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关于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
卫建林 贾春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这种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及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性质与表现形式。
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错综纷繁，纵横交织。但是，这些矛盾的地位、性质、内容和作用，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诸矛盾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对于其它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起着决定的作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会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茫无头绪，束手无策，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分不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就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列宁曾经把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比作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链条，而把掌握主要矛盾比作把握整个链条的主要环节。他说，“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列宁全集》第5卷第473页）正确地认识主要矛盾，紧紧地把握主要环节，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地确定前进的方向和工作的着重点，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从而顺利地解决其它各种社会矛盾。正象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然后就把整个链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1页）
当然，我们强调认识和把握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并不能归结为忽视或撇开各种处于次要地位的矛盾。主要矛盾和各种次要矛盾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固然对次要矛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主要矛盾。而且，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在判断主要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牢牢记住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因此，在诸多社会矛盾中确定哪一种矛盾为主要矛盾，哪些矛盾是次要矛盾，绝不能有丝毫的主观随意性，绝不能靠人们的愿望、情绪、良心、道德来进行虚构，而必须象马克思主义教导的那样，严格地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一定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具体分析。同时，当客观存在的主要矛盾已经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不应当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必须随之而相应地发生变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正确地认识和自觉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指导着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地夺取胜利，把历史推向前进。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就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要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又因矛盾双方的发展变化而形成为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因主要矛盾的不同而与其他阶段相区别。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没有改变，但是，每个阶段由于主要矛盾的不同，它的具体的任务、口号、政策则是不同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向我国发动侵略。一九三五年，它又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妄图吞并全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时，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内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阶级矛盾，其地位都相对地下降了。而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矛盾的地位。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事实，及时地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本来就存在着的、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降到次要地位的中国人民与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矛盾，就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在这种新形势下，看不到主要矛盾的转化，对蒋介石反动派抱有幻想，就会葬送革命。根据这种变化，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页）贯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就是我们党为解决中国人民与蒋介石反动派这一主要矛盾而进行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在全国胜利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党胜利地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事实，及时地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一九五七年初，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重要报告，更进一步论述了这些问题，明确指出：“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8、404页）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完全符合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实际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关头，却未能把党的八大的上述科学的论断，全面地贯彻到实践中去，而在工作指导方面产生了某些缺点和错误。这种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长达十年之久的干扰破坏，使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错误的观点，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并没有随着它完全丧失生产资料而不复存在，相反，倒是越来越强大了；革命的敌人不是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日益巩固而越来越少，相反，倒是越来越多了；阶级斗争不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范围和规模缩小了，强度减弱了，相反，它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越斗越厉害，越斗越尖锐了。在林彪、“四人帮”的猖獗作乱下，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变成了敌与我、是与非的根本颠倒。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勤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罪，懒惰和捣乱成为光荣；党的优秀干部和人民群众成为敌人，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则以“英雄”的姿态弹冠相庆。“四人帮”关于“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公式，关于所谓人民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是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完全是这伙反革命狂人从自己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现实根据的。它的宣传和付之政治实践，曾经怎样造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浩劫，怎样给中国人民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人们是记忆犹新的。
历史是无情的。几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说明，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挫折，都同我们是否能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按照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否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党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总结了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化，做出了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现在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是不是把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实事求是地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是由此确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不是坚决地、果断地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观念；是不是毫不犹疑地抛弃那种无穷无尽地大搞“政治运动”的做法；是不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四化”，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存亡。
我们的一些同志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的阶段。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他们看不到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推翻剥削阶级政治统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制度，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方面所建树的历史性功勋，看不到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被我们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复存在的客观事实。他们常常重复已经过时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但是，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由于这些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存在，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其结果，就只能不顾实际情况，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势必会把许多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人们当作斗争对象，采取不正确的做法。这种做法，只能导致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弄得人人自危，无心工作，无法生产。应当说，我们已经吃够这种苦头了。
有一种忧虑，就是感到承认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会不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恰恰是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同时，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都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正象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指出的：“各种阶级敌人还将长期存在，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我们决不能够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在人民内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还将长期存在，针对这些影响还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和教育。”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区别个别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同作为完整的阶级的剥削阶级之间的界限。这也是我们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根据。个别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内、什么问题上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就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什么问题上，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斗争。
毫无疑问，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完全消灭阶级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进行这种斗争就是实现这个任务的主要手段。当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通过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使阶级最终归于消灭的根本途径，来推动历史的前进。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它的最终消灭也必须通过生产的高度发展来实现。列宁说：“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3页）如果天天喊“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如果认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抓阶级斗争都是万能的法宝，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继续受到阻碍，我们就不能完成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党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及时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目前实际相结合的表现。只要毫不动摇地、坚定不移地循着这条道路前进，一个更加光明的、更加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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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实践标准搞好政治理论课教学
本报讯 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工作部联合举办的北京、华北地区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讨论会，最近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对教育部组织部分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新编写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四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领导干部和北京市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三百多人。
与会同志一致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害，至今还有一部分学生对学习政治理论课兴趣不大，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也遇到种种困难。这种状况，急待改变。大家认为，这四门政治理论课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青年学生，教育后一代，教育人民，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是社会主义大学同资本主义大学的根本区别。我们必须坚持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要真正提高政治理论课的威信，真正发挥政治理论课的巨大教育作用，就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清除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种种混乱，突破他们所设置的种种禁区，纠正错误，发展真理，使政治理论课出现一个新面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与会的同志，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各门教学大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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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阶级关系的估计要有正确态度
陈克寒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知识分子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了。这个论断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但有些同志却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否定中央的上述论断，将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一、目前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是不妥当的，或者是错误的；应当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以消灭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二、当前主要地批判极左思潮是不正确的，而应当主要地批判右倾思想。
做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是不对的。这等于要求我们刚刚开始的一心奔四化的新长征立即停步，使得祖国不但不能富强，人民不但不能改善生活，而且要更加贫穷落后，陷于一片混乱的灾难深渊。
阶级关系从来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每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总要使阶级关系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不断地发生变化。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但可以自下而上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而且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措施，来促进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旧的阶级更快地削弱、灭亡，新的阶级更快地成长、壮大。所以，阶级关系的变化尤为迅速剧烈。
如果我们尊重事实，那末就会看到，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就已经消灭了。那时没有给他们摘帽子，是为了便于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改造。
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已经大大削弱。但当时还保留一个尾巴——定息，所以还不能说完全消灭。等到定息取消，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就根本不存在了。
至于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对于知识分子如何估计，要看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即为那个阶级服务而定。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作为帝国主义奴才的知识分子，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多数知识分子并不依附资产阶级。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所举办的企业、学校、机关中工作，却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把他们叫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周恩来同志称他们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现在又经过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党和劳动人民自己培养的，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都在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邓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有什么错误呢？
其实，关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曾经作了正确的分析。那次大会所通过的政治报告中说：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现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对于阶级关系变化的估计，正是党的八大正确估计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八大提出了新的任务，就是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如果我们的党，根据八大决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领导全国人民踏踏实实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相当发达的国家了。
不幸的是，党的八大结束以后不久，党内出现了一股“左”的思潮。这股“左”的思潮的主要特征之一，恰恰在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后的阶级关系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夸大了阶级矛盾，要求重新划分阶级、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顾问，实行打倒一切，挑动全面内战，最后竟然提出什么“党内资产阶级”，要把在革命斗争中南征北战、历尽艰险的老干部统统消灭。这就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
那么，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还会有上述不正确的认识呢？根本原因是封建迷信思想作怪。他们被那些已经过时的或者根本不正确的概念，把头脑束缚得紧紧的，不敢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当前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应当承认，由于“左”倾思潮的长期存在，要冲破它是不容易的。对于这一点，有些同志缺乏足够认识，甚至不敢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继续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便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有的单位的领导人却不去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其原因，一般地是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不知道不把真理的标准讨论清楚，破唯心主义，立唯物主义，就迈不开脚步，任何工作都无法做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同志在“左”的思潮占支配地位的时候，曾经跟得很紧，犯过这种或那种错误，至今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害怕群众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澄清是非，有损自己的威信。一是有些人担心一旦时过境迁，会丢掉乌纱帽。很明显，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采取这种不正确态度，就不可能真正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二次人大的精神，就会脱离群众，就不敢有所作为，就不能率领群众在新的长征路上前进。现在有的地方工作进展缓慢，同没有广泛地深入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没有解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奉劝这些同志，还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放下包袱，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