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朱子奇
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接见了希腊老一代女作家海伦·卡赞扎基夫人和她的两位朋友。卡夫人说了许多诚挚而激情的话，我把它写下来，成了这首真实而朴素的诗。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摸摸你新中国妇女代表的衣裳！
好象摸到你亲手纺制又缝补了的延安服，
好象摸到了你这长征女英雄的灰军装。
这是一个西方妇女多年来的美好梦想，
当我的手指触及到你时才敢相信梦想已实现。
我真的看到了你焕发的容光，听到了你的笑声朗朗，
此刻，我感到人民大会堂格外温暖和明亮。
朋友，你瞧，我心中传奇式的人物确实存在，
周恩来的战友和夫人果真站在我身旁！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平静下来和你谈谈心，向你把颂歌唱。
唱毛泽东、周恩来的光辉思想和宏伟遗愿，
唱两颗不陨落的巨星和巨星的永恒光芒。
毛泽东，你们说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
我说，有了他东方亮了西方也更有希望！
他是二十世纪的变革大师，是我心中第一颗明星！
他何等丰富渊博，是政治家、军事家、哲人、诗人。
呵，我特爱听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长！
我乐意跟他走：跟老愚公坚持挖山、挖山……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摸摸你身上还散发着周恩来热气的衣裳！
当我知道衣主人穿着它参加日内瓦会议，
又仿佛回到二十五年前的莱蒙湖畔。（注一）
人们欢呼他把东方的呼声和智慧带进会场，
为恢复印支三国的和平与正义他功绩辉煌！
呵，如今忘恩负义者背叛了，作恶多端了，
给进犯者一次还击是公正礼貌，来而有往。
周恩来，国际伟人！和平与友谊的播种者，
与亿万人心心相通的人，他的美名天下扬！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倾心细听你把长征的故事讲。
两小时，象跟你走了两万五千里，过两整年！
跟你一起强渡大渡河，飞越夹金山。
用一毛“伙食尾子”钱买几颗花生充饥，
用几块单薄的布片抵御那风雪严寒。
追堵的蒋军被甩掉了，可怕的病魔被征服了，
那遵义楼角的灯火把战士的心点燃。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个高大形象融为一体了，
从此，一对伟人夫妇在我心中永远分不开了。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三个爱慕者轮流摸摸你国际战士的衣裳！
摸摸你被各国人民抚摸过的中国服装！
你七十五高龄的长者，在西方早该退休了，
可是你却仍把重担挑，还飘洋过海走四方。
你风雪中开不败的花朵呀，万人景仰！
你称得上是当今普罗米修斯式的姊妹，
呵，那古希腊传说的誓言又在我心中回响。
——我决不作宙斯的可耻奴仆。
我宁肯永世被绑在山崖上！（注二）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让我摸摸你向二○○○年出征的戎装！
司令员，请收下我这名来自荷马故乡的小兵吧，
请指点我如何为“四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吧。
我丈夫生前说：“他的心一半在希腊一半在中
国！”（注三）
我丈夫有遗言：“要世世代代与毛泽东中国友好！”
当天安门传来百万人的冲天哭声时，
我悲痛的心流着泪飞向哭周恩来的中国！
中国，我的第二祖国，我的希望所在，
你冲破了冰封向前启航，世界向你欢迎鼓掌！
邓颖超夫人，让我摸摸你的衣裳！
与你相见，我变得年青，增添了力量！
我明天清早就要离开晴朗的京了，
要回到那乌云笼罩下灰蒙蒙的西方了。
回到那密林似的枪炮口对准下的西方，
那满地蠕动着克格勃毛虫的西方……
我决不相信霸权威胁下的欧洲会有和平，
我们要携手前去制止那战争挑动者的猖狂！
再见了，可敬的夫人，愿你长寿健康！
再见了，前进的中国，祝你繁荣富强！
〔注一〕邓颖超同志身上穿的衣服，是用周总理的一件旧制服翻改的。一九五四年周总理穿着它参加过日内瓦会议。当时，卡夫人的朋友和各国群众一起，鼓掌欢迎周总理走进日内瓦会议厅。
〔注二〕普罗米修斯是古代希腊神话中反抗一切神灵意志的著名英雄。他从天上窃取火种给人间，被凶神宙斯缚在山崖上任凭老鹰啄食，也决不屈服，成为蔑视邪恶和压迫的象征。
〔注三〕她的丈夫尼古斯·卡赞扎基，是希腊现代最有影响的进步作家，一九五七年逝世。卡夫妇访华时会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写过许多称赞中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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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歌唱
吕远
北京五月，春光正艳。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繁花夹道，外宾接待厅内高朋满座。日本著名歌手三波春夫站在大家面前引吭高歌。他脸上浮现着亲切的笑意，两眼闪动着喜悦的光辉，微微晃动着上身，大声演唱着歌颂日中友好的《黎明的金桥》。他的声音浑厚而朴素，高亢时嘹亮雄健，低回时轻巧柔和。他唱得那样认真，那样热情，仿佛在向我们述说他多年藏在心底的希冀：
让我渡过那照满阳光的黎明的金桥吧！古老的邻国呵，我的朋友，你好，你好，你好呵！漫长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天气晴朗了，和平鸽飞上了高高的天空……
他的歌声象一缕春风，在我的心间轻轻吹过，尽管我日文程度不高，但他的每句唱词都听得十分真切。在他那象是瞭望着遥远的地方的眼神里，在他那充满东方色彩的日本曲调里，我隐隐感到他内心里有许多要说而没有说出的话，那是他五十五年来辛酸的、痛苦的、终于转化为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经历……。
三波春夫曾经两次来到中国，但却是截然相反的两次来临。第一次是在三十五年前，那时他是一个日本兵士。他在不满二十岁时放弃了他的音乐学业，被军国主义以“天皇”“圣战”的名义，驱赶到松花江边的佳木斯，每天扛着步枪，唱着日本军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日本兵唱歌是在我的少年时候，有一天一队日本兵在镇前的大道上走过，我在门缝里看见一个日本兵刺刀上挂着日本旗，他们边走边唱，大皮鞋在石子路上卡卡作响。我不知道他们唱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的歌声粗野、恐怖，象野兽在吼叫。三波春夫当然不会凑巧在那一队士兵里，但他肯定也在唱着那些“军歌”，因为那些“军歌”是同日本兵的脚步声连在一起的。但是不久，那些歌声便消失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后，三波春夫作为战俘被运往西伯利亚。四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了日本。也许正是这段漫长的辛酸之路，使他懂得了歌声的含义。一九五七年，他用现在的名字开始了新的演唱生涯。他穿着民族服装，用日本特有的风格演唱一些民俗性歌曲：民歌、说唱，和反映下层人民以及背井离乡的农民们的心境的歌曲。他的歌声总是带有一些乡土味道和生活辛酸，在经历过战争离乱的人们和失意农民当中很能引起共鸣，这使他成了一个广为国人所知的歌手。从一个心灵饱受战争创伤的日本兵士，转变为一个痛恨玩弄他们生命和青春的军国主义的歌手，从一个唱着军歌闯上中国土地的日本军人，转变为一个热情歌唱中日友好的艺术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呵！ 当他懂得了被愚弄蒙骗之可悲，也就懂得了觉醒明辨之可贵，懂得了权贵们制造的民族仇恨之可憎，也就懂得了各国人民友谊之可爱。于是，三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他终于又一次来到中国。他带来的不再是侵略者的步枪和野蛮的军歌，而是一双张开的友好之手和一腔涌动的友好之歌。此刻，他正站在中国朋友面前，热情地讴歌他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似乎把心捧在手上，那颗心上镌刻着他的诗句：“……让涂满霞光的黎明金桥，光芒四射吧，日中两国联合起来，力量将无穷无尽！……”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并终于认识到同中国友好的重要意义的日本人的歌声。尽管我们同三波春夫先生有若干观念上的差异，但我们之间有一根神经是相通的：那就是日中人民必须友好！三波春夫的热情歌声唤起了中国朋友的响应，大家一齐合着他的歌声呼喊着：“你好！你好！……”这炽烈的歌声和欢呼声使我感到会场在向四方扩展开去，我依稀看到一条无限宽广的闪光的金色大桥，从东京飞架北京，在春风飘扬的落英缤纷之下，千千万万中日人民欢呼着走过金桥，十一亿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当我走出会场时，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十二年前的五月十三日，那天北京的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在林彪、“四人帮”的愚弄蒙骗之下互相残酷殴打。是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三十五年前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造成的损失值得记取，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也必须牢记。要紧的是：只要人民警觉起来，团结起来，一致起来，任何野心家、任何封建权贵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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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仃和他的画
黄苗子
记得一九七六年八月，我和郁风到香山去探访张仃夫妇，那时他住在老乡家里养病，我们问了很多家都找不到他们，从大街找到小径，向孩子们打听，谁也不知道姓张的住哪里。有个聪明的小家伙问：“是不是那白头发的画画的小老头？”我连忙说是，于是所有孩子都说知道，都争着要给我们领路。后来，我笑着对张仃说：“这件事说明，一个人只要给别人留点印象就行，姓名是无关紧要的！”
最近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的张仃画展，有一部分焦墨（即含水量极少的浓墨，但通过毛笔皴擦的运用，可以表现不同层次的墨色）写生风景，也正是那时候在香山的作品。别人欣赏的是张仃那深到的基本功，又是创新又是继承的焦墨技法，严谨而富有装饰情调的构图以及樱桃沟、碧云寺一带被他抓住了特征的一山一水。可是我了解到张仃在进行这些创作时却正如二百年前在西山一带著书的曹雪芹那样，是含着“一把辛酸泪”的。那时，张仃正在“四人帮”的压力下，什么事情也不让做，其中包括没有画画的自由。可是他生病，他需要休养，于是就搬到香山的村落里去养病。谁知大自然的美又在向他招手，他忍耐不住了，就带着病，孜孜不倦地出去写生。他勤奋作画，每天都作三四幅这样的习作，这就又遭了“四人帮”们的嫉恨，诬说他“逃避地震”（其实地震在七月底，而张仃五月就在香山住下了），又叫回去“批斗”。张仃自从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政以来，已经“批斗”过无数次了。正如这次展出的说明书中所说的，他只能“在服劳役和批斗会的空隙间，作些技法上的练习。”七十年代初，他经常在白天挨批和劳动后，晚上关门画自己的画。
张仃的画展，分为三部分：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张仃自己最喜爱的装饰绘画。林彪、“四人帮”时期，有人把这批作品开了几次“黑画展”，在画面上贴上批语和打上黑×，后来还大批地撕毁。这次展出的是在废料堆中捡回来仅存的几幅，画上还留有残迹。其次是数量较多的、就是上面说的、在林彪、“四人帮”时期“服劳役和批斗”之余画的，包括一九七二年他回忆解放初在德国目睹被法西斯摧残的柏林景象、绘成的《柏林组画》，这是一组多么发人深思的作品啊！第三是一九七六年冬的一组漫画，这是作者对“四人帮”投出的狠狠一击。那时他还没有公开批“四人帮”的自由，所以借用鲁迅杂文的标题《立此存照》；此外还包括在“四人帮”覆灭不久，他的两幅气魄雄俊的焦墨长卷：《长江万里图》及《十渡写生长卷》。这两个长卷是怀着雨后初阳的愉悦之感画出来的，也是张仃在这个沉闷的十年中从事“技法练习”的巨大收获。
这个画展是从烈火中烧炼出来的，它不仅仅是张仃在这一困苦阶段中创作的见证，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历史的见证。
孙猴子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打出来，本领就更大了；经受过林彪、“四人帮”的“丹炉”的大多数艺术家，本领都更高。
张仃同志是一位艺术才能广博的画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从东北家乡流浪到北平，那时北平美专的校长张恨水看到他的国画山水很可取，学校是为了把张仃的国画作为学生成绩的幌子，才收下这个穷学生的。以后他又以漫画为抗日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武器，并且因为参加革命美术活动坐过牢。在抗日的烽火中，他参加了漫画宣传队。不久就辗转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教课。张仃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从事美术普及工作，进行年画、漫画、宣传画等等的创作，并搜集、整理和学习民间的艺术。他广泛地研究各种艺术风格，民族的、民间的、外来的艺术流派他都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这就是张仃的作品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原因。
张仃本身是一位装饰艺术家，如《风筝》、《春牛图》等作品，都是用国画技法，表现民间风格的装饰画。《春牛图》消化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木刻，赋予新的思想与内容。社会主义的绘画风格，应当是丰富多采的，可是“四人帮”一伙愚昧无知，却把这些装饰性的作品，说是什么“丑化劳动人民”，定为“黑画”。
张仃反击“四人帮”的漫画《立此存照》，是从“四人帮”的压力下得到解放的第一炮，这些作品在技法上巧妙地模仿汉、唐壁画，并且吸收了民间版画与宗教木刻，欧洲现代流派的某些色彩和造型，以至于任伯年、张光宇的风格。由于广泛地掌握和运用各种艺术效果，使他能有力地揭露“四人帮”的丑恶本质，同时又是装饰性、艺术性很高的创作。
张仃那豪纵狂放的笔墨，随心所欲的变形，植根于深厚的基本功的锻炼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那大量水墨画和焦墨写生作品说明了这个问题。张仃在香山和太行山脉的十渡，用的是一管破笔，一个小铜墨盒，废寝忘餐地进行焦墨写生的探索。他能够利用这管秃笔，把非常复杂的山形、地质、树丛、山石、建筑，一丝不苟地再现在画纸上，在十分严谨的写实功夫中具有浓厚的装饰情调。在传统的国画技法上，他巧妙地表现阳光、气候的感觉。这些都是张仃在国画方面的创新。张仃十分喜爱黄宾虹的作品，而黄宾虹恰是从写生入手的山水画家。张仃认为，中国画要有所发展，要有时代精神，单靠临摹古人是不行的。他完全同意石涛的那句话：“搜尽奇峰打草稿”。
张仃最早是画国画的，后来广泛地从事其它方面的美术创作，然后又回到国画方面来。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从其它画种中丰富和扩大国画的境界。这也是张仃的成就之一。但是几十年来，张仃的风格、技法和题材总是不断地改变着，尽管他已是须发全白的“小老头”，但永不自满于既得的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始终在探索”。因此，张仃这次展出的画，只是他现阶段的可观的成就。我们都深信他的潜力，我们更期待他灿烂的将来。
我觉得张仃（同样也是黄永玉）同志的画展对于有志艺术的青年同志们是有益的，他首先说明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画家，必须在绘画的基本功上有刻苦的锻炼。只有打下深厚的基础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才能谈到“变”。其次是画家必须从多方面吸取有益的营养，到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从生活中取得创作的源泉，同时也必须多向前人和外国人的技法学习，永远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中探索，才能不断提高，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艺术风格。（附图片）
香山碧云寺钟楼〔焦墨写生〕 张仃
第6版()
专栏：
“断”祸
虞挺英
“断章取义”，此事古已有之。但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危害之烈，那还是要数林彪、“四人帮”。在他们的帽子工厂里，有几样法宝，一谣言，二诡辩，再有就是“断章取义”。不论什么事，“断”出一鳞半爪来，“调”之以穿凿，就能附会出许多离奇古怪的案件来。甚至从一句话里，“断”出几个字来，顷刻之间就能使香花变成毒草。“四人帮”的各类所谓批判文章，给革命者罗织罪名，然后大张挞伐，无不是用的这种狡猾的手法。它是杀人的软刀子。称之为“断”祸，应该是恰当的。
本来，事实是最顽强的。要在这上面耍花招，似乎比较地难一些。但是，“断章取义”同谣言诡辩相配合，则不仅可以伪造事实，还可以抛开事实的全部总和，取出鸡毛蒜皮也说不上的片断来无限夸大，造成事实整体即是如此的假象，使一些人受到蒙蔽。
黑格尔机智地说过，要找理由的话，可以为世界上随便什么东西找出理由来，因为世界是复杂的。对于“事实”，也可以这样说。大千世界，没有绝对纯粹的事物。按照一种倒行逆施的意图，搜索一星半点的事实材料，证明点什么，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对于确定事物的本质，不会有什么意义。故意挑选个别的、偶然的事实，先使它脱离整体，后使它膨胀为整体的形态，这种做法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思考能力。而在“四人帮”那里，则不过是反革命手法而已。
“四人帮”还常常把他们“断章取义”的一套，说成是什么“抓住要害”。其实，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离开全局和整体，“要害”就无法确定。同时，要害只能在足以确定事物本质的环节上，而决不在无关大局的枝枝节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难道能说是什么“抓住要害”吗？拿一篇文艺作品来说，倘要论“要害”，那只能在它的总倾向中，在它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基调中去找，只有能够反映这种总倾向、总基调的重点场景、重点台词，才能说明这种倾向和基调。而决不能任意抓取某一个不关重要的场景和某一句台词来代替之。可是，“四人帮”恰恰经常抓住某一句对话，某一些舞台设计乃至服装色彩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一出整体说来的好戏，打成毒草。这种恶劣做法，以后再也不能容许它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辩证法，既坚持了全面观点，又坚持了重点论。因而，它也是揭穿林彪、“四人帮”的“断章取义”法术的犀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