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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开就业门路必须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薛暮桥同志就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八日电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计委顾问、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薛暮桥同志就城镇劳动就业问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谈话纪要如下：
我国是有九亿七千万人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怎样解决劳动就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生产发展不快，今年待分配的劳动力就有七百多万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全国的安定团结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今年，有些地方试图解决就业问题，办法之一是号召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退休，允许子女顶替。结果许多有熟练技术的老职工退休了，换上一批不懂技术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原来在学校上学，有的是在农村劳动，真正城市待业青年就业不多。许多老职工退休后，又被其他单位招收去了。职工人数增加了，待业人数没有显著减少。
过去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太死，职工就业都要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没有用人的自主权，职工没有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尽所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更加严重的是，国家必须严格控制新增职工总数，待分配的青年比国家招工指标多好几倍。国家既不能对待业青年每人发一个“铁饭碗”，又不准他们自己用一定的集体方式组织起来，从事社会迫切需要的劳动，待业人员就越积越多。
我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不是没有经验的。全国刚解放时，城市中失业者有三四百万人，同当时公私企业职工总数大体相等。我们采取两条办法：一是“生产自救”，要他们自找门路，国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是“以工代赈”，国家用低工资举办一些公共事业。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实际上仍然受到失业的威胁，解决办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低工资，多就业。实行的结果，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工厂中劳动生产率低，机关中工作效率更低。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五十年代初期，待业人员可以自找门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特别是公私合营商业（开始时有大量的公私合营商业自负盈亏）上升为国营商业，手工业合作社上升为合作工厂以后，全部职工完全由劳动部门管起来，统一分配。原来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网点多，生产和经营的花色品种齐全。现在是网点大大减少，花色品种不全，许多种别有风味的土特产消失了。过去北京的东安市场商店林立，各有特长；现在的东风市场统一经营，变成第二个百货大楼，特长没有了。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有个发言，建议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社不要合并太多，要保存产品的多样性和经营的灵活性。但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许多种土特产品长期缺货，无人生产，无人经营，服务性行业大大减少了。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不是没活干，而是要等国家统一分配，而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容纳量又有限。这样，待业青年越积越多。
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并提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十项工作，其中第九项工作就提到劳动就业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就业是应当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抓。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浪费大量的劳动力，也影响安定团结。而且，现在不下决心找寻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的负担会越来越重。（现在我国大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相差五至十倍）在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现有企业的劳动力一定会大大富余。现在许多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提高工作效率，也需要实行精简。农业现有三亿劳动力，如果实现了机械化，只需要几千万人，其余的人除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外，也要另找出路。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预先看到，预作筹划。现在我们的城市养不了这样多人，农民自己生活还有困难，农村能容纳的人也很有限。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要广开就业门路，重要一条是要改变劳动管理制度。
现在待业青年都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个制度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国家给每人发一个“铁饭碗”，不但“碗少僧多”，而且领到“铁饭碗”后，就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在现代化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安排劳动就业发生矛盾。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要精简一批多余的和工作不称职的职工，交给劳动部门去另行安排。劳动部门为着安排待业青年，要求企业把自己职工的子女包下来。双方都有困难。为着解决自己的困难，都把困难推给对方。为着实现现代化，前一种要求是合理的，后一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劳动部门必须另想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包不了的事情不要包办，准许待业青年用一定方式自己组织生产，我们不但不应下禁令，而且应当加以帮助，加以组织领导。现在城市里就业的门路多得不可胜数，问题是许不许自己找。北京市委有位负责同志告诉我，北京市的所谓“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是很容易的。过去，市委把这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赶回去，许多机关、工厂、商店等等又把他们找回来。农民进城自然应该限制。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有的同志说，这些“漏洞”只有农民肯钻，城市待业青年是不肯钻的，我们分配他们去干服务性行业，他们就是不干。这是“捉了老鸦做窝”所产生的结果。如果把学有专长的知识青年去搞用非所学的服务业，有些人自然不愿意干。我听说有一个服务性行业招收几十名职工，报考的人数比招考的人数多几倍。只要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改为“自由恋爱”，问题自然容易解决。这样做，招工的企业可以择优录取，报考的青年也可以如愿以偿。过去双方都不准自由选择，企业想要的人要不到，不想要的人硬塞进来；待业青年想干的事不让干，不想干的事逼着他们去干。这样的劳动分配制度如何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呢？
劳动部门要控制职工工资总额，不能只在国营企业、国家机关等方面找出路。劳动部门安排了就是国家职工，“铁饭碗”，干不干都不能解雇。如果让待业人员自己去干，组织成合作社或合作小组，自负盈亏，不但不要国家发工资，而且劳动者的积极性高，服务态度好，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劳动收入也不会低于三四级工。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禁止呢？这样做，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人劳动就业问题，而且大有利于方便城市人民生活，真是一举两得。
城市中要找人干的工作多得不可胜数。例如运输业，国家连长途运输都安排不好，哪有力量管市内短途运输。现在靠农民开拖拉机进城搞运输，很不方便。如果国家办运输公司，又是“铁饭碗”，找他们象进衙门一样困难。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等等，办得都很好，居民十分方便。五十年代北京还能找到一辆板车搬家，现在连板车也找不到了。车站、机场过去有人帮助搬行李，现在也没有了。一位外国公主愿出十元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就是没有，她走遍全世界还是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顺便提一下，过去许多车站都有人卖各地特产，如德州和符离集的烧鸡，无锡肉骨头，枫泾酱蹄子等等。前几年一扫而光，现在恢复一点，还是太少。解放前上车站卖东西的小贩要领执照，每天一块钱。不但小贩收入很大，车站也收入不少。旅客不但可以少挤餐车，而且可以买到各地的特产赠送亲友，真是一举数得。这样的好事为何做不得呢？
城市的建筑业也很紧张。能不能准许待业人员组织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建筑队伍？听说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动组织一个包工队，工程质量好，施工时间大大缩短，很受人欢迎。当局因为他们领了退休金，下令取缔，但就是取消不了。因为许多机关、工厂、学校争着请他们去包工。能不能准许这些老工人带上一批青年人组织合法的包工队，解决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难呢？这里又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看病这样困难，想找退休的老医生，但是国家规定退休的老医生不准看病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领了退休金。大家知道，不少退休的老医生比大医院的实习医生高明得多，为什么一定要使他们有力无处使呢？
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的缺乏是众所周知的，不知道使职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最近北京市准备增设饭店，而且要几个大饭店设夜宵部。但夜宵部的服务员多于顾客，为什么呢？因为居民花一毛钱吃一碗小馄饨、赤豆粥，不会跑到大饭店去。能不能奖励一些人在街头巷尾自设象“馄饨侯”那样的小食铺呢？修理业的问题也很大。铺子里补一双鞋子要等一个星期，摆一个小摊子可以当场取货。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缝补，桌椅坏了找不到人修理；为什么就不能让大家设些小铺子、小摊子来为居民服务呢？在城市修理业方面，应当向上海学习。还有一个多年来被大家忽略的行业，就是洗衣作。解放前许多大中城市每一个居民区都有洗衣作，连大学中学都有人每天去收洗衣服。机关职工一般都用不着自己洗衣。现在洗衣是仅次于吃饭的沉重负担。如果恢复洗衣作，配备一些洗衣机，职工、学生就可以增加许多学习和休息的时间，不至于搞得星期天比上班还累了。
以上讲的都是城市中需要增设的行业。过去有些人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
“漏洞”改成大门，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宪法规定允许“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一条也应当实行。这样做，城市就业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最近北京市崇文区在搞试点，据说很有效果。有人担心，城市中搞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有些人的收入比五六级工还多，会不会犯路线错误？他们希望理论界多写几篇文章，证明城市发展集体所有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以上所列举的都是手工劳动，对于手工劳动，我认为集体所有制有可能比全民所有制更加优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认为全民所有制在任何条件下（例如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一定比集体所有制优越，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城市中不但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的磨刀、补鞋）也不应当完全砍光。这不但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方便居民。只要把住一个关，只准自食其力，不准剥削雇佣劳动，是决不会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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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钢铁工业在工作重点转移后发生明显变化
放下“钢铁元帅”架子 主动为用户服务
据新华社上海电 新华社记者徐家柱、黄波瑞报道：放下“钢铁元帅”架子，甘当为各行各业服务的“小兵”。这是上海钢铁工业系统今年以来出现的新风貌。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上海钢铁工业有四个明显的变化：
——不再“朝南坐”了。过去，各行各业对“钢铁元帅”感到“惹不起，离不开”。他们订购短缺的钢材时，跑断腿，磨破嘴，还不一定能订到货。现在，上海钢铁工业部门主动、热情地为用户服务。在五月下旬召开的上海地区钢材订货会上，冶金局和所属各钢铁厂领导干部直接听取各行各业的意见和要求，尽可能做到有求必应，并当场“拍板”，接受订货五十五万四千吨，占用户提出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三。
——取消“黄鱼搭咸菜”的陋规。过去冶金工业部门有条规定，接受客户来料加工，要按一定的比例搭配滞销的钢材，用户把它比作菜场上的“黄鱼搭咸菜”——不问你需要不需要，一起卖给你。这样硬性搭配的结果，把“积压”的钢材转嫁给了用户。今年，上海市冶金局毅然取消了这项多年沿袭的陋规。六月份，这个局与北京、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浙江、安徽、黑龙江等省市的一百多家用户，签订了十二万七千多吨钢材的来料加工合同，都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的要求，没有硬性搭配滞销钢材，广大用户拍手叫好。
——从“推出去”到“抢进来”。过去，上海一些钢铁厂碰到一些批量小、规格复杂、成材率低的订货，因考虑到产值低，成本高，往往不愿意干，推掉了事。今年情况大不一样。他们把努力适应用户需要看成自己的职责。有一种制造羊毛剪用的铬不锈钢材，轧制难度很高，但批量只有两吨，用户曾连续三年提出订货要求，都没有被接受。今年六月，上海钢铁研究所和上海第三冷轧带钢厂主动承接了这个“硬骨头”任务。此外，高档自行车需要的锰钢材、高档圆珠笔芯用的优质线材、制造农业机械用的镀锌板等各种钢材的订货任务，都被一些钢铁厂主动“抢”走，出现了胸怀全局、争挑重担的生动局面。
——为其他行业让路。冶金工业是上海市用电耗油的大户。过去冶金工业以“元帅”自居，挤了人家，还心安理得；现在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他们就主动节电、节油，为轻纺工业和其他行业让点路。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冶金系统节约电力七千五百万度，节约燃油三万六千吨，而钢和钢材的产量分别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七和百分之十七点二。
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陆铁夫对记者说：我们作为基础工业，应该为各行各业提供更好更多更适用的钢材，过去我们做得不够。我们体会到，只有放下架子，摆正位置，把用户的需要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才能使钢铁工业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品种、规格上逐步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逐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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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足现有基础，采用新技术，发挥经济手段作用
首钢夺得全国同行业十三项冠军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何卓新报道：首都钢铁公司今年上半年有十三项技术经济指标夺得全国冶金行业的冠军。其中精矿粉品位、高炉利用系数、炼铁焦比、转炉平均炉龄、转炉利用系数、钢铁料消耗等六项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记者从首钢的统计报表上看到，由于技术经济指标提高，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全公司节约焦炭六万三千多吨，煤四万多吨，重油一万三千多吨；为国家多生产生铁十一万八千吨，钢坯十万八千吨，钢材六万三千吨，钢一万三千吨；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有关部门的同志指出，首钢十三项技术经济指标夺得全国同行业冠军，为我国钢铁工业赶超先进水平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首钢设备多半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公司广大干部、工人立足于现有基础，积极采用新技术。他们从矿石开采、烧结到炼钢、轧材，把每个生产环节都同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指标进行对比，一项一项地订出赶超目标，并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
一九七七年，这个公司矿山生产的精矿粉品位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四五，质量不算低了。但是，职工们经过对比，发现美国的一个矿生产条件与自己相似，而对方的精矿品位高达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七，他们决心赶超美国的这个纪录。他们对选矿过程中的颗粒进行跟踪分析，反复试验，采用增加磁选次数和细筛循环再磨的新技术，攻克了磁选流程改造等三道技术难关，今年上半年终于使精矿粉品位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五七。
首钢夺得全国同行业十三项冠军，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注意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成功地实行了一条龙全优冠军奖。
这种冠军奖，就是以一个厂为中心，把有关的其它几个厂组织起来，各个生产环节互相配合，共同创先进水平，夺取冠军。例如公司规定，凡是创造了公司规定的先进水平、夺得全国冠军的，发给冠军奖；虽然夺得全国冠军但没有达到公司规定标准的，则不发奖。实行这种一条龙全优冠军奖，有力地调动了职工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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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新事
人工授精繁殖大熊猫
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世界上第一只人工授精繁殖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诞生了。它刚刚生下来时，只有一百二十五克，吃睡在母亲怀里。三个月后，学会站立。五个月时，全身的披毛完全和成年的大熊猫一样，黑白分明，活泼可爱，取名“元晶”。当它和妈妈分居时，非常痛苦，两天不吃不喝。在饲养员的精心抚育下，才慢慢适应。七个月时，体重已达二十公斤。四月底，它在北京动物园与广大观众见面了。
连续成功繁殖东北虎
哈尔滨动物园的工人连续成功地繁殖了珍贵的、受到保护的东北虎。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这家动物园的六只虎共生了七十九只小虎，其中成活了六十八只。最近又有一只虎生了三只小虎，经过精心喂养，三只小虎长得很好。
哈尔滨动物园繁殖的虎已被送往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四十个动物园。有些虎被出口，以换取其他动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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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厂可以超过全民厂
——一个街道小厂的调查
北京体育馆路建新锦缎制品厂是由三个“五七生产组”合并起来的街道小厂，现有职工二百五十二人，生产一百四十多种锦缎包，畅销美国、日本等十五个国家。
这个厂虽然小，生产发展却很快。近二年，生产指标一升再升。一九七八年总收入比一九七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利润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四。今年上半年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十九，利润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二。
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经营得好，收入增多，职工的工资收入和集体福利也应该相应增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曾碰到过不少阻力。去年第一季度，他们实行“月检查，季评比”，谁优胜了，发个纸做的流动小红旗，对生产促进不大。后来，厂里买些洗脸盆作奖励，东西虽说不多，却给大家鼓了劲。党支部从这件事中体会到，精神鼓励要同物质奖励结合起来。他们这时想搞超产奖，但街道办事处的业务部门不同意：“不行，不行，你们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不能拿那么多钱！”支部书记史胜女同志说：“难道集体企业就不能多劳多得？”去年五月份她为了摸索经验，同厂里的干部到二车间搞试点。经过五、六两个月的细致工作，取得了经验，七月份在全厂推广。他们规定超产奖提成为百分之二十。就是说，生产多收入一百元，个人得二十元，国家和集体得八十元。这样，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这种奖励办法十分明显地推动了生产，去年一年，利润是八万三千二百多元，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七万四千五百九十多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积累的增多，这个厂又打破原来规定每人每月平均奖不超过五元的框框，实行多超多奖。一车间三班，今年二月份超产七百一十四元，得奖一百零七元，每人平均五元零九分。五月份超产二千零四十元，得奖三百零六元，每人平均十五元三角。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得的报酬就多。这一下，工人劲头更足，互相赛着干。早上七点半上班，七点钟人就到齐了。五月份，全厂总收入比四月份增长二千四百元，费用下降一千一百元，利润增加三千四百元。他们根据定额，使超产提成奖增加了六百元，每个职工平均得奖金达到十元。工人的工资加奖金，最高的已由过去的三十六元增加到五十多元。当这个月的报表送到街道办事处业务部门审批时，却不给盖章，理由是：“按以前的规定，街道厂平均工资不能超过三十一元，奖金不能超过工资的百分之十一”，“你们不能和国营厂比，你们拿钱太多了，还没有这样一个先例”。工人和干部们听了很生气，向他们提出：“集体厂和全民厂都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何两样对待？”
街道办事处党委积极支持锦缎厂的做法，几次专门开会研究，认为这个厂的做法是对的，应该支持。他们出面说服主管业务的同志盖章，批准了他们送来的报表。
事实最有说服力。锦缎厂的做法有利于调动工人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使街道企业越办越兴旺。现在，这个厂有固定资产一万八千九百多元，银行存款八万五千一百多元。开始办厂时是借人家的房子，现在自建的厂房已有六十五间。厂里机器也由原来的十八台增加到一百多台。厂里积累资金多了，又为办其它事业广开了门路。现在不仅有生产锦缎包的车间，又根据街道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一个包装中药的车间，还设立了废品收购站、服务站、食堂、医疗站等。最近，在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生产服务合作社，使五十多名待业青年有了事干。例如，新开张的小酒馆，是由四个小青年办的。他们服务态度好，群众感到很方便。
街道企业生产了国营企业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有的还开办了很受居民欢迎的服务行业。这就使他们的工作有群众基础，有广阔前途。
本报记者 段存章 颜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