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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论反对官僚主义
韩佳辰 高帆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提高管理水平，整顿和改进领导作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我们各级领导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这是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克服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许多深刻精辟的论述，现在重温一下，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
官 僚 主 义 的 危 害 性
一九二一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经从经济方面对俄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作过简要的历史回顾。他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后，因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自上而下地摧毁旧的官僚机关，还没有感到革命队伍内存在着官僚主义这个祸害。又过了一年，在一九一九年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中，直率地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已部分地复活起来。但是，由于不久发生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白匪叛乱，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没有深入广泛地展开。又过了两年，苏维埃俄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当时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才看得更清楚、更明确了。
当时，在苏维埃俄国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有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愿意立即着手经济建设，习惯于抽象空谈，脱离实际。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应放在什么地方呢？一九二二年二月，列宁在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和实践。”他强调要发现精明强干的人才。
当时，鉴于电气化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列宁不顾身体衰弱，着重去抓这方面的工作。最高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百八十多名专家，制订了一个发展电气化的计划。但是，某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却妄自尊大，竟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自傲。列宁十分气愤，他尖锐地说：“总该学会尊重科学呵，总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的’傲慢行为呵，总该学会有系统地从事工作，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呵！”（《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2页）
当时官僚主义广泛存在。不仅在苏维埃机关存在，而且渗透到党的机关来；不仅在各人民委员部和地方存在，而且在首都更为严重。列宁在各种会议发言和所写的文章中，多次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它的危害性。他曾经大声疾呼，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
把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提到这样的高度，绝不是耸人听闻。列宁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搞社会主义建设靠什么？只能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官僚主义却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压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从根本上说，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就在这里。
怎 样 同 官 僚 主 义 作 斗 争
列宁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出发，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列宁认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6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官僚主义总是毫无例外地把劳动人民排斥在管理国家、管理企业之外。在历史上，不论在君主制度下，还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接在一起的。在这些国家里，劳动人民参加管理不仅不可能，而且连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苏维埃政权里仍然有不少官僚主义者反对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在他们看来，只有一部分“高明”的领导者才能进行管理，而广大劳动人民只要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的权利就行了。与这种看法相反，列宁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
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对此，列宁没有主观地规定一个模式，让人们硬行遵守。他指出，要“尽量多提供些切实可行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方法、方式和意见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即更深入、更广泛、更迅速、更有效地使我们的机关‘工人化’，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国民经济”（《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1页）。
要进行具体的切实的领导，必须检查决议、政策、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要检查对上级决议、政策、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要用生动的实践检查这些决议、政策、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列宁指出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一个重要手段。列宁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他说：
“污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写指示的境地，而生动活泼的工作却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中了。聪明的怠工分子故意把我们拖入这个公文的泥坑。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们却不自觉地‘往绞索圈里钻’。”（《列宁全集》35卷第537页）
列宁认为，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除了摆脱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以外，建立个人负责制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不仅不能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反而淹没在官僚主义中”，“无法摆脱窒息着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4页）列宁这一告诫，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通过集体领导，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才能，考虑和处理问题比较稳妥慎重，避免个人独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和漏洞。但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并不矛盾，正如列宁说的：“我们既需要委员会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制和个人领导制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我们需要一定能学会独立管理的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极妥善地消灭这种祸害。”（《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3页）现在，有些领导机关开起会来是“大、长、松”，解决问题是“只画圈，不表态，出了问题互相怪”，就是因为个人责任不分明。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列宁认为，选拔头脑清醒、有实际本领、精明强干的干部队伍，对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干部，一切命令和决议就会成为毫无用处的废纸。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大批真正的组织家，认真选拔这些人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天翻地覆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命者中间。这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列宁全集》第27卷 第240页）。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把真正的组织家与那些骗子、野心家、吹牛大王等等区别开来。要经过多次考验，把真正的组织家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同上，第241页）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建设的需要，建立了一些新的机构，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人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把机构搞得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多，干部之间互相扯皮，工作效率很低。针对这种情况，列宁郑重地“用党的名义”提出，要重新整编队伍。如何进行呢？列宁认为关键在于“审查工作人员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列宁认为，对那些“凡是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而连简单的事也不作的人”，就要调动他们的工作；对那些“不关心怎样爱惜交给他们的每一个戈比，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在制定开支数十亿以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的人，要进行斗争。（《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7页）同 官 僚 主 义 斗 争 的 长 期 性
官僚主义是一种腐朽没落的上层建筑，是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的，它终究会被铲除。但是，官僚主义的存在又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这就要求人们同官僚主义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对此，列宁在许多文章里有过深刻的论述。
先说官僚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大家知道，沙皇俄国实行的是一种腐朽落后的专制制度。全国的最高权力完全由沙皇一个人所掌握。他君临一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括和挥霍人民的钱财。沙皇及其任命的大大小小的官吏，结成了一张紧密的蜘蛛网，人们就象苍蝇那样在这个蜘蛛网里挣扎。
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人民在政治上已做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又实行了公有制度之后，官僚主义还会复活和存在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有几个。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从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许多党员担任了领导工作，做了“官”。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滋长了官气，做官当老爷的特权思想就滋长起来。
第二、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2页）由于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低，他们只能选派自己的代表去管理政权。列宁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实行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度。但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实现。当时实行的干部制度是自上而下的任免制。由于领导干部是由上级任命的，人民对他们没有实际的选举、罢免和监督的权利。所以有些干部认为只须对上级负责，无须对人民负责。这就使官僚主义得以滋生。
第三、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为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主人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只是各级政权和企业领导人员，领导机关对企业的领导，不是用经济的方法，而是用行政的办法，这样就容易考虑行政的方便，要求经济活动机械地适应行政系统、层次、区划，使机构重迭，层次繁多，手续复杂，公文旅行，文件泛滥，会议成灾，办事无效率等等。
产生官僚主义还有深厚的经济根源。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助。”（《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3页）这告诉我们，官僚主义是由落后的生产力和薄弱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不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官僚主义这个祸害是不会消除的。
正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所以列宁指出，对官僚主义只能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只能慢慢地治疗。这是一个最艰巨的斗争，不可能靠一个什么纲领，一个什么宣言，一个什么法令来解决，也不能靠一两次从组织上做“外科手术”来解决。（参看《列宁全集》35卷第490—491页，32卷第41页、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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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传》是一本较好的党史人物传记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是我国迄今第一本比较翔实的党史人物传记。它打破了多年来受到禁锢的党史这一“禁区”，较好地介绍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光辉的一生。
这本书的编写，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早在一九六○年初，邓拓同志不惧后来当了“四人帮”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禁令，倡议写作这本书，由北京市委党校承担了这一写作任务。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同志为此呕心沥血，指导该书的编写。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对革命先驱李大钊恨之入骨，为了达到他们篡改党史的罪恶目的，丧心病狂地攻击李大钊。他们竟把这部书稿污蔑为“大毒草”，是所谓北京市委“复辟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兴文字狱，赵征夫同志就是为这本书稿而被迫害致死的！“四人帮”垮台后，这部书稿才得以重见天日。书稿由原执笔者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和补充。在修订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当年与李大钊一起坐牢、这次又在“四人帮”折磨下双目失明的李星华和年逾古稀的李大钊的学生刘弄潮也帮助审稿。他们高度评价书稿的质量和编写者的战斗精神。
《李大钊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敢于讲真话、实话，敢于按科学的态度办事，敢于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它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反映了这一时代哺育的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的艰苦斗争，也客观地反映了陈独秀等人在这一历史阶段所起的历史作用。书中再现了李大钊这一时代的杰出人物，他既非人造的偶像，又非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与时俱进”的伟大革命家。
语言朴实，文字干净洗炼，是《李大钊传》的另一特点。这同那些充满了空话、假话、大话、套话的粗劣作品完全不同，读起来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文风，值得提倡。 姚维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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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飘飘》丛刊复刊
被迫停刊十七年之久的《红旗飘飘》丛刊最近复刊。复刊后的头一集——《红旗飘飘》第十七集已经出版。
《红旗飘飘》是专门刊登革命回忆录和革命烈士传记的不定期丛刊，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进行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却被那个“理论权威”强令停刊，已经印好并将发行的三十万册《红旗飘飘》第十七集也遭销毁。文章作者、刊物编辑受到打击、迫害。
现在出版的第十七集《红旗飘飘》中，登载有黄树则、蒋秦峰、李维汉、张启龙等写的回忆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文章，有戈宝权、韦杰、刘昂、师哲、宁干等写的回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彭德怀同志的文章。这一集还刊登了伍云甫的遗稿《战士的伟大榜样——记朱德同志》、李天佑的遗稿《广西剿匪记》以及薄一波、童小鹏、夏衍等写的革命回忆录。（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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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史研究》第二期介绍
本报讯 《中国史研究》第二期最近出版。本期发表了两篇有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其中，林铁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封建思想》，从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意义。王曾瑜的《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略述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初文字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年六月，是原历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这一期发表了尹达的纪念文章《郭老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文章阐述了郭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缅怀了郭老在治学道路上不断探索、经常自我批判、抛弃旧说的科学态度与严谨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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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放则兴 收则衰
沈钦礼
围绕着放和收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一些同志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放”，重申四项基本原则是“收”；我们党的方针就是有放有收，时放时收，或者先放后收。于是，有人沉闷，有人惶惑，也有人因此兴高采烈。
什么是“放”？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明确：“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相反的，“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一句话，放的方针，就是让人讲话的方针，就是发扬民主的方针，而收的方针，就是不许人讲话的方针，就是压制民主的方针。
共产党能不能对人民群众采取压制民主的方针呢？能不能一会儿发扬民主，一会儿又压制民主，或者先发扬民主，然后又压制民主呢？显然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如果压制民主，岂不变成了法西斯党？对共产党来说，只能始终如一地采取发扬民主的方针，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采取压制民主的方针，也就是说，只有放，没有收，只能放，不能收。
有的同志可能会听得不耐烦：“啊哈，你这是闭着眼睛瞎说一顿。这些年，难道不就是有放有收，时放时收，先放后收吗？”
是的，自从一九五七年我们党提出了放的方针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这个方针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产生过有放有收、时放时收、先放后收的情况。然而，正是这二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正面的经验：六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代表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压制民主，听不得批评意见、独断专行的霸王作风，重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强调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正是在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由于发扬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克服了暂时的困难，迎来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反面的经验也有，最突出的就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更是被剥夺殆尽。他们大搞现代迷信，到处设置禁区，用无形的精神枷锁禁锢人们的思想，僵化人们的头脑；他们大搞一言堂，大兴文字狱，只许人们按照他们定下的调子说话，不准任何不同意见存在和发表。他们大抓所谓“阶级斗争”，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在中国的大地上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的倒行逆施，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我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历史出现了暂时的倒退。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什么时候实行了放的方针，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生动活泼，干部和群众就心情舒畅，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什么时候采取收的方针，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没有生气，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受到压抑，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受挫折和破坏。放则兴，收则衰，这就是结论。这就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取的历史经验。
“历史难道不会再重复？放的方针难道不会再改变？有放有收，时放时收，先放后收的情况难道不会再发生？”一些同志至今心有余悸，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党的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坚定不移地发扬民主的方针，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真正实行放的方针，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都会阻碍民主的发扬。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的某些领导人，还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这个方针。不要以为中央作了决议，发了指示，就万事大吉了。争取民主，还需要进行长期、艰巨的斗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然而，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历史的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斗争教育了党和人民，人民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也赢得了思想的觉醒和提高。今后，不管是什么人，如果违背三中全会的方针，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想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封住群众的嘴巴，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然会遭到广大群众的唾弃。弄得不好，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落得个“霸王别姬”。对于这一点，我们更应当有足够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