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
杜雨
建国以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象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短篇小说一样，受到这样广泛、热烈的欢迎，同时又受到这样经常、严重的非议。最近，我们听到这样一种很严厉的说法：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歌德”，谁要是不这样做，就有“缺德”的嫌疑，就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就是把暴露的矛头对着社会主义，对着共产党的领导，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这类题材的作品何罪之有？是不是近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好的倾向？它们的前途可能如何？
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
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两年多来我国短篇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好作品。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它们反转过来又影响、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广大群众对这些作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揭露和批判林彪、
“四人帮”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近半年多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们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不断前进。这半年时间并不长，但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刻上，还是题材选取的丰富多样上，或者是在风格技巧的探索上，都有所突破。这些新的优秀作品，很可能标志着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如果说这个概括虽不很准确，但还多少有点道理，那么，这个称号对近来出现的一些短篇佳作，如《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内奸》、《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锁》、《我爱每一片绿叶》等等，就完全不合适。因为这些作品已经不把描写、揭示“伤痕”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们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让人通过作品去探索、思考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及其产生、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且从中寻找对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刘真同志的《黑旗》和茹志鹃同志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在这方面作了较深的探索。尽管《剪辑错了的故事》并没有直接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而只是在结尾处有不足百余字的暗示，但是，这个短篇使读者激动的东西，和《黑旗》是十分接近的。这两篇作品都以它们所创造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我们带回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但是，它们都着重表现了与大跃进同时产生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当我们看到小说中那些对人再老实不过，对党再忠诚不过的老贫农、老党员、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和这股极左的歪风作斗争而受尽冤屈和打击，被撤销职务、下放劳动，被扣上“典型的、自己跳出来的右倾分子”的帽子，甚至被逼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因此而激动，因此而深思。《黑旗》中一位主人公丁善忠说：“我从十岁认识共产党那一天起，二十年来没有对党说过一句谎话，现在不行了。那时候，对党说假话，欺骗，就要受批评，现在，说了瞎话升大官，受奖，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沉痛的疑问，绝不是丁善忠一个人有，而是我们许多干部在同极左的思潮作斗争时所共有的困惑和思索。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极左的歪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必然遭到破坏，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受到打击，甚至出现“好人也会杀好人”的悲剧。《黑旗》这篇小说把这一惨痛教训用艺术形象做了生动的描绘。《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甘书江的形象，也是发人深省的。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分吃最后一口粮食的老干部，在大跃进年代里对人民群众会那样心狠？为什么他为了“欺弄人”的“三天三夜改变面貌”，竟不惜把农民们赖以糊口的梨园砍掉？为什么他打击党内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那样残酷无情？茹志鹃同志没有具体地描写甘书江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象，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有所认识，也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什么斗争的。他多半会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直到自己也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才可能有所觉悟。张弦同志的《记忆》，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接触了《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中所努力探索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个最大罪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加以极端的歪曲，然后打着这个旗号以空前的规模和残暴去整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需要一定历史条件的。《记忆》中的主人公秦慕平，在“四清”中为了表明自己没有右倾情绪而毫不负责地整了人，到头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最后他喊道：“对于颠倒人的人，要从严处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将来会有的！一定要有！”这种沉痛的觉悟，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得来的觉悟，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
刘心武同志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一篇读的时候可能略觉平淡，但读后使你久久不能平静的好作品。这篇小说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人的个性？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不承认人的个性存在？乍一看来，似乎这个问题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种种祸害无关，但是，《我爱每一片绿叶》却令人信服地表明，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是多么严重。魏锦星象狮子般地扑向大字报时发出的那撕裂人心的惨叫，以及他在评选优秀教师的会上胆怯地要求“给性格，特别是给比较特殊的个性，落实政策”的嗫嚅，都久久地在我们耳边回绕。这些凄惨声音的背后，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共产主义事业最根本的目标，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幸福，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并不一般地与人的个性发展相对立。因此，我们不能在人民内部把人的个性当做坏东西加以限制，甚至予以斗争。林彪、“四人帮”的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恰恰是妄图把几亿中国人民都变成毫无个性的盲从工具。
近半年来出现的好作品绝不只是上述的几篇，而是一大批，并且各具特色。例如《内奸》大胆突破禁区，以一个商人做正面人物，并以这人的性格发展为线索，歌颂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对“阴阳脸”式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林彪、“四人帮”重要的社会基础）田玉堂作了辛辣的鞭挞；《锁》以一个构思很独特的故事愤怒地控诉了“四人帮”对文明和科学的践踏；《爱的权利》表面上是写爱情，但实际是一曲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颂歌；《在小河那边》提醒我们，林彪、“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如果要真正落实党的政策，还得作一番斗争，等等。这些作品在立意构思上，在风格语言上，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都有独到之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我认为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近半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比之前一段确实跨进了一大步。
既然如此，为什么对这类短篇小说的非议声最近也大大提高了呢？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这类作品近半年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民内部、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有些同志不能容忍，认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这使我想起生活里群众非常讨厌的一类干部，他在会上会下经常讲：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嘛，洗洗脸、照照镜子有什么坏处？可是群众心里很清楚，这个意见是不能随便提的。要提，你就得先讲一大堆优点、成绩，然后提一点不关紧要的小毛病。如果你不知好歹，傻里傻气地不讲成绩，光讲错误，而且净
“揭短儿”，那这个干部马上就会变脸色。有些总是看不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作品的同志，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毛病？其实，打倒“四人帮”以后，报刊上报道和揭露了多少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问题、毛病，天也没有塌下来，相反，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信心，更加信赖党。为什么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每有一点探索和尝试，就总有人不高兴，甚至暴跳起来？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作家要面对现实，文艺要对生活起积极的作用。今天，我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痛定思痛，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当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非常严峻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对林彪、“四人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索和剖析。由于这伙敌人是我们党内生出的恶性瘤，我们在剖析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触及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相反地，我们倒想问问那些持非议的同志：当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正体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不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党性吗？
最后想说明一点，如果对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作品有非议的同志，仅仅是对这类作品创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缺点有所非议，那我们之间的分歧也许不会太大。因为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还是带有倾向性的。
比如，在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毛病，即以为谁的短篇小说“胆儿大”，敢淋漓尽致地暴露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黑暗和暴行，谁的作品就“深刻”，就“突破了禁区”。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强调刺激性，专门写残暴、写丑恶，甚至走向离奇和怪诞的作品（其中有许多都没有发表），这就有些成问题，需要讨论。当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写残暴、写丑恶，甚至离奇和怪诞。因为写这些东西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比如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说。问题在于我们有些作品的立意平庸，没有思想的闪光。托尔斯泰曾经说，一个作家总要回答人家这一类的问题：“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呀？……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你现在是从哪一方面向我阐明生活的呢？”我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我们写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为了从这一悲剧式的巨大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党和民族避免重演这个悲剧。因此，我们写这类作品的时候，也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样的人呀？关于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如果我们的作品讲不出“新鲜东西”，而只是用刺激性的情节去糊弄读者，那读者迟早会鄙夷地转过身去。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还有一些作品艺术上不够讲究，没有特色。不少作品其实还是图解概念——而且往往还是一些见解平凡、没有“新鲜东西”的概念，因此作品缺乏新鲜感和艺术感染力。其实，最近发表的许多好的短篇，艺术上都是相当考究的。象《剪辑错了的故事》那种突破时间顺序和故事发展的逻辑，把过去和现在、现实和回忆交错起来的大开大阖的结构；象《内奸》在叙述故事、刻划人物、语言特色等方面，努力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创造一种新风格的成功的探索；象《锁》的不同凡响的构思——它把奇特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行动逻辑结合得非常紧密，等等。特别是这些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一系列性格鲜明、动人心魄的人物形象，足可以开一个长长的、有着十分重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人物画廊。如果我们对这么丰富的创作实践能认真地、及时地加以总结，一定会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在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如雨后春笋，数量如此之多，对千千万万读者产生的思想影响如此之大，都是十分罕见的文学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文学运动。目前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作品，只不过是这场文学运动的最初果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若干年后，未来的文学史家们会给这一文学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或许会把它们和“四五运动”中光辉的天安门革命诗歌相提并论。我们也有理由希望，在这个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中会产生一批不朽的文学巨人，产生我们自己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产生现代的曹雪芹。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作家要充分享有艺术民主，而不要一边拿笔写东西，一边总觉得头顶上有什么危险——好象那里悬有希腊神话中描写的那把用一根马鬃系住、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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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
郑汶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一定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切切实实地做到在人民内部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文艺界的棍子和帽子由来已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五子登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判了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努力发扬艺术民主，文艺园地开始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景象。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克服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的不正之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求进一步克服思想僵化、半僵化。人们都可以看到，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它对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的科学化、革命化，是很大的促进。但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消极的支流。现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那股从“左”的方面怀疑三中全会方针，责难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的出现，文艺界的棍子和帽子也有所抬头。有些同志曲解四项基本原则，随意给一些艺术或学术问题扣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甚至把一些反映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成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来反对。我认为，这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也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
所谓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确实有，但只是极少数。我们决不能把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民主、革新创造叫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把一般的学术上的错误和艺术创作上的缺点轻率地称作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林彪、“四人帮”搞的是无限上纲，无限升级，混淆艺术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借此大打棍子，大扣帽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方面的苦头，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吗？两年多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方面作了拨乱反正。如果重新把艺术、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那么两年多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在理论问题上，一定要切实保障百家争鸣。几十年来，我国的文艺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当前，文艺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理论战线作出新的回答。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根据文学艺术的客观实际，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新的探索。要探索，就要保障民主的空气，自由讨论的空气，如果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这只能堵塞言路，取消探索。人们在理论探索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探索，不提出新问题，不解决新问题，靠引经据典过日子，停留在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这难道不是更大的错误吗？对于错误的东西，当然可以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
现在，理论方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百家争鸣的粗暴简单的东西呢？不但有，而且已经对一些理论工作者产生了压力。比如说，对于研究艺术规律、批评“长官意志”，有的同志就给扣上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对于宣传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有的同志就给扣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有的同志甚至说：“现在有个说法，强调写作家熟悉的。其实质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样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是也会被否定了吗？”这是很奇怪的逻辑。作家要写自己所熟悉的，这是个常识问题。强调这一点，正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怎么扯得上是反对工农兵方向，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呢？当然，作家应当不断深入群众，熟悉群众，但是提倡写熟悉的，决不意味着不要深入群众，熟悉群众。让作家写熟悉的，就包括了写工农兵。况且工农兵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只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写了工农兵以外的人物，也是符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象这样扣大帽子，显然不利于争鸣。
在创作问题上，一定要切实保障百花齐放。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这也不许写，那也不让演。现在，禁区的闸门被冲破了，作家们努力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这是一件大好事。人们在创造、革新的过程中，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创造、不革新、墨守陈规、八股翻新，这难道不是更大的错误吗？对于创作中的缺点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作品有局部的缺陷，不等于整部作品都错了。艺术方法有问题，不等于思想感情有问题；就是思想感情有问题，也不等于政治倾向有问题。要保护作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作家的创造精神，不要泼冷水，打闷棍，挫伤作家的积极性，压制作家的创造精神。
现在，创作方面是不是出现了某些不利于百花齐放的粗暴简单的东西呢？不但出现了，而且已经对创作起了某种抑制和挫伤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对一批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的指责。一些同志给这一类的许多作品扣上“暴露文学”等帽子，耸人听闻地说它们有“四反问题”。甚至前不久得奖的二十五篇优秀短篇小说中的一些作品，也被指责为有“四反问题”。有的地方还出现这样的情况：用行政命令来压制这一类的某些创作。在这种压力的影响下，有的作者刚刚构思就撂下去另觅题材。这种指责不但影响了写揭露林彪、“四人帮”题材的创作，也影响了整个文艺创作的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这种指责在有些文章、言论中已经发展到令人惊讶的地步。比如一篇题为《“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就提出了很令人注目的观点。作者说什么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认真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象开展览会一样，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盛行的词儿，又拿出来展示一遍。不能不说，这种风气是很不好的。
我们的文艺事业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就一定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文艺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东西，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但这一切要靠马克思主义的说理，决不能靠棍子和帽子。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凡是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棍子和帽子本身就是封建野蛮的东西，它怎么能用来维护革命的原则呢？毛泽东同志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我们一定要坚信这一点。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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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各地相继出版大型文学刊物
本报讯 近年来，各地陆续复刊和创刊了一批大型文学刊物，其中有上海的《收获》，北京的《十月》、《当代》，广东的《花城》，福建的《榕树》，安徽的《清明》，江苏的《钟山》，吉林的《新苑》，河北的《长城》，新疆的《边塞》等。
这些大型文学刊物积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题材、体裁、风格方面力求做到多样化。就题材来说，有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有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反映人民群众同这伙阴谋家、野心家英勇搏斗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文学剧本《血染的画》，也有描绘我国人民在建设四化中战斗风貌的话剧《未来在召唤》、长篇小说《男婚女嫁》、短篇小说《等待决定》，等等。
《当代》、《花城》等刊物还对台湾和香港文学作了介绍。台湾省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香港作家阮朗的《爱的俯冲》、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能使读者对台湾和香港文学有一定的了解。
《十月》、《花城》、《当代》、《钟山》、《新苑》等刊物，还用一定的篇幅选载现代和古典的中外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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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绍剧《于谦》在京演出
十八年前曾经以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闻名一时的浙江绍剧团，最近又为首都观众送来了大型历史剧《于谦》。《于谦》一剧创作于一九六二年。剧本写的是明正统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秋，兵部左侍郎于谦率军保卫北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击败入侵的瓦刺的故事。浙江绍剧团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于谦这一英雄人物，博得观众的赞赏。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