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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公仆的光辉典范
——读周总理给淮安县委、县人委的几封信
中共江苏省淮安县委宣传部 张人权
加了晚班回到宿舍，已是十二点差五分，但我重新拿起珍藏在枕边的周总理给淮安县委和县人委的几封信，一天的劳累全被赶跑了。读着这些信，看看最近报上发表的有关反对特权的文章和报道，再联想起某些干部嘴上也讲学习周总理，行动上却利用职权大搞特权的那些事，我就更加没有睡意了。我索性拿起笔来，把周总理这几封信向全国的广大干部、特别是那些搞特权的领导干部，作些介绍，让他们同我一样受到教益。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周总理用毛笔给中共江苏省淮安县委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信上说：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部分修好，然后将除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寄。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这是周总理的过继母亲，不是生母——编者注）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这封信中，还讲到另一件事：“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在这封信的最后还说：“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的婶母患病，淮安县委立即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开头便说：
“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重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
这封信中还说：“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信的末尾还盖上了自己的图章，底眉的括弧内又说：此信请转人民医院负责同志一阅，不另附信。
周总理的婶母终因年高体弱，病情严重，治疗无效而去世。县人民委员会便打电报告诉周总理。恰巧总理公出，邓颖超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上说：
“先后收到给恩来同志的两次来电。我们的婶母亡故的后事，承你们照料办理，深为感谢。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
淮安县委考虑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无暇处理这些家务事，超支费用又很少，就没有把不足费用的数字写信告诉周总理。但是，周总理并没有放过这件事，又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信追问这件事：“总理婶母去年逝世后的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淮安县委才将实际开支的情况告诉周总理。不久，便收到了周总理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用复写纸打印、盖上自己图章的复信。信上说：
“几年来，你们对我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信上还说：“我婶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
随着这封信，周总理又寄来婶母安葬善后费用尾欠垫款二十五元。
一九五八年，淮安县委帮助周总理弟媳陶华治了病。周总理知道以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委托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说据陶华信中讲：“她近几月来因病，曾在淮安、南京等地医院作了长时间的治疗，现在病已基本好转了。在治疗期间所花经费是由你县借给的，到目前为止共借了六十元。”周总理唯恐陶华把钱数讲少了，信中还说“但不知真实情况如何？望来信说明一下”。并随信寄还人民币六十元。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淮安县委为了保重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健康，在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托便人带了一点故乡的土特产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一月十六日便收到了周总理委托国务院办公室代写的一封信。信上说：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随着这封信，的确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周总理亲自动手或者委托工作人员代写给淮安县委、县人委的这几封信，以及他对有关的几件事情的处理，极其鲜明而又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用“不搞特权”这几个字能够概括吗？用“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这句话能够表达吗？我以为，不管如何评价，都难以达到周总理实际达到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家总理，却并不是
“社会主人”，而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社会公仆的光辉典范。我们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从周总理的这几封信中得到启示，受到教益。尤其是那些利用职权搞特权的干部，更应当从中受到感召和鞭策，认真学习周总理的这几封信，并且应该同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一一对照，从而带头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表率！（附图片）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给中共淮安县委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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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等待人 不搞特殊
——记原空军航空兵一师政委的爱人王志明同志
空军航空兵一师政委赵永焕调任军政委的消息，传到了他爱人王志明工作的家属工厂，姐妹们依恋地对王志明同志说：“你不要走吧！你走了，我们少了一个好大姐……”说着说着，有的姐妹竟哭了起来。
大家对老王的感情为什么这样深呢？家属工秦惠清说：老王是一九四五年入党、一九四八年参军的老党员，但她和我们一起劳动，踏踏实实。她爱人是政委，我老头是炊事班长，但她从不摆架子，不小看人，春节还到我家去串门。
王志明同志并不因为自己的爱人是师政委，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她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都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炫耀自己。有一次，外单位的同志来家属工厂参观，厂里陪同的同志介绍到老王时，顺口说：“她是我们厂党支部委员，是赵政委的爱人。”事后，老王就向这位同志严肃地说：“介绍我是党支部委员可以，就不要说是政委的爱人了。我们都是家属工，地位是一样的。”
王志明同志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父母亲都是地下党员。她十来岁时，党组织在她家召开秘密会议，她背着妹妹放哨。她自幼受到家庭熏陶和革命教育，慢慢懂得：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忠于自己的职守，就能为革命做出贡献。在部队时，她勤勤恳恳地工作。随着部队建设的发展和她本人健康情况的变化，一九五五年大批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她服从组织决定，也复员了。
王志明同志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她总还是想着要为部队建设出力。她和其他家属一起，办过义务幼儿园，组织过义务缝纫组。她还和家属一起，背着缝纫机，踏雪履冰，到驻在边远地区的雷达部队，给干部战士缝补衣服。
一九七○年，赵永焕同志由沈阳军区空军干部部长调任空一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命令到达时，王志明同志因病正住院治疗。为了保证赵永焕同志能按时走上新的岗位，她当天就出院，和老赵一起把东西往大床单上一倒、一捆，装上车，就到空一师来了。第七天，她就来空一师家属工厂上班，当了临时工。
这个家属工厂是做纸盒的，上机器的活比较累，她抢着干。一次，机器把她左手食指砸成粉碎性骨折，她坚持一边治疗，一边上班。不能上机器，就干别的活。当时正是辽南地震之后，她把家人安顿在防震棚里，继续坚持工作，春节也没有休息。左手不能动，就用右手干活；伤口一好，她又要求上机器。有人说：“别干了，又不是正式工人。”老王反问道：“只有正式工人才干？不是正式工人就不干？”又有人说：“你又不缺那两个钱。”老王说：“咱们干工作，有报酬，生活会有所改善，但更重要的是和大伙在一起，政治上可以共同提高，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心里才痛快。”有人说：“你有慢性病，家中有八十多岁不能动弹的老人，赵政委工作又忙，你搞好家庭就不错了。”老王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把老人、家庭照顾好，还要工作好。”同志们说不服她，她终于又上了机器。
王志明同志从不以丈夫的职务和自己的革命资历作为资本，搞特殊。她手指砸伤的那阵子，女儿快下乡插队了，她没有让女儿留城照顾自己。她让女儿按时下乡，直到现在女儿还在乡下劳动。去年部队整党整风时，家属工厂的同志一致评选王志明同志为好党员。
本报通讯员 杨寿春
本报记者 胡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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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必须提高机关工作效率编辑同志：
多年来，各级党政机关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重叠，有的衙门派头越来越严重，“官老爷”作风越来越厉害，无所事事的人越来越多，已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例如：
一，机构重叠、庞大。省、市、地、县、区，各条战线，都有一个重叠而庞大的机关。省有部、委、办、厅，下面还有繁多的局、处、科，等等。市、区也有相应的一套机构。另外，还设立了不少临时性的办公室。由于机构重叠，一个指示下来，要经过很多“中间站”，一个报告上去，要经过“层层关卡”，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二，人浮于事。首先是“官”多。各级国家机关，主任、副主任，这“长”那“长”，多得惊人。听说武汉市下面一个局，有九个、十一个副手的；区下面的一个局有书记、副书记、局长、副局长七人。结果往往是“三个和尚无水吃”。这是官僚主义至今严重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兵”多。我市有一个区委机关，据说有工资名额的机关人员大约一百九十多人，可是，分东西、发票却有三百人左右，而开会、听报告，最多是百把人，劳动只有几十人。群众说机关有几“多”：病号多，住医院的多，干私事的多，拉关系的多，闲扯的多，“钦差大臣”多，应付领导的多，吹吹拍拍的多。一句话，实干的少。
三，会议多、文件多。领导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差不多三百天忙于开会：参加上级召开的会，召开自己的会，参加下级的会。所以，有人把领导干部叫做“会议专家”、“空谈专家”。机关文件也多，什么“指示”“通知”“意见”“计划”“方案”，等等，多得难以统计。
四，消耗大。由于机构庞大、人员多，需要的车辆、书报、电灯、电话、办公桌、纸张、文具等等，特别多。一个区机关原来有汽车一辆，现在已有五、六辆小汽车，二、三辆大卡车，每年汽油费达万余元。
这些都说明，不大力改革国家机关，就不可能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不可能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会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很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这个问题有必要提出来讨论、研究，以便群策群力地搞好国家机关的改革。
武汉市 邓名尧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一个机关干部的呼声编辑同志：
作为一个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我总感到当前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发挥得很不够，人数很多，工作效率却不高，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是待遇上的平均主义。现在，对机关干部的工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仍然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也是那些工资。至于调整工资，也不是主要看贡献，其中不正之风难以全述。这怎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呢？
二是老弱病残占编制过多。现在，机关干部人数不少，但真正顶班工作的并不多。就说县里，有的科室七个人，每天能上班的只有三、四个人。四个人要完成七个人的工作任务，同时，抽调下乡、参加义务劳动等，又都按编制分配任务，结果这四个人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上班的人的积极性又从何而来？
三是家务负担过重。作为基层干部，特别是家无老人的双职工，每天因吃、烧、住、用一套忙得不可开交，连房子、自来水坏了都要自己修；孩子也没有托儿所可送。可是，领导干部谁出来过问一下我们这些普通干部的生活呢？
四是干部使用不当。过去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论是新提拔的干部，还是老同志当中，都有不懂业务，又不刻苦学习的人，请示他们一件工作，往往得不到正确答复。个别人只想当官要权，不想工作，笑话百出。
我的这些感觉可能是片面的，建议组织部门能做些调查研究，就如何调动机关干部的积极性，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希望报纸也能发表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黑龙江省 龚思济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党政干部要有明确的职责编辑同志：
为了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各行各业已经或正在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党政机关的干部仍没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因而工作效率不高，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就拿一个公社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主管各项工作的干部有三、四十名之多。因为没有岗位责任制，有时大家统统下乡搞中心工作，团委书记不做青年工作，宣传干事不搞宣传，妇女干事不研究妇女问题，贫协干事不抓贫协工作，财贸助理同农业助理也一个样，各驻一个生产队。一旦某一方面的业务工作没完成，责任追到某些干部头上，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
试想，全国这么多公社，这样多的公社干部，如果都这样继续工作下去，各条战线的任务怎能落实到基层？这么多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怎么发挥？许多同志强烈要求明确党政机关的干部职责，最好也实行岗位责任制，分工负责，专职专干。再不能象过去那样，职责不明，干好干坏没什么区别了。
广西 蔡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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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除“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
龚朴
《平等待人 不搞特殊》一文，介绍了王志明同志的事迹，看来都是一些小事，但却体现了共产党人平等待人、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思想作风，很值得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子女一读。
王志明同志是一九四五年入党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不算浅；她的爱人赵永焕同志原是空军航空兵一师的政委，论职位也不算低。在有的人看来，这些条件可以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享享清福，甚至耍耍威风，安排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了。但是，王志明同志并没有把自己的资历和丈夫的地位当作资本，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而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安心在家属工厂当一名普通工人。更为可贵的是，她始终坚持在政治上平等待人，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样的好同志，得到群众的爱戴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是封建制度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夫贵妻荣”、“父贵子荣”的现象，在旧社会是司空见惯的。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则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思想作风，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曾经泛滥一时，严重地腐蚀了一些党员、干部及其亲属。“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这种腐朽思想作风的流毒决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清除的。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吗？老子身居高位，儿子就比别人特殊，甚至倚势逞强；丈夫是领导干部，妻子就跟着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甚至自以为高人一等，作威作福。凡此种种，都是低级趣味，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可是有的人却很习惯于搞这种不正之风，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由此可以想见这些人中毒之深了。
搞封建特权，这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绝不相容的，它破坏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必须坚决与之斗争。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号召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封建主义思想的腐蚀，破除“夫贵妻荣”、“父贵子荣”的封建特权观念。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允许家属子女利用党和人民给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去谋取私利，要自觉地抵制逢迎、捧场等坏风气。只要大家都这样做，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一定会恢复和发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