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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解放思想 繁荣文艺事业
《解放日报》评论员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文艺战线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发生了乾坤始转的巨大变化。对于文艺战线上喜人的好形势，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
有些同志看到近一个时期，文艺创作领域出了一些暴露性的作品，戏曲舞台上演出了比较多的传统剧目，有些同志对有些文艺理论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就认为文艺战线形势不妙，甚至认为“解放思想过了头”，“百花齐放放糟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多少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悲剧，文艺作品怎能不加以揭露，又怎能不加以表现？何况，大多数这类作品，在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的同时，都塑造了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并不是单纯暴露黑暗，也歌颂了光明，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这样的作品，不是使人消沉悲观，而是使人痛恨林彪、“四人帮”，从而更加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铲除这些丑类的信念，这有什么不好呢？怎么能单纯地把它们看作为“暴露文学”或“感伤文学”呢？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大肆鼓吹“彻底扫荡论”，把一切古代的、外国的文艺遗产统统打成封资修的毒草，加以禁锢，不让群众接触，实行的完全是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四人帮”粉碎后，我们陆续开放了一些“封存”书、“封存”影片，陆续上演了一些有积极意义、基调健康的传统戏，这是彻底推倒愚民政策和禁锢政策的正确措施，也是贯彻“双百”方针，批判地继承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需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怎么能认为现在又是封资修的东西占领了银幕舞台呢？至于一些同志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敢于争鸣，这更是思想活跃的大好事，谈不到什么“放糟”或“过头”。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当前文艺战线上就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有的。有些作品调子确实低沉了些；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新影片、新戏曲还比较少；有些单位上演传统剧目选择不够，推陈出新不够，也有个别剧目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个别同志在理论争鸣中有些观点不够全面，或说了几句错话。但这同整个大好形势来比，毕竟是支流，注意改进即可，不必大惊小怪。为了巩固和发展文艺战线上的大好形势，我们必须在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方面，花大力气，作长期不懈的努力。
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举国上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有着更大的期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来一个大有作为。小有作为不行，中有作为也不行，一定要大有作为。怎样才能大有作为呢？首先一条，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现在，文艺界有些同志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继续解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强调继续解放思想，要继续解放思想，就不能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思想，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如果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谈解放思想，那就会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使我们的文艺事业走到邪路上去。但与此同时，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打碎林彪、“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不冲破他们设置的种种禁令和禁区，不广开文路，不敢在文艺上有新的突破，那也就根本谈不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谈不上文艺的繁荣。
有些文艺界的同志一听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以为要“收”了。有些同志还担心会不会又来一次反右派，心有“预悸”。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党从来主张“放”的方针，反对“收”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地说过：“‘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这些年来受到了林彪、“四人帮”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思想也大活跃。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的旗帜高举起来，怎么说又要“收”了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放”的方针，坚持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余悸”应该消除，“预悸”也不必要。特别是，现在文艺战线上，固然有来自右的方面的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和表现，但更要警惕的是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我们要大有作为，繁荣文艺，关键仍然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解放思想。对这一点，我们应该坚定不移。
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大有作为，“为”什么？向何处“为”？我们认为，要适应新的形势，为伟大的历史转变作出新的贡献；要积极投身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去，做四化建设的鼓动者、促进派，社会主义的文艺总是应当着重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我们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建国以来的三十年，是绚丽多彩、又是充满了斗争的三十年，有多少惊心动魄的生活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我们去描写啊！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搏斗中，在九亿人民一心奔四化的新长征中，在保卫祖国、保卫四化的斗争中，更有多少英雄人物值得我们去歌颂啊！编写这些故事，讴歌这些英雄，可以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图强、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热情，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一系列学习的榜样，这正是我们的革命文艺不可推卸的光荣责任。与此同时，对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的妨碍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例如官僚主义、因循守旧、铺张浪费、不负责任、生活特殊化、无政府主义、闹资产阶级派性，以及一切旧思想、旧作风、旧事物和林彪、“四人帮”留下的种种余毒，我们的文艺也应当加以揭露和批判。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完全可以大写威武雄壮的诗篇，也可以写出感人的悲剧，还可以写出辛辣的讽刺作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立场，无论他写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都会是革命的文艺。凡是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认识历史，培养高尚的情操，陶冶人们的性情，给人以健康的娱乐，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作品，也都是有益于四化的，都是人民所需要的。所以，大有作为，一定要把题材放宽，把眼界放宽，把路子放宽。思路开阔了，也就给文艺为四化建设服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原载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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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李慧娘》的重演谈到鬼魂戏
王春元
去年年底，在《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上，有些同志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以及同他们一伙的那个“理论权威”，围绕着昆剧《李慧娘》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迫害的情景。他们罪恶昭昭，令人愤慨。今天，《李慧娘》已由最近复建的北方昆剧院重新上演，被迫害致死的剧作者孟超同志也已得到昭雪，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李慧娘》这出戏虽然脱胎于明人传奇《红梅记》，但作者却没有拘泥于旧本，他巧妙地把《游西湖》、《红梅阁》和《绿衣人传》等的多种稿本加以综合提炼，去芜存菁，收到了推陈出新、颇多创造的效果。孟超同志笔下的李慧娘，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本来，中国的封建制度由于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已经从极盛走向渐衰，社会机体日趋腐恶，专制统治越来越残暴，蓄奴纳妾之风十分猖獗。在这样大雾弥天、鬼气森森的黑暗天地里，一向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身为婢妾的妇女，其地位之卑下，命运之悲惨，也就可想而知了。李慧娘就是这样的千千万万奴妾中的一个。在权奸贾似道的相府中，满堂粉黛，其实都是冤魂苦鬼；“集芳园”里，何处无斑斑血泪？锦绣衣裳里面，裹缠着人间幽恨；笙歌箫管起处，掩藏了多少凄怆！应当指出，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孤立地描写他的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而是把她个人的悲剧命运直接同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广阔的政治形势有机地联系起来。她处于乱世，自不免经历过一番家破人亡之苦，而沦落为奴妾之后，又耳闻目睹贾似道们“自毁长城，社稷轻丢”的罪恶，使她怎能不忧心国事，仇恨权奸呢！因此，在“游湖”一场戏里，当太学生裴禹等拦舟湖心，面斥贾似道弄权误国、残害忠良、鱼肉百姓、杀人如麻的累累罪行时，慧娘被这位正气凛然、朗朗清白之士的雄辩折服了，她幻梦般喃喃自语：“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与其说这八个字是对裴禹的由衷赞叹，毋宁说道出了她压抑在心头的对合理生活和纯洁爱情的憧憬。仅由于此，李慧娘竟遭杀身之祸。她殒灭了，象一颗寂寞的流星，虽说微弱，却也给漆黑的夜空刻下了一抹永存的光痕。
作为奴隶的李慧娘被贾似道残酷地杀死了，而作为人民反抗精神之化身的李慧娘的幽灵却复活了。冥间的李慧娘并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屈死冤魂，也不是专事寻找替身的厉鬼，而是一个向封建专制制度挑战复仇并终于获得胜利的斗士。在这个幽灵的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火热的活人心脏，她为了追求一个人应该有的合理生活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李慧娘的鬼魂，当然不是什么迷信中关于“鬼”的种种胡说，而是在当时条件下人民的反抗精神、心愿和生活意志的一种艺术反映。这种被“四人帮”诬陷而大加杀伐的所谓“鬼戏”，在世界各民族的古典名著中原是屡见不鲜的。曾被恩格斯称誉为“不可比拟的典型的完人”的诗人但丁，在其长诗《神曲》里，充分运用了欧洲中世纪梦幻文学的形式，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幽灵和鬼魂的形象。它象一本打开的百科全书一样，广泛地反映了中世纪行将终结的生活现实，最初展现了近代世界黎明时刻的人文主义的思想曙光。在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改编的《王子复仇记》中，被亲兄弟谋杀的老国王的冤魂屡次显灵，敦促哈姆莱特复仇，以拯救王国于既衰。这种表现手法既渲染了戏剧情节的浓重的悲剧气氛，又推进了主人公内心冲突的深化。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有不少优秀作品也同样是运用这类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许多具有美好人性的鬼魂和其它魔怪、精灵的形象。《聊斋志异》便是一例。蒲松龄笔下的主要角色，多半是狐仙、花妖、幽灵和鬼魂，但他们或是执著地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理想，或是继续从事人世间当时尚属无望获胜的斗争。方言小说《何典》，通篇写的尽是鬼的世界，可是细心看来，字字说的无一不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如鲁迅所说：《何典》的作者“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鲁迅的这个评语，完全适用于以谈鬼物的艺术方式来反映世态神髓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学遗产。大家记得，毛泽东同志在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之后，曾援引过《何典》中的两句话来揭露林彪的嘴脸。一句是：“说嘴郎中无好药”；另一句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不但不以《何典》写了鬼而予以唾弃，倒是因为它“谈鬼物正象人间”，显示了“现世相的神髓”而特别加以重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一类文学形式的重视，我们还可从他对于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亲切关怀中得到证实。一九六一年，在这本故事书的编辑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两次接见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指示他要把故事的序言写好。又反复审阅了其芳同志起草的序言草稿，从文字到内容，都亲自作了多处重大的增删修改。
上述一类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幽灵、魔鬼和形形色色的鬼魂形象，大多脱胎于古老的民间传说，其中不免掺杂着迷信的渣滓，但是它们的根子都是扎在各民族社会生活基层的文化沃土之中的，一经作家的加工改造，自然就会滋长出妩媚多姿的奇葩。还是鲁迅说的好：“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这就是说，它们在本质上就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因而也是积极的现实主义的。
还应指出，在我国的传统剧目中，就思想性而论，凡有鬼魂出现的戏，大致有好坏两种基本倾向。坏的是宣扬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意识，散布蒙昧主义文化毒素。这类戏，除某些表演技巧外，确无可取之处。另一种，就是本文所论及的宣传反封建、反压迫，寄托反抗精神于鬼魂的伸冤报仇这类富有人民性的剧本。但是，在舞台实践中，即使对这类戏也应该具体分析。正因为它是好作品，改编和演出，就更要审慎对待，注意它的副作用。而为了切实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这类戏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还优秀文化遗产以本来面目。
今天，我们反映现代生活题材的艺术，当然不应再有鬼魂之类的虚幻的形象出现，因为产生这种艺术形象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早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的舞台应当再现新的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战斗形象，应当鼓励象《丹心谱》、《于无声处》和《有这样一个小院》等这类反映当代革命斗争题材的剧作大量涌现。然而，象《李慧娘》这类传统剧目，却仍然能给人以积极的艺术享受，并能帮助人们略知旧社会为人之苦，为人之难。我想，这对于丰富青年一代的社会阅历，激发他们热爱正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也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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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文艺批评应重视艺术分析
郦苏元
文艺战线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还担负着指导读者、观众正确理解作品，帮助作家、艺术家不断提高创作水平的任务，在创作者和欣赏者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卢那察尔斯基说过：“在实际上，真实地伟大的文学，是正惟由于大的作家和有大才能的文艺批评家的协力，这才成长起来，今后也将成长下去的。”可见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有着密切联系。文艺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文艺作品，而反过来又给创作以影响。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是促进文艺发展的重要方法。我们应当大力开展文艺批评，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以促使文艺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坛上的沉寂打破了，文艺批评有了新的面貌。但是，我们的文艺批评简单化、片面化，不注意艺术分析的现象依然存在。文艺批评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还有待我们的努力。
文艺批评是一门科学，在对文艺作品及其他文艺现象的理性认识中，没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是不行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只有尊重事实，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具体对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才能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结论。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极为严重，他们所造成的恶劣的风气，至今还在污染着我们的批评空气。林彪、“四人帮”那种利用文艺批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判人以罪，把文艺批评当作司法手段的现象虽不复存在了，但是，那种不实事求是，不是通过对作品进行认真的艺术分析，而是简单的贴政治标签，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的风气还存在。这种不良风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损害了我们文艺批评的声誉。例如，报刊对某些影片的宣传就有这种现象，新的影片刚上映，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及至观众一看电影，不免大失所望，久而久之，人们对这种影评失去了信任。我认为，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恐怕是受“长官意志”影响，而很少倾听群众意见，片面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缺少艺术分析所造成的。文艺批评是文艺思想斗争的重要方面，是从属于整个政治斗争的，它通过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来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可见，它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更不能简单地把文艺批评当作某种狭隘的政治需要的手段。
文艺批评不同于其他政治斗争方法，还在于，这种批评必须结合文艺特点来进行。文艺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社会生活的。高尔基曾说：“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文艺作品，是一种艺术品，是内容与形式、政治与艺术的和谐统一。在文艺作品中，作家、艺术家的社会理想、思想感情和审美观点是与艺术形象溶化在一起的，强烈的政治倾向，蕴含于场面和情节之中。因此，只有品鉴入微，别具慧眼，通过对艺术形象和艺术表现的认真分析，发掘出作品深刻的内在意蕴和独特的艺术成就，才是好的文艺评论。可是，有些文艺批评对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评论作品，一般很少作艺术分析，大都只讲思想内容、主题意义。分析思想内容，往往又是撷取片言只语，随意引伸发挥。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从‘抽象的思想’的观点决定艺术作品的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能以评价它的形式，也就是探求艺术家把自己的思想具体表现在形象中的成就的多少。”离开艺术分析，孤立地评价作品的思想，难免空泛、肤浅。有些影评，只是因为影片反映了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也不看对这场斗争的实质揭示得是否深刻、真实，艺术形象是否感人，就给予不适当的评价；对一些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斗争生活的戏剧的评论，也有类似情况。它们实际上是以所谓题材的大小来评定作品的高低，甚至用对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本身的评价，来代替对作品的评价。诚然，评价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本身也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有时可能超出作品所描写的范围，尽管如此，它决不能取代对作品本身的评价。文艺批评只有重视艺术分析，认真地分析某一作品如何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才有助于提高作家的艺术表现力和读者的艺术鉴赏力。毛泽东同志说：关于文艺作品，“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评价作品，既要有政治标准，也要有艺术标准，不能偏废。
对文艺批评本身的研究，也是文艺批评的任务。我们相信，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必将会促使文艺批评的真正活跃，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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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引起热烈争论
《文汇报》六月上旬报道了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引起的争论，并发表这个独幕剧的剧本，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炮兵司令”的儿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周惟波、董阳声、叶小楠的习作。故事写一个孙处长企图通过裙带关系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要把他的女儿小洁许配他的上级陈局长的儿子小陈。小洁早已有了志同道合的男朋友，一个普通的车工。孙处长硬要拆散这对青年人。小陈对孙处长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决心帮助小洁。当孙处长正为高攀陈局长未成而惋惜，在当地干部子女名单中为女儿选择新婿时，突然门外传来小汽车喇叭声，原来是小陈带来一个身着军装的“炮兵司令”的儿子。孙处长一听是炮兵司令的儿子，马上同意了他和小洁的婚事，还说他最痛恨把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正在孙处长举杯祝贺小洁和
“炮兵司令”的儿子的幸福时，“老虎灶”工人方师傅送热水瓶来了。真相大白，孙处长的这位新女婿，原来就是“炮兵司令”方师傅的儿子小方，因为老虎灶的大烟囱象高射炮一样，对着天空，所以人们称方师傅“炮兵司令”。孙处长十分狼狈，手中热水瓶坠地，攀龙附凤的幻梦随之破灭。
《文汇报》六月二日报道了这出喜剧参加上海大中学生文艺会演后引起的争论。六日、九日以《关于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的讨论》为专栏标题，发表了五篇评论文章。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个戏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以及孙处长这个人物是否典型。肯定的意见认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有现实意义，是从生活中来的，提出并回答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干预了生活，是值得提倡的。认为孙处长有一定的典型性，剧本确实刻划了典型人物，绝非丑化干部。持不同意见的认为，既然文艺是塑造典型人物的，那么舞台上的人物就应该代表大多数。这个戏没有反映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主流，客观上丑化了我们的干部。认为孙处长并不典型，剧本歪曲了生活。
十日，《文汇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将剧本全文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尽管对这个戏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它所涉及的一些创作思想和文艺理论问题，诸如题材问题，典型问题，文艺作品的讽刺问题，以及发扬艺术民主问题等等，是值得探讨的”，为此发表了剧本，以便开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