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不要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
方玄
视近物清清楚楚，看远处模模糊糊，这种近视眼病是人人皆知的。但是，对“左视眼”的特点及其危害性，有些人则了解和重视不够。
不过，请不要误会，这里说的“左视眼”不是生理上的毛病，而是一种政治疾病。这种病的主要特点，就是喜欢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发作得厉害时，总觉得世界上的东西都好象在向右倾，甚至觉得不向左扭就会天塌地陷。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左视眼”病一度在党内党外严重泛滥。那时，在有些人的眼里，革命前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我们党几十年来带领群众所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业，似乎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以找问题、挖“敌人”为职业，顿时觉得无尚光荣。就是看报纸，也要看着正面照反面，看里面是不是隐藏着反革命。一时间，视周围比比皆是敌人，斗争对象可以随手揪来。在这种气氛下，“左”成了革命的代名词。逢事就要分“左”右，连同志之间，或在党的会议上交换一下意见，动辄就要扣上什么帽子。结果，闹得真心话没人敢说，顺情说好话、看不准风向不表态的歪风邪气盛行，生产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现在，我们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两年多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正朝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进军。这就需要有整齐的步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但是，有些同志的“左视眼”病根未除。尽管这些同志看问题有极左的毛病，同王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不是一码事，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对这些同志来说，轻者不能积极加入到向四化进军的行列里来，重者还会干扰大家的思想和行动。例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学习条件，有人认为这是对他们过于迁就；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某些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否定过去；为错划右派改正和为确实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帽，有人怀疑这是阶级路线有问题；发扬民主，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则认为这是对革命导师不恭；……。还有的人甚至否定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这些都是用极左眼光看问题得出的结论。
用极左眼光看问题的同志，有些人的主观愿望还是想尽快把我们的革命事业搞好，但有时却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总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相信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忧国忧民的革命派。这里，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中国革命历史上曾昙花一现的象王明那样的人物。当时，似乎除了他们以外，中国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了，只有按照他们的主张办，中国革命才能成功。而历史却为他们作了恰恰相反的结论。林彪、“四人帮”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标榜自己是“惟我独革”的人，不一定真正就是革命者。只有真正干出了一番对人民有益的事业时，人民才会承认你。当前，能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化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所忧之最，也是根本利益之所系。对待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的态度，就是当今判别真革命或假革命的试金石。每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自诩的革命者，都应该在这方面奋发努力，多想，多说，多做一些哪怕是极其微小、而实际上于人民有利的事情。
“左视眼”病在一些同志的身上未能根除，使我们还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凡事左三分”，这是林彪、“四人帮”行动的信条。在他们横行时期，批右不批“左”，使人们怕右不怕“左”，谁一沾所谓右，就是立场问题，永世不得翻身；而“左”不过是认识问题，在一个时期里甚至为某些人所偏爱，当作桂冠戴在头上。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三年了，“左”比右好这种糊涂思想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作祟。当然，也不能排除一小撮坏人，其中有的就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干扰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但是，这终究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认识问题。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同志一方面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运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帮助他们认清“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要治好一些同志的“左视眼”，必须下大力量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尽快搞上去，用事实让他们看清党中央各项政策的正确性，打消他们的疑虑。
除去客观的历史条件之外，患“左视眼”病的同志也不能不从自己身上找找病因。一九三六年，在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这种看起来好象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四十多年前不同了，但是，在一些同志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生产者的特点并未根除。他们对个人的利益看得过重，总怕自己担风险、跌跤子，而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不够。在对全局不能作出全面、正确判断的时候，他们宁肯用“属于认识问题”的“左”的眼光去看问题。也有一些人，或是因为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受过批评，或是觉得自己不得志，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对“左”倾的那一套，特别容易接受。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同志对此有切肤之痛。今天，我们应特别引以为戒。还有一种人，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学了几句话，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而对怎样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却知道得很少，或根本一窍不通。有时，不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用革命领袖的某些个别论断来和我国的情况硬对号，自然难免得出错的结论。这些问题，有待于在革命的实践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加以解决。
当然，我们不赞成用“左视眼”看问题，并不是拒绝别人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的前人所未干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经验不足；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是“圣人”、“天才”，不可能对它的发展作出分毫不差的预料；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又常常会有新的矛盾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党内、党外，只要是从实现四化这个大目标出发，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我们都应热情欢迎。提的意见正确，我们应该虚心接受和改正；提的意见有的不对，甚至全都不对，也应该耐心听完，无则加勉，而绝不能因此把提意见的人一棍子打死。同时，我们也应当向每个同志提出这样的要求：努力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使自己的意见更准确、更中肯。这样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利的。
当我们警惕用极左的眼光看问题的毛病时，也不能不看到，社会上也确有少数“害群之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右的方面干扰我们实现四化。对这种错误思潮，也应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向前。
（原载五月三十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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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我国水稻机插化闯路子
——高邮县是怎样推广机械插秧的
插秧季节，人们都非常关心插秧机械化的问题：到底要不要实现插秧机械化？怎样才能实现机插化？实现机插的步子能否加快些？最近，我们走访了京杭大运河畔的高邮县。这里的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贯彻“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全县水稻机插面积已超过了一半，去年，全县实栽水稻九十四万亩，机插五十四万多亩。大大改变了“弯腰插秧千百年”的状况。
正当高邮县机插大步前进的时候，有一些地、县、社、队的干部对推广和使用插秧机还顾虑重重，徘徊不前。他们怕减产，怕误农时，怕增加农本，一句话：怕不合算。同志，请看看高邮县的实践吧！
先看三笔账
机械插秧能增产吗？近年来，高邮县搞了六百零五块、四千三百七十二亩的对比试验，在土壤地力、肥料和田间管理同等条件下，机插比手插一般每亩能增产四、五十斤，即增产百分之六左右。主要原因在于机插能做到足苗、匀栽、浅栽，“出苗一个生日”，避免僵苗不发，促进分蘖，成穗率高，可以增产。去年，三垛公社一个大队搞了两块早稻机插和手插对比试验田，结果，机插每亩产量为八百七十九斤八两，手插为七百九十五斤七两。面对这些事实，社员说：“机插开始很担心，看到发棵才放心，最后增产真开心。”
机械插秧耽误农时吗？高邮县自己生产的“跃进72—1”型手扶插秧机，一台二人操作，每天可插三亩，工效比手插提高三倍左右；一台机动插秧机，六、七人操作，每天可以插秧十五亩以上，工效就更高了。近年来全县早稻“开秧门”（注：开始插秧）比往年迟五天，“了秧”（注：结束插秧）比往年提前七天，这一迟一早，就是十二天来去，既争得了农时，又保证了田间管理。
机械插秧会不会大量增加农业成本，得不偿失？一九七八年，江苏省插秧机联合调查组算过账：每亩机插的折旧、维修和人工费用是八角五分六厘，比手工栽插费低七角九分四厘，每台机具只要栽插八、九十亩，即可将投资收回。如果再看一看增产粮食账，好处更大。何况，实行机插后，节省出大批劳力用去搞工、副业，还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呢！生产队购买手扶插秧机是合算的。
在农村中，妇女一向是手工插秧的主力。她们每人每年要弯腰插秧四十来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眼肿手烂过夏天”，深受痛苦。自从用上插秧机，大大改善了劳动条件，有效地保护了妇女劳动力。去年，全县妇女夏插期间的发病率由百分之三十一下降到百分之九。所以，插秧机下田，首先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欢迎，不少生产队都出现妹劝兄、妻子促丈夫推广插秧机的生动故事。此外，推广、使用插秧机，还促进了育秧、平整大田、水浆管理农艺上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科学种田的水平，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
近水解近渴
高邮县在跨出机械插秧的第一步时，并不是靠上级发下大批的机动插秧机，更不是依赖引进的插秧机，而是自己动手，因地制宜，大力制造和使用了手扶插秧机。全县现有手扶插秧机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台，机动插秧机七百七十八台，平均每个生产队有四台手扶插秧机，平均每个大队有一点二台机动插秧机。近年来，全县手扶插秧机栽插的面积占总机插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
高邮县多年的实践证明，手扶插秧机与机动插秧机比较，前者结构简单，便于制造和维修，成本低，每台价格大约相当于机动插秧机的二十分之一。操作简便，可弥补机动插秧机不能插带土小苗的缺陷。这种机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田头转移，对地形的适应性较强，在丘陵、山区和圩区均可使用。手扶插秧机一般的生产队都能买得起、用得起、养得起。高邮县不嫌手扶插秧机“土”，看准就抓，抓住不放，一股劲干到底，经两、三年实践，争得了主动。一些从外地到高邮参观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一提机插，就贪“高”等“洋”，远水不解近渴，今天到高邮一看，他们就地“挖井”，“化”得比我们快，比我们好。象这样近水解近渴，何乐而不为！
近几年来，高邮县大抓手扶插秧机，增了产，积累了资金和经验，培训了技术队伍，为进一步采用机动插秧机、实现水稻机插化准备了许多有利条件。他们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当地实际出发，由低到高，由土到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当然，我们不排斥另一种情况：有的县、社如果确实具备条件，可以全部使用最先进的机动插秧机，一举实现机插化，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究竟有多少县、社、队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呢？既然不能“一步登天”，还不如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易见成效。
“不到长城非好汉”
高邮县的插秧机械化，走在全省、全国的前头，是不是她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呢？否！在江苏省内比较，高邮县原来的农业生产水平、工业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都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条件不算高。关键在于党委坚定地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排除万难，加强领导。
早在一九七四年，八桥公社就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插秧机械化的先进单位，但八桥的经验在面上开花，经历了一段艰苦的过程。一九七六年以前，县委年年喊推广“八桥经验”，年复一年照旧推不开。怎么办？县委书记薛先洛同志走出办公室，去倾听群众意见。群众说：你们年年光用嘴讲“机械话”，就是不赤脚下田站机头，亲手做出样子，怎么能实现机械化？！这批评发人深思。为什么县委干部口头上讲“机械话”，而实际行动不力呢？因为县委“一班人”对插秧机械化的认识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譬如说，有的同志受小农经济思想束缚，对推广机械插秧无紧迫感；有的同志认为手扶插秧机早晚要淘汰，不如两步并作一步走，索性等上级发下大批机动插秧机再搞也不迟。针对这些问题，县委联系八桥公社实现插秧机械化的实际，反复讨论，认识到：搞农业机械化，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农业要加速发展，复种指数在增加，广大社员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每年大忙季节，在人工插秧这个环节上，花费劳力很多。农业要大上，插秧这个薄弱环节非解决不可。
县委统一了认识，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三问：你对插秧机械化是真想还是假想？你对妇女弯腰插秧的疾苦是真体贴还是假体贴？你的领导作风是真改进还是假改进？这“三问”对一些左顾右盼光喊不干的同志，无异是击一猛掌。一九七六年，六十三岁的县委书记薛先洛同志，带着几名常委到八桥虚心拜工人、农民为师，学用手扶插秧机。在他带动下，县委领导成员中，多数同志学会机插，有些同志还能排除一般故障。一九七七年，薛先洛同志调往扬州地委工作，接任的县委书记查长银同志，发扬第一把手站在农业机械化第一线的革命精神，积极带头推广使用手扶插秧机。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八桥公社举行的全省插秧机械化现场会上，查长银同志第一个下田作手扶插秧机的示范操作表演。书记动手了，全党办农业机械化的阵势很快就摆开了。
把措施抓牢抓实
抓好一支队伍。经验证明，变手工插秧为机械插秧，是牵动千家万户的一个变革，如不花学费，培训出思想好、作风硬、技术熟练并且稳定的骨干队伍，一有风吹草动，就易打退堂鼓，插秧机再好，用不上几天就坏，当做一堆废铁卖。在推广使用初期，往往因为缺少维修插秧机的骨干，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能成为有保守思想的人的“话柄”，就可能成为推广使用插秧机的一大障碍。马棚公社张汉大队，一次买了四十五台手扶插秧机，第一天使用，就有一半“抛锚”。群众怨干部，干部怨机子，眼看刚刚要兴起的一股子热情要冷了下去。公社农机辅导员闻讯赶到，连夜帮助调整修理了插秧机，还花了四个小时，将全大队的插秧机手集中起来，讲述操作要领及其常见故障排除技术，调动了这个大队大办插秧机械化的积极性。
抓好农机修造厂。一九六九年，八桥农机修造厂的职工仿照外来图纸，用手工敲敲打打，搞出了第一台手扶插秧机后，根据实际栽插效果，广泛吸收社员群众意见，对手扶插秧机前后进行七次机型大改革，二百多次部件小改革，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经省有关部门鉴定批准，成批生产“跃进72—1”型手扶插秧机了。他们生产的手扶插秧机，不仅能满足本县社队的需要，而且有不少的省、县到这里“买鸡下蛋”。几年来，高邮县有关部门还注意从育秧、铲秧、运秧、栽秧、调节机具、平整土地到田间管理，逐步总结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努力处理好人、机、田、秧之间的关系，提高群众科学种田的水平。
面向实际解决新矛盾
高邮县大力推广机械插秧，时间短，成绩大，特别是在全国的水稻机插面积仍处于很低水平的时候，高邮的成就更为可贵。这里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向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号声中，打了一个漂亮的前哨仗，为实现南方水田机械化攻克了一个“桥头堡”。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同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高邮县在推广机械插秧工作中，也难免有不足之处。高邮县的同志们正在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一，进一步提高机子质量，提高机插水平。当地生产的“跃进72—1”型手扶插秧机的使用效果，基本上是好的，但据一些社队反映，机子的部分零件强度不够，工艺水平较低，最近，八桥农机修造厂根据“用户”的意见，又对机子的八个部件作了较大的改进。
第二，解决农机和农艺的矛盾。例如：江苏省近年大力推广杂交稻，而插秧机如何适用于栽插杂交稻，省内还只有个别的县、农场在搞试验，尚未过关。高邮县去年搞了二十万亩杂交稻，没有机插；今年又增加了二十万亩杂交稻，预计全年机插水稻只能安排五十万亩。八桥农机修造厂为了适应推广杂交稻的新情况，正在集中力量攻关。他们认为，农艺和农机互不适应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个“老大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看来，单靠一个厂、一个县是不能圆满解决的，得在整个地区范围，甚至更大的范围内，由党委出面，会同农业、农机和农业科研等部门，取得统一认识，密切配合，共同解决。
第三，高邮全县机插突破了五十万亩大关，这是一个胜利。但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机插程度还不平衡。县委正在大抓三分之一的薄弱队。最近，县委还强调在继续抓好手扶插秧机的同时，要把机动插秧机抓上去，全面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机插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闯出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做出贡献！
高邮县委报道组 陆建华
《新华日报》记者 卜寿林
本报记者 黄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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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案件
周来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这一决定，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准确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个精神，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中，必须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案件，以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必须由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等程序，作出相应的决定，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力，公、检、法三机关各自通过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发挥不同的职能。人民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人民法院主要负责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人民检察院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对于人民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和起诉，并且对提起公诉的案件，以国家公诉人的身分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在有关法律中，还规定了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职权的具体程序。法律规定的这些职权，是不能随意更改和互相代替的。人民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中，需要逮捕人犯时，要经人民检察院批准，人民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要经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没有审判权，对于需要判刑的人犯，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起诉，判刑不判刑、适用哪种刑罚以及量刑轻重，则是人民法院的职权。这些程序的规定，体现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是集体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在司法程序上的具体运用。只有各自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才能保证正确有效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并且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防止错捕错判。
有些同志对法律程序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程序法的规定，认为不按照法定的程序办案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实际上，任何执法过程，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法律程序，刑事诉讼程序是正确执行刑法，惩治犯罪的重要保证。马克思曾指出过：“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我国政法工作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在办案中遵守法律程序，办案的质量就高；什么时候违反法律程序，办案质量就低。林彪、“四人帮”一伙无视起诉和审判的程序，一张纸条，一句话，就可以入人于罪。这个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把诉讼制度健全起来，克服一切把法律程序看作是“形式”、“手续”、“走过场”等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打击敌人，又有利于保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