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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札记
极左路线批透了吗？
广东省高要县广利公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得到一条重要的体会是：当前仍要注意防“左”倾的复活。这个重要的问题解决好了，农村经济就会日益活跃起来，就会出现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生动局面。
今年二月间，广利公社党委成员在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时，有几位同志反映说，现在社员家庭副业项目越来越多，会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他们以院主大队为例，说这个大队有八户社员违犯规定养起母鸭群来了（过去这一带曾有规定，母鸭是“生产资料”，个人不能成群喂养）。所以，有的同志问公社党委：现在，是不是对家庭副业的政策宽得过头了？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使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公社党委派出一个调查组来到了院主大队。
情况是确实的。养鸭的八户社员，一共养了二百八十只母鸭，最多的一户养了五十三只。但牧鸭人都是病残和年老体弱的社员，年纪最大的六十三岁，最小的也已五十一岁。他们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都参加集体生产，并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产队规定的基本劳动日。社员陈友，一家五口，三个主要劳动力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牧鸭的是陈友的妻子，因工残废，已经多年没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现在，她每天除操劳家务外，看管一群母鸭，既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又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有什么不可以呢？
调查的过程，就是对公社干部教育的过程。他们反问自己：社员正当家庭副业，本来是集体经济的补充，前几年，快被砍光了，现在刚刚恢复起来，为什么有的人就大惊小怪？为什么要把集体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罪于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月初，在公社召开的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不少干部反映，现在的政策好是好，就怕好景长不了。有些干部直言不讳地说，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村经济政策总是变过来、变过去。就是“穷”了就“放”，“富”了就“收”，就刮“共产风”，我们都经历了三次，会不会再来第四次呢？代表中举了人多田少的长利大队第八队的例子，这个队一九七六年前办了个水泥袋加工厂，发动社员利用业余时间，把破烂的水泥袋，加工拼裁成好水泥袋，使社员的现金分配逐年提高，一九七六年平均每人收入达二百零八元。可是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当“四人帮”搞的极左路线发展到高峰时，这个加工厂被迫停办了。从此，这个队的集体经济每况愈下，一九七七年平均每人收入跌到一百四十四元，一九七八年又继续下降到一百一十一元。当党中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时，大队党支部建议这个队恢复水泥袋加工厂，队干部却摇头回答：“莫急！”总之，有少数同志对贯彻现行的农村经济政策，顾虑重重，还要看一看，等一等。这就是一部分生产队粉碎“四人帮”之后，集体经济仍然发展不快的思想根源。
党的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当前仍要防止“左”倾的复活。记者在广利公社采访时，深切感到，这是农村干部、社员白天黑夜都在担心的一件事。因为多年以来，他们吃尽了极左的苦头。
广利公社党委思想比较活跃。党委结合这些情况，再一次学习三中全会的文件，终于弄清楚，在广利公社，当前贯彻政策状况，不是宽的过头了，以致发生了右的错误，而是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对于极左路线批得仍然不够。有些同志的头脑仍然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广利公社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部边缘，自然条件不错，只要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挥本地的特点，集体经济的发展前途广阔。如果不从极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对党的政策规定的生产队的自主权，动不动就想去侵犯，甚至去挖生产队的墙脚；生产队穷了，又去打社员正当家庭副业的主意，对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小自由”，动不动就想批，就想斗。这样，势必挫伤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条件再优越，集体经济同样上不去。
只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才能很好地去处理当前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才能真正落实三中全会为我国农村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广利公社在继续深入批判极左路线，解放思想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采取的措施也是比较得当的：
一、大力表彰那些集体经济办得好的先进典型，特别注意为一些曾经错误地被作为“修正主义黑样板”批判过的单位恢复名誉。这是解除一部分基层干部心有余悸的重要措施。这个公社的东股大队第八生产队，敢于一手抓粮、一手抓钱，广开财路，发展多种经营，成为全社最富裕的队之一。社员分配水平高，福利也很多。这样一个好典型，在“四人帮”横行之时，竟然被打成“修正主义”、“福利主义”的黑样板，受到了批判。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中，他们在召开的山区和平原穷队座谈会上，为这个队恢复名誉，并请东股八队介绍经验，还组织基层干部到这个队参观考察，使干部消除了顾虑，增强了信心，学到了办法。
二、农村的瞎指挥、一刀切，往往是与极左路线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到这一点，广利公社党委决心按照经济规律去领导农业生产。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大刀阔斧地对原有重叠的机构进行改革，简化为三个领导小组：经济领导小组、农业技术小组、经营管理小组。公社党委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总结交流经验上，把政治工作密切结合着经济工作进行。
今春以来，公社党委逐一调查和分析了全公社二十二个大队、二百四十一个生产队的状况，从而确定在壮大集体经济的道路上，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办法。根据调查排队，一类队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队需要“锦上添花”，不要重犯过去“一平二调”、“鞭打快牛”的错误，允许他们先富起来；二类队约占百分之七十，要帮助这类队的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使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大干，就可以如“春苗得雨”，蓬蓬勃勃地赶上来。困难大的是三类队，约占百分之十，对这类队就要“雪中送炭”，重点帮助。公社党委派人协同大队干部，帮助这些队，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开辟生产门路，落实生产计划，改进经营管理，解决具体困难。经过一系列工作，全公社二十四个贫困的生产队，今年都可以大踏步前进。
三、处理好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社员富，主要靠发展集体经济。但是，集体富，绝不能重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套剥夺社员“小自由”的办法去发展生产队经济的错误。广利公社总结正反面的经验教训，教育社员要热爱集体，同时明确规定，只要社员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产队的投工投肥数，对于社员所从事的正当的家庭副业，采取“三不政策”，即不批、不斗、不限制，而且要给以必要的鼓励和支持。
据调查，广利公社各生产队集体经济在迅速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也在发展。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有人责难说，三中全会以来，家庭副业上得快了，集体经济上得慢了，对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政策抱怀疑态度，从广利公社来看，由于对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社员从家庭副业所得的收入一般只占到全部现金收入的三分之一。当然，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集体上得慢，社员上得快的状况。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集体上得慢，也不是由于“小自由”上得快的缘故，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对三中全会的精神没有理解透彻，对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政策贯彻不力。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记者在广东农村访问中发现，类似广利公社这种既能看到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又善于总结经验、联系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极左路线，端正政策思想，从而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的社队，正在一天天多起来。
新华社记者 汪振华 杨克现 谢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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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实党的农村政策 冲破禁锢多年的枷锁
哈尔套集市贸易重新恢复和发展
据新华社沈阳六月四日电 被“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用“哈尔套大集”的枷锁禁锢多年的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的农村集市贸易，已经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集市上物资丰富，生意兴隆，价格稳中有降。
哈尔套交通便利，又与吉林省接壤，物资交流方便。周围七、八个公社的农民，历来都习惯于到哈尔套赶集。“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七五年跑到那里，打着改造“小生产”的旗号，强行关闭了哈尔套集市，把一些搞集体生产好、家庭副业收入多、通过正当的集市贸易互通有无的社员，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小生产”，进行反复批判、斗争。这样肆意践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结果是人心搞散了，生产下降了，社员穷了。一九七六年全公社九十六个生产队中有二十九个吃返销粮，二十七个平均劳动日值在三角钱以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哈尔套公社党委带领干部社员，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一些被打成“暴发户”、“小生产”的社员公开平反。同时，取消了限制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参加集市活动的禁令，把没收和收归集体的自留地、自留畜，一律退给原主。
随着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随着集市贸易日渐活跃，哈尔套公社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以及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很快又兴旺起来。和一九七七年相比，去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平均亩产提高三十七斤。哈尔套又是彰武县炕席产地，现在全公社三千五百户社员中，有两千多户利用业余时间编席，仅去冬今春就编席七万多张。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员生活逐步改善，一九七七年以来全公社有四百四十户社员住进了新房，还有五百九十多户人家在室内和菜园里打了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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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努力提高棉花单产是北方棉区的迫切任务
近几年来，我国棉花产量有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北方棉花生产拖了后腿。最近，农业部召开了北方棉花生产座谈会，有关同志向记者提供了我国解放以来南北方历年棉花生产情况：南方棉花单产逐年上升，由一九五○年的二十斤提高到一九七八年的八十三斤，增加了三倍多，单产和总产先后从解放初期低于北方变成高于北方；而北方却是长期低而不稳，特别是近几年来大幅度下降，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三年亩产五十七斤，一九七八年下降到三十九斤。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五○年相比，只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以一九七八年为例，尽管北方棉田面积大于南方，但由于单产过低，北方棉花总产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北方棉花总产只是南方棉花总产的一半。
为什么这几年北方棉花产量掉了下来呢？
首先，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极力鼓吹“棉农不吃亏心粮”，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搞农业就是单纯地抓粮食，出现“粮食要上，棉花要让”的怪论，再加上有些粮食比较紧的省强调要粮食自给，对棉区社队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使棉农口粮得不到保证，挫伤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河北省正定县是北方棉花单产第一个过“纲要”的县，前几年由于上级不断增加粮食征购任务，造成一些干部在思想上“重粮轻棉”，在落实种植计划时，“踩着棉花上粮食”，把棉田当作粮食作物的“帮纲田”、“补助田”，结果粮食上去了，棉花下来了。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七一年相比，这个县的棉花亩产由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了三十五斤。群众不满地说：“粮食上纲戴红花，棉花上去没人夸；粮食下来急得跳，棉花下来无人抓。”
其次，棉粮比价不合理，棉花价格偏低，棉农不愿种棉花。据河北省调查，按国家牌价，一九五二年一斤棉花可以换十一点七一斤小麦，而一九七八年一斤棉花只能换八点五八斤小麦，特别是粮食实行超购奖励的政策后，一斤棉花往往只能换到六、七斤小麦。辽宁省植棉面积最多的朝阳县，过去棉花收入多，曾是朝阳地区社员人均收入最高的县。近几年因棉花面积大、单产低、收入少，已变成了这个地区人均收入最低的县。由于棉农觉得种棉不如种粮，出现了弃棉种粮、以粮挤棉的现象。
另外，北方多数棉区在棉花生产中没有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和科学管理制度，这也是棉花单产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北方棉田中，水浇地不到一半，大部分棉田是旱、碱、薄、沙地，亩施农家肥普遍低于粮田。如山东省近几年棉田有三分之一是碱地，而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没有得到改造，棉苗一出土就缺苗断垄二、三成。还有许多棉区没有建立生产责任制，经常是“前紧中松后不管”，直接影响棉花产量。实践证明，北方许多先进植棉典型所以能实现棉花高产稳产，实行生产责任制和科学种田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他们的主要经验归纳起来有：积极培育优良棉种；抓全苗，合理密植；推广营养钵育苗移栽；实行精细管理，坚持一管到底；开展综合防治，大搞生物治虫，等等。
但是在北方的多数棉区，这些先进的植棉技术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如棉种存在着“多、乱、杂”的现象，有的棉区种的还是解放初期的棉种，产量和质量都很低。许多棉区近几年病虫害日趋严重，棉田损失每年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不少棉田不能保全苗，常常是“七缺八不缺，九成算全苗”，如果以缺一成苗来推算，北方每年就等于少种了三、四百万亩棉田。还有些社队在拾花时大手大脚，棉花丢失相当严重。
目前，北方棉花播种工作已告结束。据各地统计，今年北方棉田实种面积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在植棉面积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今年的棉花生产还能不能大上？提高亩产量现在已成为扭转北方棉花落后局面的关键。当前，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今春，国务院接连发出关于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保证棉农口粮供应和棉花实行超购奖励的办法，这是调动棉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植棉积极性的重要措施。棉区广大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认真贯彻党的有关棉花生产的政策，逐级联系本地区的生产计划，计算增产棉花的贡献帐、收入帐，向群众公布“一年早知道”，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要采取办法，大力保全苗。这在今年棉花播种面积没有完成计划的情况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由于倒春寒，今年棉苗出土时间比往年晚了十多天，而秋季霜冻又有可能早来，一定要树立抗灾夺丰收的思想，抓紧早中耕、早除草、早间苗、早施提苗肥，及时治虫，促进壮苗早发，提早现蕾。四、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这是搞好棉田管理、提高单产的重要组织保证。要广泛建立植棉组，注意保持劳动组织人员的相对稳定。五、发展棉花生产，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棉区各级干部要抓好生产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措施，抓好科学种棉的技术指导和交流，搞好农药、农械和资金的后勤供应等。只要这样做，北方棉花产量是能够赶上和超过南方棉区的。
新华社记者 江山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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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以后
增产节约，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编辑同志：
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四月下旬，我厂收到你报转来的我写的那篇《给天津石油化纤厂算一笔账》后，指挥部负责运输、物资部门的领导同志，立即召开了有关处、科和班长以上干部会议，结合学习党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指示，宣读了这一材料。当时，我厂仍压车皮二百一十二节（其中水泥八十九车皮，设备十一车皮，钢材四十七车皮，管材十二车皮，建材十二车皮，还有七节坏车）。面对这一事实，领导上严正表示：“压车问题，再不能拖着不解决了。”
会后，领导上亲临现场视察，了解到：四月份我厂压车最多的是水泥。水泥靠人工卸车，本来比较好卸，为什么卸不下来呢？原来因为我厂铁路专用线两侧已堆满水泥。那么，施工单位为什么不来提货呢？原来他们的水泥仓库也已装满，存货早已饱和。于是，领导上下了决心，把近一万吨水泥暂先调拨给急需这类物资的兄弟单位。这样，不仅为卸水泥创造了条件，也方便了其它各类物资的卸运。对钢材也准备采取这种办法。与此同时，领导上还组织力量抢卸。经过广大工人、干部半个月的努力，到五月七日上午，这个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压车问题，终于初步解决。
以上事实说明：增产节约，抓和不抓大不一样。
这使我又想到一些问题：
一、同样的建议和意见，为什么从上边转下来和从下边提上去效果大不一样？对这一问题，我曾向各级领导反映过多次，都未起作用。
二、我厂运输和物资部门，较好地解决了这一老大难问题；其它方面有没有潜力可挖呢？比如我厂有九台用挖掘机改装的吊车，由于质量和效果不佳，一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还原成挖掘机调拨给煤矿用于采煤，是否可为国家创造更大价值？
目前，国家为确保重点工程项目上马，缩短了基建战线。我们重点工程项目的职工，有责任和义务想一想：我们的企业还有没有潜力？怎样才能挖出潜力？如果这些潜力未挖出来，原因在哪？
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
指挥部运输处 张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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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鼓励群众提意见
张海燕是一个普通青年工人，一年来给本报先后写过五次信，揭发他目睹的一些浪费现象，提出一些关于改进经济工作的设想与建议。今天发表的是他最近一次来信，告诉我们他的一个意见得到工厂重视，工作得到了改进。
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海燕这样的同志。他们在一个具体岗位上工作，但胸怀全局，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伟事业。如果每条战线、每个单位，都有张海燕这样的同志，自觉地找漏洞、想办法，那我们的领导机关将增添多少双眼睛，多少个头脑啊！如果各级领导有成千上万个普通工人、农民、干部、教师、技术人员……协助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的各项工作将会做得又快又好！
天津石油化纤厂的事实说明：解决某些老大难的问题，并不一定需要什么投资、设备……，只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行了。例如拖了一年多的积压水泥车皮的问题，只是把暂时用不了的水泥让给兄弟单位就解决了。本报每天接到的大量群众来信中，揭发了很多这种“蠢事”，看了使人痛心、生气。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只要下去走走，到群众中去问一问，很多损失浪费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舍不得下去走一走呢？为什么不能下决心听听群众的意见呢？
张海燕同志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同一个意见，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受到的待遇不一样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不是有不少这样的单位和领导吗？群众提了多次意见，他们漠然置之，甚至嫌麻烦、“絮叨”；上级一批，他们却马上重视，迅速执行了。执行上级的意见，这没有什么不好，比那些上面推也推不动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但是，若能把群众看作真正的英雄，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建议，及时解决问题，那不是更好么？真正的诸葛亮在群众中，我们希望各单位的领导，都要鼓励群众提意见，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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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附：给天津石油化纤厂算一笔账
去年四、五月，我厂订购的两台国产天车分装在五节特种车皮上，经由铁路专用线运至厂物资处，竟压车半年才卸下来。
国家因此将受多大损失？
按铁路规定，一节车皮（不管车上是否装有货物）压在我厂厂区，每小时应付车辆使用费五角。五节车皮压车半年，要付一万零九百多元。
据铁路方面平均统计数字，一节车皮一个小时可为国家创造价值五元四角钱。也就是说，五节车皮半年不搞运输，国家将少收入十一万八千元左右。
为什么不及时卸车？是天车用不着吗？不是。我厂去年全年平均压车二百节，去年六月，铁道部曾对此发出通报。这两部天车就是准备用于卸火车上装的设备、钢材等物资的。一方面急需的天车在火车上闲置着，另一方面却每月花八千元左右租来一台履带吊车卸车用。
机构重叠，互相扯皮，管理不当，是造成压车的主要原因，而上级机关对基建单位投资采用供给制方法，也助长了浪费。从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厂共付给铁路部门一百二十八万元。其中一九七七年四十八万元，一九七八年一月至十月为八十万元。一九七八年十月至十二月，每天平均压二百车皮，要付十四万元以上。累计一九七八年全年压车费共为九十万元左右。这笔钱是用国家对我厂的基建投资付的，虽未给国家作出贡献，但却算完成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去年我厂因超额完成投资计划，还受到了上级机关的表扬。
目前我厂有一种议论，说钱反正都装在国家的口袋里，交车辆使用费不过是将钱从国家的这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里去，数量没有变化，用不着大惊小怪。其实按前面的计算方法，二百车皮用于运输，一年可为国家创造价值九百四十七万元，我厂积压二百车皮，就使国家的口袋里少收入九百四十七万元。
目前，我厂还压二百车皮，两部天车至今尚未安装使用。
天津石油化纤厂工程指挥部运输处
张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