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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述评
粮食购销还要抓紧
今年以来，全国粮食的购销情况比较好。
在农村形势大好、夏季粮油可望丰收的情况下，怎样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全党重视的问题。本月五日，本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搞好夏收预分，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主要从夏粮丰收后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关系的政策方面来谈夏粮征购问题。当前一些地区有些同志总希望在粮油购销上松动一些，就是说，要求少购一些，多销一些，少调出一些，多调入一些。产生少购多销的思想，这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让地方上多办一些事情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全局来考虑，如果都要求少购多销，那就必然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国粮食的一个基本状况是，历年来产量虽然逐年增长，但总的说来增长的速度很缓慢。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目前每人平均粮食产量只有六百几十斤，日子很不宽裕。粮食的商品率增长尤其缓慢，产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平年要把粮食工作抓紧，搞好购销平衡；在丰收的情况下同样要提醒全党把粮食工作抓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粮食工作抓得紧，即使是平年，日子也可以过得去；稍一放松，即使是丰年，也会出问题。如果只看到农村形势好，只看到粮食丰收而放松了统购统销粮食的政策，放松了对粮食工作的管理，那是极其危险的。
粮食问题同一切国民经济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反映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晴雨表”。我们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粮食的现状出发，把粮食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当中进行综合考察。例如，调整农林牧副渔业的布局，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实行奖售，大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等，都涉及到国家减购增销粮食的问题，这就需要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掌握粮食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区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办，这样才能做到分配合理，用之得当。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来看也是如此。例如，基本建设计划的大小，吃商品粮人口增长的快慢，它同农业的比例关系是否合适，都可以从粮食问题上反映出来。我们要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搞建设，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说，把粮食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去综合考察，这是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条件。
为了医治林彪、“四人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创伤，国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口一些粮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粮食需求量，依靠进口粮食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粮食的供求矛盾只有在我国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当前，我们要改善粮食供应状况，保持购销平衡，只能是立足国内，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在生产上下功夫，而不能在少购多销上打主意；只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而不能偏顾一头，突出一点；只能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征购、销售、调拨、库存“四统一”的管理制度，而不能在国家政策和计划以外随意开支粮食。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二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坚持执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安定人民生活的一个有力措施，是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在实现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不能削弱，还必须进一步加强。一些地区借口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借口发挥地方积极性，违反统购统销政策和“四统一”管理制度的做法是错误的。
今年夏收开始，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油料和其他一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认真做好收购粮油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提价工作，对于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粮食部门的职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要结合生产队夏收分配，认真执行“三兼顾”的原则，搞好夏季粮油征购。实行“三兼顾”原则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确定合理的购留比例。一般说来，在丰收的地区，生产队在多向国家交售一些粮食的同时，应该适当多留一些。这样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生产队扩大再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根据目前收打的情况来看，只要正确执行政策，做好工作，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前提下，力争多购一些夏粮和油料，是完全可能的。
正确处理粮油征购同集市贸易的关系也很重要。集市贸易开放以来，对活跃市场，调剂群众生活，繁荣农村经济起了良好的作用，这是主流。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保护正当的交易，防止和打击投机倒把。同时，对于某些地方粮油市场放得过宽，某些生产队挤占社员口粮和集体储备去开办“四坊”和制作熟食出卖的情况，应当引起注意。对此要加强领导和管理，防止国家增销粮食。为了搞好夏季粮油征购和分配工作，夏季粮油主要产区在国家粮油征购任务未完成以前，粮、油暂停上市。
严格控制粮食销售，压缩不合理的销量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抓与不抓大不一样，抓得紧与不紧也大不一样。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多销几十亿斤粮食很容易，但多购几十亿斤就很不容易了。有些地方，一些社队在丰收以后，片面要求改善生活，多分多吃，这种苗头要引起注意。要教育干部和群众发扬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节约用粮、计划用粮。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把城镇吃商品粮人口的增长控制在国家计划指标以内，努力在控制粮食销售方面作出新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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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省委工作会议认为，在经济调整工作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和掌握贵州发展规律和特点
充分利用资源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
据新华社贵阳六月二十二日电 在历史上素有“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十多年来又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贵州省，怎样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共贵州省委最近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认为，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正确认识贵州的实际和特点，逐步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集中主要精力首先把农业搞上去。
会议认为，贵州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十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山占去了百分之八十几。山多、地少、土层薄、灾害多、底子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把农业搞上去，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贵州的山上气候温和，草木茂盛，宜林宜牧，地下煤、磷、铝、汞等矿藏丰富，适宜于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工副业。现在调整国民经济，就要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用其所长，补其所短，综合利用，合理开发，充分利用贵州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此，必须认真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摸索出一条适合贵州情况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会议重申，把贵州农业搞上去要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在粮食生产上，要根据贵州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在现有耕地上狠下功夫，实行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推广良种，增施肥料，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切不可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会议强调，贵州省既要狠抓粮食生产，又不能单一地抓粮食生产。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努力提高林业、牧业、副业在农业内部的比重。为此，必须把占全省总面积百分之八十几的山的情况搞清楚，搞好贵州自然资源的调查，搞好区域规划，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农业的综合措施，农、林、牧并举，农、工、副并重，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多种经营，综合发展，不要强求一律，搞“一刀切”、“瞎指挥”。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说，“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贵州省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贵州省的实际情况逐步摸清，认识和掌握它们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好地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去组织和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把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做好，把农业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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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委工作会议对经济调整工作作了研究
确定首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
据新华社石家庄六月二十二日电 最近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确定，河北省在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
为了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好，会议认真分析了河北全省农业生产的状况。河北省农业在历史上低产多灾，长时间是个大缺粮户。经过全省人民的斗争和艰苦努力，一九七○年以来，粮食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不稳定。由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安排不当，农业和林、牧、副、渔各业，粮食和多种经营发展长短不齐。棉花、油料等主要经济作物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有大幅度下降。林业、牧业、渔业发展缓慢，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建国初期比较，林业、牧业增长不多，渔业还有所下降。全省农业生产的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会上，大家对于在调整国民经济工作中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作了研究。
会议认为，河北省自然条件相当优越，各种资源比较丰富，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支援农业的工业基础也比过去雄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或正在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整个农村形势之好，农民情绪之高，是多年所没有的。
会议指出，要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靠党的政策。现在，“群众怕变，干部怕反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连续的、稳定的政策。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最近发出的有关农业方面的文件，是搞好农村工作的指南，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有力武器，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紧密联系实际，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注意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要围绕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这个重点，落实好各项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切实搞好计划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资管理。
会议要求搞好全省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今年要根据现有的土地资源和其它有关的资料，初步制定出全省的综合农业区划和农业发展规划，以便逐步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无论山区丘陵、坝上和平原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积极发展林业和畜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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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札记
为什么要蹲点？
中共山西省沁县县委书记 扆耀光 县革委会主任 马贵书
近来，对于各级干部要不要蹲点，有人也怀疑起来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干部下乡还有必要吗”；“下乡蹲点岂不是又去搞‘长官意志’、‘瞎指挥’了”？如此等等。说法各异，但大致都是一个意思：蹲点不必要了。这里且不谈别的，单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看蹲点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后来又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使用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全面的领导方法。这就是提倡用蹲点的方法去调查研究。这种方法，过去要用，现在要用，在建设四化的新形势下仍然要用，因为它能使主观和客观一致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你要实施正确的领导吗？那么你首先就应当蹲点，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这样，你不但能够亲自看到、听到、体察到实际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取得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认识，而且经过分析研究，可以上升为理性认识，然后据此制定方针、政策、计划、措施等等，再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正确，以便补充、修正，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取得正确的指挥权。如果不蹲点，不调查，只是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走马观花，怎么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不可否认，这些年有些领导干部自己或者带着工作组下去长期蹲点，但不作调查研究，以致搞“瞎指挥”，这是需要汲取的教训。值得研究的是，当前为什么有的同志会把蹲点和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对立起来，想“收兵不干”了呢？主要是因为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研究分析生产队自主权和各级干部指挥权的关系。生产队自主权是由现阶段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条基本政策决定的。自主权就是民主权，就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个权早就肯定了，只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破坏，才有重新强调的必要，这就叫做拨乱反正。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干部就可以不下乡蹲点，不调查，不领导了。实际情况倒是要求各级领导更好地去蹲点，深入地作调查研究，正确地领导生产。
至于怕被说去搞“长官意志”。什么叫“长官意志”？那是指干部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瞎指挥”。如果领导的主观意志反映了客观实际，怎么能叫“长官意志”呢？这个意志不仅不应反，而且应大大地提倡，难道没意志的长官倒好了吗？而这个正确的意志从哪里来？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不行，要靠实践，靠到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去调查研究。这样看，蹲点正是防止“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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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县委的落脚点要放到生产队去
中共浙江省江山县委书记 董朝才
县委同志下基层，工作的落脚点应当放在哪里？
过去总以为县委能把落脚点放到公社、大队，就很不错了。我们下乡蹲点，一般都蹲在公社，最多蹲到大队，有时到生产队去“走马看花”。群众批评我们是“水上浮萍不扎根”，“砌墙没有砌在基础上”。
去年年底，我们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的过程中，深感领导作风只有更深入、更扎实，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到生产队去，才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生产队是组织发展农业生产最基层的单位，从计划到种植，从生产到分配，没有一样不直接经过生产队。生产队这个基础不搞好，人民公社的经济是不会牢靠的。常说搞农业生产要从实际出发，说到底就是从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出发。离开这个实际，难免要犯瞎指挥、“一刀切”的错误。农村政治工作的对象，也主要在生产队。只有把政治思想工作和落实经济政策的工作做到生产队去，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
我们县委统一认识以后，从二月份起，就以加强生产队领导班子建设和搞好经营管理工作为重点，分期分批地对全县三千五百多个生产队进行整顿。县委十名常委中的九名，统统到生产队去蹲点，并从县机关抽调了二百四十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队，调查研究，帮助工作。我们注意帮助那些集体经济底子薄，生产长期上不去，群众生活有困难的穷队，落实经济政策，改变生产条件。县委领导带了头，区、公社的主要干部，也都自觉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到生产队。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今年全县春粮、油菜获得大面积丰收，春粮总产可比去年增产三成以上。全县早稻种植计划全部落实，插秧进度快、质量好，林、牧、副、渔各业都得到合理安排和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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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深入才能扎实
黑龙江省安达县革委会副主任 王茂里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份，县委分工我抓农机工作，并到升平公社太平大队去蹲点。进点不久，我就召开了一次生产队长会议，提出要把全大队的机播面积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并讲了这样办的根据和好处。没想到谁也不吱声，会议就冷冷落落散了场。
我反复琢磨：为什么这里对机械化积极性不高呢？我分别找干部和社员谈心。大家说，这里的拖拉机是新添置的，农机具又不配套，机播面积一下扩大这么多，恐怕效果不一定好，应该“量体裁衣”。我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的工作不深入、不扎实。
我就下去调查研究，一边和生产队的同志一起，逐地块研究落实机播面积的条件；一方面组织机耕队的驾驶人员改革农机具，学习和提高播种技术。最后，大家同意机播面积扩大到百分之六十。这个比例因为是和群众一起商量，按照实际情况定的，他们说这样我们心里就托底，干起来也有劲。一九七八年实际机播面积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效果很好，每亩地增产粮食一百多斤。
事实说明，领导工作是否有成效，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正确的东西从来不是头脑中固有的，必须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从实践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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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瞎指挥的教训
河南汝阳县陶营公社党委书记 孙道理
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它不从实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是凭主观愿望工作，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一九七二年夏季，柿园大队抢种了五百亩麦茬玉米。当时，公社党委为了推广玉米移栽经验，要求他们把这五百亩套种的玉米毁掉，再在麦收后移栽二千亩。干部群众想不通，公社驻队的同志就查“路线”，批“右倾”，强令群众把玉米苗犁掉了。麦收后，移栽的玉米苗不够，驻队同志就发动社直机关干部、周围几十个生产队上千名劳力，拉着玉米苗、谷子苗、高粱苗，从几里甚至十几里以外，去“支援”柿园大队，大打玉米移栽的“人民战争”。当时，移栽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但错过了农时，大部分地又没有水利条件，移栽的玉米有的旱死了，有的成了难以发育生长的老苗。这个大队秋季减产三十多万斤。社员们叫苦连天，说：“种田的不做主，做主的不种田，农民咋吃饭！”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瞎指挥很不得人心。从一九七三年以来，魏村大队第四生产队连续五年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欠债六千多元，连买一根牛缰绳的钱都没有。去年二月，生产队长同社员多次商量，除安排好上级分配的粮棉油种植计划外，又种了八亩生地（药材）。公社干部硬说这是搞“自由种植”，破坏国家计划，下令改栽红薯。四队干部社员顶住了公社的瞎指挥。他们采取了定额管理等几项措施，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粮棉油都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八亩生地收入五千多元。全年农业总收入和一九七七年相比，翻了将近一番。社员们高兴地说：“我们顶住了公社这一炮，算顶对了！”
事实告诉我们：生产上瞎指挥，农业吃大亏，劳民又伤财。要加快农业的发展，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彻底克服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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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农业管理机构要精简编辑同志：
去年报纸上载文介绍美国友人韩丁对我国农业的一些看法。当问他怎样才能提高产量时，他回答说要减少干部。乍听起来，好象有点答非所问，实际上道出了我们农业上的一大弊病。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区管农业的机构只有一个农业副食品生产局，最多时不过三十来人。后来变成了四局一所，即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副食局、水电局和农电所，总共有七十多人，增加了一倍多。有些机构当初就不是因为实际的需要而设立的，而是从形式出发，强调上下对口，分门立户的。这样，一块牌子立起来了，局长、副局长少了不行，没有政工干部不行，没有后勤干部也不行，甚至没有小车司机也不行。如此一来，必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人多了，却不等于能多做工作；相反，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往往人浮于事，政出多门，互相牵制，工作效率反而下降了。“上边千条线，下边一个头”。基层干部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要是上边精简机构，少开些会，少发些表报，再多下去一些人帮助社队干点实事，不是对发展农业更为有利吗！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农业局 聂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