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
新华社通讯员 王贵海 新华社记者 陆笑萍 毛逵仁 侯志义
河北省正定县不久前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县的事:这个县留村公社南庄大队三十多亩即将成熟开园的瓜,被公社党委强行毁掉了,造成经济损失近一万元,平均每个农户减少收入七十五元,南庄大队的社员望着被毁的瓜田气愤地说:“是《六十条》说了算,还是公社党委说了算?”“这不是存心摔俺社员的饭碗吗!”
记者最近来到这个大队调查,只见被糟踏的瓜田里,残存的瓜蔓尚未干枯,萎缩的幼瓜还没脱落,社员们的忿懑情绪也没有平息,而公社党委仍然认为毁瓜有理。那么,这场风波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多少年来,南庄大队由于单一经营粮食生产,收入不多,集体空,社员穷。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但平均工分值只有四角八分,年终分配还不能兑现。今年春天大队总结了过去“单一经营、越搞越穷”的教训,根据新《六十条》中生产队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的规定,经社员讨论,决定种三十四亩西瓜、甜瓜、菜瓜。当时,公社党委因怕影响棉花的种植面积,没有批准南庄的种瓜计划。南庄大队干部认为公社党委意见是对的,应该种足棉花。于是,他们在完成一百五十四亩三分平播棉花的基础上,将已整好的瓜地改种棉瓜间作(四垄或五垄棉花间作一垄瓜)。这样,公社下达给这个大队一百八十亩的种棉任务,实播面积达一百八十一亩八分,完成了国家计划。南庄的干部、社员对这一两全其美的做法非常满意。
可是,公社党委仍然不同意南庄种瓜,几次指示队干部把瓜毁掉,并多次在公社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南庄大队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南庄大队的干部、社员认为,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生产队有权自己决定因地制宜进行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他们顶着压力,终于把出土的瓜苗保存下来了。
谷雨过后,在南庄一片碧绿的棉田里,白沙蜜甜瓜圆了棵,旺长的西瓜也拉出了长蔓。不料,公社党委书记张五普、副书记郭维忠,看到这情形竟暴跳如雷,斥责南庄大队在全公社带了个坏头,并说:“现在不毁,瓜长成后也要拔!”之后,公社党委又专门召开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对南庄大队种瓜事件进行“路线分析”,强令南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在会上作检查。
但是,这个大队的干部心里明白,如果当真要把瓜毁掉,社员是不答应的。他们尽管受到公社党委的责难,却没有根据公社党委的意见把瓜毁掉。这就更激怒了公社的领导。六月十六日,公社党委书记张五普气冲冲地来到瓜地,恶语中伤大队聘请来的瓜把式是种瓜的“黑后台”,派人立即把他押送回原大队写检查,并指令生产队扣发工资,停发口粮。事隔两天,公社再次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继续解决南庄大队在棉田套种瓜的问题。南庄大队支部书记武新法在会上苦苦央告:“瓜再有个把月就要开园了。这时毁瓜,说不服群众,能不能让我们试验一年,如果失败,确实对棉花生产影响很大,来年坚决不种。”公社领导见他还在顶牛,就当场宣读了公社党委给南庄大队党支部“最后通牒式”的书面通知。通知上写着:一、重申种瓜是错误的。国家计划没有安排你大队种瓜任务,而你们因种瓜打破了国家统一安排的种植计划,这样违背了《六十条》,触犯了党规国法,表现了党的观念太差,组织纪律性不强,林彪、“四人帮”“闹而优则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流毒在你们身上还比较深。二、希望立即改正错误。应迅速将瓜全部毁掉,如果空隙太大可以补种玉米。三、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不毁掉西瓜、甜瓜、菜瓜,就要绳之以党的纪律。瓜毁不掉,就要给武新法同志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对于支部内的其他同志,也要分别情况,严肃处理。
第二天,公社党委副书记郭维忠和公社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又来到南庄大队坐镇。他们把正在带领社员抢收小麦的大队党支部五名支委集中到大队办公室讨论公社党委的书面通知。有的支委提出:“这时毁瓜,损失太大,社员都说能否用自留地顶瓜地,俺们宁可不吃菜,不要自留地的粮,还不行吗!”这个意见被郭维忠当场顶了回去。有的支委感到实在不好说服群众,请求公社领导出面给群众做工作。郭维忠板起面孔大声喝斥道:“县委领导我们,我们领导你们,我们给社员去讲,还要你们干什么!解铃还要系铃人嘛!”他还补充说:“毁瓜是为了提高干部的威信,增强干部的权威!”
两天又过去了,南庄毁瓜仍没有动静。二十一日上午,公社党委副书记郭维忠和那个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又来到南庄大队催着毁瓜,同时宣布:因二队队长武风法从中挡道,撤掉其队长的职务,二队队长由大队支委武俊担任。并说,以后谁再敢拦路,就先搬掉谁。还限令在当夜零点以前把瓜全部毁掉,否则就要按公社《通知》说的绳之以党的纪律。
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党支部考虑到,当时正是三夏大忙时节,如果再撤了队长,势必影响三夏生产。于是,他们被迫把毁瓜的任务布置给三个生产队。但正如社员们说的:一提毁瓜,大家心里就象拧自己三、四岁小孩子的脑瓜子一样难受,没有人能忍心下手。派去的社员都偷偷溜掉了。大队党支部成员只得拿起镰刀、铁锨亲自去毁瓜。可刚一动手,就见社员从麦地、场院向瓜地涌来,指着干部就骂。正在家里养病的老贫农、大队党支部书记武新法的父亲武贵林闻讯赶来,他一面骂着,随手抄起一块砖头向儿子掷去,武新法捂着脑袋撒腿跑了。
第二天,公社派人检查了现场,认为还毁得不彻底,又让支委砍了第二次。公社党委书记张五普在公社召开的夏粮征购会议上对武新法说:“你们坚持种瓜,看来是有粮食吃,夏季再给你们增加征购任务五千斤,秋季还要增加五千斤!”继续向这个大队施加压力。
南庄毁瓜事件传开后,附近农村为之哗然,干部、社员气愤地提出:为什么在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下达半年后的今天,竟又出现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党的政策的怪事呢?在这个大队进行调查的地、县有关同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议论。大家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确实还未肃清,南庄毁瓜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有的同志还具体剖析了极左路线流毒在南庄毁瓜事件上的表现:一、以极左的眼光看待党的政策、歪曲党的政策。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文件中规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国家法律和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明明是留村公社党委主要领导成员违背了党中央的有关规定,而他们却颠倒是非,给按照党中央规定办事的南庄大队干部扣上了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反对《六十条》”的政治帽子,要绳之以党纪国法。正如这个大队的干部说的,这不是逼着我们重走过去那种“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老路吗?二、顽固地维护长官意志。大队的干部、社员思想不通,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就用大帽子压,就整,就罚。这正是林彪、“四人帮”那套封建专制主义的霸道作风的影响。三、目无群众,把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和群众的物质利益视为儿戏。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把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要求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强迫命令,瞎指挥,决不能横行霸道,决不允许压制民主的规定,统统置于脑后,只顾维护他们所谓的“权威”,一意孤行地坚持砍瓜毁青的错误决定。这说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是何等顽固!
参加议论的同志一致认为,南庄大队毁瓜的风波进一步告诉我们,批判极左路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下去。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正定县委向全县发出通报:一、责令留村公社党委书记张五普、副书记郭维忠,在全公社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再到南庄大队向干部社员作检查。县委准备根据他们的检查情况作出处理;二、追究毁瓜者造成的经济责任,由公社给南庄大队酌情赔偿损失;三、在全县干部中就这件事展开讨论,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新华社石家庄七月二十六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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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扎实实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浙江省工业生产稳步上升
轻纺工业上半年大幅度增产,扭转了发展速度长期低于重工业的局面
本报讯 记者童宝根、唐庆忠报道:浙江省扎扎实实开展以优质高产多品种低消耗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全省工业生产稳步上升。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列入国家计划的八十种主要产品产量,有六十六种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轻纺工业上得快,增产幅度大。多年来,浙江省轻纺工业的发展都受到煤、电的严重影响。今年,省有关部门下决心停掉一批耗煤耗电量大、资源没有保证的小钢铁厂和矽铁炉,挤出一部分煤炭、电力给轻纺工业。对棉纺、丝绸、毛纺、麻纺、造纸、食品以及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主要轻工业,实行用电不避峰或少避峰,保证正常生产。省里还通过挖掘物资潜力,为轻纺工业增拨了大量钢材、生铁、木材、粮食等原料,用于增产市场急需和外贸出口的轻纺产品。因此,上半年轻纺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扭转了轻纺工业发展速度长期低于重工业的局面。全省化纤、棉布、机制纸等十八种产品,比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大,产品质量也好于往年。嵊县丝厂的白厂丝、杭丝联的大红闪金软缎被面、衢州化工厂的跃进牌电石等二十一种产品,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被列为第一位。杭州富强丝织厂“凤凰牌”交织锦,杭州织锦厂“锦花牌”装饰织锦(床罩、台毯、靠垫)和“边字牌”风景织锦(五彩织锦画、丝织画轴、彩色锦绣),嘉兴绢纺厂“红梅牌”210支双股特级绢丝,还被命名为全国名牌产品。
千方百计降低消耗,从节约中求增产。省委从浙江缺煤、少电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明确地提出了节约煤、电是主攻方向,狠抓降低煤、电消耗。浙江小氮肥行业,坚持不懈地学习推广桐乡化肥厂惜煤如金,搞好企业管理,降低煤、电消耗的经验,今年上半年平均吨氨煤耗达到一千九百二十九公斤,节约煤炭五万多吨,吨氨平均电耗一千三百二十四度,节电一千四百多万度。省委要求全省工交战线各行各业以小氮肥行业为榜样,根据本行业情况提出增产节约目标和主攻方向,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上半年全省四十一个煤、电、原材料消耗指标比去年降低的已有三十四个。二十八种耗电量较大的产品,有十九种比去年同期下降。今年头五个月,全省节电七千七百万度。合成氨、火力发电和大部分轻工产品的煤耗都比去年同期下降,节约煤炭十七万吨。
为了及时了解并且解决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今年以来,省委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经常深入工厂,力求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在省委领导同志带动下,各地、市工交部门领导干部也纷纷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厂矿,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有力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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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压基建压重工业增加投资比重优先供应燃料动力和原材料
广东省千方百计发展轻纺工业
本报讯 记者丁根喜、谢荣镇报道:广东省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揭露、分析发展轻纺工业存在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使轻纺工业迅速发展。五月份,全省轻纺工业总产值比四月份增长百分之三点五七;六月份上、中旬又比五月份同期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急需的短线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与去年同期相比,洗衣粉增产百分之四十六点八,缝纫机增产百分之十点二,棉纱增长百分之九点九,人造纤维增产百分之四十八点七。产品质量提高,花色品种增多,成本消耗下降。
解放二十九年来,广东省轻纺工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一点五,但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六点六。这些年轻纺工业的发展为什么缓慢?广东省的同志认为,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其主要原因:一是轻纺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动力、燃料长期得不到保证,口头上讲不挤不让,思想上可挤可让,行动上硬挤硬让。二是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逐年下降。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对轻工业投资占全省国民经济投资的百分之六点六八,近几年却降为百分之四点一。三是不少轻纺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原材料和燃料消耗较高。通过分析,广东省委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党中央强调当前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重大意义,决定压基建、压重工业,千方百计把轻纺工业搞上去。他们首先向轻工业增拨了资金和贷款。除了确保年度计划内增加用于轻纺工业的基建投资和技术措施费用外,还决定从外汇留成中拿出一千万美元用于发展轻纺工业,同时增拨一百五十万元技术措施费,将二千三百万元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重点安排给轻纺工业。轻纺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优先保证供应。从五月份起,每月补助轻纺工业用油二千二百万吨,比以往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仅广州市轻纺工业用电指标每天就增加三十万度。
广东省各地、市轻纺部门也纷纷提出:全局保轻纺,轻纺要大上。广州市轻纺企业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大力增产市场和人民急需的重点产品和短线产品,加快产品的质量升级和品种的更新换代,努力增加花色品种。五月份,广州市轻工系统总产值比四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三,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四十种主要产品中,缝纫机、自行车、洗衣粉、机制纸、灯泡等三十七种短缺产品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今年计划试制的新产品达四百多种,目前已有一批投入生产并开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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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益民食品五厂,去年平均每个工人为国家创外汇一万八千多美元。这是厂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美工人员在研究改进糖果包装装潢。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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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工业部门增加生产扩大出口
到六月底,七个局已完成全年外贸收购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九
本报讯 记者文英报道:天津市七个工业局担负着全市外贸收购计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任务,到六月底,已完成今年收购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七六,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天津市有出口生产任务的各厂职工,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千方百计挖掘增产潜力,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改进包装,扩大出口。纺织局各棉纺厂,停止了内贸滞销产品的生产,改产国外畅销产品,同时开展来料加工,采取提高机台转率等措施,使出口产品大幅度增长。今年上半年,纯棉布、棉涤纶分别完成年出口计划的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八十九点九,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三和百分之九十六点九。这个局十七大类出口产品的质量合格率,也全部完成了计划指标。二轻局服装公司,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本市原、辅料的供应情况,截长补短,把原料供应不足、销路不好的雨衣厂、睡衣厂和另外三个服装厂,改为衬衫厂,把今年服装出口计划,由一千二百四十五万件,提高到一千八百四十五万件。
为适应国外客商的需要,很多有出口任务的工厂积极试制新产品。天津市制药公司得悉外国客商急需双烯醇酮,他们就加紧试制,不到一个月就拿出样品,很快与外贸签订了十吨供货合同,可为国家换取外汇一百万美元。
加强工贸协作,促进了出口生产的发展。今年二月份,外商向天津外贸部门订购毛涤纶,提出七月份交货。外贸部门担心工厂不能准时交货,不敢答复。当这位外商到承担生产任务的第一毛纺织厂参观时,参加洽谈的工厂代表表示,可以调整生产安排,保证七月份交货,外商满意地订了四种颜色的毛涤纶六千码。
为保证外贸合同的履行,天津部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外贸部门签订包括奖惩条款的经济合同,对促进企业准时交货,提高外贸信誉,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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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谁触犯了党规国法?
本报评论员
读了正定县留村公社领导人强迫毁瓜的这篇通讯,使人很不平静。建议大家也来读一读,想一想:为什么在党中央的两个农业文件传达下去这么久之后,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留村公社的领导人还敢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人民的利益?
南庄大队是一个高产穷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长期以来只准搞“单打一”的经营,结果是搞得集体空、社员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干部、社员急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今年,他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间种了几十亩瓜,希望手头有点活钱用。这本是完全正当的事情,想不到竟触怒了公社的领导人。他们对南庄大队大加批评,给扣上了“搞资本主义自由种植”、“触犯了党规国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帽子,还威胁说,如不毁掉,就要“绳之以党的纪律”。因为西瓜已经长得象碗口大了,干部社员一再反映意见,说明利害,也打不动这些领导人的心,他们坚持非把几十亩地的瓜毁掉不可!
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明明写着: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因时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中央文件还指出,党的政策是为了发挥八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根据中央文件,在这次毁瓜事件中,究竟是谁触犯了党规国法?党规国法有哪一条规定南庄大队不可以种些瓜,又有哪一条规定公社干部可以这样霸道?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置干部、群众一再陈述的意见于不顾,顽固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悍然下令毁掉瓜秧,以致造成损失约近万元,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打击。留村公社党委领导人这样公然对抗党的政策和规定,肆意侵犯群众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同共产党员的标准不是相距很远了么?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发生这种事情并不奇怪。当时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挥舞反对“资本主义”的大棒,对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任意侵犯,对政策允许的正当生产活动恣意摧残。粉碎“四人帮”以来,那种危害农民、破坏农业的情况大大减少了。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批判极左路线,落实党的政策,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受到尊重,广大农民欢天喜地,全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留村公社这样的毁瓜事件发生在现在,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并非一帆风顺,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确实还有阻力。
留村公社的领导人,因南庄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服从他们那一套,竟讲什么“县委领导我们,我们领导你们。”社员们在瓜田被毁以后气愤地说:“是《六十条》说了算,还是公社说了算”。这使我们联想到去年发生在沧州地区的群众要求发还自留地的事件和“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的争论。那也是有了明文规定的,可有的人就是不执行。后来在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下,有些是改了,但有的人思想还不大通。事实一再说明,极左路线的影响不是只在个别地方存在,而且至今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他们对极左那一套相当熟悉,对批极左兴趣不大,甚至有反感;他们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格格不入,甚至有抵触。这种思想状况如不改变,群众的积极性怎能调动?又怎么谈得上同心同德搞四化?
毁瓜事件还告诉我们,教育基层干部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是多么刻不容缓。因此,必须认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打开一些同志僵化半僵化的思想,使他们从极左的迷魂汤中清醒过来。对于无视党的政策的人,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错误特别严重的,还有必要绳之以党纪国法。群众受了害,有理由要求赔偿损失。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认真研究,解决群众的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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