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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加强高等学校的基础课教学
本报记者述评
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加强基础课教学，提高学生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水平。这两年来，各大学基础课的课程增加了，内容加深了，都在努力加强基础课教学。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目前大学基础课教学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教师数量不足，相当多的教师业务水平不高；二是基础实验手段严重不足，仪器设备很少，而且又旧又破，教学大纲规定的基础实验只能开出一部分。这两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高等学校的基础课，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基础实验课。从记者最近在武汉访问的六所各类大学来看，这些基础课约占总学时的四分之三，专业课占四分之一，而基础课教师只占全体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为专业课教师及科研人员。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教师承担着四分之三的教学任务。因教师少，很多基础课只能上大课。由于目前电化教学手段还很缺乏，大班课效果差，特别是外语和实验课，每班人数太多，学生动口动手的机会大为减少。同时，由于教师少，习题课、答疑课、批改作业、辅导等工作也就不充分，致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得不到进一步巩固。
从基础课教师的构成来看，教授、副教授少，老教师少，学术上有成就的少，中、青年教师多。青年教师目前一般还不能独立承担教学任务。在中年教师中，文化大革命前综合大学本科毕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中年教师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教学与科研，现在对基础理论的新发展，对新的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不熟悉。因此，相当多的基础课教师业务水平不高。由于基础课教师工作负担重，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从事进修提高；加之提职称时，按现行规定，比较侧重科研成果，而教基础课又难于出科研成果，所以很多教师愿意搞科研，不愿搞教学，愿意教专业课，不愿教基础课，尤其不愿带基础实验课。这也是当前影响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再看基础实验的状况。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实验室被拆、改、占了，目前各校都在努力恢复，但大都还未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仪器设备，不仅现代化的少，就是传统的常规设备也不足。电子计算机，只有个别大学有，而且功率很低。华中农学院只有陈旧的普通显微镜，连染色体的数目也数不清，更不用说观察染色体的细微结构了。各校的仪器设备，大多老化严重，精密度差。损坏的设备很多，有的学校达百分之三十五。因此，教学大纲规定的基础实验，各校都开不足。武汉大学最好，也只能开百分之六十。华中农学院只能开百分之三十七。各校平均为百分之五十。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坐等国家给人、给钱、给物。各校在教师力量、实验手段方面，都还有潜力可挖。问题是要下决心对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作适当调整，使之充分发挥作用。记者所到的几所大学都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效。他们的决心和做法值得提倡。
首先是使教职工进一步明确大学教学的重点，认清加强基础课教学的重要性。武汉大学派人访问科研、生产部门，了解他们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用人单位都要求大学培养出具有深厚的基础理论和扎实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专业面宽，适应性较强的毕业生。这些活动，使教师们明确了大学教学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课。华中工学院把加强基础课教学作为党委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性措施来抓，把百分之八十的学时、百分之八十的教学经费，都用于加强基础课教学。
领导带头教基础课。武汉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本来专长核电子学，他带头担任基础物理课的教学任务。两个副系主任，都专长金属物理，一个担任原子物理的辅导课，一个担任光学实验课。在他们的带动下，物理系有一半以上教师积极地担任基础课教学任务，有力地加强了理科各系物理学这门重要基础课的教学。
提职称时，注意掌握政策。既重视科研成果、学术水平，也重视教学经验与效果。武汉大学提职称时，优先考虑基础课教师。好几个长期教基础课、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的讲师，虽无具体的科研成果，也被提为副教授。这就调动了教师教基础课的积极性。
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基础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有的学校有计划地安排基础课教师从事基本理论的科学研究，编写高质量的教材，使他们作出成绩，提高学术水平。各校都设法安排基础课教师轮流进修。这些措施，起到了稳定队伍、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
集中力量加强基础实验手段。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都集中教学设备费的百分之八十用于基础实验。同时，重要的通用的测试、分析、计算设备，由学校集中起来，加强管理，统一安排，充分发挥其作用。
一些学校发动教师、技术人员、工人自力更生修造设备，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更值得提倡。华中农学院教学仪器修配组，近两年来，每年修复几百件仪器设备，为基础课教学作出了贡献。武汉大学原没有原子吸收光谱仪，某工厂有一台进口的，坏了，学校派了三名教师去帮助修复。回校后自己设计了一台，由校办厂制造出来，某些性能超过了这台进口货，解决了教学的急需。各校在自力更生解决基础课实验手段方面都有潜力可挖，只要物资部门给予支援，有关单位加强协作，同时对那些修造仪器有成绩的人员给予一定奖励，是大有可为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边缘科学的兴起，大学基础课的比重还将增加。基础课教材的不断更新和提高，对基础实验手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国家有关部门不及时采取措施，基础课教学中的矛盾将会更加尖锐。这两年入学的学生，三、四年后才毕业参加工作，那时，整个国民经济经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人材的要求将更高。如果他们基础课学得不好，那就很难适应那时建设的需要。因此，要在教学经费和对教师提职称、超过工作量的劳动报酬、奖励等政策方面作适当调整。另外，今后还应注意把足够数量的、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充实到大学基础课师资队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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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中等教育结构究竟怎样改革
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从吉林省的情况来看，目前中等教育结构确实不能适应整个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中等教育中各类学校之间的比例不协调，不利于为四个现代化培养多种人材。
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需要大批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材，也需要为数更多的中级、初级技术人材，和大批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劳动后备军。文化大革命前，中等教育中各类学校的比例比较协调。当时是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农）半读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较好地处理了需要与可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吉林省一九六五年有中等学校（包括初中、高中两段）三千二百四十九所，其中全日制普通中学六百二十二所，约占总校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二；半工半读中学一百一十四所，约占百分之三点五；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职业学校二百一十八所，约占百分之七点三；农业中学二千二百八十五所，约占百分之七十。差不多有一所全日制普通中学，就有四所农中和半工半读的中学。从高中阶段看，一九六五年普通高中学生约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中等专业、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约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半农（工）半读学生约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相当一部分人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中停办了农业中学和一批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一九七八年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学生人数只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千多所农业中学绝大多数没有恢复，正在恢复和重办的只有十所，而普通中学却发展到二千二百九十五所。这样，就使各类学校比例失调。目前，初中毕业生大部分都要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其他各类学校学习；而高中毕业后能考上大学的，却只有百分之三左右，其余百分之九十几要就业。例如，一九七八年长春地区各部门补充一万五千二百人，由部队复员转业来的近六千人，大专毕业分配来的五百四十八人，中专、中等技工学校分配的只有二千二百人，其余六千三百多人全都是普通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百分之六十左右进入建筑部门，百分之二十左右进入工业部门，百分之二十左右进入财贸和其它部门。他们由于在校期间学的仅是普通文化知识，缺乏从事各项建设事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走上工作岗位后，不会做工，不会经商，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在农村，这种矛盾更突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需要大量的能掌握农业机械、农业动力、农业化学、农田水利、农田管理、作物栽培、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的人材。可是，农大毕业的学生有限，农业中学停办了，农村普通中学又不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使农村得不到急需的人材。
二、初中、高中和大学之间的比例不协调，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近年来，吉林省普通中学、特别是普通高中人数骤增。一九六五年，普通中学学生是三十九万多人，现在达到二百三十五万多人，增加五倍。一九六五年，全日制普通高中八十五所，在校学生四万五千多人，约占当时普通中学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六，除城市外，差不多平均每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或完全中学。一九七八年，全日制普通高中达到一千九百零二所，在校学生有七十四万九千多人，约占全省普通中学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三。人数比一九六五年增加近十六倍，校数增加了二十一倍多。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生是一万一千多人，今年达到三十五万多人，增加约三十倍。文化大革命前几年，两三个高中毕业生中，有一个升入大学。今年，在三十几个高中毕业生中，才有一个能升入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受生产发展水平、国民经济状况的制约。大学招生人数的增长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那么多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同时，普通中学，特别是普通高中发展太快，也给中学教育本身带来了许多困难。如：一、经费不足。长春地区一九六五年高中教育行政费每人十元八角，现在降到一元；开班费每人四十元，现在降到十元。二、师资数量不足，质量差。长春地区一九六五年大专毕业的教师占中学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现在却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三。由于缺教师，有的学校开不出国家规定的全部课程。三、校舍不足。由于学生数量急剧增长，基本建设跟不上，因此校舍很紧张，许多学校只好实行二部制。四、缺乏必要的设备。很多学校没有理化实验室，有的学校甚至连学生的桌椅也不够。
以上情况说明，现在的中等教育结构同国民经济水平很不适应，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中等教育结构究竟怎样改革？我们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比例关系，实行多种形式办学。
首先，对普通中学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保证普及小学教育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初中，适当缩小初中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调整普通高中的布局。当前，要适当控制或放慢普通高中发展的速度。每个县首先要集中力量办好重点中学，根据需要与可能，再办好二、三所普通高中或完全中学。
其次，大力发展农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逐步使这类学校的比例大于普通中学的比例。为此，要在城镇和工矿企业集中的地方，充分发动各行各业创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在农村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中学。同时，大力支持厂矿企业、城镇街道举办木工、缝纫、理发、烹饪等各种职业训练班，招收待业的初中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生入学。在保证重点中学巩固、提高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将城乡一部分具备条件的普通中学逐步过渡到半工
（农）半读学校，待条件成熟后，有些学校可以改成建筑、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等各种专业性质的技术高中或职业学校。
再次，普通中学在课程设置上，也应注意技术教育，使学生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也具有一些从事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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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医”之路
——记王福根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事迹
在人民解放军全军软组织损伤手法治疗学习班里，我们看到一位教员，正在讲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软组织损伤的经验。
这位教员就是空军某疗养院理疗科副主任王福根同志。这个学习班就是总后勤部为了推广他的经验而开办的。
王福根原来是一位外科医生，一九七一年底，开始向民间医师学习祖国传统的软组织损伤治疗技术。他经过长期努力，总结出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的新疗法。几年来，他用这套新疗法，为几千个颈、肩、腰、臂部软组织损伤患者进行了治疗，总有效率为百分之九十四。
一九六七年，王福根被分配到空军某部门诊所担任军医，时常碰到颈肩痛、腰腿痛患者，他想方设法寻找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可是效果总不明显。
一天，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后勤部长曹明远，请开原县捏骨的敬应隆治疗，敬应隆给他推拿了几次，就可以挺直腰板走路了。王福根想，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目前我国西医主要靠手术治疗，疗效不十分满意，有的还可能引起不良后果。可是，敬应隆一推一扳就好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他想起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论述，感到作为一个人民军医，有责任去学习和发掘象敬应隆那样的正筋疗法。于是，他和医生齐炳镇一起，来到敬应隆家里，登门拜师。
敬应隆不用任何诊疗设备，就凭一双手，治愈了成千上万名腰腿痛患者。而今，他虽然患有肝硬化病，每天依然坚持接待患者。他看到部队医生来向他学习，感慨地说：“我一定把你们教会，把我家三代祖传的这个疗法全部奉献给人民。”
王福根发现敬应隆诊断、治疗腰痛有独到之处。他用双拇指触摸腰部就可以发现病症，而自己手上没有功夫，难以诊断。为了攻破这一关，王福根利用砖墙、桌凳、床栏等硬物，练习指力；拉单、双杠，甩手，练习臂力和腕力，一练就是一身汗。拇指磨出了血泡，结成了老茧，手掌变厚了，鱼肌变硬了，拇指的弹力大大增加，终于克服了触诊力小的困难。王福根经过努力学习，不但学会了敬师傅的手法，还写了《伤筋脱位中医整复治疗手法》一文。
怎样按现代科学知识对“肩周炎”的发病部位给予准确的命名，以便选择有效手法？王福根认真地分析了几十例临床病例，翻阅了十多本各种版本的人体生理解剖学书籍，专程到附近医院观看尸体解剖。他用中西医理论，将敬师傅比较笼统的诊断，按肩部肌肉解剖、功能及发病特点，分为八个常见的发病部位。为了给患肩周粘连症的病人选准合适的穴位，减轻治疗时的痛苦，他专程到几百里外的某医院，向在快速针刺疗法上作出贡献的徐笨人同志请教，然后大胆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让爱人在自己身上试验，终于找到了针麻效果较好的扶突穴位，使肩周粘连症的疗效有了显著提高。
王福根为了把一位民间医师的“骨盆错位”诊治的手法学到手，并从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翻了几十本伤科书籍，都没有查到有关的记载。他就跑到某医科大学解剖室，仔细地观察尸体臀部的每一块肌肉和筋膜，每一条肌腱和韧带；数十次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摸骶髂关节的软组织结构；广泛阅读解剖学、生理学、X线诊断学、骨科学等书籍，按照解剖部位的功能和损伤原因，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终于提高了诊断率和疗效。
一次，王福根接诊了一位女助产士，这位女患者十年前患致密性骨炎，接受了除手术外的各种疗法，效果都不明显。王福根用骶髂关节半脱位的新理论诊断，发现患者的右腿比左腿短一点五厘米，骶髂关节位置不正，确诊为骶髂关节前错位。当即采用旋转手法复位，立见效果。
几年来，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王福根和软组织损伤研究小组的同志，在学习民间疗法的基础上，摸索、总结、改进了具有独到之处的肩周粘连症快速治疗法、骶髂关节错位旋转复位法、肋软骨联合部错位顿拉复位手法，弄清了臀筋膜损伤是腰腿痛病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还编写了一册《软组织损伤手法治疗讲义》，对软组织损伤的原因、病理进行归纳，使这种疗法得到提高。
为了表彰王福根的成绩，上级党委给他记了一等功，全国科学大会给他颁发了奖状。
本报记者 蔡善武 孙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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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作行行光荣
本报讯 南京鼓楼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在最近举行的招工考试中，出了这样一道口试题：当你拖着粪车，经过自己的家门口碰到亲友时，怎么办？许多应考的青年回答：清洁工是社会少不了的分工，我一定昂起头，挺起胸，拖起粪车大步向前走。
今年五月份，经劳动部门批准，这个环境卫生管理所采取自愿报名、择优录用的办法，招考七十九名新工人，男青年到粪便运输队工作，女青年到垃圾清扫队工作。招工通知发出后，全区有五百多名青年报名应考。许多家长和青年说，革命工作行行光荣。女青年魏佩珠在征得爱人和双方父母同意报名后，高兴地说：“经过在农村劳动锻炼，我懂得了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出力。”现在，录取的新工人已全部在规定时间内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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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学生会积极开展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学校学生自己的组织——学生会也相继健全起来。它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共青团组织的帮助下，以“三好”为目标，以学习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作，使学校形成一个生动、活泼、团结向上的新局面。
围绕学生思想实际进行工作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现在学习积极性很高。但在前一时期，有些同学对红与专的关系认识比较混乱。学生会和团委一起，对同学们的思想情况，进行了认真摸底，然后集中同学们提出来的问题，归纳成“十个要不要”，引导大家深入讨论。他们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要不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不要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要不要树立为革命而刻苦学习的思想？要不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生，不但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共产主义觉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掌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本领，还要重视政治学习，坚定政治方向。在目前，就是要增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的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
围绕专业开展竞赛活动
武汉大学各系学生会围绕专业学习，开展竞赛活动，搞得生动活泼。数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召开了趣味数学联欢会，物理系用游艺方式解答物理题，深受同学欢迎。在各系开展学习竞赛的基础上，校学生会举办了写作、数学、英语三个科目的全校竞赛，有近一半的同学报名参加。他们还组织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专题演讲。演讲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效果较好。
武汉大学各系学生会，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各种类型的学习经验交流。如生物系学生会请著名的生物教授谈自己克服困难、攀登科学高峰的经验，使同学们深受鼓舞。
武汉大学学生会还建立了一些群众性的社团组织，以发扬学术民主，活跃思想，探讨问题。中文系七八级同学组成的“新长征文学社”，以研究当代文学为主，探讨了文艺创作的真实性、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在讨论中，师生互相交流看法，思想十分活跃。
协助学校办好食堂
有一段时间，成都科技大学机械系的同学和食堂工作人员关系不够协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党支部对炊事人员进行了思想教育，提高他们为群众服务的自觉性。同时，系学生会协同系团总支通过多种形式，教育同学们尊重炊事员的劳动。学生会还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同学去帮厨，使同学们了解食堂工作人员为了保证同学们完成学习任务付出的辛勤劳动，从而转变了对食堂工作人员的态度。双方思想感情逐渐融洽。食堂工作人员心情舒畅了，提高了服务质量。一些班级有时因教学或其它活动，需要改变开饭时间或地点，食堂总是给予照顾。有的同学生了病，食堂就主动做病号饭。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