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要放手搞电影创作
袁文殊
编者按：本报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起开展“电影为什么上不去？”的讨论以来，得到电影界和热心电影事业的同志的广泛支持，收到了大量来信来稿。他们对如何评价电影工作的形势、加强领导、繁荣创作、培养队伍、改革体制以及如何在电影界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我们已陆续选登了其中的一部分。今天发表的袁文殊同志的这篇文章，对当前电影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讨论，对于我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一讨论暂时告一段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放手搞电影创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有更多更好的影片问世而贡献力量。
自从《人民日报》开展“电影为什么上不去？”的讨论以来，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广大读者和我个人了解了许多情况，得到许多教益。《人民日报》这种关心电影事业的做法，许多电影工作者和广大观众都由衷地感到高兴。当然，不可能一切问题都可以就此得到解决。新事物层出不穷，在前进中不断出现新问题，届时又需要继续讨论。而且理论上的探讨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证实。粉碎“四人帮”之后，电影战线也和全国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电影工作者做了许多工作。到目前为止，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电影生产，秩序虽已开始恢复，电影创作也逐渐有所好转，但是，我们的影片质量和数量还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如何把电影迅速搞上去，还需要我们作艰苦的努力。我认为，当前电影工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放手搞好电影创作。这里仅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是右倾思想还是极左思潮？
当前，阻碍电影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究竟是右倾思想还是极左思潮？这是需要首先作出正确判断的。最近文艺界出现一种论调，认为当前的电影创作思想中存在着右的思想影响，其表现：一是创作革命领袖的作品时，没有按照他们的地位顺序来进行，而强调“写熟悉的”，其实质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二是认为提倡艺术民主，批评“长官意志”，其实质上是夺权。如此等等。我以为所谓文艺创作要按照领袖人物的地位顺序来进行，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领袖人物的政治地位怎么能同文艺创作的顺序等同起来呢？文艺创作必须根据作家所掌握和熟悉的材料来进行，这是一种常识。文艺领导部门尽管可以号召作家去掌握和熟悉应该掌握和熟悉的材料，但是决不能限制他一定要先写哪个，后写哪个。让作家写他熟悉的东西是完全符合创作规律的。怎么能说这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造成创作思想混乱的原因呢？如果一定要先写这个，后写那个，这岂不是又在设置禁区？这样提问题，貌似“革命”，实质上却是对文艺创作的一种禁锢。
至于说写文章提倡艺术民主，批评“长官意志”就是“夺权”，更是荒谬的，这是一种乱扣帽子的坏作风。毛主席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明确说到：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列宁（对不起，我又把“顺序”颠倒了）对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明确：“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为什么写点文章谈艺术民主就成了“夺权”呢？难道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科学的论断也不适用了吗？反对“长官意志”，同样不能认为是什么“夺权”。有的同志错误地把“长官意志”和党的领导等同起来，一听到有人提出反对“长官意志”就以为是反对党的领导，这纯粹是误解。第一，这里说的“长官意志”是带引号的，不能认为就是领导意志，更不能认为就是指党的领导；第二，这里反对的“长官意志”，是指那种脱离实际，不讲民主，思想僵化或半僵化、只会瞎指挥的人而说的，类似这种情况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
还有一种说法：“现在有些领导文学创作的同志，是在俄罗斯和欧洲十八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他们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反对鲁迅”，等等。这种把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和欧洲文艺一笔抹杀，连批判地借鉴也不要的观点，完全是从林彪和江青搞的《纪要》里抄袭来的。过去我们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有的同志就说过文艺黑线专政虽然没有，文艺黑线还是有的。如此说来，既然还有文艺黑线，当然也就还有黑线人物，因此也就难怪有些同志手里还是拿着从林彪、江青的帽子工厂棍子工厂里贩卖来的货色，时刻准备着，注视着，一有机会就把帽子扣将过来，把棍子打将过来。这是不能不警惕的。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对当前的形势应该作何估计，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以为，目前电影创作工作中并不是根本没有右的思想影响，但不是主要的。造成创作思想混乱的原因，主要的是来自极左思潮，这是明摆着的事实。除非我们不准备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要不然就必须继续批判极左思潮。这不能等闲视之。
是真“放”还是假“放”？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江青一再叫嚷：“我要保留批评权”。乍听起来，这句话冠冕堂皇，但意思很明白，棍子还要紧紧地拿在手里，只要看见哪些影片不顺眼，就给它一棍子，同时给扣上一顶大帽子。对影片《创业》和《海霞》大动干戈，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四人帮”垮台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很深，这又是不能不提防的。我们不少同志身上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四人帮”的流毒，对电影创作，还不敢放手。到处还是惊弓之鸟，岂能出现莺歌燕舞的场面？这就是所谓创作人员心有余悸的原因。因此也就要靠我们共同来做好一系列的工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上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长期没有得到贯彻，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我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那么脆弱，在历史上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人物比比皆是。即使在当代，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就看到张志新这样的人物。虽然她不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但她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电影创作是要靠电影界的领导和电影创作人员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搞出成果来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在电影界，知识分子的思想还不够活跃，控制太死，棍子太多，对创作的繁荣是极大的妨碍。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毒草是客观存在，因为怕出毒草就不敢放手，这是一种固步自封的办法，同“双百”方针的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实践证明，在电影创作的领导工作中，社会的方式要比行政的方式有利得多，采取社会方式来讨论作品，首先可以消除创作人员的顾虑，对作品或作者可以有批评和反批评的机会，即使作品最后被否定，创作人员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相反，如果采取行政审查的方式，创作人员往往就只能记录领导者的指示，很难有平等讨论的机会。所以要繁荣电影创作，必须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要真“放”，不要假“放”！因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主席的这段话是用不着多解释就可以明白的，也是当前必须坚决贯彻的。没有“双百”方针的贯彻，电影要搞上去是困难的，要繁荣也是不可能的。
领导思想要更解放一点
我这里提出的领导问题同林彪、“四人帮”时期的领导问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新的领导方式问题。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我们革命运动史上比任何一次都更深刻、更伟大的运动，而人民对电影艺术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切。半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就曾经说过，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现在的事实证明，列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影片，仅在国内一年的观众就以百亿人次计算，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无法相比的。可见，我们搞好一部影片将起多大的作用！但是不可讳言，我们对三十年来的电影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还没有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总结，对电影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也还没有作深入的探讨，比如，如何提高影片的艺术和技术质量，以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如何改革体制，以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如何培养和壮大电影队伍，以赶上我们事业的需要。我们的电影工业，无论机械制造或胶片生产都还十分年轻。总之，电影事业的各个环节都有待我们努力去探索。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领导上必须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按照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有的同志说，目前创作人员有四怕：一怕领导缺“钙”（意思是某些基层领导同志怕负责任，有了问题不是往上推就是往下卸）；二怕领导说外行话（如说：“编剧只要政治挂帅，一个星期就可以写一个剧本出来”）；三怕领导变相打棍子（不点名的批评或给穿小鞋）；四怕领导不放手，提出这样那样的框框来束缚创作人员的手脚。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和切实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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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写农村题材
陈深
最近，我翻阅了今年四个省级的文艺期刊一至五期共十八册。这十八册期刊共登载短篇小说七十二篇，其中反映农村生活的仅占十篇。缺少农村题材的这种情况，在去年优秀短篇小说的评奖中也反映出来：二十五篇得奖作品中，反映农村生活的仅有《顶凌下种》等极少几篇。
为什么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比较少？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写这类题材在政策上不易把握，存在着畏难情绪。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广大作者无所措手足。在那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作品经得住不断变化的农村政策的“考验”，这是创作人员常常感到为难的。至今，有些作者仍然存在着唯恐政策上拿不准而出现偏差的畏惧心理。
文艺作品究竟要不要紧跟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这是文艺创作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为了推动某项中心工作，而及时编写一些短小的文艺节目以及诗歌、短篇小说和绘制宣传画等等，但这决不意味着文艺创作只能紧跟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指为党的总方针、总政策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并非要求文艺作品一定要跟踪和图解党的某一具体的方针政策。文艺是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的，因此，要允许作家对生活有个了解、熟悉、思考和提炼、加工的过程，不能用是否配合了彼时彼地的具体工作为标准，对作家加以限制。而且党在农村的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总是随着农村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因此，把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当作衡量文艺创作的标准，显然是错误的。同时，还必须明确，文艺不只是被动地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它对于政治经济还具有能动的作用。所以作者不要非等到什么问题都有明确的成熟的结论之后才可以动手写作，而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正确的判断为基础，勇敢地拿出自己的见解来，从而对促进农村形势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们的作家应该消除余悸，解放思想，大胆地写农村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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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它一个笑盈盈的王昭君
——谈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的创作及其演出
张锲
曹禺同志新作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去年十一月于《人民文学》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在人们的殷切期待中，把它搬上舞台，同首都观众正式见面。
《王昭君》这个戏，是曹禺同志接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生前的嘱托，为了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十数年之久才完成的一部剧作。它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的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它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曲颂歌，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历史画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长征途中献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厚礼。 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形成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中，不少人为此作出过贡献，王昭君就是其中的一个。
昭君和亲的史实，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汉王朝和匈奴之间，经过一百多年时松时紧、不断爆发的流血战争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汉朝一向友好的匈奴呼韩邪单于在汉王朝的帮助下，平定了内乱，统一了南北匈奴，汉匈和好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在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就“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见《汉书·匈奴传》）史书上还具体记载了昭君在和亲中的表现，说她自“请掖庭令求行”。在呼韩邪的临辞大会上，“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其后五、六十年内，汉匈之间果然出现了一个“边城宴（晚）闭，牛羊布野”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对于这些史实，史学界过去一直是没有什么置疑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历来的许多文艺作品和汉族民间传说中，却大都把昭君和亲这段汉匈两族关系史上的佳话，当做汉民族的屈辱；把分明是自愿请行、高高兴兴承担了和亲这个重要使命的王昭君，描绘成为一个泪流满面、凄凄惨惨戚戚的汉宫怨女。根据远不完整的统计，现存的有关王昭君的诗歌，约有六百多首。有关王昭君的戏剧，有剧目可查的至少也有二十多种。这些留传下来的“昭君诗”、“昭君戏”以及其他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优劣之分，在艺术水平上也有高下之别。但是，他们所写的王昭君，却绝大多数都是一副悲悲切切的委屈相！即使是一些在我国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大诗人、大戏剧家，也不例外。“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李白）写王昭君似乎总离不开要流眼泪。“雁北飞，人北望，抛闪煞明妃也汉君王。小单于把盏呀刺刺唱，青草畔有收酪牛，黑河边有扇尾羊，她只是思故乡。”（马致远）写昭君在匈奴的情景就更为凄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王昭君不光在活着时极端痛苦，死了也还遗恨无穷！就连具有独到见解的王安石，虽然替昭君说了些公道话：“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是，他的笔下也还是少不了“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之类的句子。
当然，在王昭君出现后的一、两千年历史中，也不乏对王昭君及其行为的意义有所理解的文人。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并不能从根本上恢复和使人们端正对王昭君的认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王昭君，距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了！
敬爱的周总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对王昭君做了充分的肯定。他在一九六○年以前，就向曹禺同志建议：快写一个王昭君的新剧本。并且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在此之后，史学界和文艺界的同志曾纷纷发表文章。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同志更明确提出：“应该替王昭君擦掉眼泪，让她以一个积极人物出现于舞台，为我们的时代服务。”这个任务，现在才由曹禺同志大体完成。
读《王昭君》的剧本，看《王昭君》的演出，那个在我们许多人的童年时代就深深刻印在脑子中的哭哭啼啼的王昭君，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的，笑盈盈的“丰容靓饰”、不仅“光明汉宫”，也使胡地增辉的王昭君，终于出现在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舞台上。
曹禺同志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构思这个剧本，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干扰、迫害，他被迫搁笔。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又重新拿起笔来。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仔细研究了有关史料和前人的大量作品；并且不辞劳累，两次前往内蒙古、新疆进行访问，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剧。他这种饱满的政治热情，敢于向千百年习惯势力挑战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二
历史剧应该忠于历史，但它同时还应该是“剧”。这就要求它必须通过艺术手段，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和观众受到感染。在这些方面，《王昭君》的创作及其演出，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全剧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二幕写王昭君在汉宫内是怎样自愿走向出塞和亲的道路的；后三幕则是写她到达匈奴的龙廷之后所经历的斗争生活。剧本通过一些颇具匠心的情节安排，使王昭君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王昭君以及她的一些同时代人，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剧本第一幕写王昭君向掖庭令请行之后，面临着两条生活道路的选择，终于放弃了汉宫“美人”的封号，接下了“可为单于阏氏备选”的圣旨。当时摆在昭君面前的矛盾是很尖锐的。曹禺同志并不忙着去写这种思想矛盾的具体过程，却似乎用了些闲笔，先让两个宫女在闷极无聊中，怀着羞慕的心情偷看了匈奴大单于进宫的仪仗；然后，又让昭君的姑母女官姜夫人，对昭君进行了一番“德言工容”的陈腐的教诲；接着，再着力刻划了一个长锁深宫、疯疯癫癫、堪称为“德言工容”的典范的孙美人的形象：她每天梳妆打扮、等待皇帝召幸已经等了四十多年，头发全等白了，最后虽然等到了宣召，却是要她去为早就死去的先皇殉葬；而她却又并不知晓，临上车时竟因过度欢喜断了气。孙美人的悲惨下场，使王昭君更坚定了奉诏和亲，脱离后宫苦海，去为汉匈两族友好做出贡献的决心。闲笔不闲，它用烘云托月的方法，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王昭君思想发展的脉络。
王昭君觐见汉元帝和呼韩邪单于的一场戏，使人们对昭君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剧本和演出都先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渲染了王昭君的美。当这个“淡淡装，天然样”的汉家姑娘，应命上殿仰视天子时，竟出现了“满朝上下，变成了庙里的泥胎”，“听不见一声咳嗽，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在发着光彩”的情景。当汉元帝要她唱一支由元帝自度的曲子时，她竟敢抗命拒唱，改唱了一个流行民间、“侮慢圣听”的情歌《长相知》。这一惊人的行动，一下子就突现出一个纯真、倔强、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的不同凡响的人物性格来。而当她侃侃而谈，说出了“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这番汉匈和好的道理之后，人们也就由表及里，进一步看出了她的胸襟、抱负和才干来。这一笔，是意外之笔；也是着力刻划人物的画龙点睛之笔。
受到人们普遍称赞的还有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月夜草原上会见的那场戏。昭君到了匈奴的龙廷之后，她和呼韩邪单于之间的爱情，分别受到了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汉朝送亲侯王龙和在匈奴内部坚持民族分裂、心怀不测的左大将温敦的种种阻挠、破坏。两人都满腹心思，出现在夜色溶溶、月光如水的草原上，从各自对着呼韩邪单于的前妻玉人阏氏的玉石塑像，倾吐出心里想说的话，到相互倾吐，再发展到逐步解除疑虑，加深了爱情。这场戏，情景交融，丝丝入扣，编、导、演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出色的创造。
一出好戏，不光要剧本好，还要参加演出的所有各方面人员的通力合作。从演出效果的实践看，北京人艺参与《王昭君》演出的许多同志的严肃认真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三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任何民族都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我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一向关心提倡编写优秀历史剧，用以丰富人民群众的历史知识，增强我们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并且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王昭君》这出戏，一扫历代文人的偏见，还昭君以本来面目，热情地讴歌了这个曾经为民族团结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生动地再现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团结进步的历史本质。它不仅对于激励正在新长征道路上阔步前进的我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光大团结友好的历史传统，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共同奋斗，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历史剧的创作如何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使其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林彪、“四人帮”一伙设置过许多禁区。从六十年代初曾经鼓噪一时的“大写十三年”开始，历史剧的创作就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摧残。现在，这种现象刚刚开始有些改变，文艺创作才只是出现了个初步繁荣的景象，有的人又或明或暗地散布了一些危言耸听的忧虑，仿佛在大力提倡现代题材创作的同时，提倡一下历史剧的创作，文艺界便会天下大乱，毒草丛生。那些人把文艺作品应该首先注意反映现实和历史剧的创作形而上学地对立了起来，狭隘地、片面地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成只是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把首先当成全部，把第一当成唯一。依着他们的意思，文艺创作的路子势必越走越窄。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无限广阔的创作天地，就将重又被压挤在二、三十年内，甚至一、二年内。这种沉痛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人民群众再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妄图让我们重蹈覆辙了！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董必武同志诗）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艺苑内迎风怒放的一朵新花。愿历史剧的花朵越开越多，越开越盛，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增添异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