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评话剧《未来在召唤》的演出及其意义
刘梦溪
话剧《未来在召唤》的演出，给盛夏的首都戏剧舞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虽然刚刚上演不久，剧场效果以及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却异常热烈。究竟是什么力量如此强烈地拨动了观众的心弦？一言以蔽之，就是这出戏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勇敢提出并回答了人民群众当前关心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在全国人民起步开始进行新的长征，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胜利进军的时刻，人们的思想面貌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应该有一番怎样的变化，才能与已经发展了的新形势相适应。换句话说，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是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事事从现成的本本出发，死抱住早已过了时的旧条条旧框框不放；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敢于面对新情况，善于提出新问题，还是照抄照搬照转，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是破除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制造的现代迷信，还是继续搞新的迷信，这是两种思想路线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它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到每一个人。去年五月份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场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现在编剧赵梓雄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同志们，把这场斗争搬上文艺舞台，通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富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旗帜鲜明地展示出这场斗争的意义，使人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话剧《未来在召唤》反映的两种思想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梁言明和于冠群两个领导干部之间展开。于冠群是某军工部门207分厂的党委书记，自称参加革命四十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要着急，船到桥头自会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他的座右铭是：“主席讲过的你才能讲，主席没有讲过的，你千万可不能讲。”他对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拨乱反正采取的种种措施，感到惴惴不安，认为“右”了，怕“再来一个五七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领导的工厂变成了一潭死水，冤案得不到平反，生产上不去，群众怨声载道。总厂书记梁言明来到207分厂，就是为了解并解决这个厂存在的问题。梁言明和于冠群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用他自己的话说：“老于和我，我和老于，与其说是两个人，不如说是一个人更恰当。”他的老伴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以后，儿子小浩就寄居在于冠群家里，并与于冠群的女儿敏敏发生了爱情，对此，他感到喜悦和欣慰。但是，当涉及到对形势的估计和工作中的实质性问题时，两个人的想法、看法、说法和做法，就大相径庭了。梁言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懂得了民主作风的重要，总是悉心听取群众的呼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很快为因用湿毛巾擦毛主席的石膏像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女工玉兰彻底平了反，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和信赖。于冠群则不同，他错误地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更加牢固地确立了“左”比右好的思想，遇事顾虑重重，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认为不允许群众公开批评领导是维护党的威信。梁言明根据群众的要求，主张要尽快平反冤案，落实政策；他却认为“这也平反，那也纠正”是一种右的倾向。由于一个尖端科研项目完成的时间迫在眉睫，群众一致要求陈总工程师出来工作，于冠群却以陈总工程师是国外归来的专家、有一段历史待查为借口，力主暂缓，从而在已经盖了十七个图章的关于总工程师可否进入总体安装车间的报告上，又加盖了第十八个不解决问题的图章。后来实在不得已，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既可在政治上保险，又可以使总体安装顺利进行的“两全其美”的方案：在总装车间建造了一座玻璃房子，让陈总工程师坐在里面指挥，看得见，出不来。戏演到这里，剧场笑声沸然；但笑声过后，观众的心情不禁又严肃起来，因为回顾“四人帮”横行时期，这类荒唐畸形的事物屡见不鲜，可笑的后面是可悲和可惨。在于冠群看来，知识分子装在玻璃盒子里就已经具备“翘尾巴”的“合适的条件和气候”了，哪里还谈得上大胆使用，更不要说作为依靠对象。难怪陈总工程师顿生“归去来”之感，对自己是不是“人民”或者“二分之一个人民”，发生了疑惑。
于冠群不是一般的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而是自觉地维护一种原则——建立在现代迷信基础上的原则。不管梁言明做多少耐心细致的说服帮助的工作，他都置若罔闻，不屑一顾；相反，他认为梁言明的“思想不对头”、“太出格”、“很危险”，是跟着错误潮流走，“早晚要吃大亏”。不是别人，正是于冠群自己把他与梁言明的争论提到原则高度。他愤愤地对梁言明说：“开始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对过去的事情有不同看法，或者是在管理上有争议，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不是，完全不是！”争论的焦点集中到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而且双方都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那末，究竟谁是真正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是于冠群吗？否。他的所作所为违背人民意愿，对实现四个现代化起了阻碍作用，尽管口头上一再重复毛主席的“原话”，却掩盖不住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他想的更多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例如是不是有“危险”，吃亏不吃亏，会不会得罪人；而不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他担心于梁言明的，也是怕将来风向一变，重新被打翻在地。因此，他名为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实际上维护的是他自己；在高高举起的毛主席的旗帜下面，遮掩着自己的私心。象于冠群这样的干部，不能说对毛主席没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单是朴素的感情代替不了对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真正遵循。口头上的马列主义不是真马列主义；仅仅记住毛主席的个别词句，还不等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本身。广大群众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从实际出发，对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如果脱离开客观实际，去维护一种抽象的原则，是典型的思想僵化，或者如毛主席所说，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自以为前进了，实际上已经落伍而不自知。可以设想，经过科学理论的启发和事实的教育，于冠群是可以从错误的道路上转变过来的；但不转变，成为思想僵化的死硬派，也不是没有可能，同样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未来在召唤》的编导者们在最后解决梁言明和于冠群的矛盾冲突时，注意到了应掌握的分寸火候，免去了于冠群的职务，同时又送他到北京去治病。这种处理方式是慎重而又大胆的，观众双手赞成，因为生活实感使他们无保留地支持梁言明的主张：“对那些思想僵化的死硬派，必须让他们让开！”
话剧《未来在召唤》在写法上独具匠心，没有象通常那样先确立一个中心事件，所有其它情节都围绕中心事件逐次展开，而是把梁言明和于冠群之间的两种思想路线的冲突作为全剧的贯穿线，牵动着每一个剧中人。女工程师李丽，是梁言明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她性格爽朗，敢于直言，虽然于冠群是她的姐夫，却能够出以公心，主持正义。她对生活中的各种人物的心理了解得很透彻，深知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流毒不可低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经过严重的斗争，因而有时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与其说是她的缺点不如说是她的特点；一旦涉及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涉及到祖国的前途，她立即满腔热诚，毫不退缩。她懂得梁言明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全国人民一心奔四化的斗争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她全力支持梁言明的工作，并在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建立了爱情，又挑起了领导207分厂工作的重担。李丽是我国新型知识分子干部的一种典型，总的看来是塑造得成功的，如果再注入一些深沉的内容，效果也许更好些。
梁言明和于冠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子女——小浩和敏敏。这一对正在热恋着的青年，不断用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之花，来编织他们的现代人的爱情的花环；哪里想到，父辈的冲突会给他们的诗情画意般的生活投下阴影呢！于冠群的被免职，极大地刺激了敏敏，使她对小浩产生不满，认为他们父子忘恩负义；小浩也认为父亲太冷酷无情，要求把于伯伯请回来，并诘问说：“在我们周围，象于伯伯这样的干部难道还少吗？他们不也都在工作吗？”他们还不懂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在思想上来一番怎样的变化，以及思想僵化、停步不前将给祖国的神圣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尤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老一辈思想冲突的毒菌，在宣称与这种毒菌誓不两立的青年人身上也有所反映：小浩不赞成敏敏跳芭蕾舞，在这点上刚好与思想僵化的于冠群殊途同归。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其实这并不奇怪，李丽说得好：“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意识，不那么容易排除。”是啊，我们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确实还面临有清除封建思想意识的严重任务。但青年人毕竟是富于进取的，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把小浩和敏敏从个人情怀中唤醒，催促他们摆脱羁绊，凌空翱翔。当小浩驾驶雄鹰掠过长空的时候，敏敏一语双关地喊出：“二○○○，我爱你！”戏就在这时结束了。
《未来在召唤》是成功的剧作，值得给予肯定。前一个时期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讨论，文艺界一度动作比较迟缓，没有及时提出自己领域的新问题；后来的发展也不甚平衡，有的至今思想不够解放，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作茧自缚，瑟缩在林彪、“四人帮”设置的反马克思主义禁锢圈内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精神状态。要改变这种情况，对某些后进的部门，确实有个补上真理标准课的问题。现在，《未来在召唤》补上了用艺术形象反映这场伟大斗争的课，这一课补得好，完全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我想，这应该是这出话剧上演的主要意义所在。《未来在召唤》在艺术上也有所突破。所谓突破，主要是指它的新——构思新，人物新，思想新，包括舞台气氛、演出风格、音乐和美术设计，都不落俗套，有新鲜感；是用现代化的手法设计并演出的反映现代人思想生活风貌的现代戏剧。
《未来在召唤》的创作和演出，预示着我国话剧创作的新时期即将到来。当然这出戏也还存在着某些弱点和缺点，例如于冠群这个形象，语言多于行动，僵化的态度多于僵化的事实，因而使人感到免职的理由不很充分；还有小浩和敏敏，个人爱情纠葛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过大，对梁言明和于冠群两种思想冲突的深化，起了一定的“干扰”作用；总体艺术上，也可以再琢磨得更细一些，思想挖掘得更深一些，等等。听说编导者们正在精心修改，我想，在保持这出戏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的基础上，是可以使之更臻完善的。但在演出上也不要搞一窝蜂，全国所有各剧团、剧种都来演一出戏，也会把戏演“死”的。戏剧创作的路子无限宽广，需要表现的题材无比众多，有心的戏剧工作者在受了启发之后，完全可以进行新的艺术创造，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附图片）
话剧《未来在召唤》剧照：梁言明（左）、李丽（右），为起用总工程师问题，正和于冠群（中）进行激烈辩论。
李晓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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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创作真实感人的惊险影片
——导演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的体会
常彦
影片《保密局的枪声》，是郑荃、金德顺同志根据吕铮同志的小说改编的。为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曾去上海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档案，还与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举行了多次座谈。在这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歌颂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歌颂战斗在这条无形战线上的先烈和无名英雄们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怎样表现这一主题？怎样把这一思想贯串于整个影片之中？我们根据原著的题材、故事情节和人物经历，决定拍成一部惊险影片。而惊险影片，过去由于“四人帮”推行“三突出”之类的荒谬的文艺理论，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已成为模式化的玩艺儿。我们试图打破常规，避免陈陈相因，努力为惊险样式的影片恢复名誉。
作为惊险影片，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影片的结构。为了更好地体现主题，我们不以主人公刘啸尘最后搞到敌特潜伏计划为全剧的中心事件去构成矛盾冲突，而是以刘啸尘在敌人心脏里隐蔽下来、战胜考查、取得信任、开展斗争，直至取得敌潜伏计划，胜利归来的诸多情节，构成一个奇峰叠起的布局，在每一个“出乎意料”上作文章。如果以搞到敌特潜伏计划为中心事件，那就有可能落俗套，同某些电影雷同，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其次，是要把握惊险片的特性，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和个性。影片的开头，我们原来构思的电影文学剧本是从审讯室内拷打周甫祥开始的。这样的开头固然并无不可，但它的不足是较难与一般的正剧明显地区别开来。后来，我们在实拍时，增加了影片的序幕，使影片从周甫祥深夜被捕和常亮连夜向党组织报警开始。这样处理，使我们有可能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如通过镜头调度、摄影处理、音乐和音响的烘托和渲染，使影片一开始就具有神秘的色彩，以利于展现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这一特定的典型环境。
在影片的展开部分，我们以惊险的情节和某些特殊处理来贯串全戏的始终，以便达到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刘啸尘和余云禄奉命去工棚侦查的一场戏，本来是特务头子张仲年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以此计迫使主人公刘啸尘暴露身份。可是在最初构成这段戏时，我们让刘啸尘从窗外看到室内地下扔满了长长的烟蒂，看到屋内人们袖口露出洁白的衬衫袖头等细节，很快地判定这不过是敌人在假开会。显然，这样的处理，不仅结构上过于简单，而且使悬念很快就消失，以致冲突尚未展开，便已经真相大白。
为弥补上述不足，我们在实际处理时，按照事物发展的本来逻辑，先是使刘啸尘表现出难辨真伪，进而又表现他的误以为真。用这个过程来突出悬念，造成一种紧迫感。正因为他误以为真，所以就设法救他们。他暗暗将木头踢到余云禄的脚下，意在造成声响，好让他们逃跑。这时观众不仅为主人公捏了一把汗，同时不能不赞佩他反应灵敏和对策巧妙。在刘啸尘和余云禄被人强扭进室内之后，影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捉摸不定的局面，主人公重又陷入迷惑不解、扑朔迷离的境地。只是当刘啸尘从那些原以为是“同志”的口中，听到“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这句张仲年的口头禅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见不得阳光的丑类！我们在实拍时，又增加了一个细节，即刘啸尘在经过一番搏斗之后，索性把化名为“李阿金”的特务队长杀掉，借以突出主人公化被动为主动的大智大勇，刻划他的英雄气概。
鉴于影片的样式是由诸种要素构成的，我们对这场戏的处理不仅运用了特殊的镜头调度，虚实处理和光影效果，同时运用了声画对立等诸多手段加以渲染。接下来又增写了一场余云禄连夜向张仲年报告“李阿金”被杀一场戏，以略具讽刺喜剧色彩的笔法，揭露特务头子张仲年的弄巧成拙，反衬前场刘啸尘之处境险恶。
惊险样式的影片固然要惊险，但是惊险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了深化《保密局的枪声》的主题，在从文学剧本到影片的创作过程中，在分镜头的时候增加了一个细节，即以序幕中常亮向党报警时发到史秀英手里的一把金属钥匙作为贯串全戏的道具，让它在全戏中犹如一根链条，把故事的各个情节和正面人物的内心活动连结起来，把周甫祥、刘啸尘、史秀英和常亮等人的斗争串连起来。
如上所述，这个细节不仅在序幕中以特写出现，用以表现周甫祥对党的忠诚，还在影片展开部分多次发挥作用。史秀英在危急时刻以突然的方式与刘啸尘取得联系。当听到“周甫祥同志已经牺牲了”时，握在手中的钥匙落地。刘啸尘将它拾起。于影片尾声处，当史秀英终于揭开老三的真实姓名叫常亮之时，钥匙又再次以特写的形式出现在常亮的手里。这时不仅使影片尾声和序幕呼应起来，揭开了序幕之谜，更由于史秀英和刘啸尘的画外音：“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象常亮这样的无名英雄，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战斗”，“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使这把钥匙成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接力棒，成为地下工作者建立丰功伟绩的佐证了。
我们拍摄这部影片，不是因为它情节曲折、易于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首颂歌，献给那些曾经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保密局的枪声》远不是个成功的作品，它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大到典型环境的真实感还不够，有的情节有漏洞，小到个别道具的欠考究；从个别演员表演处理上的过火或不足，到整个影片的节奏有时还嫌拖沓，等等。这些，有的是因为构思不够严谨，有的是因为表现手段掌握得不当。我们决心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努力提高创作水平，拍出更多的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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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上海讨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
今年《上海文学》第四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上海许多文艺报刊、院校、机关纷纷召开座谈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争鸣。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是：如果仅仅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限制在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这个范围内，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把对象扩大，说全部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艺作品的全部功能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原来的合理就成了歪理。因为这种理论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势必导致“主题先行”，结果就会离开文艺的特性，离开真善美的统一，把文艺变为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在一些座谈会上，有的赞成《为文艺正名》一文的观点，并作了补充。有的不同意这一文章的观点，认为，历史上凡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充当过阶级斗争的工具的。
这场讨论现在还在进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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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评价《四郎探母》《恶虎村》等四出戏？
——上海戏剧界展开热烈讨论
本报讯 据七月四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今年六月上旬，上海京剧团编剧许思言同志在一次会上提出，《斩经堂》、《恶虎村》、《连环套》、《四郎探母》这四出长期被禁锢的戏，都是艺术精品，要尽快恢复上演，否则要失传了。他认为《斩经堂》艺术上唱做念打，一应俱全，论政治思想性，也很有深度。当年有人指责这个戏宣传封建道德、忠孝节义、正统观念，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此剧不出场的对立面是王莽，主角吴汉背王莽扶助刘秀，是正义行动。《施公全传》中的一折《恶虎村》，他认为是短打武生戏的精品；剧中人施仕伦应与包龙图等同。说施仕伦镇压农民革命，史查无据。小说中的施公，更无此痕迹可寻，因此黄天霸也算不上统治阶级的帮凶鹰犬。他认为《连环套》是武戏文唱的典范。戏中的黄天霸、窦尔墩、朱光祖三人，都不是坏人。他说，把这两出戏救活了，就能救活一批黄天霸的戏。关于《四郎探母》，他说，给少数民族当媳妇的王昭君、蔡文姬、文成公主如今都得到了理想的解决，唯有给北方少数民族当女婿的杨四郎还被判死刑，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杨四郎谈不上什么叛国投敌，身份是“战俘”。在番邦十五载，他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祖国河山和民族利益，没有泄露军事机密，没有担任番邦一官半职，实在挨不上民族败类的罪名。
许思言同志的发言在上海戏剧界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认为，这四出戏在内容上都是反动的。他们认为不能离开戏的具体情况来谈历史。施仕伦在历史上是个清官，但不能说《施公案》小说和有关黄天霸的京戏都是好的。京剧黄天霸这个艺术形象出现在清同治、咸丰年间，这些戏对巩固清政府统治是起了作用的，所以深得慈禧太后的青睐。至于《四郎探母》，他们认为，这是一出歌颂投降变节的戏。在宋辽战争中杨家将是爱国的，独有杨延辉在番邦招亲，忍辱偷生。他们指出，这出戏西太后喜欢，敌伪时期日本人也喜欢，因为它宣扬投降变节，为汉奸说了话，合他们的胃口。有些同志认为，《斩经堂》这个戏，描写了吴汉以忠孝节义的道德去开导他的妻子，最后逼她自杀了。以忠孝节义克服了夫妻之情，这不是宣扬封建道德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斩经堂》是周信芳的拿手戏，《四郎探母》具有梅派京白的特点，《连环套》则是李少春的拿手戏，但解放后他们都不演了，这说明这些艺术家们的政治觉悟高了，而现在提出恢复上演，正说明我们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