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明清文字狱简论
王思治
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时，许多文章都谈到古代的文字狱，因为林彪、“四人帮”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字狱再现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本文拟对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作一简括的叙述。
（一）
在封建时代，因文字著述被罗织罪名，锻炼成案的，叫做文字狱。文字狱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不过，历代文网的疏密是有所不同的。明清时，尤其是清代，迭兴大案，因文字而得祸者，比比皆是。
当时，凡被认为不利于一姓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字著述，便被斥为“狂吠”、“悖逆”，其作者当然也就是“违天叛道，覆载（天地）不容”的罪人，结果照例是以“大逆”论死。然而，每一文字狱大案，封建统治者照例也要解说一番，说什么“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因此“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于是，维护“世道人心”便成为文字狱的目的。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文字狱确乎是封建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当时所说的“世道人心”，用封建统治者的话来说，就是要维护“尊君亲上”的“孔门大义”。（乾隆：《传谕八旗务宗敦朴谕》。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一册）
如何将这种“孔门大义”用以作为衡量文字著述的标准呢？讲得最明白的大概要数明成祖朱棣了。顾起元《客座脞语·国初榜文》条载：
“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部署都给事中
曹润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
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
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
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
印卖，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
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
藏的，全家杀了”。
这虽然是指的戏曲而言，其实是衡量一切文字的标准。凡有亵渎圣贤和帝王者都得杀头。这似乎为文字狱规定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其实大谬不然，因为对于“亵渎帝王”的解释，可以随心所欲，漫无边际，常常出于情理之外。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记载明初有名一初和止庵的两个和尚，因诗获罪的故事说：
“一初题翡翠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
日遍东西。羽毛亦足身为累，那得秋林静处栖。’
止庵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
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
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皆为太
祖见之，谓守仁（一初）曰：‘汝不欲仕我，谓我
法网密耶’？谓德祥（止庵）曰：‘汝诗热时无处乘
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
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
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欲不肯为善耶？’
皆罪之而不善终。”
写景写物，皆可以成为亵渎帝王、诽谤朝政的罪名。这样一来，任何文字，均可按照“指桑骂槐”的原则，硬说你寓有深意。明明写的是此，偏要说你指的是彼，硬派给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经“圣裁”、“钦定”，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明孝陵（朱元璋）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静志居诗话》卷二）文字狱之所以是冤案、假案、错案，其源盖出于此。而深文周纳，锻炼成狱，则是其基本特点，可以说鸡蛋里面挑骨头，是文字狱必然采取的手段。
“亵渎帝王”之所以成为文字狱的主要定罪标准，是因为在封建时代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居于至尊无上的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只要是皇帝，理所当然是“圣主明君”，评说皇帝的是非就是罪该万死。封建皇帝实质上不过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作为封建制度化身的皇帝，同时也就是一姓王朝封建国家的象征。所以，在中世纪，“朕即国家”便成为不庸置疑的最高政治原则，因而凡文字著述经过统治者的曲意解释之后，均可能招致“诽谤朝政”、“图危社稷”等等罪名，而成为“盛世之累”，结果是与诽谤皇帝同罪。嘉靖中，山东乡试，有士子在《防虏御边策》中说，“虏未南侵”，是因为“丑虏餍饱”，不应高枕无忧，而应早为之备。通观明代与蒙古的关系，这个建议本来是正确的。然而，“上览之曰：此策内含讥讪，礼部参看以闻”。于是，希承“圣意”的礼部尚书张璧奏闻：“今岁虏未南侵，皆皇上庙谟详尽，天威所慑，乃不归功于君上，而以丑虏餍饱为词，诚为可恶”。定罪名曰“叛经讪上”，“狂悖不道”。监临官御史叶经以失职被逮廷杖而死，考官周?等多人由锦衣卫差官校“逮系至京治之”。（《弇山堂别集·科试考》）这样的文字狱，简直是荒谬绝伦。
（二）
清代文字狱的凶残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五十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和雍正时的吕留良案，是清初的大案，此两案各牵连数百人。戴名世有志于明史，曾网罗散失佚文，搜求明季野史，访问遗老，著有《南山集》、《孑遗录》等书，因书中用明桂王永历年号，不用清朝年号，被认为“罔视君亲大义”，处斩。吕留良生于明季，死于康熙二十二年，因在诗文中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一句，而遭到严酷镇压。此后文网愈密，动辄犯忌，望文生义，无中生有，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统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巡抚李湖在办理“刘翱供状案”时，给乾隆的奏折中，有一段关于清政府之所以屡兴文字狱的论述，是颇能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见的。他说：“士风浇漓，冠履不辨，句读不明，动辄掉弄笔墨，冒上无等，锢习相沿，恬不为怪。若非申明国宪，示以创惩，俾咸之警改，必致旧染日深，罔知大义，殊与风俗人心所关非细”。（《清代文字狱档》第四册）所谓“士风浇漓”，也就是士风日薄，学风险恶。这是清统治者对当时的读书人的基本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自然认为士子都是甘心为恶之人，这样文字狱的扩大化也就是必然的了。而清统治者则决心以高压手段，对“掉弄笔墨”的士人，给以创惩，即使是“句读未明”，文理未通，因而遣词用语不当者，也难逃“罔知大义”的罪名。
清代文字狱之苛细残酷远过历代。只要一经成为大案，作者和他的亲属（不论知情识字与否），作序的、刻板印刷的、接受送书的，都在追查之列，总是牵连一大串。发现案情就下令“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清代文字狱档》第一册）整个统治机器如临大敌，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查缴“逆书”，追捕牵连人犯，往往牵动很多省份。对作者照例是抄家，因为在统治者的心目中，既然敢于“狂吠”，必定不止于一声，抄家是为了搜查有无其他“悖逆”文字。对于所谓的“逆书”，不论是板片、抄本、刻本，一律解京销毁，不许有片纸只字存留。各省督抚奉到的命令是必须“实力查缴，俾狂吠诗词，搜毁净尽，以正风俗，而厚人心”。（乾隆：《查毁碧落后人诗谕》。《清代文字狱档》第五册）于是各省督抚派出精通文墨的干员，四出访查，虽穷乡僻壤也要查到；所有书铺及藏书之家，都必须“出具甘结”，保证没有追查的“逆书”。（《李质颖（浙江巡抚）奏查戴移孝等书籍折》。《清代文字狱档》第五册）被牵连的人犯虽在数千里外，也要缉拿归案。如果作者和作序的人早已死亡，则追究其后裔，假若子孙也已死，虽曾孙亦在追究之列。“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就是如此。
戴移孝是安徽和州人，著有《碧落后人诗集》，此诗早在雍正时已由戴家自行销毁。后经生员林元英首告，在抄家时，又发现戴移孝之子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一书，刊于乾隆九年，曾任道员的鲁之欲为之作序。因书中有“长明宁易得”，“且去从人卜太平”等诗句，被认为“诗内悖逆狂吠之处甚多”，而成为大案。乾隆四十五年案发时，戴移孝、戴昆早已死了，戴移孝的曾孙戴世道被捕审讯时供称，三十六年前（即乾隆九年）刊刻《约亭遗诗》时，“因彼时年幼”，“学问疏浅，不知诗内有犯悖逆”。但仍以“大逆”定罪，戴移孝、戴昆被刨坟戮尸示众，曾孙戴世道斩立决，兄弟三人也受株连。为《约亭遗诗》作序的鲁之欲并其子也早死了，其孙五人分别在湖北、湖南、广西、直隶等省拿获归案。乾隆发布上谕，命令“即将鲁恕杰（鲁之欲之孙）有无另行翻刻传布之处，严加诘讯”。鲁之欲为该书作序时，鲁恕杰年仅三岁，“未通文墨”，根本不知道其祖父作序之事，也不认识戴家的人，尽管如此，但因是“罪人之孙”，鲁恕杰等兄弟五人，均受到惩处。（《清代文字狱档》第五册）
此案是因“长明宁易得”而兴大狱。在当时，“明”“清”二字切不可随便使用，因为清统治者猜疑过甚，往往望文生义、无中生有，把人定为“大逆”，用办案大员的话来说，就是“推求其意，悖逆显然”。（《署两江总督高晋奏折》，《阎大镛俣俣集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八册）许多人就是因“推求其意”而丧命的。如胡中藻《坚磨生诗抄》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都成为重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则是把“忆鸣”二字经“推求其意”之后，成为“忆明”，然后按“大逆”定罪的。（《清代文字狱档》第五册）文字狱的残酷株连，使很多无辜之人含冤九泉。
当时“逆案”之多，还因为乾隆有一个自命不凡的思想，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明君”、“英主”，在他的统治之下也就自然是“盛世”，不可能有“名臣”和“奸臣”。他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庭有名臣、奸臣”。曾任大理寺卿的尹嘉铨是一个道学家兼孝子，他向乾隆上奏折为其父请谥和配祀孔庙，被认为“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在抄家时，发现尹嘉铨模仿朱熹编了一本《本朝名臣录》，这自然与乾隆的意见相抵触。乾隆发布上谕说：“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世，逞其私意，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当然就是死罪了。（《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清代文字狱档》第六册）
（三）
封建统治者也知道，以这种“推求其意，悖逆显然”的手段而兴文字狱，置人于死地，是难以服人心的。所以在每一大案之后，便会有指斥“逆犯”如何罪有应得，统治者又如何正确之类的“上谕”，如雍正时编的《大义觉迷录》（包含曾静供状），乾隆《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黄检私刻奏疏种种乖谬谕》等等。这是对死者公开的口诛笔伐，是公开的一手。背地里还有更紧要的一手，就是对心怀不平者秘密严行访拿。如胡中藻案，乾隆命令：“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造言诽谤，此舞弄笔舌，所关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严密访拿”。由于胡中藻曾任内阁学士，交往者多为大吏，所以对告老还乡大员尤其注意。浙江人梁诗正，曾任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在籍。浙江按察使富勒浑秉承“圣意”，以曾为梁诗正下属，故为谦恭，前往拜谒，“面试其心”，以胡中藻案试探，企图使梁诗正吐露真言，堕其术中。岂知梁诗正也是久于官场的老手，对此中利害十分洞悉。他同富勒浑虚与委蛇，一方面说“胡中藻狂悖丧心，理应寸磔”；一方面又说“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又特别表明自己“向在内庭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存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勒浑虽一再“拜谒”，也没有探出所以然，最后给乾隆上了一个奏折，说“梁诗正谨慎畏惧”。乾隆朱批：“如此则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清代文字狱档》第一册）算是放心了，没有再追究。
由于统治者的刻意深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不仅使办案的官吏从重拟罪，而且一些无耻之辈为营谋私利，挟嫌诬陷，告讦之风纷然而起。《清代文字狱档》也辑有这类案件。御史曹一士向乾隆上疏说：
“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
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
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
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
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
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
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
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
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天下告讦不休，士
子以文为戒……”。（《清鉴纲目》第452页）
由此可知，当时人业已指出文字狱之滥及用法之严酷，造成了冤案、假案，同时煽起了告讦之风，使“士子以文为戒”。
文字狱造成的社会恶果是极其深重的。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文字狱的凶焰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龚自珍写了乙亥杂诗一组，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全集》第521页）这位敢于面向未来的战士，痛感于当时没有一丝生气的“万马齐瘖”的时局，大声呼唤振聋发聩的“风雷”。他认为造成这种有如古井的局面的原因，就是恐怖的文字狱给人们带来的“创惩”实在是太深刻了。龚自珍认为，由于文字狱造成的死寂沉闷和人材缺乏，是清王朝衰落的原因。这种认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
鲁迅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者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6－47页）如上所说，这效果就是使当时的读书人钳口而不敢言，“万马齐瘖”，清初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被扫荡无遗。为了逃避文字之祸，绝大多数有志于学问的读书人，便以训诂考据为唯一学问，沉溺于故纸堆中，成为一代学风。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考据学领域内做出了成绩，但就一代学风而言，由于绝大多数人不敢关心国计民生，怕触犯忌讳，缺乏有生机的思想，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相当落后。所以当外国资本主义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后，能够明白大势的人实在太少，而抱残守缺，以“国粹”骄人者却大有人在。这不能不是近代中国落后不振的原因之一。
从清代文字狱造成的严重后果看，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字狱的罪行，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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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重要的一课
中共昌平县委书记 陈希同
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实践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对我们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说，更感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前，我们的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脑子里条条框框很多。虽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但又不敢从实际出发，不敢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思想落后于形势，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迅速的贯彻落实。我们在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大家顾虑很多，怕这怕那，不敢大胆去干。凡是上面没说话的不敢去做，凡是市委没有明确指示的不敢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我们县委领导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它象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们长期禁锢的思想。什么是冤、假、错案？标准应根据事实，不管谁说的，哪里定的，只要不符合事实，就应彻底纠正，坚决平反。我县有个闻名全市的“后中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九百多人受牵连，五百多人受审查、批判，迫害致死十八人，在全县影响很大。对这一重大案件，我们从实际出发，进行了重新审查。事实证明，“后中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是个大错案。错了就应平反。我们翻了这个案，给受害的干部群众平了反，落实了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了揭批查运动的深入进行。对昌平县打砸抢事件要不要清查，当时遇到很大阻力。怎么办？难道错误的东西继续维护下去，冤、假、错案一直不解决，这才是“高举”吗？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对历史问题不回避、复杂事件不绕开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一件件地清查，历史地做出结论。实践证明，揭露和清查打砸抢事件，不仅使受害者得到昭雪，而且可以教育广大群众包括犯有打砸抢错误的人，有助于深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更广泛地调动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我们真正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促进了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去年我们就开始在一些生产队试行四定一奖的生产管理办法。当时遭到很多非议，说我们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倒退。我们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年终一结算，试点单位的生产增加了，群众满意，国家受益。我们看到这样的办法好，现在又开始搞订合同。有六个生产队提出要订合同，生产队和大队，大队又跟公社订合同，最近又发展到县跟公社订合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好。但是群众还是不放心，主要就是怕我们的政策变。过去我们的政策多变，说了话不算数，群众怕念完经打和尚，将来又把这种做法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所以我们订合同举行签字仪式，认认真真地搞，让群众放心。这种做法可以使群众敢于大胆搞生产，对社会主义有万利而无一害，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通过这些事实，我们认识到：方针、政策、措施对社会主义有没有利，不是看你说得多好听，归根结底要用实践来检验。
前年我们在小汤山供销社搞试点，取消了平均主义的一套奖励办法，采用百分制计分受奖的办法。把每个月的营业额、完成工作量、服务态度、综合指标等按百分比定出分数。完成得好就得满分，不好就减分。经群众评议，定分受奖。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好，使得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不合理现象没有了，群众满意了，利润增加了。可是去年被冷风一吹不敢搞了。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们又壮了胆，认为不管是谁批评，也不管什么议论，只要对国家有利，群众高兴，就应该坚持，于是我们又重新搞起来，并有了新的发展。
归根结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好得很，它使我们的思想路线转到辩证唯物论方面来，帮助我们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的束缚，敢于从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
我们必须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是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一课。要补好这一课，必须澄清各种模糊认识。有的认为这种讨论是上边和理论界的事，和下边无关；有的说讨论无用，说来说去谁有权谁有理；还有的说这种讨论是“砍旗”等等。我们决心排除各种阻力，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也希望理论宣传界做些启蒙工作，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做一些通俗易懂的宣传，真正让广大群众认识和掌握这一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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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割发代首”小议
先枫
“割发代首”是曹操的故事。一次行军，正值麦收季节，曹操传令全军不准践踏麦田，违者斩首。行军中间，他骑的马受惊，误踏了百姓的庄稼。曹操就拔出宝剑打算自刎，经部下再三劝止，最后，他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权当砍头。这件事教育了部下，严肃了军纪。
曹操身为主帅，军令法纪皆出己手。误踏庄稼，些许小事，置之不理可也，稍示歉意足矣，然而他却“割发代首”，表示在军纪面前和士兵一律平等。这对于一个封建阶级的上层人物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许多人过去并不这样看，而以奸诈、虚伪论之。头发对于今人，自然是无关痛痒的东西，但对于古人却全然不同。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绝不能随便毁伤。所以削发在古代也是一种刑罚，称为“髡首”。满族入关，要剃去汉人的头发，大家便觉得辱及祖先，很难忍受。清朝订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法律，就说明了当时头发问题的严重性。曹操是个身份很高的人，割发更不是一件小事。他竟然“割发”，在古人眼里确实被看作是可以权且“代首”的，而不会认为是一种奸诈、虚伪的行为。
即使“割发”仅仅具有象征的意味，也说明曹操承认法纪对于他自己同样有效。他不是置身法外，更不是置身法上，而是置身法内的。他还把自己所犯之罪，告谕全军，而不是秘而不宣。就是这一点，不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吗？
曹操在历史上是个很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以能够荡平群雄，在三国鼎立之势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这种带头守法、严于执法的精神，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曹操的劲敌是诸葛亮。诸葛亮在带头守法、严于执法方面，做得也不比曹操差。诸葛亮一生谨慎，善于用人，巧于谋划，失误是很少的。但是，他也曾错用马谡，失守街亭，造成战争的被动局面。诸葛亮引咎自责，而不是文过饰非。他一面挥泪斩马谡，一面上报请罪，自降三级。这也是一种“割发代首”的意思。人们常常感念于诸葛亮对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殊不知，诸葛亮若不是自己有功不居，有错自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带头守法执法的义务，没有超越于法律之外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当前，在我们强调加强法制的时候，特别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守法执法，为群众做出表率，同封建特权思想作斗争。否则，我们的法制就可能流于形式，而我们的有些干部将会成为连古人也不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