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创作天地广阔 志士大可作为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今天，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奔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在这一场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应当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我们的文艺在歌颂革命老一辈和揭批林彪、“四人帮”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已经取得的成绩，与革命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人民群众对于文艺反映的生活面太窄、样式品种单调、一些作品艺术质量不高的现状，是不满意的。我们必须下决心，来一个新的突破，来一个大有作为。小有作为不行，人民不答应；中有作为也不行，人民不满足；我们一定要大有作为。
发展文艺工作的关键是创作。我们的文艺创作能不能大有作为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
第一，我们有一条毛主席制定的、为实践所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在执行这条路线的过程中，取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就是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面教训就是对文艺创作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认识到这点，就更坚定了我们执行“双百”方针的信念，减少执行政策时的左右摇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最有利的因素。
第二，我们有一支经过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这支队伍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同林彪、“四人帮”尖锐、激烈的十年大搏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斗争的考验证明：这是一支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有战斗力的队伍。粉碎了林彪、“四人帮”，扫除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大有用武之地，“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第三，我国丰富的现实生活和悠久的历史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纵横千万里，上下几千年，都在我们作家的视野之内，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只要作家立场观点是正确的，可以写他所熟悉的、愿意写的任何题材，不应有什么限制。鲁迅曾经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我们革命作家要坚持的立场观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原则的前提下，古今中外的一切生活都可以成为我们创作的题材。毛主席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这里提了五个“一切”，难道还不足以打破“四人帮”所制造的一切禁区吗？
我们应该鼓励作家艺术家深入当前的火热斗争生活，按照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那样，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在九亿人民一心奔四化这场伟大革命中，有多少动人的事迹和先进人物，他们在田野、在炉旁、在高空、在海洋、在学校、在实验室，在各条战线上默默地工作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而挥汗沥血，添砖增瓦；在同“四人帮”的搏斗中，又有多少敢于坚持真理，不为淫威所屈的英勇战士；在这次保卫祖国、保卫四化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惊天动地的战斗事迹。描写这些人物，反映这些生活，可以直接鼓舞广大群众奋发图强、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热情，可以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这是我们的文学艺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于在现实中还存在着的妨碍四化建设的消极现象，比如官僚主义、思想懒惰、无所作为、生活特殊化、无政府主义、闹派性等等，以及“四人帮”留下的种种余毒，文学艺术也不应该放过它们，应该加以揭露和批判，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总之，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文艺家运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既可以写出雄壮的诗篇，也可以写出感人的悲剧，还可以写出辛辣的讽刺作品。这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第一个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四人帮”抹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功绩，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诬蔑为“走资派”，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我们应当从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深刻描写我们党和她的卓越领袖们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方面已经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还有许多重大斗争，没有得到艺术的反映。用典型的富有说服力的艺术形象，表现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经过了多少前赴后继、出生入死的战斗，以教育、激励今天的青年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八十年的我国近代史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描写的篇章。中国人民和无数爱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抛头颅，洒热血，经历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没有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都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的战斗事迹，理应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在创造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中，同天斗，同地斗，同一切妨碍历史前进的内外反动势力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在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进行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在推动我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反映我国历史的生活和斗争，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历史知识，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增长我们的智慧，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任何民族都不能割断历史，而必须从历史中去汲取经验，得到借鉴。郭沫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成了全党学习的文章，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老一辈的作家们，如郭沫若、田汉、曹禺等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典型，如屈原、蔡文姬、关汉卿、文成公主、勾践等，通过舞台在人民生活中发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我们几千年丰富的历史宝库中，还有无数珍贵的东西没有反映到文学艺术上来，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继续进行发掘，写成有声有色的各种文艺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描写农民起义的领袖，还可以通过一些历史上的有名战例，描写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通过一些古代的创造发明，描写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还可以描写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在历史上有贡献的帝王、官吏等，也可以塑造成为艺术典型。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给予正确的描写，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同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一味美化帝王将相是两回事。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里，对郭老的历史剧的肯定评价，和他在一些关于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论述中，都已经清楚地指明过了。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手让作家们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选择自己最熟悉，最理解，感受最深，有自己的见地的题材去进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文艺家们的聪明才智；也才能真正使文艺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一个文艺创作的广阔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文艺家们可以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能，写自己所能写和乐意写的东西，用各种题材、形式、风格的作品来丰富我们的文艺园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文艺家们都来大显身手吧！
第3版()
专栏：
《三家村札记》序
林默涵
这束《三家村札记》，被林彪、“四人帮”诬为毒草，打入十八层地狱，已经十多个年头。今天，它又重新回到人间，显示出它的倔强的生命，决不是几个流氓痞子的谎言咒语能将它绞杀的。
现在，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有头脑的心地正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无非是三位作者用杂文的形式，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作事做人、从政打仗等各方面的经验得失；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这样的书，虽然不是巨火熊焰，却有着智慧的闪光，能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而已。但正因此就触怒了黑暗和愚昧的制造者们，他们动员了自己的一伙，施用栽赃、歪曲、断章取义、指白为黑等手法来围攻这本书，而姚文元则集一切鬼蜮伎俩之大成。只有最卑鄙最无耻的文痞恶棍，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穿凿附会地给这本书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围剿《海瑞罢官》和
“三家村”开始，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网罗。
古人有言：尧舜无权，管不了三户人；桀纣有权，却可以乱天下。林彪、“四人帮”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所以，他们拚命地抓权。他们做梦也喊着：权、权、权，有了权就有一切！围攻《海瑞罢官》和围攻“三家村”，正是这伙野心家整个篡党夺权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听听姚文元是怎么叫喊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还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他们的矛头指向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他们的气焰何等嚣张啊！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展开了全面夺权的疯狂活动，真正大乱了天下，把我们的国家拖到几乎毁灭的边缘。
但是，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头脑，他们竟不知道权能夺得，也能失掉。要不然，一切专制王朝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用不着“出奔”和“自焚”了；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前进了。曾几何时，那些曾在他们制造的黑暗里发出狂笑的鬼蜮们，或者折戟沉沙，或者死有遗臭，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他们的应得的“报应”。而被他们打下地狱的《三家村札记》却终于复活，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不仅对当时有益处，对今天有益处，对将来也还有益处，为千千万万读者所需要。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我所认识和尊敬的。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邓拓、吴晗同志早已饮恨死去，剩下廖沫沙同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会上，宣布邓拓同志的死耗时我心头感到的伤痛，而林彪、陈伯达和那个“顾问”脸上，却露出了冷酷的狞笑。解放以前，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庆、香港等地一起工作过，在十分艰难的生活中，他的虽遭严酷打击而坚韧不拔的精神，谁也不能不感动。前几年，我们被“四人帮”放逐到一个地方，相距咫尺，却无法见面，只能在心里暗祝他身体健康。感谢党中央、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活着重逢。令人高兴的，是他刚毅倔强的性格依然如昔。我们相约：要追回被“四人帮”糟踏的光阴，更加勤奋地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然，这也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报复。
一九七九年四月
第3版()
专栏：
读长篇小说《云崖初暖》
胡德培
优秀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作者高缨同志，最近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云崖初暖》。也许因为我是四川人，对彝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的缘故吧，读了这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感到特别的亲切。
小说不仅对压在十八层地狱下面的奴隶们的苦难生活，揭示得淋漓尽致，叫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而且以强烈的激情，动人的笔触，塑造了阿什木嘎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英雄群像。阿什木嘎，这个在奴隶中身份最低贱的锅庄娃子，是小说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如果说，小说开头关于阿什木嘎富有传奇色彩的两个故事（打死豹子和救出阿支卡比），初步勾画出了这位奴隶勇武、正义的基本性格，那么，后来他不顾安危地救护曲比达戈，不避艰险地替红军传信，大闹罗洪鲁拉的迎亲喜宴，甘冒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便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了一个逐渐觉醒和成长起来、为挣脱奴隶身上的锁链而忘我斗争的英雄形象。与此同时，小说还塑造了阿什木嘎的情人、心地善良纯洁的曲比乌妞，性格坚强、爱憎分明的曲比达戈，见多识广、机敏练达的尔格汉呷，以及彝族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陈锣儿和他的妻子汪顺子等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形象。
作品通过丰富而具体的形象描绘，生动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将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多彩的民族生活画面十分真实地展现出来，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艺术感受。所以，尽管这部小说后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写得扎实，但它仍然给了读者相当深刻的印象。
第3版()
专栏：
厚实源于根深
——读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
严家炎
在当代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中，《创业史》远不是篇幅最浩繁的一部。但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厚实和深刻，却使这部小说具有特殊的分量。以新出的第二部上卷为例，篇幅不足二百页，同样显示了凝炼、厚实、深沉的特色。就象自然界有些质量特别密集的物质那样，形体不大，分量却是沉甸甸的。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反映的是建立初级社阶段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之第一部，它所写的生活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经过一年艰苦奋斗，梁生宝的常年互助组已转成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生宝与继父梁三老汉之间创什么业、走什么路的矛盾，已经获得解决；在典型示范的影响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动下，蛤蟆滩互助组普遍建立，多数中农以至富裕中农投入互助合作运动，分化不仅在贫苦农民与非贫苦农民之间进行，也开始在富裕农民之间进行。形势的这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使一年前还非常狂妄地要同互助组较量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泄了气。正因为这样，“最会看大势”的“活周瑜”杨加喜抬出了下堡乡最早的党员郭振山，在官渠岸组织起互助组联组，来同梁生宝的灯塔社对抗。连郭世富也从杨加喜等人的言语、行动中，“突然领悟到：将来在蛤蟆滩有资格、有本事同灯塔社较量的，恐怕只有郭振山”，因而开始把希望寄托在郭振山身上。这就使《创业史》第二部中，以梁生宝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郭振山为代表的另一股势力之间的两条道路的矛盾，逐渐上升到了更突出的地位。
小说第二部上卷的一个重要成就，就在于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再现了同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错综地联系的党内两种思想作风的矛盾，写出了这一矛盾斗争的隐微曲折和复杂。这是一场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的斗争。表面上看，郭振山经受批评之后，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采取着和梁生宝相当一致的步调：他参加灯塔社的建社工作，在“四评”中起了很大作用；他担任官渠岸联组的领导以后，盘起豆腐坊，还打发人到陕南买回了便宜的牲口，颇有大干一番的样子；他对富农姚士杰的斗争也是坚决的。但正如乡支书卢明昌所分析的那样，郭振山的许多言行，往往“面面上是社会主义，心里头是个人主义”。他和杨加喜、孙水嘴等办联组，是要用“比赛”的方式把灯塔社“比”下去，是为了最终证明，离开他这位下堡乡的“能人”，农业社就办不好。但是，作者并没有用简单化的手法写这场矛盾，好象一切坏主意都是郭振山在背后出的。不！生活本身毕竟是复杂的。当官渠岸群众敲锣打鼓奔向黄堡区政府要求批准他们成立合作社——实际上是给区乡领导出难题时，郭振山确实完全不知道。因此，在卢明昌到蛤蟆滩去
“找他振山老大理论”的时候，郭振山一下子变得非常在理，反过来大声责问乡支书。事情就是这样曲折地发展，出人意料！然而认真一想，却又如此合情合理，在人意中！郭振山是个有党内生活经验的“能人”，而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蠢人，他无须乎干那种一切由他包揽，由他暗中指使的蠢事。在不少事情上，他只须凭着自己的威望对杨加喜、孙志明等施加个人影响就足够了。譬如，杨加喜谈论梁生宝婚姻问题时，冷言冷语地说：“要挑个好媳妇过光景，就不能看见这个女人也缠，看见那个女人也缠！要规规矩矩！”这番污蔑性的话语，当然很难设想会直接出自郭振山之口，但是，我们联系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表现，又确实感到他的一些言行在实际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又如，孙水嘴当面对卢明昌带刺地说：支书把俺们也关心一下嘛，看我们啥事办得对，啥事办得不对。指导一下嘛！党是太阳，应当普照天下嘛……”这番话当然也未必会直接从郭振山那里搬来，但它难道没有恰好表露郭振山的感情，说出郭振山的心声吗？！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郭振山平时的影响，没有他对梁生宝、灯塔社以及乡支书卢明昌的轻视，没有他对自己办社能力的夸耀，杨加喜、孙水嘴等决不敢到区上请愿！柳青就是这样既尊重生活本身的复杂面貌，又善于揭示事情的本质，不同凡响地写出了“个个毛孔都是心眼”的郭振山这一人物，写出了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种种复杂表现。
正是在同郭振山等人展开的矛盾斗争中，主人公梁生宝崇高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较第一部更为充分的揭示。尽管郭振山表里不一，生宝却仍然尊重他，诚恳地团结和争取他。建社，他请郭当委员。支部会上，他要增福、有万主动征求郭的意见。郭振山提的意见正确，生宝加以采纳。即使杨加喜轻视灯塔社的领导人，讲出“振山老大捏住半个嘴巴，用半个嘴巴指使，也能把农业社办好”那样的话，生宝仍然平心静气地劝增福：“反话有时候要正听”，“现时，人家说这话，对咱俩有好处。”是生宝生性谦虚因而有这样大的度量吗？不！这不光是生宝个人纯朴的品质使然，而是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开拓了他的胸襟。就是这同一个梁生宝，当工作组长魏奋稍稍流露出想让灯塔社下马的情绪时，小伙子立刻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激动得不能自已。他曾向高增福这样追述他同老魏争论时说的一段话：
“我说：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不是我好胜，也不是我好面子。自决定办灯塔社，除过互助合作，我啥话也听不进耳朵里去了嘛……要是我在路上听见人们谈叙怎样把互助组办好，怎样领导互助联组，怎样准备办社……我看见这些不认识的人可亲爱哩。我由不得走慢点，听听他们谈叙；要是他们有不得法的，我还由不得插嘴，给他们建个议。我就是这号货嘛。拿起来就放不下，一条路跑到黑！我给老魏说，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
多么感人肺腑呵！就象一条光柱，照亮了主人公整个心灵世界，使读者一下子洞悉了这位社会主义带头人的灵魂，懂得了他平时何以如此谦逊而在重大原则问题面前又何以如此执着、不让分毫，因而和人物产生了感情上的热烈交流。我想，这大概就是鲁迅所以主张“写灵魂”并且认为“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原因吧！然而要达到这种“高的”艺术境界，关键仍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深厚扎实的生活基础。柳青正因为长期扎根农村，充分熟悉和理解自己的人物，才能如此深刻、如此有力地写出英雄人物的灵魂。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深沉厚实，也同作品人物性格刻划精细、准确密切相关。以接受新党员的支部会为例，不少作品把这种会议写得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然而到柳青笔下，这次会议却写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各种人物的笑语音容，一一如在眼前。冯有万在检查自己的缺点时说：“唉！黄堡镇仁义堂中药铺有治性情急躁的药吗？我有万卖了鞋袜赤脚当生产队长，也要抓得吃几服！”性格写得何等鲜明，这就叫做精确的个性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总是密切联系人物各自的独特经历，紧紧扣住人物行动的特定情境，努力使形象塑造得准确而有深度。譬如，富农姚士杰说他“最恨老蒋”，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姚士杰被迫卖了三十担余粮，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处发泄的特定情境中，这个反动富农说他此刻最恨“老蒋”——“恨他老汉把咱的江山出卖了”，这番描写却是极为精确的。不如此，就不足以充分表现此时此刻仇恨革命到近于疯狂的那种反动心理。此外，象梁三老汉在灯塔社牲口合槽那天同老白马话别的场面，刘淑良与金姐娃、冯有万丈母娘与生宝妈的谈婚事、叙家常等等，也无不写得贴切、厚实、深沉。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成就，归根结蒂是作者生活底子异常厚实的结果。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要求文艺作品能够有力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不能单纯依靠政治思想上的某些措施，根本途径还在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切了解和丰厚积累。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是与生活真实性相一致而且以真实性为基础的。脱离了生活真实性的政治性，容易走入歧途。柳青的作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尊重生活，从生活出发，了解生活的底蕴，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典型化，才能使作品获得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