因很多，轻工业不发达显然也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担心的是轻工业
（当然还有农业）不能迅速发展，而不是要担心它们会发展过快。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不幸的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办。多年来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单线突出，造成了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现在是应当下决心把失调了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的时候了。
为了切实贯彻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应当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部门存在的一种倾向，就是抽象肯定调整的必要，但具体到本部门时，却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硬说自己是“短线”，要求加长。这种“你长我不长”的说法，妨碍着比例关系调整的落实。其实，“长线”、“短线”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在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建设规模下，各个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例如今年基本建设投资共三百六十亿元，各个部门就是要在这个范围内考虑自己是“长线”还是“短线”，而不能根据本部门某种预先规定的过高的目标，或者不切实际地和先进国家相比，硬把自己的部门说成是“短线”。我们吃比例关系失调的苦头已经够多够久了，难道我们能够容许这种状况再延续下去吗？当然，说轻
工业是“短线”、重工业是“长线”，这是就一般情况而
言。实际上重工业中也有“短线”，例如煤、油、电就
是“短线”；轻工业中也有“长线”，例如有些轻工行业
的生产能力也过剩。因此，在调整时，要认真地调查
研究，过细地做好工作，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而不能
搞一刀切。
还有一个正确处理支农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有些同志认为，为了支援农业的发展，支农工业只能上，不能下，不能给轻工业让路。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十几年来，地方上办起了不少支农工业企业，对促进农业起了一定作用。但从有些地方的情况看，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由于地方资金大量用于支农工业，带来了许多困难。有些地区支农工业的加工能力大大超过可能取得的原材料数量和农村的实际需要，其中一部分产品质次价高又不对路的企业，就有为轻工业让路的问题。例如陕西省咸阳地区工业投资中，重工业占百分之九十，支农工业又占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九十。每个县都有一个到两个农机厂，由于原材料不足，都吃不饱，产品质次价高，大量积压。因为轻工业落后，支农工业亏损，地方财政非常困难，办什么事都得向上面伸手。为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需要压缩部分支农工业企业，或者转产轻工业产品，把轻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咸阳地区三原县有个公社，根据当地农民普遍养奶山羊的情况，办起了一座奶粉厂，一年盈利十多万元，相当该县全年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也增加了农民收入。看来，大力发展轻工业，广开财源，把经济搞活，增加资金积累，这样才能抓住改变某些地区落后面貌的关键，同时也才能掌握支农的主动权。
有的同志常常只看到重工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而看不到轻工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看，棉花、蚕茧等生产的迅速发展，就和棉纺、丝绸等轻工行业的促进作用分不开。现在发展轻工业，也必将从多方面促进农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的；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有的同志进而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这种思想使得人们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为了克服发展轻工业的思想障碍，有必要剖析一下这种说法。
诚然，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从轻工业开始就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为什么要从轻工业开始。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从历史事实看，决定它们的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的根本因素，是当时生产力的状况。首先，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业在这些国家占的比重较大，工业中是以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为主，这种经济结构是生产力状况的反映，决定了当时工业化只能从纺织工业开始。其次，当时这些国家纺织工业的原料和销路比较有保证，技术上也较早地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因此从这里开始工业化是很自然的。而炼铁等行业由于原料、销路、技术等限制，也没有条件首先发展起来。第三，当时社会资本积累少，适宜于经营轻工业，没有条件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而积累的规模归根到底也决定于生产力的水平。可见，正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只能从轻工业开始，后来生产力状况改变了，重工业发展了，资本积累得多了，实现工业化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方法便有所不同。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到了一定阶段，也要靠重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
有些经济学论著曾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来证明，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的，因为轻工业所需的投资少，能够为资本家提供较多的利润。有的人以此来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不应从轻工业开始。其实只要作一点过细的研究就可以看出，这一论证是似是而非的。相反，如果从基本经济规律对于经济结构的关系看，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更需要把轻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生产的
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如果不大力发展轻工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就无从说起。二十年代中期苏联关于工业化路线的大辩论中，斯大林有力地驳斥了某些极左派主张依据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实行“超工业化”的谬论，即用牺牲轻工业、压低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和剥夺农民的方法来发展重工业的谬论，并指出这是一条犯罪的道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原来底子薄，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发展轻工业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不用多说的。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曾经十分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不尽快地发展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强调重工业有过头和绝对化的地方。应该看到，重工业的发展决不能“优先”到损害农业和轻工业的程度。而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却是发生过这种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曾尖锐批评过，“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没有能兼顾国家和工人的利益，而且“把农民挖得很苦”，是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8、274页）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象苏联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而比较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其结果是经济发展速度比较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快。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注意吸取。
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我们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建立起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应该能够发挥我们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能够较快地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家和企业的积累，能够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最高的发展速度和最好的经济效果。当前在工业内部优先发展轻工业，就是建立这种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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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理标准的讨论非常必要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书记 张旭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做好实际工作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组织待业知识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体会到，不弄清真理标准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任何问题，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会落空。
我们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归根结底无非是做两件事，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这二者都离不开实践，所以做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上级的指示、决定，我们是应该认真执行的。但是，执行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但是，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不容易。首先，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妨碍人们自觉地能动地从“实事”中求出“是”来。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多年以来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制造现代迷信和新奴隶主义，给人们套上了一道道的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陷入僵化、半僵化状态，不能或不敢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们崇文区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多年来不能解决，谁也不敢接触，唯恐被扣上污蔑大好形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帽子。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绝不是空喊就能使人们接受的，而是要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利益。大量的知识青年闲散在社会上，不但浪费了大量人才，加重了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压抑了青年人的朝气和上进心，增加了社会秩序不安定的因素。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然而，认识了这个问题，人们却苦于没有解决的办法，因为条条框框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按照现行的劳动工资制度，职工就业是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的。要组织青年就业就必须有国家的招工指标。而每年国家分配下来的劳动指标，只能招收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要待业。这样逐年积累，待业青年越来越多。一部分人领到了“铁饭碗”，另一部分人却没有“饭碗”，这就是“制度”，是上了文件并实行了多年的制度。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可不可以、能不能够改变呢？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在国家招工指标之外，组织待业青年兴办各种集体企业的设想。
事实上，目前城市人民生活中有许多迫切需要办的事情，没有人去干，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很难满足千家万户各个方面的需要。而知识青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可以较快掌握劳动技能。我们的干部不少有组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集体劳动的经验；在退休职工中还有不少掌握绝妙的专业技术的人才，愿意
收徒传艺。组织待业青年兴办集
体企业，完全是有条件的。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污蔑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的私有”、“不是社会主义”，
有些同志在如何看待集体所有制问题上仍然认识模糊，因而对组织待业知青参加集体企业劳动，顾虑很多。结合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中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集体所有制的污蔑。实践证明，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一样，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无论在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搞好商业、服务事业方面，还是在扩大就业方面，集体所有制都有着重要作用，在某些方面，集体企业较之国营企业更有其优越性。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集体所有制经济不但不应削弱，相反地，必须大力发展。
思想认识解决以后，当我们经过初步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并在全区推广的时候，却有不少青年人不愿参加集体企业。原来他们担心加入了集体企业，就很难出来了，将来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时，也不会招他们；还担心这种集体劳动工资低，福利待遇低，生活有困难，被人瞧不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市有关部门对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做了修改。如：待业知青的集体劳动组织，属于互助合作性质，参加自愿，退出自由，不影响将来招工、参军和升学；在集体劳动组织中的劳动时间，计算为正式工龄；实
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
则，根据集体收入确定工资待
遇，搞得好的，也可以高于同行
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些改
革，有力地纠正了歧视集体所有
制的错误认识和做法，为组织青
年就业的工作打开了局面。
但是，只是一些服务性事业
还不能解决大量待业青年的工作
问题，必须把就业门路扩大到工
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可这又
与一九七八年市里某些规定相矛
盾。按照规定，区一级只能发展
“三站”（服务站、红医站、校外活
动站）、“两代”（代营食堂、代销
店）、一所（托儿所），即只能搞群众生活服务事业，不许搞生产。实践证明，这种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生产生活的需要。许多群众需要的或可供出口的大量产品，有些却没有企业进行生产，有些供不应求，为什么不能由知识青年组织集体企业来生产呢？同时，没有工业收入的支持，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服务事业。我们认为，虽然上级曾经作了上述规定，但是，实践既然证明它已经不再适合今天的情况，我们就不应该拘泥死守，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于是，我们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意见，经上级批准，把就业门路扩大到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上来。这样，在原有街道生产组的基础上，开辟了多种生产和服务项目，一九七七届以前毕业的待业青年基本上得到了安排。青年人满怀朝气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很高，生产和利润不断增长，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什么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决定着实际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端正思想路线，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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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坐轿”与“抬轿”
王博平
在旧时代，凡达官贵人出门，都喜欢坐轿。那个时候，轿子不仅是剥削阶级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显示身份的标志。坐轿者是老爷、少爷、太太、小姐，抬轿者是穷轿夫、贫苦农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旧社会，还有着另一种“坐轿”和“抬轿”。北洋军阀时代，某军阀会见洋人时，在洋人身边放了个臭屁，洋大人很不高兴，场面十分尴尬。这时，随从在侧的上尉副官立即大声报告说：“报告大人，自己该死，放了个臭屁。”军阀当着洋大人的面狠狠地训斥了他几句，令他退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位上尉随从立即换上了上校的肩章。这种“抬轿”与“坐轿”者的关系，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
今天，出门坐轿的社会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但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坐轿”和“抬轿”的现象。这种“坐轿”和“抬轿”的旧习气之所以在一些人身上复活，主要责任在于“坐轿”的人。事实证明，哪个单位盛行吹吹拍拍之类的歪风，这个单位的领导者必定是喜欢阿谀奉承的，也就是喜欢“坐轿”的。有一些单位，明明工作很成问题，听到的却是一片“在××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伟大成绩”，等等。如果领导不爱“坐轿”，上述事情又怎么会发生呢？“坐轿”和“抬轿”的歪风既然主要是领导带出来的，要纠正这股腐朽庸俗之风，关键也在领导。如果领导作风正派，坚持党的原则，那么，即使有人钻头觅缝来“抬”你，你坚持不“坐”，并且劝阻他，批评他，抵制他，这种风气是不难纠正的。
话又说回来，假如只是有人想“坐轿”，而无人肯“抬轿”，这想“坐”的也就“坐”不成。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为害，造成的流毒、影响大，在有些人眼里，“抬轿”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抬轿”者花本钱，费心血，“吹喇叭”、“抬轿子”，换来的是“坐轿”者的满意、喜欢与信任，从此，提工资、拿“党票”有了保证，职务可以一提再提，房子可以一大再大，连妻子儿女都可以沾光。有的“抬轿”老手，就学会了一套观颜察色“抬轿子”的本领。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善“抬轿”者看到自己的一个同事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干工作，却不能讨好领导，就好心地向他透露了一点“抬轿”术，说：“你辛辛苦苦有个屁用，要研究领导的需要！”
“坐轿”的不只是“坐”，有必要时也愿“抬”。有的“坐轿”者本是“抬轿”出身的，也善于“抬轿子”。这也是有的领导干部在本单位可以称王称霸，有恃无恐，群众奈何他不得的一个原因。“抬轿”的也不只是“抬”，他今天卖力“抬”，正是为了明天可以舒舒服服地“坐”。那些靠“抬轿子”、“吹喇叭”向上爬的人，有的不是已经“坐”上“轿子”了吗！
当然，上述“坐轿”和“抬轿”的现象，在我们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少数人的行为。但它却是一种腐蚀剂。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作风不正派，爱“坐轿子”，爱耍私情，爱走后门，爱吹牛皮说假话，爱揩油沾便宜，那么，在这个单位里，必定是歪风邪气上升，“抬轿者”受重用，正派人遭排挤，群众憋着一肚子气。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坐轿者”一般都是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的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如果他们闭着眼睛坐在“轿子”里，让自己过去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大目标淹没在一片阿谀奉承、吹吹拍拍的颂扬声中，使“坐轿”和“抬轿”的毛病传染开来，那么，我们的党还有什么战斗力，怎么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因此，反对“坐轿”和“抬轿”的庸俗作风，决不是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四化的成败以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原载《云南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