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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挝难民问题的根源
新华社记者综述
自一九七五年老挝解放以来，老挝逃到国外的难民已达二十多万，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在首都万象，难民每天以七、八十人的速度外逃。在下寮地区，每天渡湄公河外逃的约三百人。在古都琅勃拉邦，有的老挝人居住区出现了十室九空的凄凉景象。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老挝外逃的难民中，包括现政府干部、职工、军人、技术人员、商人、青年、学生、农民以及旧政府官员。这不仅加深了老挝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且给邻国泰国造成了沉重负担。为什么在过去、特别是在艰苦的抗美战争年代，老挝人民都没有大量外逃，而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短短几年内却发生数十万人外逃的现象呢？这只要看看老挝近几年发生的变化，就不难找出答案。
老挝全国解放后，越南当局派出的四、五万军队对老挝实行军事占领，侵占老挝大片领土，控制了老挝军事要地和交通线以及自然资源。同时，越南还派出大批“顾问”和“专家”，严密地控制了老挝党政军各部门，推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大肆对老挝进行殖民主义掠夺。越南这种太上皇的行径，遭到老挝广大干部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大批干部和群众因此遭到迫害和残酷镇压。为加强对老挝的控制，越南“顾问”和“专家”大搞“顺越者昌、逆越者亡”，在老挝干部群众中层层举办“老越特殊关系学习班”，妄图迫使他们服服贴贴地接受这种统治。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谁要敢说几句对越南不满的话，谁就会被迫参加“学习班”，高级干部则被送到河内去“洗脑”，“情节严重”的就被抓进监狱或送往劳改营，在短短时间内，这样的政治犯挤满了老挝所有监狱和劳改营。据一名逃到国外的老挝负责干部揭露，近几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有两千五百名党员因被认为“反越”而遭清洗，数百人被投入监狱，有成百人被杀害。为了镇压老挝人民的反抗，越南当局还大肆扩充老挝军队，把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人拉去当兵。此外，越南当局还在老挝实行越南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弄得许多城市居民生活无着，人心惶惶。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和其他居民不堪忍受这种法西斯殖民主义统治，许多军人不愿被驱使去镇压骨肉同胞，许多青年不愿为河内充当炮灰，不得不纷纷外逃。老挝一位外逃者说：“因为越南军队太多了，人们无能为力。如果你敢讲话，你就会被捕。”
为什么大批农民也背井离乡逃往异国呢？老挝是一个人少地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在越南的军事占领和殖民主义掠夺下，广大农民食不果腹。在老挝的越南驻军不仅就地向老挝农民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而且还把搜刮的大批粮食和物资运回越南，以弥补其国内的不足或供出口，换取外汇。越南军队还把老越边境地区的许多老挝农民赶出家园，强占老挝的大片良田，把越南人移居老挝。据西方报刊报道，目前移居到波罗芬高原和老挝其他边境省份的越南人已达十万人。越南当局的这种殖民主义行径，使老挝农民遭受到深重灾难，激起农民强烈不满和反抗，造成大量农民外逃。在万象地区，一些农民宁肯把稻谷拿去喂猪，也不愿上交。有的则把稻谷烧掉，然后全家渡河外逃。去年九月份的一个夜晚，万象附近农村就有近百户农民集体外逃。
在越南控制下的老挝，少数民族人民的遭遇尤为悲惨。几年来，越南和老挝当局接连出动军队，野蛮镇压老挝山区的苗族人。他们用炮轰、飞机炸，甚至使用化学毒剂，把苗族人成村成村地杀死。许多少数民族人民为逃避这种屠杀，不得不拖儿带女、跋山涉水外逃。他们在外逃途中，又常常遭到越老军队的袭击。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不久以前，“老挝山区的一批苗族人共一百八十九名试图逃越湄公河进入泰国，巴特寮军队用机枪和枪榴弹发射筒射击他们。至少有四十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首都万象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象在越南一样，有一些由当局主办或支持的难民输送集团。如果难民能交出几百美元，就可以被安全送过湄公河。如果能交出几千美元，就可得到护照和去国外的签证，并有人负责送上国际班机。如果没有美钞或黄金，难民就只有空身泅渡湄公河。这些泅渡者经常会遭到在河边巡逻的老越军警的残杀。在万象市，人们经常听到军警向难民射击的枪声。一位西方的外交官说：“在这个城市里，居然可以看到军人拿人做活靶子来练习，他们有时候举着枪不打，一直到难民快游到彼岸时才开枪。”
大量的事实表明，制造老挝难民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自称与老挝有着“特殊关系”的越南当局。越南的殖民主义统治和掠夺，迫使老挝的干部和群众苦不堪言，不得不逃往国外，谋求生存。如果越南当局不停止对老挝的控制和掠夺，老挝的难民外流就仍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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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会议员团对苏联一些政策提出指责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七日电 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莱·沃尔夫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团从八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访问了苏联，并同苏联议员团就美苏双边关系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访苏期间，美国国会议员团同苏联议员团“详细讨论”了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移居权利、苏联在亚洲和印度洋的力量的作用等问题。美国国会议员还会见了苏联宗教界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犹太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家属。据共和党议员吉尔曼说，会谈期间，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都戴着刻有夏兰斯基名字的银手镯，“这件事激怒了苏联方面的一些人”。在“长时间激烈的”辩论之后，美国国会议员团递交了一封关于人权问题的致勃列日涅夫的信和一份苏联长期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九千八百人名单。
这个由十四人组成的美国国会议员团的团长沃尔夫于八月二十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讲了话。他说，美苏两国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因为美苏“两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深地卷入和共同关心种类如此繁多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他说，“苏联目前误解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的政策和动机”，认为美国在打所谓“中国牌”或正在“撤出”亚洲，“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他说，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调整态势的工作已经完成”。他还说，“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关系，因为我们感到这是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的。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使一项已经失败的政策一成不变”。华盛顿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有利于和平与稳定，“决不是针对苏联或者任何第三国”的。
沃尔夫谈到了“老挝、柬埔寨和越南难民从人道主义上说所处的悲惨境地”。他说，美国“并不支持中国出击越南”，“但也不能同意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沃尔夫说：“从各方面说，我认为把古巴说成是一个不结盟’国家都是荒谬的。古巴同你们的政府及其对外政策目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非洲尤其是这样。”谈到人权问题时，沃尔夫指责苏联不给犹太人和其他人在苏联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他说，苏联希望移居的“被抛弃的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人”的困境对苏美关系恶化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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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克格勃在瑞典活动猖獗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八月十五日电 这里的人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克格勃的猖獗活动。
今年上半年，先后有两个瑞典人因为替外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瑞典当局逮捕，其中一人曾在瑞典保安警察局和国防参谋部任职，另一人是瑞典的高级警官，名叫汉斯·梅林。这两起重大的间谍案都和苏联驻瑞典大使馆有关。五月，在斯德哥尔摩法庭对梅林判处四年徒刑的同时，瑞典外交部就苏联大使馆人员从事针对瑞典的间谍活动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据《快报》透露，梅林是和苏联大使馆的两个“副领事”保持接触的；其中一个“副领事”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情报人员”，很懂“阴谋技术”，来瑞典后不久就“以大部分时间”从事“同副领事身分不相称的活动”。
去年年底在这里出版的《苏联在瑞典的间谍活动》一书揭露，苏联对瑞典的间谍活动是从海上、天空和陆地三路并进的。仅在波罗的海，苏联就有军事间谍船六艘，还有大量伪装为渔船和商船的间谍船。苏联的侦察机不断飞临瑞典的上空。这些间谍船和侦察机刺探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军事电台、雷达站和防空基地的位置，窃听军事及其他机密的无线电通讯，并且侦察这些国家军队的活动。
陆地上的间谍活动更是无孔不入。据报道，苏联各机构派往瑞典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一九七五年达一千零三十七人，其数量远远超出了公开工作任务的需要。他们当中，有许多其实是间谍。例如，当时的苏联驻瑞典大使米哈伊尔·雅科夫列夫在一九六○年就曾经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扎伊尔驱逐。此间普遍认为，他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
克格勃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外交官们”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套取情报。有的外交官常常外出“旅行”，他们乘坐着不挂“使”字牌号的汽车，专去有重要港口、桥梁和其他重要设施的地方。
克格勃还利用苏联驻瑞典的各种公开机构进行间谍活动。例如，苏联在瑞典开设的马特列科汽车销售公司，每年销售苏制汽车不过三千辆，却不但在斯德哥尔摩设有总公司，甚至还有从苏联特别派来的约二十名“汽车专家”。瑞典反谍报机关曾多次发现这些“汽车专家”到瑞典军事设施和无线电台附近活动。瑞典警方曾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一九七六年七月两次发现克格勃分子开着马特列科公司的汽车跟踪瑞典公民，干特务勾当。
据统计，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因在瑞典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的瑞典人和外国公民达二十五人，其中多数同苏联有关；一九四一年以来被瑞典驱逐的苏联外交官、记者等先后也有二十多人。
克格勃加紧在瑞典的间谍活动，是和苏联在科拉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欧其他地区加紧扩军备战同时进行的。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便被空投到北欧国家的后方，制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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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道几内亚成立新军政府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七日电 马拉博消息：赤道几内亚最高军事委员会最近决定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政府），奥比昂中校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技术委员会下设国防、外交、内政、财政和贸易等十一个委员会各由一名特派员领导。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洛伦西奥·马耶兼任外交委员会特派员，第二副主席萨尔瓦多·埃拉兼任贸易和财政委员会特派员。奥比昂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特派员。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赤道几内亚新的军政府已于八月二十五日成立。
赤道几内亚在八月三日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前总统马西埃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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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世界粮食将比去年减产
美澳中小麦将增产，苏联小麦产量将大大低于去年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五日电 据西方记者报道，今年世界粮食将是个歉收年。预计，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的产量将比去年减产七千多万吨。
据国际小麦理事会估计，今年世界小麦的产量在四亿一千万吨到四亿一千五百万吨之间，比丰收的一九七八年减产百分之六、七（一九七八年为四亿四千二百万吨）。理事会估计，今年苏联小麦产量为九千万吨到九千五百万吨，大大低于去年的一亿二千零八十八万吨；东欧国家小麦产量将为二千七百万吨到二千八百万吨，去年为三千零六十万吨；欧洲经济共同体小麦产量估计为四千三百万吨到四千四百万吨，去年为四千七百五十万吨。世界四大粮食出口国之一的加拿大，估计也将会从去年的二千一百一十万吨减少到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一百万吨之间。
据估计，美国今年小麦的产量将超过去年，达五千八百万吨；澳大利亚如果气候良好，小麦产量可能超过平均水平；中国小麦的产量将超过去年。
据报道，今年世界粮食之所以减产，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国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苏联一些产粮区在五月份受到洪水的袭击后，七月份又遭到干旱，估计夏粮和秋粮将减产四千多万吨。东欧地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也都发生严重的旱、涝灾害，导致粮食歉收。联合国粮农组织说，除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因雨季来得晚作物收成受到影响外，还有二十个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歉收。南部非洲从赞比亚到安哥拉，由于干旱使粗粮减产百分之三十，而干旱最严重的地区减产多达百分之九十。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则遭到了涝灾。
联合国粮农组织称，目前世界粮食的储备是“充足的”，但是，预计到今年年底，储备将“大大减少”，而且已不足以应付另一个歉收年了。一九七二年由于全世界粮食歉收，挖了不少库存，一九七三年虽然是个丰收年，但却未能增加粮食储备。紧接着一九七四年又是一个歉收年。今年粮食产量两次下降，特别是苏联歉收情况严重，使世界粮食库存压力增大，明年将消耗掉很大一部分的粮食储备。
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表明，由于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平均每个人的耕种面积已在减少，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又有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今后世界对粮食的需求大有增长之势，如果保持住发展中国家目前每个人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的话，那么到一九八五年单单对谷物的需求量就将从五亿五千万吨增加到九亿吨。
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增长幅度，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七年期间，平均只有百分之二点八，这比六十年代的增长幅度还要小。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间，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使自己的农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十四，但是，人口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花许多钱去进口粮食，这就愈益增加了它们的财政负担。
由于世界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国际谷物观察家认为，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粮食价格将上涨，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难以同象苏联这样大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进行竞争。美国的一家报纸说，如果第三世界要摆脱国际谷物商人的束缚，它就必须认真地自己种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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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刻的主题 鲜明的形象
——罗马尼亚《政权·真理》等三部彩色影片观后
章柏青
近几年来，罗马尼亚艺术家响应党的号召，拍摄了越来越多的取材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反映党内斗争的影片。这些影片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罗马尼亚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次我国举办的罗马尼亚电影周上映的《政权·真理》、《光阴》、《延期宣判》等三部影片，正是这类题材影片的突出代表。
勇敢地正视生活，深刻地揭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斗争，帮助人们总结过去，正视现在，展望将来，这是《政权·真理》等影片的共同特点。《政权·真理》是根据罗马尼亚著名作家、罗共中央委员蒂图斯·波波维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反映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同生死，共命运，参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老战友，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由于观点的不同，处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与变化。影片提出并回答了发人深省的问题：首先，是对权力的认识。权力应理解为人民的委托，而不是对政治功绩的报偿。决不能一旦权在手，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等错误思想服务，硬要别人服从自己，甚至干出迫害同志、战友的事来。其次，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权力，而是实践。办任何事情都要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注重实践，否则，就将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光阴》则以五十年代罗马尼亚合作化时期发生在牛角村的“耕牛事件”和六十年代末发生在某工厂的爆炸事故为中心，以坚持真理、保护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杜米特鲁的政治命运为贯串线，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严峻斗争现实，说明了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胜利是属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这一深刻的主题。《延期宣判》是一首捍卫社会主义法制的颂歌。这三部影片的作者，都以过人的胆识，针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启迪人们从中寻找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有益的经验教训。
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出鲜明性格的正反面人物（包括转变人物）的形象，来体现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政权·真理》等三部影片的又一共同特点。《政权·真理》中的彼得雷斯库、杜马，《光阴》中的杜米特鲁，《延期宣判》中的摩卡都是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敢于同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人和事作斗争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艺术形象。彼得雷斯库是一个优秀的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他尊重科学，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同违背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作斗争。当他受到了围攻，被扣上“敌视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主义”等帽子，甚至被开除党籍，强迫劳改时，他仍坚持真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同样，在杜米特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干部对党始终忠诚如一的可贵品质；在摩卡身上，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公安干部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的利益不畏权势的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政权·真理》等影片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塑造了这些优秀人物形象给我国观众以鼓舞，以力量，还在于勇敢地刻划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以及趋炎附势、损人利己、利欲熏心的党员干部形象，从反面给我们以教益。《政权·真理》中自以为是，把权力当做真理的斯托扬，一切按长官意志办事的州委书记玛努，为了讨好顶头上司，不惜利用职权诬陷过去战友的公安机关负责人奥拉留；《光阴》中把自己装扮成革命的代表，将同志当敌人打的区委组织书记米哈拉盖；《延期宣判》中为了捞取个人资本，往上爬，不顾国家利益和工人生命的矿长布塞斯库，都是一面镜子。特别是斯托扬这一人物很有典型意义。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做过六年地下工作，坐了十四年牢，应该说对革命是有功绩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却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他喜欢听恭维话，与他不同的意见一句也听不进去。影片中有一场戏很说明问题：斯托扬下乡时，农庄主席马利埃希为了巴结他，竟组织了一场假结婚仪式，办起筵席、舞会，为斯托扬大唱赞歌，而斯托扬面对这一切，居然笑逐颜开而不自知。这真是一个极妙的讽刺。斯托扬后来转变了，这当然是应该欢迎的，但在他身上，确实能照见某些干部思想深处的脏东西。
这三部影片在捕捉和提炼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刻划人物方面是很有特色的。《政权·真理》作者具有较高的艺术概括力。影片的这场斗争发生在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之间，紧紧围绕着建设一项大型水利工程而展开，矛盾集中，事件集中，人物集中，上下二集、互相呼应，较好地体现了影片主题。三部影片在刻划人物时都重视表现人物的内心思想冲突，特别是影片的对话生动、深刻，富有哲理性，对塑造人物起了良好的作用。
《政权·真理》等三部影片上映以来，受到了我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观众反映说：“影片中的人和事，就象在我们国家、我们周围发生一样。”这几部影片激起我国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不能不说是罗马尼亚艺术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结果。这些影片在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深刻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特别是影片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落后的和不合理的事物所作的尖锐揭露与批评，切中了时弊，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由此，我们不由得想到当前社会上某些人对于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批判官僚主义、特殊化等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作品的非议。这十几年来，在我国社会里，难道象彼得雷斯库、杜米特鲁一样由于坚持真理而被开除党籍、逮捕劳改的事还少吗？难道象斯托扬、玛努、米哈拉盖、布塞斯库这样的人不存在吗？那么，为什么文艺作品写了这样的人和事，就有“缺德”之嫌，就是一种“阴暗心理”呢？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对于这些非议者，我们劝他们去看看《政权·真理》等影片，听听观众的反映，或许对于肃清他们头脑中林彪、“四人帮”的文艺思潮的流毒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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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派遣特务出国从事间谍活动
前越南情报官员揭露苏联训练装备越情报人员
据新华社香港八月二十七日电 香港《文汇报》八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撰写的一篇专访文章，揭露越南当局派遣特务出国从事间谍活动。
文章说：“据最近自胡志明市逃抵香港的一名前越南情报机构官员透露，越南特务机构已加紧派遣特务来香港从事间谍活动，派遣方式主要有两个：通过行驶于越南港口与香港之间的货船把特务偷运来香港，或将特务扮成难民混入越南难民当中乘难民船来香港。
“他说，据他了解，以前曾与他在公安局工作的同事，在今年初至少有一名已通过航行香港与越南港口之间的货轮偷渡来港，另外有三名则奉派混入难民当中，分乘帆船及接载输出难民的货轮来港。还派员混入难民前往东南亚国家。
“他揭露，派遣特务来港及往外国的工作，由越南公安部属下的派遣局负责。
“他指出，越南情报机构近年来与苏联的间谍组织联系越来越密切，曾派不少高级情报人员往苏联及东德接受训练，越南情报机构所使用的先进间谍设备，也是由苏联及东德间谍组织供应的”。“他又揭露，由越南派遣局派来香港的特务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高级特务，其工作是潜伏下来，发展间谍组织或负责较重要的情报工作，他们是通过偷渡方式入境，然后设法在港作长期居留；另一种是本身希望离开越南的政府官员或军官，越南当局以准许其出国作交换条件，要他们出国后，替越南从事情报工作，并留下他们的父母或部分亲属在越南作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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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恢复对越南的经济援助
新华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最近决定从九月份开始恢复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将提供与一九七八年同样规模的无偿贷款四十亿日元，有偿贷款一百亿日元。由于越南进攻柬埔寨和大量输出难民，日本对越南的援助已经冻结。但是，由于最近越南当局宣称从越南流出的难民减少了，日本政府决定“重新开始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
报道说，日本政府认为，恢复对越援助将加强日本“对越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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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短评
切勿上当
越南当局正在给西方某些人大灌迷魂汤，这些人认为，如果给越南一些援助，就可以把它从苏联的怀抱里拉出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正中越南当局的下怀。越南当局正在投其所好，编造神话，骗取经济援助，支撑它由于侵略扩张而造成的政治、经济困境。
这剂迷魂汤的炮制者之一是越南当局的一名国务部长。他最近对西方一些人士说，如果不是中国停止对越南的大规模援助，越南是不会加入经互会的；只是在所谓中国集结军队准备入侵越南和民主柬埔寨在边界进攻越南之后，越南才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言下之意是越南投靠苏联是被迫的，要是西方给它援助，它就会改变现在这种状况。
这名越南国务部长对待这些西方人士，可说如玩小儿于股掌之上，因为他公然眼也不眨地用谎话欺骗他们。越南加入经互会，这是它追随苏联、反华排华、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同中国停止援助有什么关系？翻一下报纸就可以知道，越南正式加入经互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只是在越南当局加紧反华、排华，严重恶化两国关系，中国专家无法在越南继续工作的情况下，才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三日被迫照会越南政府，决定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事情很清楚，越南加入经互会在前，中国停止援助在后。说什么七月份发生的事情，在六月份造成了后果，天下能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吗？
再说苏越条约。它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签订的。那时候，中国边防部队并没有准备对越南的武装入侵进行自卫还击，根本谈不上集结军队的问题。法新社曼谷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消息说，“最近访问了广西省的一位外国记者对本社记者说，边界的中国一侧似乎是平静的”。在柬越边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时越南军队侵入了柬埔寨的鱼钩地区和鹦鹉嘴地区，在那里集结军队，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例如美联社曼谷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一条消息报道说，“在曼谷的可靠人士说，边界沿线越南军队的实力已增到十二或十三个师，大约十二万人”，“越南人的突袭迄今为止集中在鹦鹉嘴及其北面的橡胶园地区和在柬埔寨人口稀少的东北部一些省份进行”。可见，苏越条约的签订，同越南国务部长所说的恰恰相反，倒是同越南当局紧接着的大举入侵柬埔寨有着密切的关系。
事实说明，越南当局投靠苏联，加入经互会，同苏联结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妄图依仗苏联的支持侵柬反华，控制老挝，建立“印支联邦”，进而称霸东南亚，这是它的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所决定的，也是苏联需要利用越南当局来实现它的南下战略的大国霸权主义野心决定的。河内领导人企图把它说成似乎是“迫不得已”，完全是欺人之谈。
越南当局在大越民族沙文主义驱使下大肆侵略扩张，那是铁了心的。中国人民数十年来用鲜血、生命、武器、财物无私地给予越南人民的支援，都被越南当局看得不但一文不值，而且被诬蔑为要借以控制越南。对于这种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人，那些幻想用一点援助把它从苏联拉过来的人，切记不要上当。今天要检验越南当局是否愿意改变政策，就看它是否立即全部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这是检验河内当局诚意的试金石。否则，不管是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强词夺理的狡辩，还是无赖撒泼的说谎，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