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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同干部谈话
本报特约评论员
同干部谈话，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也是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经常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扬这个好传统对我们了解干部、培养干部，增强内部团结，深入掌握情况，丰富领导思想，实行正确指导，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个好传统被严重破坏了。他们肆意践踏党内生活准则，大搞法西斯专政，整得人们有话无处讲，见面难交心，哪还有什么话好谈！直到今天，这种恶劣影响在人们当中投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
当前，举国上下一心奔“四化”，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为了把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帮助他们更自觉地投入当前最主要的战斗中去，很有必要提倡领导同志主动到广大干部当中去，同干部谈话，把我党这个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这样做。现在有些同志，对于同干部谈话这件事不重视，不习惯，甚至感到厌烦，这不好。人家有一肚子话想说，有一些积极的建议要提，有许多不明白的问题要问，满怀希望地找上门来，这是对你的尊重和信任。如果你“人难见，脸难看，别人意见听不进”，那就势必脱离群众，难以做好工作。
同干部谈话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第一，有利于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集思广益，正确处理问题。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都会有局限性，避免这种局限性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广泛接触干部、群众，了解下情。现在全国有几千万脱产的和不脱产的干部，绝大多数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直接联系着几亿人民。上级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常同这些同志谈话，就可以吸取到丰富的营养，熟悉许多你看材料、听汇报难以得到的东西，发现某些你原先毫无所知的新情况、新问题，弄明白那些过去若明若暗的事情。这对于防止和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及时修正、补充原先工作中不符合实际的部分，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很有好处。
第二，有利于增长见识，打开思路，防止思想僵化。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历史进程，需要我们及时掌握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懂得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新的历史潮流之中，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干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交流思想，而不要把自己长期关在办公室、会议室里，脱离生气勃勃的现实。否则天长日久，必然思想老化、僵化直至枯竭。到那时，“江郎才尽”，守业都很困难，创业更谈不上了。
第三，有利于直接考察和识别干部，更好地做到知人善任。干部中有默默无闻的贤才，也有名不符实的庸人；先进单位的干部不一定都先进，后进单位的干部也不是都差劲；好干部可能变坏，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是能改好的。因此，要正确任用干部，做到人尽其才，不了解干部不行，一知半解也不行。看档案，看鉴定，找群众调查，固然是考察了解干部的重要方法，但是同干部本人谈话，也是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谈，同干部本人进行认真的交谈，取得感性认识，无疑是更直接更具体的考察，有助于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
第四，有利于沟通思想，增进了解，消除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既然大家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同志，彼此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就应当谈出来，互相启发，共同研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总不好。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反复较多，上下左右之间，难免有些隔阂或不愉快的事，如果主动谈谈心，许多疙瘩就可以解开。大家心情舒畅了，把精力集中在搞四个现代化上，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第五，有利于恢复我们党关心、爱护干部的优良传统，克服官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变了，对我们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尤其要自觉注意这一点，经常主动同下面的干部谈话，了解他们在怎样工作、学习、生活，在想些什么，有哪些困难和问题，并给以同志的关怀。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滋长官僚主义，机关风气也很难搞好。
总之，同干部谈话好处很多。正因为如此，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长期做党务工作的领导同志，已经在实践中养成了找干部谈话的“癖好”。他们善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同各方面的干部交谈，一次一个、几个、十几个，请到办公室、会议室以至自己家里谈，每次谈一、两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至于送上门来的谈话对象，他们更是热情欢迎，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也要委托适当的同志去接谈。他们已经把找干部谈话视为生活的必需，而把失去一次谈话机会视为工作上的一次损失。这是一种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好“癖好”，应当大大提倡。
有些同志虽然从道理上懂得同干部谈话的好处，但不能坚持，有时甚至裹足不前，原因何在呢？主要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有思想障碍，二是不大得法。
提倡同干部谈话，要扫除那些思想障碍呢？主要是认为“工作忙，没时间”，“太麻烦，费时间”，也有的是怕“得罪人”，怕“沾边”。我们现在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一大堆问题，又要研究和解决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作无疑是很忙的。然而，你闭目塞听，好的意见和建议听不到，成天瞎忙，工作抓不到点子上，决不会忙出好结果。再说，人家的意见、要求、困难你不关心，怎么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千斤重担只好让你一人挑。即使你“三头六臂”，还是个“孤家寡人”，工作照样推不动、搞不好。只有精心做好思想工作，包括经常广泛地同干部谈话，让大家都围绕一个中心任务忙起来，事情才好办。可见，同干部谈话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越忙越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至于“麻烦”，总是有的。有麻烦，恰恰说明需要找人谈，如果有人申诉冤案，你不接谈，有人提出不适当的要求，你又怕谈，一拖再拖，使矛盾激化，带来的麻烦就更大更多。反之，看来似乎很麻烦的事，你凭党性办事，该支持的支持，该劝说的劝说，推心置腹地谈一、两个钟头，麻烦也就可能转化为不麻烦。个别人无理纠缠的情况是会有的，这也不可怕，他越无理，你就越有理，越居于促进对方转化的有利地位，费点时间和唇舌，也就可以去掉麻烦了。这样的辩证法，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少的。
怕“得罪人”，怕“沾边”的想法，更是共产党人不应当有的。一个同志有了糊涂想法，或做了错事，犯了错误，需要的是帮助。找他谈话，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给以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批评和分析，使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就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个别人可能暂时想不开，但当他醒悟过来时，对组织对你不但无怨言，而且肯定是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激励自己的。特别应当指出，一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亲近他、帮助他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把他甩到一边，要求谈话也不理睬，还美其名曰“划清界限”，这能叫与人为善吗？又怎么能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呢？
解决了同干部谈话的思想问题，还要解决一个谈话的态度和方法问题，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在这方面，也是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
第一，要广交朋友，不要老是在熟面孔当中兜圈子。不论是党内干部还是非党干部，是老干部还是新同志，是意见相同的还是意见不同的，只要广泛接触，都会“开谈有益”。最好是经常找一些能够给自己指出缺点的同志谈话，获益就会更大。如果只喜欢找意气相投的人谈话，见面后无非人家捧一阵场，自己在歌颂中陶醉一番，这对你的进步和党的事业都毫无好处。
第二，要以平等态度待人，不要摆架子。我们的干部，不论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都有同等的发言权。有的同志对下级，尤其对有毛病的同志，谈起话来，架子大，板面孔，气很粗，让人望而生畏。你说十句，人家未必能听进去一半，即使讲得对，人家不买账，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要当先生，先当学生，这是个真理。向干部做工作，只有先尊重干部，倾听人家的意见，把情况弄清楚，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给以说服教育，提出妥善解决问题的意见。这样，人家也才会尊重你，信赖你，愿意向你交心。有了这种关系，谈话双方都会收益甚多，促进问题的解决。
第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我是领导，你属我管，我说你服，这是靠不住的。干部找你，总是带着一定的问题和看法来的，目的是求得帮助。如果讲得不对，你就得说服他，摆事实，讲道理，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只要抓住了人们精神世界中的要害问题，讲的符合实际，真有道理，言之有物，一般是可以奏效的。有的同志一开口就打官腔，说不服人就扣帽子，结果不欢而散，一次如此，两次如此，以后谁还敢再登门求见！有的同志只责怪别人不虚心，唯独不认真总结经验，反省自己，这是不好的。一定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谈话艺术，使每一次谈话，对人对己都成为一次生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课。
第四，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同干部谈话，一定要讲党性原则。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都是无原则的表现，应当坚决反对。无论对什么干部，都应当一视同仁，公道正派，是就是，非就非。对错误的东西，你迁就，它就更坏；批评了，大家都按原则办事，情况就会好起来。只要自己行端坐正，真理在握，就不要怕争论，怕反驳。被人家驳倒了，说明你不在理，那就认输，服从真理。当然，人家错了，批评也要留有余地。一个同志有错误，批评是对的，但也应有必要的谅解。
第五，要有耐心，一次谈不成，就多谈几次。人们接受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有个过程，应当允许。所以，要在谈话中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象春雨润万物那样，沁人心脾。一次谈不好，就让人家想一想。靠三言两语去解决思想问题，往往欲速不达。在干部中，也有多次劝说帮助仍然固执错误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可以交给所在党组织去讨论。错误严重、坚持不改的，要绳之以党纪。但应当注意，这也决不能放弃事前的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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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领导要亲自审理群众来信来访
本报评论员
近三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多数党政领导机关努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切实为群众解决各种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赞扬。辽宁省宽甸县委书记傅钟铎亲自处理信访案件，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他们怀着对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深切同情，亲自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伸张正义，解决了许多应该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问题。
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来访，坚决反对对这项工作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是当前整顿党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有些地方和部门的足够重视。他们把人民来信来访看成“小事”，长期积压来信，不作处理；有的对来访群众敷衍搪塞，推托了事；有的上推下卸，层层照转，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也不去着手解决；有些原经办人员怕否定自己，明明错了，不肯纠正；有的偏听偏信，护短偏私，甚至压制和打击上访的群众。因此，许多信访案件长期得不到正确处理，一些群众不得不长途跋涉，多次到省城甚至到中央告状。这既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又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促进全党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经验一再证明，信访工作做得好不好，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这项工作采取什么态度。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是一项十分严肃、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往往涉及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涉及一些部门的负责干部，如果没有党政领导机关强有力的支持，光靠信访部门是解决不了的。只要领导重视，亲自处理一些大案和要案，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推动、支持这项工作，许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反之，如果领导不闻不问，视信访工作为可有可无，这项工作就难以做好。
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批阅了不少人民来信，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最近，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亲自审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各级党政领导同志都应当领会华国锋同志这一讲话的精神，不但要教育大家重视信访工作，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信访机构，而且要亲自批阅一些群众来信，亲自接待一些群众来访，亲自调查处理一些信访案件。一方面，因为这是领导干部应尽的职责，可以通过信访工作亲自了解群众的要求、愿望和疾苦，这对于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改进机关作风大有好处；另一方面，还因为身教重于言教，领导干部这样做了，就会对整个信访工作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和各部门都有必要把领导定期接待群众来访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固定下来。领导还要定期讨论和检查处理来信来访的情况，教育干部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密切结合起来，坚决落实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能互相推诿；下级机关对上级转下去的案件，应限期上报调查处理结果，不应久拖不决，更不应置之不理、层层照转了事。省、地两级党政机关，对重要的来信来访，应力求多办少转，必须下转的也应加强督促检查，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了保护来信人，凡是揭发控告干部的来信，只能转给被告人的上一级或上两级机关直接处理，不得再向下转。对一些重大问题和下级机关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直接处理。应该大力表扬那些认真处理人民来信，热情接待人民来访，切切实实为群众办事的好干部；要严肃批评和教育那些对来信来访不负责任，采取推、拖、顶的恶劣作法的干部。
林彪、“四人帮”十年祸国殃民，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我们遗留下大量的问题。群众要求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凡属群众提出的问题，只要是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都应当按照政策，力求迅速、妥善地解决。有些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应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争取逐步解决。要教育上访的群众，对领导机关提出和要求解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这样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只要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把情况讲清，道理讲明，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人，只是极少数，对这些人也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因此就否定多数人的正当要求。一定要把信访工作抓紧抓好，坚决纠正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集中精力从事四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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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记宽甸县委书记傅钟铎同志认真做好信访工作的事迹
一九七七年八月，傅钟铎同志带着党的委托来到辽宁省宽甸县委主持县委工作。当时，许多干部群众纷纷来信来访，向他反映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给宽甸县带来的严重后果，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干部，联想“四害”横行时，自己惨遭迫害，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情景，对受过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深表同情，同时也感到肩上担子沉重。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认真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为人民伸张正义，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宽甸镇公社南关街道七十八岁的王秀玉的爱人，原是杨靖宇部下的一个指导员，一九三四年被日寇杀害。解放后，王秀玉的家庭生活一直由党和政府照顾。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知什么原因，烈属的待遇被取消了，生活也没人管了。家中三个人常年有病，欠了大量的债。房屋四处漏雨也没法修补，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王秀玉多次上访，但有关部门却敷衍塞责，互相推诿，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王秀玉听到新来的县委书记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议论时，已经凉透的心活动起来，想去试试看。
一天，王秀玉来到办公室找到傅钟铎同志，把自己的问题和想法无拘无束地都谈了出来。傅钟铎听完王秀玉谈的情况后，心里很不是个滋味：革命先烈，为了革命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迫害下，先烈们的亲属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干部竟然不同情、不过问，怎么不叫人气愤呢？他详细询问了王秀玉的情况，并当即打电话把信访部门的领导同志请来进行研究，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组，立即进行调查处理。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政策规定，政治上给王秀玉恢复了名誉，又恢复了烈属的一切待遇，使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迅速解决了。
去年六月，傅钟铎接到县化肥厂一名工人的来信，反映城镇蔬菜供应紧张，许多居民经常吃不上菜。他立即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走访了三个大队九个蔬菜生产队，对蔬菜的产、供、销进行了调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实行统筹安排，迅速改变了城镇蔬菜供不应求的局面。
宽甸县是遭受“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干扰破坏的重灾区。这些年来，冤、假、错案很多，问题成堆。有个阶段，上访人数和信件急剧增多，傅钟铎曾在一个中午就接待八个上访人员，一天内就收到十几封上访信。他夜以继日地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老伴和女儿担心他把身体拖垮了，劝他适当注意休息。傅钟铎同志耐心地向他们讲党的优良传统，讲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讲自己作为一个县的领导干部的责任。老伴和女儿理解了他的心情，也积极地照顾好上访群众。女儿还风趣地说：“我们家变成了信访接待站，爸爸是主任，我们是接待员”。
去年四月，他在太平哨公社蹲点时，一些社员分别写信或当面反映二龙渡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赵有玉的问题。傅钟铎便亲自到这个大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个别访问，查实了赵有玉在旧社会赌博成性、当过国民党“清剿队”，当队长后贪污盗窃、迫害干部群众，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与此同时，还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查清了赵有玉的后台、公社党委的一名副书记利用职权包庇坏人，打击陷害贫下中农，大搞封建迷信等问题。为了伸张正义，打击坏人，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经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研究，报请市、县有关部门批准，撤销了公社党委那个副书记的职务，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了赵有玉。
红石砬子公社中学教师王亦风，在清队时，因派性作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几年来，本人曾多次上访，但始终没有复查处理。去年春天，傅钟铎得知这一情况后，责成县公安局和公社党委进行复查，并亲自到这个公社调阅王亦风的案卷。在阅卷中，他感到把王亦风说了“毛主席的话，怎么能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是错误的，其它问题也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他和公社党委、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并经县委研究讨论，决定给王亦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王亦风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永远不忘党的恩情，要为培养好革命接班人奋斗终生。
林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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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知识
写匿名信就是不光明正大吗？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员和群众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权批评监督，有权向各级党政机关提出申诉和控告，这是党章和宪法明文规定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保护，一般情况下不必要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
但是，当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时，人民群众除了采用公开的斗争形式外，也会采用各种隐蔽的、巧妙的斗争形式，如用化名或匿名的办法向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揭发问题，以免遭受打击报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有些同志就曾运用过这种斗争方式。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其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单位的领导人依然不能正确对待党员和群众的批评和意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那里尚未得到有效的实施，因而有的党员、群众不得不用匿名的方式反映问题。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所以，不能说写匿名信的人是不光明正大，更不应对此进行查究。用什么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这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
是不是光明正大，主要是看信的内容。如果动机是好的，事实是基本属实的，意见和要求也是合理的，即便是采取匿名的形式，也应说是光明正大的，应该受到欢迎，并认真处理。相反，如果信的内容是歪曲事实的捏造、诬陷，即便是公开署名，也不能说是光明正大的，并应予以查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