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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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揭开序幕
许多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和非集团原则,同古巴提出的会议宣言草案存在严重分歧,指责越古同苏结盟进行武装干涉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九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从九月三日起在哈瓦那举行。但是,这次会议的序幕却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揭开,展现了会议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以及运动面临的困难和希望。
一个多月来,会议的东道国古巴派出多起由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分头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三十多个国家活动,就它为会议起草的主要文件——会议宣言草案同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并进行摸底。与此同时,许多不结盟国家通过领导人的互访,也频繁磋商,并用各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对运动、对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这种繁忙景象在不结盟运动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注意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古巴反复宣扬苏联是不结盟运动的“天然盟友”,强调不结盟国家的“主要任务”只是反帝、反殖,说什么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些论调在不结盟运动中并没有市场。多数不结盟国家都坚持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外来统治的大方向,强调维护运动的非集团性质和团结是当务之急。
来自各国的消息表明,许多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在诸如坚持运动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运动的团结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与草案的起草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据这些国家的观察家们指出,草案虽然也有反霸字眼,但实际上处处把矛头只针对西方大国;尽管不提“天然盟友”,却改头换面地强调不结盟国家要同“进步国家和力量”联系在一起。在不结盟的含意问题上,草案把不结盟政策具体地限于不参加“大国对抗所导致的军事联盟”以及“与这些对抗相联系的地区性军事安排或联盟”。这是为古巴、越南同苏联实际上的军事结盟打掩护。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为不结盟运动准备的宣言草案是“有偏见的宣言”,实质上是一个“结盟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继今年六月在科伦坡举行的协调局外长会议之后,又一场规模更大的维护运动的独立、自主和非集团性质的斗争正在运动内部展开。据南斯拉夫《战斗报》说,有人继续坚持一种“旨在限制和缩小不结盟活动范围、实际上想把它同某些集团目的和政策联系起来的立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八月十五日在同这家报纸社长和主编的谈话中强调说,不结盟运动“不能成为任何集团的传声筒和后备军”,第六次首脑会议“应进一步确立不结盟政策的根本原则,加强不结盟运动在国际关系中独立的和非集团的作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不久前在金日成主席的主持下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指出:“捍卫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坚持自主、加强不结盟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这是当前这一运动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不结盟运动绝不能够成为为某一个集团服务的运动”。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利克指出,那种认为不结盟运动应当向世界上被称为“天然盟友”的某个大国靠拢的观点“有非常危险的含意”。最近在蒙罗维亚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六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重申每个成员国“有尊重不结盟运动的目标和原则的义务”。
一些不结盟国家在维护不结盟运动的非集团原则的同时,理所当然地指责了越南和古巴在同苏联结盟之后对其他不结盟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行径。据报道,东盟国家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正在积极争取把东南亚形势问题,其中包括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要求,列入哈瓦那会议的议程。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八月十六日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呼吁从柬埔寨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在联合国,许多不结盟国家抨击古巴作为东道国违反了多数国家的意愿、企图剥夺民主柬埔寨政府与会的正当权利,把请柬送给越南扶植的金边傀儡政权,而使越南的侵柬合法化。
自从去年七月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外长会议以来,进一步实现运动内部关系民主化以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问题,已被提上运动的议事日程,为此还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迄今在这方面提出的主张和建议包括:协调局应当根据地区平衡、具有连续性和实行轮换的原则组成;增设三名副主席,并把协调局的成员名额从现在的二十五名增加到三十五名,即占成员国总数的三分之一;重要的政策声明需一致通过等。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宣传机器急不可耐地就这次哈瓦那首脑会议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评论。它们的论调概括说来,无非是谴责西方大国对不结盟国家的危害,并竭力鼓吹苏联是“不结盟国家的可靠和无私的朋友”,说什么不结盟运动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才能存在,“只要年轻的国家的主权或领土完整一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大家庭总是坚定不移地去帮助他们”等等。此外,它们还蓄意歪曲中国尊重和支持不结盟运动的立场,无中生有地诬蔑中国“干涉”这个运动的“内部事务”,并对中国揭露苏修及其追随者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大发雷霆。克里姆林宫的这些论调和攻击,实际上是为他们妄图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方向,把运动纳入自己霸权主义轨道打掩护。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指出,苏联挥舞磨得很锋利的武器,是为了“唆使古巴努力使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转向苏联一边”。南斯拉夫《信使报》八月十日发表文章说:苏联“可能是想使哈瓦那会议按照他们的观点举行和结束,并把这次会议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文章说:“不结盟国家将抵抗压力,抵抗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希望合作,希望同所有人合作。”
早些时候,有不少不结盟国家鉴于古巴的追随苏联,一度主张抵制这次首脑会议或把会议改在其他国家举行。但是,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宗旨和团结的愿望和责任感使他们决定参加会议并把会议开好。目前,许多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正迎着新的困难前往哈瓦那。人们可以期待,不结盟运动将通过斗争来排除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干扰和破坏,而进一步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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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空洞的保证背后
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当局在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会议上,曾保证在“适当的一段时间内”尽力制止“非法离境”,最近,又进一步说要“永远”停止难民从海上外流(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对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谈话)。
这种保证究竟有几分诚意?我们不妨看一看越南当局在作出保证的同时就难民问题所发表的几种主要论调,看他们承担了制造和输出难民的责任没有,看他们下决心消除造成难民外流的根本原因没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一曰“无法控制论”。越南当局一面作出停止难民外流的保证,一面又说:“越南缺乏必要的手段来制止所有企图逃离这个国家的人外逃”(越南副外长黄碧山对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谈话)。难民大量外流,果真是越南当局无法控制的吗?不是的!各国报刊和流落到国外的越南难民揭露:越南当局设有中央一级的专门机构负责输出难民,下设地方机构;由越南海军派出炮艇把载运难民的船只拖到公海上等等。这明明证实难民外流是越南当局有领导、有计划地制造的。
在日内瓦印支难民问题会议举行前后,据有关国家和地区反应,从越南外流的难民人数有所减少。这显然是因为越南当局为了躲避国际舆论的谴责而暂时放慢了输出难民的速度。正象香港总督麦理浩所说的:“这表明越南能够控制难民涌出。他们必定是在大约两三周以前关掉了水龙头。恰巧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的时候采取的这种行动,这不可能是巧合。”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曾经明确地指出,难民人数的减少只能说明河内所谓的它无法控制人员外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他说:“如果他们能有几天制止人员外逃,他们也就能永远制止人员外逃。”
二曰“收钱与驱赶矛盾论”。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说:“有人说我们向难民收钱,可是同时又说难民是被迫离开的。那么这就矛盾了。……如果他们必须付了钱才能走,那么他们就不是被迫离开的。”然而,实际上这两者果真是矛盾的吗?许多难民揭露,越南官员用种种形式折磨他们,派公安人员威胁他们,使他们无法在越南生存下去,同时又向他们收敛钱财,驱赶出国。驱赶和勒索双管齐下,目的都是迫使他们离开越南。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今年三月间,越南公安人员经常在深夜到西贡市的堤岸区,借口围捕“中共间谍”,挨户向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华裔越南公民进行勒索。谁缴纳了足够的黄金,就可以领到一张“清白证明书”。有的人在九天内被捕三次,三次付出黄金换取三次“清白”。付不出黄金的人被抓走后下落不明。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堤岸发生多处离奇失火,大批越南军警一面“救火”,一面迫使所有居民到西贡港口集中。在那里,越南军警要这些人缴纳黄金,乘上木船,由海军炮舰把木船拖到公海上,并用话筒宣布:“你们不再是越南公民!”加拿大《环球邮报》的社论说:“当成万名在不同的时间、从越南不同的地点出逃并到达相距数百海里的目的地的难民,对迫使他们出逃的原因所作的叙述都类似,那么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便是:他们的说法所以一致,原因是他们讲的是事实,他们讲的遭遇,不是越南政策上的一种偏差,而是越南蓄意推行其政策的结果。”
三曰“三个战争论”。越南当局七月间在日内瓦关于印支难民问题的会议上散发的小册子《离开的人》中说,在越南的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人口外流”,每次都同战争有关。头两次先后发生在法国和美国侵越战争结束以后。但是据小册子说,一九五四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外流”,大约八十万的人从北方涌向南方,而不是流向国外。在一九七五年出现的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外流”,外流人数大约有十五万人。这只有最近出现的外流难民数字的十分之一。小册子还承认,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外流的“规模是有限的”。越南官方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的材料,正好说明了越南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人口外流,是在战争早已结束、在越南全国统一以及越南当局统治了几年以后才发生的。美国侵越战争,确实曾给越南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但是,许多在战时坚持留在越南的人,是在停战多年之后被越南当局硬逼着背井离乡的。比利时《晚报》援引一名难民的谈话很说明问题:“当鬼怪式飞机轰炸我们时,没有任何人想离开越南,而今天,我们再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越南当局想把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大规模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推到中国被迫进行的自卫还击战斗上面。这是欺骗不了人的。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的二十五万难民和难侨中,有二十万人是在今年二月中国自卫还击以前被赶到中国的。当时还有大量的人被越南当局从海上驱赶出去。这难道是越南当局所谓的“第三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果一定要说是“战争后果”,那倒是越南在一九七七年和七八年底两次侵略柬埔寨战争的后果。正是在越南当局执行穷兵黩武政策,发动这两次战争后,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出现了上百万人外流的人间惨剧。
四曰“取消经援论”。越南当局还宣传产生大批难民的另一个原因是有的国家“利用外逃的人的问题停止他们出于
‘人道’给我们的很少的援助”。到底是越南输出难民导致外国停止援助,还是外国停止援助导致越南输出难民?大家都看到,越南当局把一百多万难民赶出国土,成为一种国际灾难之后,有些国家才不得不停止向越南提供援助,有的国家把已同意提供的援助用于救济印支难民,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越南当局现在却把他们驱赶难民的责任推到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的身上。这是典型的倒打一耙的做法。
由一些国家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能不能解决难民问题呢?不能。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说得好,你给他们(越南当局)更多的钱,他们就会搞到更多的大炮。确实,在越南当局继续依靠苏联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残害人民的情况下,给他们经济援助只能鼓励他们在这条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越南当局的这四种论调,说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把造成难民问题的责任推给受害的难民,推给外国,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毫无责任。然而,世界舆论早就明确指出,越南当局必须承担难民外流的责任,必须消除难民外流的根源,也就是改变越南当局的种族灭绝和区域霸权主义政策,否则,印度支那难民问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越南当局不是已在扬言越南还有大约三百万“潜在的难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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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不结盟国家代表表示
支持民主柬埔寨参加不结盟首脑会议
新华社联合国八月十八日电 据悉,在不结盟国家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表示支持民主柬埔寨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会议开始时,马来西亚代表首先质问古巴为什么以新闻公报的形式散发其代表试图阻挠民主柬埔寨参加哈瓦那会议的一项声明。他指出,古巴无权决定一个成员国的代表资格。马来西亚代表的意见得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阿曼的代表的支持。
这时,印度代表建议停止讨论这一问题。他说,柬埔寨代表权问题应当作为“重要问题”处理。会议主席决定休会十分钟进行磋商。
经过磋商,更多国家包括孟加拉国、马里和索马里等国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支持民主柬埔寨出席首脑会议。他们强调指出,古巴必须把民主柬埔寨作为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国来给予平等对待。
在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强烈反对和会议主席的要求下,古巴代表被迫发表一项新的声明说:“第一,关于在不结盟运动中柬埔寨国家的代表权问题,古巴将不自行作出任何决定。第二,这一决定只能由部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作出。古巴将不干予首脑会议或部长会议决定由谁代表柬埔寨参加第六次首脑会议的权利。”古巴代表还“请求把这一声明作为古巴政府的正式立场列入会议记录”。
在古巴代表发表上述声明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索马里、马里和塞内加尔的代表都再次发言。马来西亚代表说,古巴必须公正地履行东道国的权利,古巴必须承认部长会议和首脑会议决定成员国出席会议的权利,所有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包括民主柬埔寨都有参加会议的充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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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斐静马指出彻底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
迫使黎笋集团放弃印支联邦计划和霸权主义
新华社东京八月十八日电 日本记者同盟议长甲斐静马八月十七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越南难民问题就要越南当局放弃霸权主义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日内瓦举行的印支难民会议没有彻底解决越南难民问题。
甲斐说:“越南产生难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黎笋集团推行错误的内外政策。”他说:“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后,越南当局本应动员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越南当局自恃掌握着美国丢下的大量武器弹药,便头脑发昏,开始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它首先把老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随后对柬埔寨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且对中国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由于越南当局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对内必然采取掠夺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南的经济不但得不到恢复,而且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工农业生产大为下降,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这是产生大批难民的根源。”
甲斐指出,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越南当局不得不暂时压缩一下难民出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彻底解决越南难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迫使黎笋集团放弃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和霸权主义,从柬埔寨和老挝撤出全部越南军队。在国内,改变迫害异己和广大人民的政策,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本国的经济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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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革委会设宴欢迎斯里兰卡贵宾
新华社广州八月十九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和夫人一行在钱正英部长陪同下,今天下午由上海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广东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副主任刘田夫,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梁湘等,到机场热烈欢迎斯里兰卡贵宾。
晚上,广东省革委会举行欢迎宴会。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宴会上把两枚在斯里兰卡发现的中国古铜钱和一封他的感谢信交给钱正英部长,请她转交华国锋总理。普雷马达萨总理说,我们这次在中国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友好接待,我们的访问取得了成功。他祝中国繁荣昌盛。
习仲勋主任在宴会上祝酒时说,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这次访问我国,在中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中作出了贡献。他表示相信,中斯友谊将不断发展。
宴会后,贵宾们应邀观看了广州市青少年演出的杂技节目。今天下午,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离开上海时,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彭冲和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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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会见马耳他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九日电 耿飚副总理今天晚上会见了马耳他议会议长卡尔西东·阿吉乌斯和由他率领的马耳他议会代表团。
耿飚副总理去年访问马耳他时曾拜会过阿吉乌斯议长。今天会见时,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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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罗公社同罗马尼亚同志共庆罗国庆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九日电 在罗马尼亚解放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北京中罗人民友好公社的社员们今天上午同罗马尼亚同志一起,共同庆祝了这一光辉节日。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和夫人等罗马尼亚同志在公社里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主人用自己生产的苹果、葡萄和其他食品亲切招待罗马尼亚同志。
罗马尼亚同志在公社里参观了菜地、果园和养鸭场,访问了社员家庭,同社员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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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新任驻古巴大使王占元递交国书
新华社哈瓦那八月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王占元八月十七日向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布拉斯·罗加递交国书。
布拉斯·罗加在接受国书以后同王占元大使进行了谈话,在座的有古巴外交部长伊西多罗·马尔米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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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会代表团长赞扬东盟要求越军撤出柬埔寨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九日电 新加坡消息,美国国会代表团团长查尔斯·威尔逊十八日说,东盟提出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的要求是“有胆量的”。
威尔逊是在美国国会代表团对新加坡的四天访问结束前向记者说这番话的。他说,东盟的这个要求显示了东盟的“力量和团结”,这对这个区域是有益的。
有记者问到美国同越南的关系问题,威尔逊说:“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才会同河内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谈到美国在亚洲未来的作用时,威尔逊强调,美国的未来是同亚洲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彼此都互相需要对方,以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稳定”。
美国国会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同新加坡国防部长侯永昌、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举行了会谈。从八月四日起,这个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南朝鲜、香港和泰国等。新加坡是他们访问的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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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发展的新加坡旅游业
韩力
初到新加坡的人,都喜欢看看安德逊桥畔的狮头鱼身像。这个巨大而奇特的塑像,背靠陆地,面向大海,口里喷出一条银柱似的清泉,两眼闪烁着强光,十分雄伟壮观。它就是一九七二年作为新加坡旅游的标志而落成的。它象征着新加坡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新加坡的旅游业,是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发展的。当时因缺乏足够的设施,服务性行业条件也差,使旅客的人数受到限制,之后随着旅馆的不断建设和服务性行业的改进,旅游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一九六四年的旅游人数不超过十万人,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只有七千多万新元(一元新币折合人民币七角二分,以下均为新币)。
到一九七三年,旅客人数就突破了一百万大关,旅游业的外汇收入达五亿七千三百万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六。
一九七八年,旅客人数突破了二百万大关,这在新加坡的旅游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旅游业的外汇收入达到十一亿九千万元。旅游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准备争取到一九八三年初使旅客人数达到三百万。
新加坡面积只有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万,这样一个小国,又缺乏名胜古迹和自然资源,旅游事业为什么能够发展这样快?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委员会主席陈似桐回答记者说,主要原因有二条,一是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二是社会秩序安定,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旅客满意。
为了实现突破三百万旅客的目标,目前,新加坡正在大兴土木:开展城市重建运动,美化和绿化城市,兴建和扩建旅馆和游乐场所,进一步改进交通设施等。旅游胜地之一圣淘沙是新加坡南面的一个离岛,面积二百九十亩,岛上有高尔夫球场、儿童游艺场、小食部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在新加坡入侵和投降的一些文物。目前岛上正在兴建酒店、别墅和其它一些设施。细雨中,我们从花葩山乘坐高空电缆车来到这里,观看了岛上美丽的景色。一位朋友介绍说,目前新加坡象这样的旅游区还有好几个,都在扩建之中。
目前,新加坡向政府注册的旅馆有六、七十家,客房总数一万一千五百多间。这些旅馆分上、中、下三等,旅客们根据支付能力,自由选择住处。记者参观了目前在新加坡算是最好的一家大酒店——文华酒店,高四十层,有七百个客房。酒店最顶端设有“楼顶旋转餐厅”,坐在厅内不仅可以观赏新加坡全景,而且还可以瞭望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一些岛屿。酒店的最低层,是一个七百四十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布置的富丽堂皇,四周墙壁镶有意大利大理石和以中国古代故事为题材的巨幅壁画,旅客们都喜欢在这里休息。酒店的“服务台”也设在这里,旅客们不出大厅,就可以办理各种有关旅游的手续,在这里也可以发电报、寄包裹、兑换外币等,这里的服务人员一般都会讲两种以上外语,给旅客提供了很多方便。
客房的价格按面积大小、舒适程度、服务项目,分作八类不同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单人客房,一天一百零五元;最高的是“总统套房”(也叫“超级豪华套房”),一天九百元。“总统套房”又分作日本式、中国式、波斯式和现代式四种,前三种从色调到装饰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味,现代式则综合了东西方的一些特点。负责公共关系的一位小姐介绍说,“这种‘总统套房’虽然价格较高,但入住率却不低,它并不限于总统一级的官员住,部长、议员、老板们都可以住。总之,谁肯付钱,谁就可以住。”
记者采访了这家酒店的总经理连中华先生,他的年纪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轻有为,是一个经营酒店的专家。在谈到经营酒店的经验时,他说,“搞好一家酒店,设备固然很重要,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是不行的,但是,科学地经营管理更重要。”的确,这家酒店不论是内部的管理或外部的联系都搞的很好。它们同世界各大城市一百多个大酒店、旅馆都签有合同,相互介绍旅客、互通旅游情报,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酒店网。内部实行科学管理。记者参观了客房总调度室,室内墙壁上有一个大的长方形的显示盘,盘上布满了一排排红色、黄色和绿色小灯泡,调度人员通过灯泡的颜色变化,就可以掌握全酒店七百个客房的使用情况。如哪些房间仍住着客人,哪些房间已被客人退掉,并已清洁完毕,可以马上安排新的客人进住,哪些房间虽已退掉,但正在清洁,暂时尚不能进住客人。调度人员对整个房间情况了如指掌,来了客人立刻就可以安排房间。这种管理办法既节省了旅客的时间,又提高了客房的入住率。近几年来,这家酒店客房的总入住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到九十四。
新加坡旅游业的体制简化、精干、有力。旅游促进局是全国旅游业唯一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任务是负责全面规划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在国内,它同私人组织的旅行社、酒店、旅馆以及交通、商业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业务指导,便于全面地配合协作。
在国外,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先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悉尼、东京等大城市建立了海外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招揽生意,即通过当地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电影等宣传新加坡的旅游业。此外,旅游促进局也很重视调研工作,它们对旅客在新加坡的旅行活动,包括居留时间、购买物品、生活爱好以及旅客的经济开销等情况都做详尽地调查,对世界旅游业发达的国家的有关情况也作重点考察,使开展旅游业以及各项服务性工作具有针对性。
新加坡的旅游业之所以办得这样出色,除了它具有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之外,旅游部门工作认真、细致以及有关方面的协调合作,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附图片)
新加坡公共住宅区的楼前建起花园和儿童游乐场。
黄斌元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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