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文艺短评
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周岳
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推行多年的极左路线，在文艺战线造成什么样的严重恶果，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人们从多年来生活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中，深切地体会到不批透为害甚烈的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为它们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是，善良的、好心的同志们，应该切记，不要以为只要领导同志讲几次话，报刊上发几篇文章，极左路线的流毒就会象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处容身了。不！它还在某些人的头脑里隐藏着，一遇相当气候，就会乔装打扮，跑出来继续为害。最近出现的某些论调，为什么立即引起文艺界同志的注意，就是因为人们从中听到了那种曾经听到过的令人憎恶的声音。《河北文艺》六月号上在显著位置发表的《“歌德”与“缺德”》一文，便是一例。
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四人帮”及他们那个“顾问”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他们推行多年的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站在党和人民立场、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是“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总之，不是“歌德”，而是“缺德”。于是作者仿照江青当年的口吻，刻薄地训斥道：“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它同最近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
有的同志会说：强调歌颂社会主义总是应该的吧？我们说，当然应该。社会主义制度比过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优越，都先进。歌颂社会主义，无论现在和今后，都是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本来还不是十分完美的，何况过去的十多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又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加破坏。在大破坏之后，痛定思痛，清理废墟的工作是异常艰巨的。说轻松愉快，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歌德”与“缺德”》的作者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作了如下的描绘：“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作者因此提出要“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经过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之后的中国大地，竟是这样的世外桃源吗？不说全国，就是作者所在的河北省怕也未必如此。这样不顾国家艰难、无视群众疾苦的“歌颂”，是符合实际的吗？这样粉饰太平是对人民负责任吗？人们有理由怀疑，也有理由发问，这种虚假的描述是为谁掩饰罪行，为谁开脱罪责？作者倒不妨拿这几句去问问工农，看他们同意不同意。有位评论家说这篇文章“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光明日报》七月二十日王若望文），这是及时的提醒。正当人们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为“四化”建设扫除思想障碍的时候，这类论调，的确象一股袭人的冷风，它同当前文艺战线上解放思想、百花初放的气氛该是多么不和谐！
有的同志也许不解：强调歌颂工农兵，提倡文艺为“四化”服务又有什么错？对“四化”的主力军的工人、农民，当然应该歌颂，谁也没有异议，全心全力为“四化”服务更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问题不在口号，而在它的实质。林彪、“四人帮”在他们合伙炮制的那个“纪要”里，不是也大叫大嚷什么“根本任务”吗？但是任凭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他们的所谓文艺，何尝想到过工农兵？他们这伙人的“根本任务”，就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文艺为“四化”服务只限制在选择什么题材、塑造什么人物上，是一种片面的、狭窄的观点。真理超越一步，就变成谬误。如果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的作品同反映“四化”对立起来，认为除了直接写工人、农民题材的作品，统统都是丢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都是“缺德”，甚至发生“道德哪里去了”的问题，那还谈得上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还谈得上什么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
春天的冷风不得人心，更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但是它却可能给刚刚出土的幼苗、刚开放的蓓蕾以冻伤。因此，我们要警惕，要批判，要继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绝不能让它借尸还魂！
第3版()
专栏：
春天里的一股冷风
——评《“歌德”与“缺德”》
王若望
《光明日报》于七月二十日发表王若望同志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这里刊载的是这篇文章的摘要。编者
《河北文学》六月号发表了《“歌德”与“缺德”》一文，我们从中听到了与文艺界的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放手写作的一种极不和谐的声调，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此文说：“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这就是说，衡量文艺创作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首要标准，就是看作家是否在作品中，为工农兵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如果是这样，那便“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否则，对不起，“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作者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总的要求，而仅仅是对选择什么题材、塑造什么人物的具体要求。这不但是对文艺领域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片面狭隘的理解，而且是曾经统治文坛十年的“根本任务论”的老调重弹，是貌似正确的谬论，而其语气又何等霸道！简直要把同他看法不同的“又有何用”的作者开除出文坛了。
这位自居于“歌德派”的卫士应该是最善于“歌德”的作者了。现在，我们且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歌颂“样板”：“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
既然我国无失业之忧，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讲到“今年计划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安排七百多万人就业”，岂非多事？既然没有失学之忧，那么，华国锋同志报告里讲的：“继续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十分重要。这个任务本来早就接近完成，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倒退了多年。”岂非成了“空论”？这种闭眼不看事实、说假话、讲大话的“党性”，请问属于谁家的党性？
至于他所写的没有小偷强盗的世外桃源，也都是粉饰太平的浮夸不实之词。如果照他的估计，公检法人员大可高枕而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有些法律条文也是多此一举。这一切不实之词，连小学生也能指出其全是虚妄。显然，这个看法跟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大相径庭，也跟全国人民的切身体验大不相同。
《“歌德”与“缺德”》一文的作者还说“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这是指什么呢？面对现实，想来想去，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凡写揭露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下所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冤案、假案、错案等等血腥罪行作品的作者，便是“善于”“闻腥的动物”了。其实，人民看到这些作品，特别解气，非常欢迎，而这位“党性”特强的同志却辱骂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动物”，为什么要这样暴跳如雷呢？他不用“恶毒攻击”这个已被历史废弃了的词儿，而是用“诅咒红日”取而代之，可谓用心良苦。但他对这两年来文艺上开拓的新领域、新境界，所取得的新成就，倒是满口的“诅咒”之声。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施行愚民政策，依靠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持他们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拨乱反正，我们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在某些经济、生产、科技、文化等领域是大大落后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有勇气承认这种差距，按照我国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积极地向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但是这一位作者却对此事大加挖苦道：“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作者只差没有骂我们是“崇洋媚外”、“洋奴买办”了。
这个作者还训斥道：“文艺工作者应是‘社会公仆’，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读了这番话，使我马上联想到江青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次训斥文艺工作者的话：你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工农兵，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除了一个讲“良心”，一个讲“道德”有所不同外，其斥责之声的实质何其相似乃尔！这就象挥着鞭子的奴隶主，假借“工农兵”的名义，对奴隶们训斥道：你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住我的房，还不给我卖命！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我们都是吃农民的粮，穿工人的衣，我们就得反映工农的愿望和呼声，体恤他们的疾苦，并揭露侵犯工农利益的歪风邪气。而那些对人民的疾苦熟视无睹，专会说浮夸的漂亮话，一贯以“歌德派”自居的人，你的“良心”和“道德”到哪里去了？
象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一一理论，不过此文还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有关文艺理论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暴露与歌颂？一个是文艺如何配合实现四化的中心任务？应当进一步加以澄清。
在文艺创作上，硬性规定：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内部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是不懂艺术规律的想当然的说法。须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对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待党和政府的干部，其光明面当然要大力歌颂，但对其阴暗面和发生的悲剧，是不是允许暴露呢？有一些人是反对暴露的，在文艺作品中，如果一出现暴露了真实的描写，就会有人暴跳如雷地加以斥责，所加的帽子有“丑化社会主义”、“诋毁无产阶级”、“攻击党”……等等。这是由于长期流行这么一条法则：把红色的歌颂之花赠给工农兵、革命干部和社会主义体制，把暴露的讽刺的黑色之花扔给资产阶级以及“臭老九”。历观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文学艺术实践，证明这一杜撰的法则，实际上成了扼杀文艺创作、并导致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公式化、模式化的原因之一。
对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对待党和政府的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阴暗面和发生的悲剧，只要是生活真实，是典型，应该允许暴露和讽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作者拥有的创作自由的必要的手段。我们所以不赞成“歌德派”或“暴露文学”这种词汇，就因为在文艺作品里，歌颂和暴露总是兼而有之，或者是交替使用。单独的歌颂和暴露的作品虽不能说没有，但为数极少。我们没有必要把歌颂与暴露作机械的分切。读者和文艺批评家所要求于作者的，首先问作品是否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只要符合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者，不论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会给人以教育，都是受欢迎的好作品。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里，就指出了当前应予批判和揭露的内容：“克服官僚主义和保守习气，及时揭露可能出现的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某些人认为，义务和纪律只是为老百姓规定的，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却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可以不守纪律。……我们虽然早已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主要是封建秩序所遗留的特殊化、走后门、压制民主等歪风邪气，至今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由此可见，以文艺为武器批判和揭露这些反面现象，也就是暴露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实际上是匡正时弊，不但不能斥为“缺德”，而是应予提倡、应予保护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学上如何写四化？按照《“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说法，只许我们写两种题材：一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二是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其实，这种新的条条框框仍旧是过去“写中心，演中心”的旧病复发。我们主张作者们努力去表现向四化进军征途中的新人新事，跟上时代的步伐，为这个伟大的新长征架桥开路。这是我们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和光荣任务。但难道在百花齐放的号召下，只许放两朵花吗？提出这样的口号，口口声声讲的是阶级性、党性，细究其实质，仍然是在漂亮的革命词藻掩盖下的极左思潮的表现。
我们曾批判过十多年前张春桥之流喊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大写十三年”。谁要不“遵”他们的“命”，就叫做“不务正业”。我们批判它是束缚作者手足的极左思潮。如今《“歌德”与“缺德”》一文中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之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能写的期限还要短，能写的题材还要狭小。
在标榜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下，贩卖极左思潮，反对“双百”方针，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第3版()
专栏：
要鼓励作者大胆创作
本报讯 七月二十二日《河北日报》第四版发表崔承运的文章，对《河北文艺》第六期发表的《“歌德”与“缺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崔承运在《要鼓励作者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一文中指出，这篇文章说当前文艺战线出现了一个所谓“缺德”派，并打着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对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出现的繁荣兴旺景象进行攻击。它一口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一笔抹杀三年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取得的巨大成绩，错误地想用老办法压转新形势。这样，就会把无产阶级文艺重新拉回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禁锢中去。这是当前文艺界极左思想的产物。
这篇文章硬说当前文艺创作取消了阶级性和党性，反对歌颂工农兵、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种判断纯属无中生有。打破林彪、“四人帮”禁锢的短短三年内，一大批新老文艺工作者满怀激情奔向了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发现更广泛的题材，挖掘更深刻的主题，表现更新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在我们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交响乐曲中，出现了一大批象《于无声处》、《丹心谱》、《曙光》等戏剧和《班主任》、《伤痕》、《哥德巴赫猜想》等思想和艺术风格焕然一新的文学作品。就是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短短时间里，一批描写英雄的速写、特写、通讯报道也迅速和广大读者见了面。所有这些，一方面对工农兵群众及其衷心爱戴的领袖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一方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作了无情的鞭笞，不愧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篇章。对真善美的歌颂，对假恶丑的揭露，正是社会主义文艺阶级性和党性的表现。这篇文章，对所谓取消了文艺阶级性和党性的“缺德派”的斥责，不是象唐吉诃德手拿长矛与风车开战一样的荒唐可笑吗！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这篇文章堂而皇之地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其实，党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解放思想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体现在文艺上，就是要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这篇文章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只字不提，并且丝毫没有争鸣和讨论的意思，而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用了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词。这种恶劣的文风，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是不足为奇的，今天，居然在无产阶级的文坛上重见，实感遗憾。
第3版()
专栏：
“歌德”与“缺德”
李剑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那么，“歌德派”有什么罪呢？据说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长于“歌德”——歌颂是其文字的主要特色。这就有罪吗？这就应当批判吗？我看未必。当然，歌颂“四人帮”的哈巴狗文艺应当批判，一味地歌舞升平的空泛文字亦应指斥其弊。但是，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树碑立传，为四个现代化事业大声疾呼，这又有何不好？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同党的事业同一命运。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实践给作家以充沛的革命激情，能使之象开闸的激流那样为人民的事业大声呼喊。有幸于为中国人民的现代生活创造精神财富的专业和业余作者，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四化”高歌。
坚持四个原则，在创作上首先表现为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这既是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又是人民感情向作家提出的创作要求。如果人民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开口闭口“你是‘歌德派’”。这里，你不为人民“歌德”，要为谁“歌德”？需知，“歌德派”者，也在“歌”无产阶级之“德”时，于字里行间猛烈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残余意识，并没有在笔端失去迅雷闪电。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我们认为要全心全意地深入其中，透过他们明净的心窗摄取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有人说不，不能下去，下到那些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粪的人中间实在苦也！既无“舞会”，又无“盛宴”，真真是“虚度年华”。怎么搞创作呢？这些人说，“上”，“上”到红地毯上去采写“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呜呼！中国九亿人口，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拾绿纱明镜中之“珍珠”，真可谓“绝对真理”，比杜林高明十倍。诚然，“科学之宫”应当重笔描绘，表现科学工作者的壮美情怀。但是，只是“上”到科学家的楼上，并不能写出佳作。科学家是在楼内，而他的图纸却在三山五岳、江河大海中变成丰硕成果。你不“下”到江海之中、峰谷之内，不见科研的实际成果，科学家的壮美情怀又何以颂扬？即使是纯粹的理论研究，“研究”过程中也有着研究者的感情奔流，而这感情又来自何方？只能来自他所感触到的社会激流、时代脉搏；而这“激流”和脉搏”，则不在楼上，而在楼下，在亿万工农之中。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又岂能撰出佳作？
“歌德”并非什么凭空的臆想，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勤劳的人民所给与作家们的真情实感。中国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征途中，虽然“四害”造成了十年灾难，但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历史是前进了的，祖国人民的生活较之旧社会是提高了的，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
工人、农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历来被“文明”的地主资产阶级视为芸芸众生，开口闭口“小人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让人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文艺工作者应是“社会公仆”，为什么不去歌颂他们？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
还有那些“兵”，那些在自卫还击战中流血战斗的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朴实、勤劳、勇敢、善良，对人民是“孺子牛”，对敌人是下山虎。为了民族，他们十八、九岁，二十几岁，用血肉之躯去冲开敌人的大面积雷区，用心中的热血去浇灌胜利之花。他们为什么不应歌颂？为什么不应“下”到他们中间。你吃着面包大叫着“我们太落后啦！”，他举着手榴弹喊着“向我开炮”，可见你比他们“高明”——生活水平“高”，电视屏面“明”，所以不必“下”到他们中间。对吗，尊贵的先生？
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陈毅、贺龙……，为战斗的工农兵，为科研、教育工作者，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让我们的文学艺术和着鲍狄埃所踏过的血泊，含着“四五”勇士们的战斗激情，去满腔热情地歌颂我国大地上的万里春光，去抨击形形色色的邪风浊气。让我们的题材、体裁、风格、形式，在生活的激流中更加多样。让我们的作品充溢着泥土和油浪的芳香，闪烁着青春的光花。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这里，我们不搞一味地美化生活的歌舞升平，也不赞成一些人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原载《河北文艺》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