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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淮北市委举办轮训班教育党员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
增强党性 消除派性 同心同德干四化
据新华社合肥六月二十六日电 中共安徽省淮北市委最近举办党员轮训班，帮助党员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党性，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淮北市委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对市直属机关、矿务局和郊区机关的党员分批进行脱产轮训。轮训班有的放矢地引导在班里受训的党员，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分析了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全省和全市的大好形势。大家通过“揭、摆、议”，即揭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摆事实、讲道理，议论大好形势，分清了是非，澄清了问题，振奋了革命精神。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当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头坚决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搞好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同心同德干四化。
淮北市由于过去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资产阶级派性比较严重。粉碎“四人帮”以来，虽然对资产阶级派性进行多次批判，但有少数党员因中毒较深，至今仍在派性泥潭中不能自拔，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就发作。在党员轮训班里，大家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安定团结的文件，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摆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并且挖根源。一些派性严重的党员主动检查了自己搞派性的错误。经过这样的轮训，大家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派性对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危害，制定了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措施。
淮北市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新党员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懂党规党法，不懂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有些文化大革命前入党的党员，虽然受党的教育多一些，但是，多年受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他们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有的甚至丢掉了党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在党员轮训班里，这些党员认真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学习党章和党的一些基础知识。经过学习，他们明确了维护党规党法的重要，懂得了党的生活准则、优良传统和作风，懂得了共产党员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许多基层党员干部表示，一定要加强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教育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学四化，想四化，干四化，为四化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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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对党员思想、作风状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杭州市各级党组织恢复和健全党课制度
据新华社杭州六月二十七日电 杭州市各级党组织恢复和健全党课制度，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今年四月上旬，杭州市委分析了全市共产党员的思想、作风状况。他们看到，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市广大共产党员精神焕发，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少数党员思想作风不正。全市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吸收的，缺乏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种情况说明，要保证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搞好党风，必须大力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杭州市委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恢复和健全各级党组织的党课教育制度。为了搞好党课教育，市委制定了党课教育计划，由市委负责同志轮流向市委、市革委会机关的党员讲课。
市委领导同志在讲党课之前，都要召开党员座谈会，摸清党员的思想状况，做到有的放矢。针对少数党员党的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较差的情况，他们在第一次党课中着重讲了党的性质和任务，批判了降低党员要求，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以及搞资产阶级派性等错误倾向。最近，在部分党员中，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市委领导同志在上党课中，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和党的现行政策的正确，批判了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两种错误思潮，要求广大党员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
在市委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市属的许多县、区、局以及厂矿、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也都亲自给党员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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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心思法 人心思治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谈法律草案
六月二十六日，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出席会议的代表把立法当作自己的神圣的职责，几天来正在对这次提出的各项法律草案进行认真的讨论和审议。
人心思法，人心思治。在吃尽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多年动乱的苦头之后，我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新时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们说：盼望法治早就成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集中全国人民的意愿，逐步建立和健全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法典、制度，这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将是一个重要保证。
代表们在分组讨论审议中，高度评价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制订的这一系列法典，代表了九亿多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他们说：
有了法，亿万人民办事就会有章可循；
有了法，坏人坏事就会受到约束和制裁；
有了法，人民就能享有充分的民主；
有了法，就能安定团结搞四化。
三千二百多名人大代表，一千七百多名政协委员，讨论着这些从斗争中诞生的法律条文，感到无比欣慰，感慨万千。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
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一九四九年三月，谢觉哉同志在听了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加强司法部门的工作汇报后，曾经引用过郭沫若同志写的这首诗章，借以控诉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歌颂人民法律的诞生。此时此刻，当代表们在讨论新的法律条文时，有人情不自禁地重新吟诵起郭老当年的这首诗，并且举出大量事实愤怒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参加讨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许多人都是当年的受害者，他们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踩得粉碎，酝酿和起草了多年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草案，没有来得及讨论，就被戕杀在母腹之中。凭着林彪、“四人帮”的一句话、一张字条、一个电话，就可以随意抄家、抓人、甚至处死好人。
严佑民、凌云两位代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对于人民治安作出了贡献。可是，正是他们，却在一夜之间，被无辜地关进了自己领导修起的狱室。上海代表、青年工人陆国梁，一九七六年曾经写了一份题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同马列指示对照是正确的》的材料，正大光明地交给了车间党支部。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做，既合党纪，又合国法。可是他想也没想到，只隔了九天，就因此开始了铁窗生活。
代表们说，林彪、“四人帮”践踏法制，制造的各种冤案，何止千万件。一位画家，把太阳画成红黄颜色，竟被认定是诬蔑毛泽东思想“暗淡无光”，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一名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劳动，因为刮东风，窑里冒烟弄得他满身烟灰。他开玩笑说：“要刮西风就好了。”结果竟被说成是有意与“东风压倒西风”的语录唱反调，判处管制三年。至于把说错话、写错字、读错语录、喊错口号，把精神病者的胡言乱语，把做过结论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等等，都当作反革命加以处刑镇压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不仅肆无忌惮地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而且还打着“批资”、“批修”的旗号，无视宪法和党的政策的规定，明目张胆地破坏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侵占私人的合法财产。一些农民代表谈起这些事情气愤地说，那时候，光是一条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鞭子，就把几亿农民抽打得几乎活不下去。党的政策明明规定农民可以有点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他们就是要收、要砍，有些地方就连老太太养了几只鸡，他们也要动员民兵半夜三更地去摸人家的鸡笼子。在党的政策许可下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会有罪，会犯法。这一点，勤劳朴实的农民怎么也想不通。
代表们痛定思痛，乱后思治。大家历数着多年来留下的这些伤痕，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国家会在几个骗子面前，束手无策？大家说，还是叶剑英同志说得好：“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现在，国家逐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手中就有了强大的武器。这样，如果再出现野心家、阴谋家掌了权，骑在人民头上拉屎屙尿，人民就有武器抵制它，制裁它。所以代表们在讨论中，高兴地把立法称作是给人民的“护身符”，“定心丸”。
有了法律条文，并不等于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代表们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中，着重指出，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必须坚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搞特权。
古往今来，广大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盼望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协委员、八十九岁的法学专家王之相，特地解释了古体“灋”（读法）字的来历：左边的三点水，表示法平如水；右边的“?”（读之），传说是一种神兽，头上长着犀利的独角，专门用来触不平之处。他说，看来“法”字产生的时候，就反映了人民要求用法铲除不平的美好愿望。但是，在一切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实质上是做不到的。只有在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
干部犯法，同样治罪，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斗争中，我们党就依法严惩了身居要职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人民热烈称赞我们的党纪国法严明，上下一律。大家说，这样的好传统，我们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一位老红军代表回顾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对目前个别领导干部高踞于群众之上，滥用职权，胡作非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当前在我们党内，确有少数人，违法乱纪，或者徇情枉法。对于这些人，必须按照党纪国法给以制裁，决不能罚不当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失信于民。
许多代表指出，执法要严，在司法机关里还要培养出千千万万个敢于坚持原则的无产阶级的包公、海瑞和况钟。代表们说，过去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司法干部。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高压下，也还有一批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司法人员。大家十分称赞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女审判人员吴精娴和内蒙古阿巴嘎旗公安人员邹士魁。一九七六年清明节，贵阳市署名为“后盾”的两位同志，因为张贴标语声援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行动，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此案是经过上面大人物亲自定了性的。当时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吴精娴同志，以《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冒着遭受打击、迫害的风险，坚持原则，毅然宣判“后盾”无罪。邹士魁在对错判死刑者快要执行枪决时，发现与事实不符，立即挺身而出，提出不同意见，终于帮助自治区司法部门将原判死刑的三人和被判十年徒刑的一人全部平反释放。人们称他为“尊重事实真相，刀下留人的好干部。”
代表们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法的根本力量在群众之中，没有人民的力量，法是空的。我们的法律一旦为亿万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强大力量。我们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人民掌握法律武器，就能监督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依法办事，敢于同任何违法行为作斗争。这是从根本上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践踏法律、涂炭人民的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发展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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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人大代表谈控制人口实现四化
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把这个问题列为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必须抓好的十项工作之一。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上，许多代表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们提出，现在是到了拿出抓生产建设那样的劲头来抓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了。
人口一定要控制
代表们在讨论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人口增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快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来自云南的代表赵增益告诉人们，这个省一九七八年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大丰收，但是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比二十二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反而减少了九十四斤，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期间，全省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了百分之一点七，而人口的递增率却达到了百分之二点四，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粮食的增长率。
四川省代表高未龙在会上介绍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个省的什邡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一九七○年的千分之三十二逐步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二点六四，八年间少出生五万六千多人。把生产发展的因素除外，去年只是由于少生了这么多人，全县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就增加了一百二十八斤。
为了探讨人口增长的幅度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有些代表仍以粮食生产为例，进一步算了下面这样两笔账：
第一是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同经济发达的美国和法国之间差距的变化账。我国一九五○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为四百七十九斤，分别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和法国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一。二十六年以后的一九七六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四，法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八。按照这样的增长比例，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应该是同这些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但实际情况相反，差距却更大了。到一九七六年，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六百一十四斤，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法国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发生这种反常的变化，原因出在人口上：这二十六年间，我国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而美国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法国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如果这期间我国人口不是增加这么多，而是象法国那样，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七，那么一九七六年我国的人口就不是九亿三千多万，而是只有七亿多一点，当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不是六百一十四斤，而是八百一十七斤，同美、法两国的差距可以缩小许多，人民的吃饭问题比现在就要好办得多了。
第二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粮食的生产和分配账。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计划八千亿斤，即比一九七八年增产一千九百零五亿斤，这是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但是，如果不控制人口，即使实现了八千亿斤的目标，平均每人的粮食消费量并不见得能增加多少，因为我国人口，如果按目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到一九八五年全国将累计增加八千四百万人。按每人五百斤口粮计算，这些人就要吃掉四百二十亿斤，那就等于把增产粮食的百分之二十二吃掉了。相反，要是坚决控制人口，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每年递减千分之一，一九八五年降低到千分之五，这个期间则可以少生两千九百万人，一年少消费一百四十五亿斤粮食。
这里写的只是代表们讨论中讲到的人口增长速度同粮食增长速度的关系。实际上，代表们还从积累、就业、教育、住房、改善生活等很多方面，讨论了大量增加人口给国家、集体、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给实现四化造成一系列困难。大家结论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福利，人口非控制不可。
思想一定要澄清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国先后出生了六亿多人，扣除死亡的两亿人，总人口由五亿四千多万发展到九亿七千五百多万，增加得太多了。这中间有什么可以记取的教训呢？北京市人大代表辛育龄在小组会上说，解放初，当我国还是五亿多人口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提出了“节制人口”的主张。回过头来看，如果那个时候就采纳这个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国今天很可能只有六、七亿人，各方面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紧张。可惜，这个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遭到了批判。结果，我们今天不得不承受盲目发展人口的惩罚。辛育龄提出，什么叫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失业、贫困，归罪于劳动人民生儿育女，公然主张用战争、瘟疫、饥荒等残忍的手段减少人口，使人口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这种反动货色同上面讲的“节制人口”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要完成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任务，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研究人口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人大代表陈慕华也认为，澄清人们过去在人口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对我国有效地控制人口，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很有必要。她引述恩格斯的话说，社会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页）这说明，在贯彻“八字方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对物质资料生产进行调节，也要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调节，使两者比例恰当，有计划地发展。有人讲控制人口是什么“见口不见手，忽视人手的创造作用”。陈慕华代表针对这种议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手和口的辩证关系。
——手和口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作为物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问题，两者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是对立的统一。过去只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讲人多生产多，而忽略了人还有一张口，人多消费也多。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今天，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显得更突出，人们生产的东西除自身消费和抚养家口以外，能够供给社会的剩余产品是不多的。
——人从出生到成长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者，需要十几年以至二十多年。他们在这个期间是消费者，是国家、集体、家庭抚养的对象。人口增长越快，这部分需要抚养的青少年占的比例越大。不加分析地说“人越多生产者越多”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只能说人越多，潜在的生产者越多，现实的消费者越多，给国家、集体、家庭带来的负担越大。
——我们讲的物质生产者，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而且他要从事生产，要有先进的劳动工具和充分的劳动对象，否则也不能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者的作用。我们控制人口增长，正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资金，使人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以便用更多、更好的劳动工具、更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把劳动者武装起来，充分发挥人“手的创造作用”。
措施一定要得力
人大代表钱信忠分析说，我国今后每年进入婚育年龄的青年男女都在一千万对上下，如果按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到本世纪末全国就要有十三亿人。如果增加那么多人口，我们将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财力、物力用于抚养新增人口，那样势必会延缓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即使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一年就要出生两千万人，扣除六百万人自然死亡的部分，本世纪末仍然要增加到十二亿人。如果一九八五年把人口增长率降低到千分之五左右，当年净增的人口才能降到五百万左右。这就要求一对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钱信忠建议各级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件大事。他强调说，现在是到了要象抓生产建设那样来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时候了。
康克清、罗秋月、刘云波、耿飚、诸懋午等代表，也都提出要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每对夫妇“最好生一个”的意见。有些代表还说明，只要采取得力措施，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天津代表俞霭峰在讨论会上告诉大家，这个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以后，市区生过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自愿不生第二胎的人数，就由去年底的百分之十二增加到了今年一季度末的百分之四十。
代表们认为，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需要在领导上、政策上、法律上和卫生工作上都采取得力的措施。比如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目前在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给予的物质奖励还不可能很多，但决不能因为有困难而不给予适当的奖励和照顾。有的代表框算了一下，实行物质奖励以后，如果城市一年少生一百万人口，按把小孩从一岁抚养到十六岁计算，十六年累计下来，国家就少支出二十多亿元，家庭就少支出四、五十亿元，而奖励少生孩子支出的钱，最多不过几亿元。所以，这样做，从长远来看，花钱不多，却有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造福。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