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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调整经济政策 发展甜菜糖生产
我国甜菜糖发展缓慢，近十几年来，基本上在三十万吨左右徘徊，现在绝大多数甜菜糖厂“吃不饱”。一九七八年甜菜糖产量低于一九六七年。是我国不具备发展甜菜生产的自然条件吗？不是。我国北方，特别是黑龙江等省，地多人少，气候适宜，甜菜单位面积产量也不低，发展潜力很大。是农民不愿意种甜菜吗？也不是。种甜菜不但有较多的经济收入，而且能提供大量的牲畜饲料。究竟问题在那里？主要是经济政策上的问题。一是种甜菜不仅不减粮食征购任务，而且不断加码；二是社员口粮问题，多产粮可多吃，多产甜菜不能多吃粮；三是粮食贡献大有奖励，多种甜菜，贡献再大也没有奖励。群众要保口粮，干部要保荣誉，种甜菜的任务，只得层层用行政的办法分散到社队，当然谈不上集中种植，造成了甜菜面积受挤、产量下降的局面。
甜菜种植不能集中，远离糖厂，造成的浪费十分严重。因为分散种植，产一吨甜菜糖平均要用十几亩耕地，比集中种植要多用地一倍。从工业方面看，浪费更大。黑龙江省六大糖厂，甜菜分散在全省三十八个县市，几万个生产队，要设置数以百计的常年甜菜收购站。加上运输费和损耗，一个厂每年为此要浪费百万元之多。
要把甜菜生产搞上去，并不难，关键在于按照经济政策办事。辽宁省宁城县采取七斤甜菜顶一斤粮。这种做法，把农民的口粮、国家的征购粮、工厂的糖料，用经济的办法联系起来，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比单纯减征购粮任务效果好。一是省耕地。辽宁省宁城县实行集中种植，平均亩产甜菜达到一点二吨，比分散种植的黑龙江省高一倍，可以节省一半耕地。二是省投资。甜菜上得快、上得多，不但能发挥现有糖厂的生产能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三是节省甜菜的运输费用和损耗。如果黑龙江省的糖厂真正做到就厂集中种植，直接运输到厂，仅这一项每年至少可节省千万元以上。四是有利于向以制糖为主的农工联合企业过渡。
有人说甜菜顶粮，斤糖斤粮的做法好是好，就是粮食问题难办。其实算总账是不影响粮食生产的，从长远看还有促进作用。宁城县的实践证明，不但不影响粮食，而且促进了粮食、畜牧业的发展。只要有关部门下决心按经济规律来调整政策，甜菜糖生产的徘徊现状是能够迅速得到改变的。
赵华龄 张万福 佟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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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解决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和建设四化大目标连结起来
群众盛赞佳木斯市委办了八件好事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报道：最近，佳木斯市市场繁荣活跃，群众欢欣鼓舞，盛赞市委为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上的问题办了八件好事。
这八件事是：（一）扩大粮店经营范围。全市四十二所粮店，有三十八所附设熟食加工点，既卖生，又卖熟。熟食有煎饼、豆包等六种，日加工量达一万三千多斤，比去年翻一番。（二）抓好副食供应。今春气温低，旱情重，但“五一”节，当地产韭菜、芹菜、黄瓜都已上市。肉蛋供应达历史最高水平。（三）增设服务网点一百三十五处，代营店二十四处。卖菜网点也有显著增加，冷饮网点由六处增到十四处。新建流动和固定商亭十处，增加流动服务车二百台，街头巷尾可以买到馒头、烧饼、麻花等主食品。（四）调整了服务项目和营业时间。全市三十八家饭店中有三十五家供应早点，大部出售群众喜爱的大果子。四月初以来，全市所有饭店、商店延长对外营业时间一至五小时。还开设早晚服务部二十处。六月下旬又开辟三处周末夜市。（五）调整了部分单位上下班时间，增加直达客车和班车车次，初步缓和了职工上下班乘车拥挤的现象。（六）开放企业浴池，解决群众洗澡的问题。过去，全市只有两个公共浴池。今年，全市二十四家工厂企业的浴池一律对外开放。每天可接待八千八百人。（七）兴办生活服务网。各区自力更生地办起了“三代店”、理发、服装、医疗站、托儿所等生活服务点一百五十一处。（八）扩大文化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六个企业的俱乐部对外开放，使观众由每月十三万七千人次，增加到二十一万八千人次。这八件事给群众的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带来了一些方便。
佳木斯市能在时间较短、困难较多的情况下抓好这八件事，主要是市委领导把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连结在一起，放在心上，当作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在具体工作中，书记到工厂、商店、街道、市场去搞调查研究，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对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市委抓住不放，千方百计地抓出成效。对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对群众说清楚，并积极创造条件促其实现。这样，各部门同心协力，团结互助，使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好。
刘志民 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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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好建筑材料生产 发挥专业队伍作用
烟台市加快住宅建设
本报讯 记者欧庆林报道：只有二十一万人口的海滨城市烟台，近几年来，一幢幢设计美观、经济实用的住宅楼相继竣工，有八千八百多户居民搬进新居，居住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群众高兴地说：“喜看广厦千万间，住上新房笑开颜。社会主义就是好，党的关怀暖心田。”
中共烟台市委一直把加快住宅建设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来抓，每年都要用一定投资进行住宅建设。
为了保证住宅建设顺利进行，烟台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力发展建筑材料工业。他们先建立了年产一千八百万块的砖瓦厂，使砖瓦自给有余。以后，他们在砖瓦厂里，建起了钢窗车间，每年生产钢窗一万三千多平方米。接着，他们又建起了混凝土预制构件厂，成功地试制了大板新型墙体材料。去年利用预制混凝土大板建房一千五百平方米，今年可达到五千平方米。目前，烟台市正组织专门力量，积极筹建水泥厂，力争在二、三年内使水泥的生产满足住宅建设的需要。
烟台市房管局从一九六四年就成立了住宅建筑公司，组织了住宅建设的专业队伍。十四年来，这支队伍共建住宅四十八万平方米。粉碎“四人帮”后，这支队伍平均每人每年竣工面积六十三平方米，全员劳动生产率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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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城甜菜糖厂如何从“吃不饱”到“吃不了”？
采取甜菜顶粮和合理种植措施
辽宁省宁城县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调整发展甜菜的经济政策，采取甜菜顶粮的办法，甜菜生产迅速增长，使县办的日处理二百吨甜菜的小糖厂，由“吃不饱”很快变成“吃不了”。这个厂原设计年产三千吨糖的能力，现在，达到年产六千吨以上。五年积累的资金近九百万元，等于建厂投资的三倍。五年来，农民收入增加了七百多万元。
这个糖厂是一九七三年建成的。开始时，它遇到的问题同许多地方一样，甜菜少、吃不饱。原因是群众不愿意种甜菜，怕影响口粮；干部怕影响粮食上不去，挨上级批评。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在解决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有关政策，实行了甜菜顶粮的办法，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快地调动起来了。开始实行以甜菜顶粮的办法时，有关领导部门不同意这样做。宁城县坚决按照国务院关于保证经济作物区社队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社队的规定办理。
要使甜菜单产高、总产稳步上升，还要集中种植。这个县把原来分散在二十六个公社种的甜菜，初步集中到十六个公社，又把甜菜百分之六十的面积，集中到六个公社。种植集中了，管理加强了，单产也高了。过去亩产四百公斤，现在提高到一吨多。总产由年产八千吨稳步增长到六万吨以上。
实践证明，只要政策落实，合理种植甜菜，并不影响粮食产量。这个县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的十三年中，前七年没种甜菜，粮食产量在二亿六、七千万斤；种植甜菜的后六年，虽然甜菜占用了几万亩耕地，粮食产量却提高到三亿三千万斤。八肯中公社原来是一个“三靠”公社，集中种植甜菜后，甜菜丰产，猪增加，粮食也增长很快，过去吃返销粮二百九十多万斤，现在，每年卖余粮五百多万斤。
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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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官僚主义作风挫伤了农民卖余粮的积极性
——蒙城县李西生产队向国家卖余粮被粮站无理刁难的经过
安徽省蒙城县吴圩公社钱庙大队李西生产队的社员，最近向记者诉说了他们向国家卖余粮受到粮站无理刁难的经过，要求迅速彻底地改变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
李西生产队今年小麦获得丰收。社员们在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为支援四化建设，决定再多卖一万多斤小麦。
七月二十日，天刚蒙蒙亮，十来个青壮年脸没顾上洗，饭没顾上吃，就兴冲冲地把粮食装上了拖拉机，想早去早卖，好早点回来下田干活。
没有想到，拖拉机开到小涧粮站，粮站里的营业员说：“俺们仓库装满了，不收购了。你们送县城粮站吧，那里仓大。”
按照营业员的指点，他们把粮食送到三十里外的县城粮站。谁知县城粮站又以“你们那里不属于俺们收”为借口，让他们把粮送到区粮站去。
区粮站又是同样的态度。站长推辞说：“我们仓库也装不下了。你们到田桥粮站看看，那里如不收，可到涡阳县西阳粮站去卖。”
他们赶到了田桥粮站。粮站铁锁把门。于是，又派人到涡阳县西阳粮站。西阳粮站的办事人员说：“你们应在本县卖，我们这里也不收购。”
就这样，象踢“皮球”一样，一连踢了五个粮站，辗转一百余里，从天刚亮踢到天快黑，一万多斤小麦还是没有能够卖出去。经再三央求，总算好，田桥粮站同意借个地方寄存一下。
第四天中午，队干部听说区委书记来田桥粮站吃饭，便急忙找区委书记给说说情。在区委书记面前，站长和营业员答应把这批麦子收购下来。可是，当区委书记一走，站长因事上县城去了，营业员有的回家，有的下河游泳去了。
第五天，县委书记来了，队干部又请县委书记帮忙。田桥粮站里的营业员仍然强调仓库装不下。县委书记让打开仓库门看看。一看，仓库里少说还能装二、三十万斤粮食，这下粮站才不得不把这一万多斤小麦收购下来。
经过五天五夜的折腾，送粮的社员拖着疲乏的身子、带着满腔的气愤往回走。大家算了一笔帐：卖这一万多斤小麦，运费、招待费、补助费，开支一百多元；耽误劳动日五、六十个。
粮站这样刁难农民，挫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多么不相称啊，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吗？
当然，蒙城县今年小麦丰收，农民卖余粮的积极性高，粮站仓库比较紧张，这是事实。但是，是不是蒙城县许多粮站的仓库都装满了呢？不是。这个县拥有一亿八千万斤仓容，县粮食局认为只能实装一亿二千万斤粮食。全县原有的储备粮、商品粮、待调运的甘薯干和今年新购进的粮食约占一亿斤，还剩二千万斤仓容。县粮食部门的领导只要认真抓一下平衡摆布，全县所有粮站就可以不停止收购。如果再进一步想方设法去扩大仓库，这个困难就更好解决了。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甚至李西生产队所在的吴圩公社，多次要求粮食部门在这里设点收购，主动提出把二十四间空着的水泥地面青砖瓦房给粮食部门作仓库用，却被他们拒绝了。
国家需要粮食，农民又要求多卖粮，而粮食部门的一些同志为什么不积极收购？据了解，这些同志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国家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继续收购就是“份外”工作了。他们图自己省事省力，至于怎样为四化多作贡献就想得很少。
看来，要避免李西生产队卖粮受刁难的事重演，解决仓库紧张问题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有关人员的思想问题，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王礼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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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读者来信来稿对留村毁瓜事件表示愤慨，并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生毁瓜事件？
本报讯 七月二十七日本报发表了《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的通讯和《是谁触犯了党规国法？》的评论员文章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农村干部、社员、工人和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财贸工作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等，纷纷给本报来信来稿。截至八月十五日，已收到二十一个省市这方面的来信来稿二百四十多件。这些信稿，对河北省正定县留村公社领导人滥用职权强行毁瓜的霸道作风，表示极大的愤慨。不少来信对毁瓜事件作了分析，认为这个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毁青苗，破坏了党群关系
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是含着眼泪看完这篇报道的。河北省栾城县郄马公社南郄大队韩祥瑞来信说：瓜毁在南庄大队的田里，却疼在我们广大社员的心上。四川省南充市米面加工厂冯德明来信说：我虽然不是农村干部，但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生活的艰难。留村公社少数干部把农民切身利益置之度外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容忍。重庆市委财贸部余朝禄来信说：我们城里人这些年也吃够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苦头。我们多么热切地期望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政策能够尽快地落实啊！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强令毁瓜一事，使我心潮象波浪一样，久久不能平静。陕西省泾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刘育青在信中这样写道：无论何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随意毁坏庄稼青苗，都不得人心。即使南庄大队未完成计划，或间种了其他作物，已经快成熟了，上级可帮助查清原因，或批评教育，或采取补救措施，也不应毁掉。须知，这是群众的血汗啊！
不少读者来信引用古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提出“毁青苗者犯罪，这是社会公理！”大家认为，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如果容忍这种行为蔓延，我们的干部就将从人民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对极左路线，要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许多读者来信反映，类似毁瓜事件，他们那里过去发生过，最近也发生过。大家认为这类事件发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不足为奇，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将近三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已半年多，还发生这样的事件呢？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许多读者的来信，引用了新《六十条》中关于在接受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制宜进行种植，以及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瞎指挥的规定条文，认为南庄大队的做法符合新《六十条》规定，是党的政策允许的。明明是指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不按中央文件办事，却给别人扣上“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的帽子；明明是他们侵犯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却说别人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触犯了党规国法”。这种任意歪曲党的方针政策、专门用大帽子整人的做法，不是个别的。河南省峡县一同志来信说：我们这里一些人至今还认为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修”；划分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是“倒退”；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就是为资本主义泛滥大开绿灯。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所允许的社员“小自由”看不惯，甚至擅自制订许多“土法规”。他说：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对其流毒和影响绝不能低估。
很多读者来信列举了极左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说，极左路线反映在农业上，就是唯恐农民富。有些人一见农民手里有点钱，市场活跃了，就慌了手脚，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他们说，多少年来，极左路线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害得我们好苦，教训实在是够深刻的了。不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要把农业搞上去，要实现四化，就是一句空话。江西省东乡县国营红星垦殖场柳成阴在信中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容忍这条极左路线害党、害国、害民了。对待它，就要象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是真理，是歪理，到实践中验一验！”
许多读者来信反映了目前农村的大好形势，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夏粮丰收，秋粮长势也好；农村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农民的喜悦心情是多年没有见到过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对发展农业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时至今日，为什么有些人还摆脱不了极左路线的束缚，对党的政策有怀疑、甚至抵触呢？是由于他们在那条极左路线上走惯了，思想仍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
河北省成安县东方红公社部分干部讨论了毁瓜事件，认为前几年东方红公社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曾经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从种到收各个环节都由公社一道命令往下贯，搞硬性规定，“一刀切”。由于这些做法违背了因地制宜，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使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造成不少大队抱着“金碗”讨饭吃。今年以来，公社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夺得了夏粮丰收，单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加。尽管如此，还有的干部思想不解放，总认为“左”比右好，留恋过去那种“瞎指挥”，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撒手不管。
河北省涿鹿县张家堡公社郝存章来信说：留村公社毁瓜事件，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权力即真理”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有些人看来，真理天然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的干部至今还是以“本本”或者某个领导人的个别意见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作为执行政策的依据。要分清是非，就必须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是真金，是锡片，放在炉里炼一炼；是真理，是歪理，到实践中验一验！他建议把真理标准的讨论迅速普及到基层去，把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从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框框下解放出来。
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这些来信中，还提出毁瓜事件虽小，但反映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如干部制度、公社体制、国家计划等。要杜绝毁瓜事件，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干部制度改革问题。很多读者来信说，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所以那么无视群众利益，强令把即将成熟的瓜拔掉，就是因为他们是“铁饭碗”，南庄大队的穷和富与他们不相干。湖北省应山县委一同志来信写道：如果留村公社的干部是民主选举的，群众把监督权、罢免权拿在手里，他们就不敢这样干，看来干部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还有一些同志对人民公社现在政社合一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办农业的体制，有很大问题，它在某些方面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类似毁瓜事件还会发生。
二是国家计划制订问题。很多同志提出，对留村公社少数领导人的违法行为，应该象工厂出了责任事故一样，给予一定的经济制裁。但也有少数来信对毁瓜事件的责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我们现在农业种植计划下达的办法，也容易促使基层干部犯强迫命令的错误。陕西汉中一署名庄生的读者来信说：有的地方计划下达的过细、过死，如生产队种什么，种多少，下多少种子，留多少株苗，都由上边规定好。这样，生产队还有什么自主权可言？他提出能不能改革一下，用合同制的办法？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基层干部很难办。有的同志还认为，留村公社虽然犯有强迫命令的错误，但他们是执行国家计划的。生产队种瓜挤棉，是不顾国家计划，是不对的。
三是为什么这里不断发生这些事情？铁道部科学研究所一同志来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去年年底，人民日报登了《县委大还是宪法大？》一文，批评了河北沧县不准社员种自留地。事隔半年，又出现了河北正定县留村公社毁瓜事件，难道只怪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低？与他们的上级没有关系吗？首都机场一战士来信问道：《县委大还是宪法大》和《毁瓜的风波》的发生，难道县委、地委、省委就没有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