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敢于突破 勇于创新
——四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未来在召唤》，在首都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同志说：这是近年来又一出动人心弦、值得重视的新作品。说它新，就新在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了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两种思想的矛盾冲突，提出了人们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批判了某些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精神状态，是对群众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的形象的艺术教材。尽管作品有待于进一步加工提高，但作者敢于解放思想，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应该肯定和赞许，它是文艺创作为四化服务的一个新收获。
话剧《未来在召唤》的演出告诉我们：批透林彪、“四人帮”一伙多年来推行的极左路线，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是使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展现新的生机、出现繁荣局面的根本所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反对党的“双百”方针，违背文艺创作本身固有的规律，设禁区，下禁令，搞艺术的“模式化”，结果，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推进了一条死胡同。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奋起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摧残文艺的罪行，冲破了他们的创作模式和创作帮规，我们的文艺创作别开了新生面，陆续出现一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和破坏的时间相当长，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使不少人深受毒害，至今思想上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使文艺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使艺术创作做到勇于突破，勇于创新。
创新，首先要创思想内容之新。鲁迅说过：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正的新文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战线出现的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受到群众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或者揭示了广大群众所迫切关心的社会问题，或者塑造了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或者从题材上冲破了“四人帮”制造的禁区……。话剧《未来在召唤》受到欢迎，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艺术贵在创新，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多么需要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大胆探索、独辟蹊径的闯将啊！可是，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不那么解放，表现在创作实践上，一是不敢迈第一步，开第一腔，等别人闯出了一条路子，社会舆论肯定了，才一涌而上；二是在题材方面赶“热门”，不少生活领域没人去闯，有的题材很少有人问津；三是开掘不深，虽然接触到了某些社会现象，但是由于心存“余悸”或“预悸”，不敢深入挖掘，作者浅尝辄止，读者和观众隔靴搔痒。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呢？我们所要求的思想内容的新，就是要反映出时代的新生活、新思想、新精神。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它那个时代值得歌颂的新的东西，也存在着需要鞭挞的丑恶现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把时代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就要发扬恩格斯所称赞的“艺术家的勇气”，利用艺术的力量，“喊出一种新声”，帮助人们发现、认识和扶植新生的事物，唤起人民同一切丑恶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然，作家要写出体现人民群众心声的作品，难免会遇到阻力、受到非难。这就要求作家自己首先要有强烈的、坚韧的战斗精神和战斗风格，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勇敢地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挑战，闯出一条崭新的创作路子。试看古往今来，凡是在文艺创作上达到较高水平，对祖国和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都不是那种因循守旧、思想停滞的旁观者，而是关心祖国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喜怒哀乐息息相关的战士！
创新，还包括艺术形式的创新。新的内容要求有新的形式来表现；而艺术形式是否完美，对内容的表达又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提高创作质量，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是不可忽视的。林彪、“四人帮”大搞“模式化”，不管你写的什么题材，都要依着他们的葫芦画瓢，不许丝毫走样，结果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许多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正象一些读者、观众所指出的那样，还有不少作品没有从套套中解放出来，看了开头，就知道情节将怎样展开，矛盾将怎样发展，最后将是什么样的结局；表现手法也显得陈旧，什么样的场合作者将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处理，读者、观众事先就想象得出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在形式、技巧上要有新的突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古人、外国人以及同时代的优秀作家那里，学习和借鉴一切有益的东西。现在我们提供给作家、艺术家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还不够丰富，可不可以多译制一些外国的优秀影片和多复映一些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故事片、戏曲片，供电影工作者、戏曲工作者参考？可不可以多翻译和出版一些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有特色的外国优秀作品，供广大文艺工作者借鉴？这样做，能使文艺工作者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找出差距。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在于有关领导部门和领导人是否从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认真按“双百”方针办事，为鼓励创新、繁荣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愿意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多贡献的文学艺术家，对古今中外优秀作品进行认真的学习和借鉴，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入探索，匠心独运，勇于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标新立异，使我们的创作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艺上的创新，需要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支持，也需要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鼓励和扶植。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要放手让作家去写，不要怕这怕那、用各种旧的或新的条条框框去束缚作家的手足；要热情地鼓励作家去进行新的探索，去作这样那样的尝试，出现了争议，发生了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要让群众去讨论，要容许作者申辩，不要轻率地否定人家的探索，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文艺上的创新，有了“育花人”的热心扶植，作家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相信，文艺工作的步子一定能迈得更大一些，文艺作品质量的提高一定会更快一些，文艺繁荣的局面一定会更快出现。
我们满怀喜悦地欢呼那些崭新的苗芽破土而出，并且衷心祝愿它们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显示日益茁壮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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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广东报刊开展关于“向前看文艺”的讨论
本报讯 今年四月十五日，《广州日报》上发表了署名黄安思的一篇题为《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引述一位同志的话，把揭露“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人物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提出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了“四人帮”肆虐下个人的悲惨遭遇的。他说：“就按这三类作区分吧。我以为：写反抗的令人感愤，提问题的发人深思，而诉说个人家散人亡，悲欢离合，以及爱情周折的，则难免使人伤悲。……难免有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的渺茫。”他说：“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这是我们党的三中全会的号召。……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一个重要部门，一条重要战线的文艺，又当如何？应否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呢？”
广州文艺界一些同志不同意黄安思的看法。五月十一日，阿抒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不要又来一个划地为牢》的文章，他说：《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作者把文艺创作划分为‘向前看’和‘向后看’两种，是欠科学的、不准确的。”“文艺创作描写什么，这属于题材问题。”“硬性规定只能写这一类题材，而非议写那一类题材，势必造成新的禁区，妨碍文艺作者个人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
五月十五日，《广州日报》发表黄培亮的文章说：“难道说那些揭露‘四人帮’造成的个人家散人亡、悲欢离合、爱情周折的作品，就不存在社会问题？就不使人产生对‘四人帮’的感愤？”他说：“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不等于都要写‘四化’；直接反映‘四化’的作品，固然可以为‘四化’服务，写其他题材的作品，同样也可以为‘四化’服务。”“我们的文艺作品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目的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向后看，也是为了向前看，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谢璐珈、孔之见也分别在《广州日报》、《作品》发表文章，不同意黄安思的意见。
六月十二日，《广州日报》发表了六篇文章，有赞同黄安思意见的，也有不同意的。
六月二十三日，《南方日报》又发表了黄安思的文章《我的意见》，对他以前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并对报刊上发表的不同意见进行反驳。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陈泽文的文章《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对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讨论还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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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引起争论
本报讯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作者李龙云），是正面反映天安门事件的作品，公演以后，在文艺界和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评价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许多同志认为这是一出好戏。有的同志说它“比《于无声处》更深刻、更感人、更有现实意义。它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同人民群众的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写出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有的同志说：“作品的现实意义，就是让人们记住‘四人帮’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历史教训。”“它敢于说真话，直接反映广大革命群众在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的斗争，比《于无声处》更进一步，反映的生活面也更为广阔。”许多同志对于这个戏的作者、导演和演员的勇气给予了热情赞扬。他们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剧本的不足之处，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希望把作品改得更好。
一些同志对这个戏持否定态度。有的同志说：“这出戏从头到尾都是写消极东西，戏中写了许多悲惨事件。把那么多悲痛的事罗列起来并不是典型化，不一定感人，也没有崇高的、发人深省的东西。”有的同志认为，“戏里写的青年都没有理想，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不幸。”有的同志说：“这个戏情调不高，没有展示出我国人民在反‘四人帮’斗争中的崇高精神境界，没有反映出时代精神，只是描写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作家应该在时代的前面。天安门事件应该写，但写过去，要引导人们向前看。”
《人民戏剧》等报刊已发表文章，就这个戏的成败得失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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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彩笔寄深情
涂克
有人把文艺创作比作感情的艺术，我觉得这说法确有几分道理。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于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艺作品中的这种“情”，是寓于艺术形象之中的。就绘画而论，我国有个优良的传统，即强调绘画形象的“形神兼备”。我想，要克服图解式的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尽快拿出生动感人的作品来，强调一下“动情入理”，强调一下艺术形象的“形神兼备”，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绘画形象“形神兼备”的要求，必须是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在我们的美术创作中，不乏这样的现象，即课堂上的人物素描，轮廓、比例、结构、块面等都画得很准确，可是刻板生硬、毫无神采，久而久之，线条、色彩等慢慢定型下来，临到生活中面对生动感人的描绘对象，想改变过去的表现手法，就会感到十分困难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进行课堂教学？业余作者如何进行基础练习？是光求“形似”，还是考虑“形神兼备”？应该说，在课堂教学和基础练习中，为了掌握形、光、色等等方面绘画手段的基本规律，在人物素描中，一段时期侧重于某一方面的探索和练习是必要的，但必须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分析对象（人物模特儿），力求做到对对象的特性、感情有一定体验和理解之后才下笔；同时，力求做到线条、色彩随对象的不同特点和画家的感受不同而有所变化。
有的作者到现实生活中画了大批人物素描和速写回来，到创作时仍然是素材归素材，很难用于创作；有的作者，闭门想好一个主题，然后请一两个模特儿来，在他的“导演”下摆摆动态；或者靠翻画报，临照片来图解主题。这些作者的作品，艺术形象干巴巴，有“形”无“神”，根本谈不上“动情入理”，而是作者硬性“灌理”。在“四人帮”控制文坛时期，这种现象不胜枚举。
“寡情”而“必厌”。所有文艺创作（绘画当然也不例外），都不是镜子般纯客观地反映和描写对象的。“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就是说，由于客观现实激动了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于是把这种情感抒写出来，才成文章的。某些作品的毛病，正是在于作者对自己的描绘对象，缺乏真情实感之故。有些作品其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是来自生活，是作者在深刻地体验描绘对象的真情实感的基础上，经过再创造才更加生动地、艺术地出现在画面上的。
文艺创作必须是在对描写对象进行深入的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十多年来，这起码的基本的知识和规律，也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有感而画，用我们饱蘸无产阶级深情的彩笔，努力把我们崭新的为四化而斗争的时代风貌生动地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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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文联创作联络部业余电影创评组召开座谈会
座谈电影《保密局的枪声》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影片《保密局的枪声》在北京上映以后，引起广大观众的普遍注意。北京市文联创作联络部业余电影创评组召开了座谈会，就这部影片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工人、教师、干部，他们对这部影片从内容、思想性到表现形式，作了许多评论，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功方面，同时指出了影片的缺陷与不足之处。这些意见，可供电影工作者参考、借鉴。
曹志国说：《保密局的枪声》反映了我们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历史功绩，歌颂了地下工作者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斗争才干，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否定白区工作、迫害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干部的罪行，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张维安说：影片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周甫祥的被捕、牺牲，刘啸尘在极端危险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胜利完成任务的故事，表现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机智、英勇、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党的无比忠诚。他们不仅钻到敌人心脏狠狠打击了敌人，而且巧妙地保护了人民；不仅发动、配合了白区人民的反蒋斗争，而且为解放上海、解放全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为巩固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有许多象常亮那样的同志还在为统一祖国的大业继续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是值得每一个革命同志、革命后辈永远学习的。林彪、“四人帮”对白区工作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推倒！
林洪桐、鲁鸿燊说：《保密局的枪声》在艺术处理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它比较好地运用了电影创作的重要技巧——悬念。
影片的序幕运用简洁、新颖的摄影手法，将观众很快置于悬念之中：一个身着讲究，头戴礼帽的中年人从远处迎面向我们走来……紧接着，两个特务一拥而上，抓走此人。短短的几个镜头就深深地吸引了观众。人们很想知道此人是谁？急切地期待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影片中史秀英两次被“捕”的情节更是扣人心弦。第一次，当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刘啸尘机智果断地打死叛徒和特务头子，用自伤掩护自己之后，阴险狡猾的张仲年对他进行考查，突然说，“我可以告诉枪杀你的凶手”时，刘啸尘紧张了，观众的心也提了起来。没想到史秀英安然无恙，刘啸尘度过难关，观众也松了一口气。第二次，史秀英被敌人发现、追捕。刘啸尘用各种办法搭救。按过去影片的逻辑，刘啸尘必定救史秀英脱险。但影片没有用这个老套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错综复杂的“中统特务”与军统特务争夺史秀英这个“战利品”的戏。这场敌我较量的戏是从“险”着笔的，而悬念的运用也是从“险”着手的。步步紧逼，扣人心弦。这一节十分惊险的戏是以生活为依据，抓住了敌特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写出了我地下工作人员深谋远虑，防患未然，临危不乱，化险为夷的大智大勇。
梁仲华说：《保密局的枪声》在整个剧情的发展过程中，人物的出场破除了“四人帮”那套“三突出”、远铺垫、近铺垫的框框，无论是我地下工作者还是敌特的出现都出人意外。如史秀英在刘啸尘的宿舍出现，张仲年在刘啸尘治伤的医院出现，常亮在刘啸尘面临危急的关头出现，他们的身份和行动的动机，都不是观众一望而知的，要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才能逐步看清。这样的处理，是和影片所规定的特殊斗争环境相切合的。这种人物出场的突然性，既是情节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人物和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物性格得到有力的表现。
王芝瑜、陈玉通、郑云鹭说：影片塑造常亮（即老三），笔墨不多，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片头，我地工人员周甫祥被捕，接着就安排了以背影出现的常亮。他以钥匙为接头信号，给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史秀英送去了消息，并证实组织内部有叛徒这一关键性重大问题。这个以背影第一次出现的人物，恰到好处地向观众暗示，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在敌人内部安插了我们的革命同志。
从剧情需要出发，常亮被安排在一个配角的地位。刘啸尘处于困境时，保护者常亮不过出现一个远镜头、一个侧面和一个影子。却巧妙地体现出啸尘同志不是在孤军作战，党在关怀着他，不相识的战友掩护着他。常亮这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又一次揭示了，他在深化主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全剧临近尾声时，常亮这出其不意的亮相，使观众对他的景仰升华到高潮。然后，尾声以抒情的调子表现常亮同志手持与党组织联系的标志——一把铜钥匙，向即将迎来黎明的上海留下了最后深情的一瞥。无言中揭示了他对党和人民肝胆相照的忠诚。
成志伟、梁仲华、苗稼全认为，《保密局的枪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反面人物脸谱化、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反面人物冷铁新和张仲年先后担任过特务组长，他们都具有凶恶、奸诈的反动共性，但个性却各不相同：冷铁新傲慢、冷酷、狂暴、自信，反革命气焰嚣张、外露。张仲年则不同，脸上时时挂着微笑，似乎待人比较热情、关心体贴部下，实际上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是个笑里藏刀的狐狸，比冷铁新更加狡诈阴险。我们不主张把敌人写成不可战胜的狂夫，也不应该把敌人描写成不堪一击的草包。重要的是，要刻划出他们的独特个性，通过个性的描写来揭示敌人的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从而反衬出英雄人物的勇敢和智慧，展现出人民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的必然规律。但是，在主要的正面人物描写上，刘啸尘的个性还不够鲜明，人物的思想性格在整个影片中似乎没有什么发展变化。刘啸尘走向牢房辨认“凶手”史秀英这场戏，本来是刻划他内心活动的一个极好机会，但编导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着力刻划，也许是演员没能让观众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戏就显得平淡了。
黄会林、余谦认为，《保密局的枪声》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与艺术欣赏效果，是由于它的真实性。总的来说，影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末期，我们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与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所进行的殊死战斗，向人们揭示了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为了人民的胜利，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许许多多无名英雄舍生忘死、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正因为这样，影片才取得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影片还有一些缺陷与不足之处。主要的问题在于作品细节的真实性方面。比如刘啸尘与史秀英在舞厅和公园里的公开接头，是违反当时党的地下工作纪律的。尤其是让刘啸尘与史秀英在大庭广众中，在摩肩接踵的舞厅里，旁若无人地交换着特务当晚布置的重要情报，使人感到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真实情况。刘啸尘那么轻易地取得张仲年的信任和争取了阿纪弃暗投明，都使观众产生不够真实的感觉。
曹志国说，张仲年是个老牌的军统特务头目，又一直怀疑刘啸尘是自伤，经过一般的考验之后，看见刘啸尘桌上放了他的黄埔老同学的照片，就不但不对刘产生怀疑，反而加以重用，这不大可能。另外，影片中军统保密局的档案室门前竟然无岗少哨，也欠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