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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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陇海线宝鸡至天水段电气化工程在加紧施工。工程完成后,运输能力将比现在增加二倍多。担负施工任务的广大职工,正在抢时间争取早日完工。
新华社记者 张新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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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岱家山大型变电站最近建成并开始送电。这座二十二万伏的变电站是今年年初开始兴建的,仅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
新华社记者 张申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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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
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理论工作的着重点也应当转移。把着重点转移到面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新时期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工作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就不可能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大的贡献。
现代化建设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实现四个现代化,既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经济任务,又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可以预料,在现代化基础上,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将要大大超过以往的社会主义改造。很显然,从事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这种指导决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为此,就要对我们的国情(历史和现状)作出科学的分析,对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同现代化建设有密切联系的种种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以指导人们的实践。
毛泽东同志多次引用斯大林的一句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79页)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实践,不可能不走弯路,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在新长征刚开始迈步的时候,联系我们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在民主革命初期,我们党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没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时,虽然我们许多同志满腔热情,一股劲儿地干革命,但并不懂得应当革什么,怎样革,那些该先革,那些该后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斗争曾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经过两次大的胜利,两次大的失败,在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我们逐步认识并掌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对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我们在理论上有了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那样,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整套战略战术,使全党的思想空前统一,因而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来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我们虽然有巨大的成绩,但远远没有能够得到本来应该得到的成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理论没有密切结合实践,甚至脱离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年来,由于理论上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事实就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对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法,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弄得很清楚。因此,有时在路线上、方针上、政策上,在经济的计划和管理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就难以摆脱盲目性,就不可避免地违背了客观规律。
实践已经证明,用单纯行政手段搞经济是不行的,用军事方式搞经济更是不行的。管理经济,首先要懂得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就是说,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搞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如此。因此,科学理论的指导,是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曲折、少走弯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理论应当在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志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光辉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针。但是,也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在理论上还有许多空白。这些空白是必须填补的。我们要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实践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科学理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三十年来,我们的理论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方面,是有成绩的。在总结实践经验,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发展理论方面,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作了努力。但从总的情况看,新的研究成果不多,问世的系统的理论著作更少,同经济建设一样,理论工作的成绩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些年来,理论工作的最大障碍,是被林彪、“四人帮”搞到荒谬已极的现代迷信。
林彪、“四人帮”公然胡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什么“顶峰”。在他们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僵死不变的教条。他们妄图把无限丰富的生活硬性地纳入他们惯用的几个简单的抽象的概念和公式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如果理论要向前发展,那也是一两个“头脑特别灵的”天才人物的事,其他人要在理论上有什么创造,那是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凡是在理论上有所思考的人,一概被他们认为是“离经叛道”,被打成“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本来就不够活跃的理论界,更是万马齐喑,一片荒芜。
粉碎“四人帮”,扫除了理论工作的最大障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启发了我们的思想,国际的经验又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主客观条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理论工作者意气风发地投入战斗,揭露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谬论,打碎了他们制造的一系列精神枷锁,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使理论工作重新获得了生气和活力。如果说,前一时期我们的理论工作是以破为主,破中有立,那么,现在就应当以立为主,立中有破。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工作要以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解决现代化实践中的新问题为主,当然,还要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点。
理论工作要坚持以立为主,就要全面理解解放思想的问题。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包括破和立两个方面。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激烈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主张。我国“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猛烈地抨击了以孔家店为标志的封建制度和思想,大声疾呼科学和民主。这些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有破有立的。
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我们把思想解放的重点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转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上来,不但是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且符合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地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这既是新时期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理论工作者唯一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
不“唯上”,不“唯书”,敢于思考,勇于创造
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就必须克服和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唯上”,二是“唯书”。
“唯上”,就是按照“有权就有真理”的原则,一切以上面说的为准。凡是上面说的,不管合不合实际,有没有根据,一概奉为真理。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的理论工作,不问实际的情况,不听群众的意见,更不进行独立的思考,只是盲目地为某些人的一些想当然的思想观点找根据,作辩护。当然,对领导同志在理论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应当尊重,应当学习和研究,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反对“唯上”,并不是说要对上面的意见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们是说,领导的意见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那种既不是来自实践,又不受实践检验,唯命是从的理论工作,不但没有出息,而且很危险。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不就是打着党中央的旗号,以“中央首长”的身分到处发表谬论的吗?一些人由于没有认真调查研究、独立思考,而上当受骗,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唯书”,就是迷信书本。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书,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努力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我们的理论工作。但迷信是另一回事。凡是书上写的,不问是否真有道理,也不管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一概照搬。这种理论工作,在书本上打转转,从理论到理论,不是死钻名词概念,就是专搞观点的汇集,空话连篇,远离实际。对于人们提出的实际问题,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而是片言只语地引经据典,企图从书本上去找现成的答案。这种理论工作把人引上教条主义的道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没有什么用处。
理论工作不能“唯上”,也不能“唯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面向实际,实事求是,就是说,要“唯实”。在历史新时期,就是要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用规律性的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以及民族关系、民主和法制、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为了发展生产,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等各个方面,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都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探讨。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劳动就业、社会风气、人口控制、人民的衣食住行等等,也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找出其规律性,才能解决得好。当前,在理论上阐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特别是如何改革经济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角度考虑一下,需要研究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更多了。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去研究,去探讨。
研究现状,不能割断历史。为了说明当前的问题,当然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三十年来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但是,我们不是为总结而总结,而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的实践问题。不着眼于当前的需要而孤立地研究历史,这不是我们搞理论研究应取的态度。
为了解决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还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已开始重视对国际情况和国外经验的调查和研究,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仅仅是个开端。我们应当坚持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人家的长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不“唯上”,不“唯书”,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党性的表现。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更需要理论工作者坚持这种党性。我们的事业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努力深入实际,勇于探索新问题,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勇于纠正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错误观点,勇于打破过时的陈旧论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任何时候都应当丢掉个人得失,坚持党性原则。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正,光明磊落,永不停息,这是理论工作者应有的风格。
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否还是太斯文了?我们的同志是否还有思想僵化、心有余悸的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否已经蔚然成风?是否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唯上”、“唯书”的现象?这些,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这种情况的存在,同形势发展对理论工作提出的要求很不相称。在理论工作中,一般说来,对于过去的问题,人们比较熟悉,材料也好找一些。研究新问题,是探索性的工作,往往是从头开始。因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有极大的热情,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大大发扬敢于思考、勇于创造的精神。
为了使理论工作面向实际,我们还要提倡实际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同志亲自做理论工作。领导者亲自做理论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周恩来同志也是全党的表率。毛泽东同志不但亲自写了许多光辉的理论著作,而且善于从理论的高度,提出并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今天,我们要大大发扬这个好传统,要坚决抛弃那种自己不动脑、不动手,一切依赖秘书,习惯于画圈圈、念稿子的不良风气,改变那种遇到问题就事论事,不进行理论思维的毛病。这对于扫除官僚主义,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搞好理论工作是全党的事,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依靠全党,特别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曾经提出,要“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是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就是进行创造性理论研究的丰富源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相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面向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想敢说,敢于创造,我们的理论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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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技术员李德仲提两项合理化建议
一年可节约二十八万元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北京市氧气厂五车间工人技术员李德仲,积极主动地提出两项合理化建议,一年可为国家节约二十八万元。
李德仲文化程度不高,但生产经验丰富。这个车间的分子筛纯化器,是用来吸附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原来使用八小时就需切换一次,用过的分子筛经过氮气处理后下次切换时再用。李德仲经过观测发现,分子筛用过八小时后,二氧化碳含量只有百万分之一至二点五,比规定指标百万分之五小得多。他想,如果分子筛能够多使用一小时,一年可以少切换一百二十次,全年可节电四万二千多度,节约氮气四十多万立方米,合资金十七万多元。他的想法得到车间党支部的支持,车间立即在十三号机上进行试验。经过一个多月试验,证明净化后空气二氧化碳含量完全符合要求。
这个车间的十二、十三号制氧机上,原来各装有一台氟里昂制冷机,夏季用来降低纯化器前空气的温度,保持分子筛吸附性能。今年天气转暖后,进纯化器的空气温度升至四十度以上,超过了工艺要求。这时,有人提出要开冷冻机。李德仲反复琢磨后,提出了用水冷代替冷冻机的建议。工人们很快就改装出了水冷管路。经过试验,进纯化器的空气温度降低了十八度,符合工艺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证明,水冷的制冷效果冷却水温不超过二十五度,冷却效果就能满足工艺要求。这项革新,砍去一台冷冻机,一年可节电十一万度,合资金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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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医学院蒙古族副教授舍英成功地进行血液细胞的单细胞电泳实验,为研究癌细胞的演变和转化过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新华社记者
施长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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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汽车司机王渊安全行车一百万公里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交通部和云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最近分别给汽车驾驶员王渊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表彰他连续二十二年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安全行车一百万公里。
王渊是云南省商业局食品公司的驾驶员。到今年五月底,他已安全行车一百零九万六千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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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新能手齐进
上半年干完全年的活
新华社沈阳七月二十六日电 沈阳第一机床厂青年车工齐进在最近被中共辽宁省委和省革委会授予“革新能手”称号,并得到了物质奖励。被人们称为“革新迷”的齐进,今年上半年把全年的活都干完了。去年,他一年完成了两年的工作量。齐进从一九七○年进厂便开始搞革新。当时,他所在的车间接受了加工一批高压输油管卡头的任务。齐进一边干活,一边琢磨着怎样把单刀切削改成双刀切削。他得到车间领导的支持,又得到老师傅的帮助,结果搞成了往复切削的辅助刀架,生产效率提高七倍多。打这以后,每当生产上出现问题,他就想方设法革新工具。自一九七○年到现在,他已搞成了五十多个革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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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养猪标兵黄炎芬和邵六
去年平均每人每天育成一头肥猪
新华社南宁七月二十六日电 广西国营西江农场有两个饲养员,去年平均每人每天为国家育成一头二百多斤重的肥猪,不久前被评为广西农垦战线的养猪标兵。
四十二岁的女饲养员黄炎芬和五十六岁的男饲养员邵六,都是西江农场的饲养员。一九七三年以来,他们的养猪量就在全场四十多名饲养员中领先。一九七八年,黄炎芬养猪三百八十七头,年增重量八万二千零三斤;邵六养猪四百一十头,年增重量八万零九百四十九斤。
黄炎芬和邵六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后来进农场当了工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养猪事业,起早贪黑地在猪栏里辛勤劳动,每天工作长达十小时以上,逢年过节,也不肯休息,从不叫一声苦。在农场畜牧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十分注意运用科学方法养猪,保证所养的猪食欲旺盛,餐餐吃饱,长得均匀,增重很快,七个月就能达到出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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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八万多人支援两淮煤炭基地建设
据新华社合肥七月二十七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宝善、田学祥自安徽两淮煤炭基地报道:正在建设中的两淮煤炭基地,目前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建设者已达八万多人,财力、物力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建的七对矿井以及道路、桥梁、附属工厂的施工进度明显加快了。这是煤炭工业部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两淮煤炭基地包括黄河故道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里煤炭资源非常丰富,交通便利,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从去年成立会战指挥部,拉开大会战的序幕以后,安徽人民就象当年支援淮海战役一样,支援两淮煤炭基地的建设。省里从淮南、淮北两个矿务局和全省各地,把大批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基本建设队伍调集到两淮。同时,煤炭部派出一名副部长来安徽坐镇指挥,并从河北、辽宁、贵州、宁夏、河南、山东、四川、江苏、山西等地的煤炭部门抽出干部、勘探设计人员、施工队伍,日夜兼程地赶来两淮参战。
参加两淮会战的许多单位,原来都承担有建设任务,施工力量和设备器材也相当紧张。但是,当他们接到参加两淮会战的任务后,以小局服从大局,千方百计地抽出人力、物力支援两淮。铁道部第四工程局和大桥局的队伍,本来在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河北等地建设铁路和桥梁。当他们接到建设淮河铁路、公路双层大桥的任务后,立即在自己内部进行调整,抽出精兵强将,赶来两淮参加会战。
全国支援两淮打歼灭战,两淮也十分珍惜全国的支援。今年以来,会战总指挥部坚决克服“重点工程都是重点”的思想,改变“车马炮一齐上”的状况,调整了建设部署。他们对在建的七对大中型矿井进行了全面摸底排队,决定采取措施,首先把施工条件较好、设计能力大的潘集一号矿井和不久即可完工的刘桥矿井、朱仙庄矿井三座大中型矿井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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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实践来鉴别思想和政策是非
东阳县委讨论真理标准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教训取得好效果
新华社杭州七月二十五日电 新华社记者郭说传报道: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通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澄清了思想和政策是非,坚定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心。
前不久,社会上出现一股思潮,攻击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说什么定额管理、按劳分配、允许社员有小自由等,都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现在又恢复起来,是“右”了、“偏”了、“倒退”了。“批判过”就能作为“右”了、“偏”了、“倒退”了的标准吗?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对事物的“批判”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这种认识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要检验两个农业文件是否正确,只能看社会实践。于是,大家认真摆了三中全会以来东阳农村的实际情况:今春以来,东阳县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落实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稳定了所有制,加强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扶持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农村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喜人形势。今年四月底,全县有十六个公社、一百七十六个大队遇到冰雹和十级大风的袭击,但春粮总产量仍比丰收的去年增长一成。一到五月,鲜蛋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以上,生猪存栏数增加十一万头,毛兔饲养量由上年年底的八万只发展到二十万只,农贸市场物价显著下降,社员收入大大增加。这样一摆一看,大家对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的正确性,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在贯彻执行时更加坚定不移了。今年四月以来,县委常委分别深入基层,宣传中央两个农业文件,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
东阳县是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方。在山区生产方针上究竟是以粮为主还是以林为主,或者是林粮并重?这个问题长期摇摆不定,对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妨碍很大。这次县委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把这个问题较好地解决了。在讨论中,县委首先回顾了历史教训。过去,这个县吃了照传上级“以粮为纲”精神、生搬外地经验的苦,不顾山区实际情况,片面强调抓粮食。结果,从一九五七年以来的二十年中,全县森林覆盖面积下降了百分之十二,木材由调出县变成调入县,油桐、油茶、乌桕、香榧等山区特产大幅度下降。尽管农民一个劲儿地开山种粮,田越种越高,越种越远,粮食产量还是上不去。实践证明,山区只能以林为主而不能片面地抓粮。由此,大家对如何对待上级指示和外地经验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上级指示和外地经验不一定都是真理,即使是真理,也不能照抄、照搬、照转,而必须同本地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本地的具体实践中接受检验。山区应以林为主这一方针是明确了,但怎样贯彻呢?县委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弄清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没有简单地关在房子里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地提出解决的办法。例如,有的社队以造林为主,有的以护林为主,有的着重封山育林,有的着重停垦还林。这些做法受到山区群众的欢迎,加快了山区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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