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普雷马达萨总理举行告别宴会
李先念副总理、许德珩副委员长等应邀出席
斯里兰卡贵宾离京赴天津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五日电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告别宴会。
四百名中国客人应邀出席了宴会。他们中间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水利部长钱正英,文化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
普雷马达萨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说,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双方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说:“中国和斯里兰卡同是第三世界国家。你们的成就也是斯里兰卡的成就。”他接着说:“我们认为你们在所有的方面向我们所提供的合作是一种标志,象征着在建立比现有的更加牢固的关系上我们两国间存在着持久的信任和诚意。”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时说:“总理阁下这次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中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三天来,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促进了相互了解。”他指出,总理阁下这次访问,对增进中斯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中斯友好合作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今晚的宴会前,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文化部长黄镇,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就业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今天下午,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会见了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他们的夫人。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五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今天晚上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参观访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等前往北京车站欢送。
北京车站今晚灯火辉煌。在车站月台上,举行了欢送仪式。普雷马达萨总理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我国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孙盛渭和夫人,陪同斯里兰卡贵宾前往天津。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德辛哈和夫人随同普雷马达萨总理前往天津访问。
今天上午,普雷马达萨总理和夫人游览了长城、定陵,并参观了佛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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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正在评选“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
全国妇联决定国庆前夕在京召开大会进行奖励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目前,评选“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活动,正在全国广泛开展。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四川、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二十五个省、市和自治区已在基层评选的基础上,选出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去年九月,全国妇联四届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在国庆三十周年前,要评选出为四化作出优异成绩的万名(个)“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并举行命名表彰仪式。这次评选活动,就是根据这一决定开展起来的。
这次评选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范围十分广泛,有在农林牧、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科技等战线做出显著成绩的女社员、女工人和女科技工作者;也有在各后勤部门为第一线的职工全心全意服务的托幼、炊事、街道服务单位的女后勤人员;有解放军女指战员和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女战士和女民兵;也有为妇女解放事业辛勤工作的妇女工作干部。她们中间,有几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敢于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老干部、老模范、老专家;也有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为四化做出显著贡献的女青年。
这次评选活动,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紧密配合当前各项工作进行的。通过评选活动,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妇女为实现四化钻研科学技术、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心,推动了后勤工作的更好开展,也活跃了各级妇联的工作。
全国妇联决定于国庆节前夕在北京召开大会,奖励全国“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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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殴打卫生管理员的肇事者受到拘留处分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公安分局严肃处理了一起殴打卫生管理人员的事件,肇事者牟素清受到拘留处分。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北京市崇文区永外街道宝华头条居委会卫生主任张淑昌同志,带领居委会卫生专职人员丛宝荣等清扫街巷时,正逢宝华里头条九十号居民牟素清的侄子往垃圾站倒锯末,丛宝荣等根据白天不能暴露垃圾,路灯亮后才可倒垃圾的规定,动员牟的侄子将锯末倒在保洁车上。牟素清的侄子不但不听,反将锯末扬了一地。张淑昌上前劝阻时,牟素清的儿子闻声赶来,并说:“这是垃圾站,我愿意什么时候倒,就什么时候倒,你管得着吗?”牟素清和她的女儿随后也从院内出来。牟说:“是我让他倒的。这儿是垃圾站,我想什么时候倒,就什么时候倒,你们搞街道工作的有什么了不起。”一面说,一面动手连打带挠。张淑昌同志的左眼眶被打青肿,眼下角被抓破,嘴被打出血,并有头疼、恶心、不能进食、血压升高等症状,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头部外伤、脑震荡。
牟素清不服教育,阻挠卫生管理人员执行任务,谩骂殴打卫生管理人员,严重违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城市卫生管理的试行规定》,经崇文区公安分局批准,给予牟素清行政拘留七天的处分,并承担伤者的医疗费用及其他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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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学习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讨论下半年学习计划,要求搞清六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四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今天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今年下半年的学习计划。会议要求政协委员们年底以前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二次会议的文件作为学习的基本内容。要继续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端正思想路线。
会议提出,通过学习,要着重搞清楚以下六个问题:(一)正确认识当前的大好形势、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二)正确认识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必要性和意义;(三)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意义;(四)充分认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和任务;(五)充分认识整顿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要性;(六)正确认识国际形势,从而更好地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以维护世界和平。
会议认为,为了学好两个会议的文件,要发扬党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自由辩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安排好学习,结合学习还要选读一些有关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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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触目惊心 发人深省
——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
四月二十三日,本报曾刊登黑龙江省破获一起重大贪污集团案件的消息。人们对吞噬社会主义财富的蛀虫充满了愤恨,同时也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象王守信这样的坏人,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王守信一伙为什么能够贪污多达五十三万多元的巨款?为什么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在省、地、县一些机关通行无阻,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案件发生地宾县以及省、地有关部门采访。
“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守信这个人称“小白鞋”的旧社会的放荡女人、宾县煤建公司(后改名燃料公司)常泡病号的收款员,一反常态,跳将出来,组织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捣黑窝战斗队”,积极“造反”。她得到当时握有实权的县革委第一副主任的赏识和支持,压垮了“对立面”,夺了权。她煽动一些人揪斗煤建公司领导干部,把他们赶到农村劳动;她捏造罪名,制造假案,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关押了七十九天。于是,这个善于钻营的家伙,一跃成为全县“响当当”的“造反派”。“造反”就要当官!“造反”就要入党!这是王守信的目的。她揪斗煤建公司党支部书记时说得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要求入党十年了,你不发展,我早够条件了!”
果然,没过多久,经那位赏识王守信的县领导干部提名,王守信被任命为县商业系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这位领导干部又对商业革委会党的核心组组长说:“王守信的组织问题,你们要帮助她。”授意发展她入党。但是,王守信不光彩的“老底儿”,使她在党员大会上没有得到通过。于是,这位领导干部又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现在有的支部不纳新“响当当”的“造反派”,纳新“老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使得人们今天在王守信的档案里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县革命委员会宣布,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起,撤销商业革委会。但是九月二十日,这个已被撤销的单位,居然召开党支部大会,通过了王守信入党。十月四日,由这位领导干部主持的会议上,居然根据已撤销的支部做出的决议和盖着已作废的公章的材料,批准了王守信入党!
王守信拿到了“党票”,很快成为县燃料公司的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集党政权力于一身,一下子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她用同样的办法把她所需要的人拉进党内。几年来,经她一手把持,发展了十二名党员,其中已批准的十名,占燃料公司现有十七名党员的将近百分之六十。这十名中间,七人根本没有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就入了党,支部决议是伪造的;三人是带着严重问题混入党内的。
王守信贪污集团的主犯——白石营业部主任马占清,是个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坏家伙,自称“白石山寨主”。一九七二年九月,王守信召开支部会,让大家“讨论”马占清入党的问题。有个党员刚刚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王守信便把脸一沉,大声训斥说:“咱们的党员都象马占清,我还知足了呢!”于是不经表决,强行通过。材料上报时,马占清的家庭、社会关系都还没有调查。等到一年半后马占清被批准入党的时候,他早已是个罪行累累的贪污犯了!
再看看王守信亲属入党的情况吧:大儿子原是小学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借帮派势力提为公社副主任,入了党。入党不久,就因强奸女青年未遂受撤职处分。二儿子在县五七干校临时学习了三个月,他乘机伪装积极,通过“走后门”,入了党。王守信的一个妹妹入党,更令人啼笑皆非。白石粮库党支部讨论她入党时,本人还没写过申请书!在上报材料时,为了表明此人早就“要求进步”,特意叫她爱人伪造了三份入党申请书,分别注明的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今天,人们发现了他们“巧妙”手法中的一个小小的“疏忽”: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的申请,竟然写在一九七六年印刷的稿纸上!
文化大革命中,王守信一家六口,除她的丈夫原是党员外,就有她本人、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四人入党,若加上她的弟弟妹妹,就是六人入党。群众说她是“全家造反,全家当官,全家入党”。
帮派统治的“独立王国”
群众气愤地把宾县燃料公司叫做“王记公司”。的确,王守信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王法”,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王守信控制的燃料公司党支部,什么党内民主、党内正常生活,什么集体领导、党员作用,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在王守信当支部书记期间,只开过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发动大家批评一个党员。因为这个党员在布置环境时贴了几条标语,王守信怀疑其中一条是针对她的。
六十多岁的车库保管员只对王守信分派的额外“任务”分辩了几句,就遭到她一通大骂,接着从光荣榜上把这位县商业系统先进生产者的名字撤下来。她气还未出,竟追到另一间办公室,动手打了这位老职工!
王守信布置工作,别人不能批评,甚至建议也不行。“长个屁股就要当家?领导派的是我,不是你们!” 这是她的口头禅。她坐车出去送礼,职工不许问、不许看。不然,就是一顿臭骂:“扒着狗眼,专门盯着领导!”
对专横跋扈的王守信,群众早就进行了斗争。一九七五年春天,正是王守信大肆贪污的时候,有人给领导部门写信检举她贪污万元巨款。有人违反党纪国法,把这个消息泄露给她,她立即用两瓶酒把那封检举信“换”到手里,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组织全体职工参加学习班,规定每人必须写出心得,以便她暗中核对字体。在长达几个月的追查中,有的职工被罚站,有的职工被“隔离”,有的职工被批斗、搜家。有的职工连爱人也被拉来陪斗!因此事而被排挤出去的职工达十人之多!此后,王守信下令:所有职工星期日一律不许休息,“免得搞阴谋诡计!”任何人不许在办公室交头接耳。
王守信知道,光“硬”的不行,必须软硬兼施。她经常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干部和工人:给困难补助,给盖新房,发给皮大衣,婚丧嫁娶送礼、送钱;她还常常把她准备拉拢的职工叫到一边,悄悄塞给几十块钱:“这是我给你的补助,拿去吧,可别对别人说呀!”就是被她排挤走的人,临走也要给点“好处”。这样,就使一些觉悟不高的干部和工人对她感恩戴德,服服帖帖按她的旨意办事。几年来,她把对自己有“威胁”的人调开,把同伙、亲信安插在公司的各个关键岗位。这个五十多人的单位,先后被她排挤出去十五人,调进二十二人。调进的这些人中,有十四人是她的亲属和省、地、县“关系单位”领导干部的子女。一个以她为“奴隶主”的帮派控制了整个公司。王守信到白石营业部,只消伸出四个手指头,她的同伙立即从黑金库中取出四万元现款,装进她的提包而不问用场!
王守信的“独立王国”所以能够存在,因为它并非“孤立王国”。在林彪、“四人帮”以帮代党、以帮乱党的路线影响下,宾县地区帮派势力也曾相当不小。同王守信一样造反起家的一些人,控制了县里一些重要部门的实权。他们得了王守信的好处,就同她彼此串通、互相利用。县财政科一位副科长不顾财经纪律,在财政科的帐上,给王守信立了个黑户头。王守信请客送礼需要细粮和饲料,县粮食局一位副局长就违反党的政策给她“批”,自己也从中捞一把。王守信需要安插私人、扩大势力,县劳动科就有人给她搞空转空调。王守信成车成车地拉一、二类物资送礼,县工商科就有人给她开运输证明。县农办一位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王守信一伙的“整”,后来看到王守信的势头硬,在经济上有油水,也“贴”将过来。
“人情”为饵的新剥削分子
宾县人说王守信“神通广大”:别人搞不来那么多的煤,她能搞;别人要不来汽车,她能要;她能够让别人的儿媳妇更名改姓冒充女儿“顶班”;她可以通过“活动”随意给人长工资……。
她的“神通”何来?主要是利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泛滥起来的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王守信象苍蝇逐臭一样敏感,知道“现在时兴这个”。她的算盘是:你以权谋私吗?好,我就投你所好,为我所用。松花江的鲤鱼是送礼佳品,她叫公司添置了两张大网,派人捕鱼,以便以鱼“钓鱼”。猪肉、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是送礼请客的好东西,她以改善职工生活的名义,非法占用二百二十亩农田作为“生产基地”,把相当一部分产品拿去“喂”那些她要用的人。一些干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往上调的问题不好解决,她就搞了一个“知识青年点”,做招工、招生、参军的“跳板”,在这些人还没有“跳”走之前,不上工也可以照拿数目不小的“工资”。她就用这种办法“抓住儿子,牵住老子”。
请看送礼的规模吧:王守信的二儿子说:“每逢过节,光我骑车送礼的名单就有七十人。”王守信说:“每逢大节,光送礼的酒,没有几十箱(每箱二十四瓶)下不来!”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七二年以来,王守信一伙请客送礼的金额达六万多元。各种物资有:酒八千四百多瓶,烟三千八百多盒,肉八千七百多斤,生猪五十九头,鱼八千九百多斤,鸡蛋一千多斤,粮食六万多斤,饲料九万多斤……。如此大量“物资”从小小的宾县燃料公司源源发出,就象一张一张捕鱼的网、一个一个钓鱼的钩,向着被她选中的那些部门和干部撒出去,而得意地坐在松花江畔总揽纲绳、手执渔杆的,正是那个犯罪分子王守信。
再看看几个落“网”上“钩”者的情况吧: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守信找省燃料公司副经理高玉斌,打算“蘑菇”两辆汽车。高玉斌毫不掩饰地说:“你以为要车那么容易?得托人、挖门子、请客、送礼!我这次出去调车花了不少钱,公家又不给报销。”(实际是开白条报销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王守信立即看透这是个“吃主”,赶忙说:“没关系,弄车花的钱,你们报不了,我们报。”王守信回县以后,很快让她的“副手”把一千元装在信封内,带进城,送给高玉斌。于是,经高批准,将省公司的两辆汽车批给王守信。就这样,前后七次,光高玉斌自己承认的受贿款就有一千八百多元。几年来,经高玉斌批准,共拨给宾县燃料公司六辆汽车,一台加油器;还挤掉别县的指标,多批给宾县二千六百吨煤。
一九七四年底,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是县纪律检查员)杨振清正缺钱用。王守信主动找上门,借给他一百元。他平时买煤、拉柴需用汽车,王守信“慷慨”地给了不少方便。就凭这份“人情”,当一九七五年春天,有人写信检举王守信贪污问题时,这封信落到了杨振清的手里,他不仅没有按信追查,反而把信交给王守信,并向她交底:“信到我这儿也就算完了。”结果,一封对贪污犯的检举信,招来了坏人的一场镇压。
松花江地委有一名政工科长和一名政工干事,同王守信的大儿子刘志民是“酒肉朋友”。刘为了调到省里工作,以“借”和“给”的名义,给他俩一人三百八十元,一人五百元,他们竟然把刘志民受处分的材料从档案里偷出来!
“人情大于王法”的歪风所以能够被王守信用来兴妖作怪,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煽动以外,也同某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们“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干点啥”,如果谁为此送来人情,那当然是被看得很重的。省经委有位副秘书长同王守信关系密切,互相利用。他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在王守信的“知青点”,王守信把在哈市买的房屋腾出一间,借给他的女儿婚后居住。逢年过节,他常常和爱人一起坐着汽车到宾县去看“王老太太”。一九七八年春天,王守信借口“看病”,公费“飞”往广州、上海游山玩水,这位副秘书长又给张罗买飞机票,又给联系高级宾馆,还让儿子陪同前往。王守信上飞机那天,居然有以这位副秘书长为首的好几位省、地部门领导干部携同家属到机场送行。这位副秘书长对王守信所需的木料、玻璃、化肥、汽车、煤炭等物资,总是大笔一挥,有求必应。直到工作队进入宾县燃料公司以后,这位省里的“大干部”还去看望王守信。
善于伪装的大贪污犯
据查证,王守信一伙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仅用煤“加价”这种办法就非法骗取了一百二十九万元的巨款,除上缴一小部分掩人耳目外,扣留了九十三万元,藏在黑金库,供自己支配。她们从这笔款项中,共贪污五十三万六千余元。其中首犯王守信贪污五十万零三千九百七十元。王贪污大量钱财,购置了多种高级消费品。破案后,除收缴了四十一万多元赃款外,还从她家清查出价值四万余元的赃物。计有:电视机三台,电唱机、电风扇、录音机各一台,收音机十一台,照相机两台,缝纫机六台,自行车五辆,手表十八块,鸭绒被二十三床,毛毯四十六床,各种皮大衣二十二件,狐狸皮筒三十八张,各种皮鞋六十多双,各种名酒六百零九瓶,高级香烟一千五百五十盒,等等。
王守信这个大贪污犯,平时装出一副“艰苦朴素”的模样:身穿大襟旧棉袄,围着褪了色的围巾,脚穿打补钉的棉胶鞋,用纸卷旱烟吸。她把燃料公司的经营管理搞得混乱不堪,却又大修门面,大搞基建,给人一个“确实在搞一番事业”的印象。她借本公司职工参加装卸煤的由头,从中提取“装卸费”,或用以收买职工,或请客送礼,或从中贪污,但向上级却宣扬这是“革命化”措施。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管家人形象,她上下班经常早来晚走,还亲自同职工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甚至在节假日替看门人顶班。正是由于这些假象,加上我们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致使王守信一伙打着“先进”的招牌,长期逍遥法外。县主管部门和县革委会某些领导同志,过去认为“王老太太”很泼辣,很能干,全县烧煤全靠她,知道她送礼拉关系,也没制止。县里缺化肥,还派她出去跑。听到群众对他们一伙有反映,也只当作一般的“不正之风”,没有认真追查。
狐狸尾巴要永远藏起来是不可能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群众解除了精神枷锁,他们敢于揪住狐狸尾巴,寻根究底,终于使王守信一伙落入了党和人民的法网!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的生活》记者 姜照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 艾丰
本报记者 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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