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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克服派性
本报评论员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克服派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斗争，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我们党的团结和统一大大加强了。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还没有解决；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派性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危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少数坚持闹派性的人，现在变换手法，继续进行活动，干扰以至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的活动虽然转向隐蔽，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有所表现：如在领导班子内，拉山头，搞圈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吹捧符合自己派性利益的领导干部，反对、诽谤、诬告按党的原则办事的领导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派的利益出发，或进行歪曲，或不予理睬，或加以攻击；使用干部以派划线，任人唯亲，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在清查工作中捂盖子，抵制清查，包庇有问题的人，或者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转嫁罪责，甚至把一些坚持正确路线，抵制“四人帮”的好干部打下去；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对同派的人搞一风吹，处处从优照顾，对原来不是一派的故意拖延刁难，不给解决；在安排干部、发展党员、选举、招工、评奖、提级、调工资、分房子、发补助等问题上，都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一切从派性出发。这些派性严重的人，以派的利益代替党性原则，认派不认党，亲派不亲党，跟派不跟党，对党离心离德，对同派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甚至随意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为了派的利益，他们可以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敌我，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闹派性的人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骨子里却继续搞林彪、
“四人帮”那一套，以原来的派兄派弟为基础，搞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唱着革命的高调，干着结帮营私、争权夺利的勾当。他们口口声声“高举”、“紧跟”，实际是借着高举以营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篡改，用来为他们的派性利益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甚至利用“反对派性”的口号，为自己披上“党性”的外衣，反而给坚持党的原则的同志戴上“派性”的帽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大群众反对派性，对派性深恶痛绝。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派性，不是根据他的口头“宣言”，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要看他在使用干部、发展党员、评工资等等具体问题上，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看他对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执行和维护，还是阳奉阴违、软阻硬抗。只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检查，到群众里去听取意见，谁有党性，谁有派性，是不难搞清楚的，要想鱼目混珠是办不到的。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战斗集体，它同派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党内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不许在组织上闹分裂，不许搞派别。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组织原则。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进一步、退两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党内斗争的历史事实证明，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坏分子、野心家等等，他们就是利用派性和派别活动来分裂党，并通过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记。
派性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行帮”习气在党内的一种反映，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动起来的。派性的危害极大。它在政治上瓦解党，思想上腐蚀党，组织上分裂党。它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削弱党的战斗力。它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地方揭批查不彻底，纠正冤假错案受干扰，违法乱纪案件查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派性作怪。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挫伤干部群众搞四化的积极性。派性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四个现代化的大敌。每个党员都要认清这个大敌，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办事，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跟着林彪、“四人帮”犯过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坚决同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彻底克服派性，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闹派性屡教不改的，要受到纪律处分。领导干部闹派性不改的，要坚决撤下来。
受过委屈、吃过苦头的同志，要正确对待自己遭受过的打击和委屈，要有高风格、高姿态，要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我们要正确分析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着重考察历史条件，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不要简单地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提倡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对原则问题必须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非原则问题就不必纠缠。同志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谅解，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就要发扬他们那种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
克服派性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派性不消除，党性不能发扬，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受到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坚决的措施消除派性。要认真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把广大党员更好地团结起来，肩负起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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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心同德的“火车头”
——兰州机车厂党委政治生活纪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和铁道部授予兰州机车厂大庆式企业的光荣称号。这个打了十年派仗，一直被称为
“老大难”的工厂，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工人同志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说：“工厂能多出火车头，全靠党委这个‘火车头’。”
这里记述的是这个厂党委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团结战斗的几件事。
坚决堵死“透风墙”
过去，兰州机车厂党委有一堵“透风墙”。每次党委会刚刚开完，会上讨论了什么，就传得满城风雨，甚至连哪个委员坐在什么位置，说话的声调如何，都一清二楚，弄得党委无法正常工作，会上谁也不敢说心里话。很显然，不坚决堵死这个“透风墙”，党委就没有战斗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厂党委同一位带头搞派性的党委常委、副厂长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党委“一班人”在大小会上，当着他的面，严肃批判他在一九七六年支持一部分人冲击党委会，到处贴“走资派还在走”的大标语，四处告“黑状”、写“黑信”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同志们严肃的批评和帮助，对这位常委思想触动很大。他回想起自己在五十年代当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和全国人民代表的时候，想的是为革命多做贡献，为什么前些年走了下坡路，陷入派性而不能自拔？说来说去，就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下，个人主义膨胀，想争个人之权，背离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他在大小会上，公开承担了搞小圈圈的主要责任，承认自己闹派性是因为想当工厂的行政第一把手。他痛心地说：“今后再不搞害党误民的派性了，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四化做贡献！”
经过这场斗争，兰州机车厂党委深深感到，十多年来，派性对党的肌体的破坏，对人的思想的腐蚀太深重了，必须严肃对待，彻底消除其影响。党委首先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严明的纪律：每个党委成员绝对不许搞派性活动，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的团结。
“咱们都是党的人”
搞掉了党委外的小圈圈，并不等于派性消失了。在提干部、调工资的时候，派性往往又会抬头，并且反映到党委中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不徇私情，坚决按党的原则和政策办事，决不让派性这个“鬼”钻空子。
去年调整工资时，群众对一个车间干部进行了全面衡量，最后没有提他。这个干部想：自己和党委副书记张世恒是建厂时一块调到兰州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同是一个观点，于是他就找到张世恒，想让他替自己说说话。张世恒回答说：个人的友情不能代替原则，调工资要由群众评定，我个人不能给你调。
在调整和选拔基层领导班子时，在一些干部中也是各有各的打算：你有你的干部，我有我的名单。党委排除干扰，坚决不搞派性的“小名单”，而是搞“五湖四海”的“大名单”。当时，有人曾找到党委书记韩树椿，对他说：“某某可是谁的人，调整班子的时候可得注意呢！”韩树椿同志反问道：“那你是谁的人呢？咱们不搞这个，咱们都是党的人！”
正因为厂党委成员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当互相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时，他们顾大局，向前看，不计较个人恩怨。文化大革命中，李恩波同志对被结合较早的李树森同志的某些做法很有意见。一九七六年底，李恩波重新回到兰州机车厂工作，和李树森都在常委班子里，又都任副厂长。大家担心他俩弄到一起搞不好。但出人意料，李恩波当着李树森和同志们的面，多次讲：“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了，谁都难免有错误，我也曾错误地整过别人。不能把那些往事当个斗大的线团子，缠个没完没了。”李树森看到李恩波姿态很高，也作了自我批评。现在，他俩增强了团结，工作上互相配合。
友谊、谅解和支持
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厂长张世恒，是从中层干部新提拔起来的。在厂党委常委中，许多同志的资历比他老，年龄比他大，又一直是他的老领导。他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最初总是惴惴不安，工作不大胆。厂党委书记韩树椿带头尊重和支持他的工作，并多次在常委会讲他的长处，提出常委们要加强团结、合作。常委们也都表示，不为个人争长短，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张世恒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勇挑重担，大胆地抓起了全厂的生产，工作很有起色。
在“班长”的带动下，党委“一班人”相互支持逐步形成了风气。在今年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对负责生活的一位党委常委、副厂长提出尖锐批评，并表示对他不信任。厂党委认为，这个常委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有些生活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住房紧张、生活福利设施差等等，是多年积累下的，并不是这位常委工作造成的。在会上，党委耐心向大家进行解释，明确指出，有关职工生活福利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应该由党委集体承担责任；并希望广大职工支持这位常委把工作抓好。会后，党委加强了对生活福利工作的领导，支持和帮助这位常委大胆工作，大大加快了职工宿舍和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职工食堂也越办越好，群众比较满意。
在兰州机车厂党委内，“班长”敢于承担责任，委员勇于分担责任。遇到紧急情况，谁在场谁就负责到底，决不推给别人，更不推给“班长”。去年以来，这个厂发生的几件紧急事情，都是由当事的常委临机处理后，再向常委会汇报的。过去那种无人负责，推推拖拖的作风再也看不到了。党委常委、厂工会主席崔玉斋初来到这个厂时，是抱着多听少说的态度干工作的。现在，他看到党委“一班人”互相信任，不诿功推过，感到延安作风又恢复了，心情十分舒畅，决心做好党委分给自己负责的工作。他以工会为家，对工作大胆负责，把“百事闲”的工会变成了“百事忙”。
本报记者 曹永安 祖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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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人唯亲”要不得
党中央一再强调，用干部要任人唯贤，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有的领导干部，却把这些原则抛在一边，你说你的，他干他的，好象党的原则只是给别人规定的，自己可以例外。
根据革命需要调动干部的工作，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一些负责干部调动工作时，有时为了便于到新单位开展工作，经过干部部门同意，是可以调几个干部随同到新单位去的。但是，有的负责干部调动时，没有严格遵守党管干部的原则，除妻子和规定照顾的子女外，他们还要随身带走一批人，包括不应带的子女、秘书、司机、保姆，以及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少的五、六人，多的十几人。有的同志调到新的单位，还未上任，先向组织部门提出名单，要求把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一个一个地调到新的单位，提任要职。似乎只有这些人才是得力干部，才信得过。个别同志甚至公开提出，同自己相处多年的秘书如不能一起调去，于心不安，并表示，如果秘书不能调去，自己的调动也可以不考虑。有的还提出种种“理由”，想方设法把子女、儿媳、女婿，甚至儿子的未婚妻，统统调到身边，一个不落。还有的根本不顾德才条件，不顾政治影响，亲自提名让自己的亲属或秘书任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团结”了少数几个人，却脱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脱离了党的原则，不但个人威信下降，党群关系也受到损害。这些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所以办得成，主要是这些同志本身的思想作风不正，组织观念不强，而干部部门的某些同志有时也放弃原则，迁就错误，或者是有更高一级的领导人讲了话，点了头，迫使下边的同志非办不可。
共产党人应该是光明正大、能团结大多数人、大公无私的。可是现在有的干部私心却这么重，“任人唯亲”、“任人唯熟”的观念这么强，不搞五湖四海，尽搞小圈圈，还怎么取信于民？又怎么避免那种在用人问题上的封建宗法特权在党内出现？宗法特权是很落后、很腐朽的东西，为什么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共产党的干部也搞这一套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不少同志眼见这种情况造成的不良影响，心情都很焦急，也很气愤。希望领导机关严肃党纪，要求领导干部在遵守党管干部这个原则问题上，必须以身作则，坚决刹住这种不正之风。也希望组织部门的同志，坚持原则，敢顶这种歪风。
郑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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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领导干部说：“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这条“宝贵经验”，在这些年来广为流传。有些人这样说，也这样做，影响很不好。
“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言下之意，就是领导干部要搞好工作，有较高的威信，身边必须拉一帮子所谓“信得过”、“听招呼”、“会办事”的亲信。于是，“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就象一条做人的“秘诀”，被有些干部所引用。你看，有的领导干部调动工作或提升到新单位任职时，往往从原单位随身带几个秘书、调几个干部，甚至连警卫员也带走。有的领导干部在本单位积极物色对象，拉老乡关系，培养自己的“手下人”。在有的部队里，甚至出现什么×长的“心腹”、政委的“红人”、参谋长的“助理”、主任的“秘书”等极不正常的外号。
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只有靠党的集体领导，发挥群众的智慧，才能搞好工作，而不能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同时，领导者的威信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靠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工作成绩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几个人捧起来的。有的领导人认为自己说话算不算数，全靠“手下几个人”起作用。其实不然。一个领导人说话有没有人听，办事灵不灵，威信高不高，不在于那“手下几个人”天天吹喇叭、抬轿子，根本的一条要看领导人是否立得正，是否遵循党的原则。
“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的思想和做法，危害极大。它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损害了党的肌体，涣散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它破坏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导致“任人唯亲”。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大权在手，并不是立党为公，站在党性的正确立场上办事，一视同仁地看待干部和群众，而是以“我”为准，亲一些人，疏一些人，徇私情，拉关系。他们总是希望建立他们“指挥得动”的班子，或者希望领导班子里有“自己”的人。因此，往往把奉承自己的人看得“十全十美”，视为掌上明珠，以“好干部”而大加重用。这同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哪一点有共同之处？
造成“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这种坏风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结党营私，拉帮结伙，培植亲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得社会上那些看权势、找靠山的歪风盛行起来。所以，“手下有几个人好办事”，正是林彪、“四人帮”大立山头，结党营私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是瓦解党的毒瘤。希望少数有这种毛病的同志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胸怀广阔些，从“手下几个人”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
四川西昌驻军某部 江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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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地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对党员进行普遍轮训
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中共衡阳地委于五月下旬到七月底对全区十七万共产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训练，使这些党员更好地认识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增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衡阳地委在训练党员工作中，首先训练党的领导机关的干部和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克服了过去轮训党员时抓了基层忽视机关、抓了一般党员忽视领导干部的毛病。其次，训练党员中他们坚持和风细雨，实行“三不主义”。鼓励党员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不讲空话、假话和套话；鼓励党员提出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着眼于提高思想。第三，他们把集中训练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训练结束后，基层党组织都恢复和健全了“三会一课”（即支委会、支部生活会、党员大会和党课）制度，经常对党员进行形势、任务、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和党风党纪教育。做到思想教育细水长流，使集中训练的效果得到巩固和提高。（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