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放开手脚 大胆去写
——三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
本报评论员
两年多来，文艺工作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他们那个“题材决定”论，创作题材上的一个个禁区被打开了，一条条戒律被砸碎了。这一突破，解放了文艺工作者的手足，活跃了文艺创作的空气，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林彪、“四人帮”在题材问题上的极左流毒还没有肃清，我们的创作题材还不够丰富多样，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的需要。为了使文艺创作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十分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在创作的题材上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和党中央关于“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的指示，继续探索，开辟新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要以革命现代题材为主。这么说，是否意味着只有写现代化建设生活的题材，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狭隘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遵照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大力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题材。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怎能不写社会主义革命，不写社会主义建设？现代题材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第一主题，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主”不等于“唯一”，不能把现代题材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而把历史题材和其它题材统统排斥在外。文艺创作为四化服务的路子是极其广阔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决不能用直接服务的题材排斥间接服务的题材，从而取消它们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资格。我们希望多写现代的东西，但不能强求，也不能作硬性的规定。林彪、“四人帮”挥舞反“题材决定”论的棍棒，规定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碰，设置一大片禁区，定下无穷的清规戒律，搞得作家无所措手足，文艺创作奄奄一息，这个严重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文艺创作的题材，决不能限制在一个框框里，它要广泛得多。社会生活无比宽阔，无比丰富，创作的题材也应该无比宽阔，无比丰富。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其间有多少动人的东西可以写啊！第一，写我们建国以来的三十年；第二，写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百零九年；还有第三，写古代的东西。一个古代，一个近代，一个现代，一个几千年，一个一百多年，一个三十年，可以写的题材多么丰富，创作的天地又是多么广阔！仅就历史题材来说，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次著名的战役，涌现过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传诵着那么多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友好合作的佳话，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好这些题材，不是可以丰富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鼓舞人民的斗争意志吗？……我们这样讲，不是号召大家都去写历史题材，而是说，要把我们的路子、眼界搞宽一点。题材一宽阔，就可以更多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就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政治。在题材问题上，我们现在不是“放”得过头了，而是“放”得还不够，还有一些禁区需要去打破，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去开拓。在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的大前提下，我们应当允许作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放开手脚，自由地去写，大胆地去写，不要抠得太死，限制过严。
当然，写现代建设生活的题材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大力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生活，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激励人民同心同德、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四化而斗争，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神圣的使命。反映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的新长征，是文艺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职责。而且，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写这方面的题材越来越具有迫切性。因此，我们提倡文艺创作要大力地去表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但是，反映建设四化，题材也应该多样化。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战线是那样的广阔，斗争是那样的壮丽，生活是那样的丰富，文艺工作者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侧面，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我们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还不多，因此特别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失败也不要紧，可以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创作的题材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文艺工作者除了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投身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反映现实生活，固然要到生活中去寻找题材；即使写历史题材，也要到生活中去，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现实，把握了时代精神，才能很好地把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使古的东西真正能为今天所用。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虽然许多文艺工作者被“赶下去”了，但却被剥夺了深入生活的权利，这就需要我们抓紧时机，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增加自己的生活积累；而建设四化的斗争生活，我们懂得不多，更需要投身到新的斗争天地里，通过实践和学习，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一句话，文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仅靠过去的那点生活积累是远远不够了。要开阔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创作题材，就必须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同新的时代相结合，同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相结合。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一支对自己的崇高使命怀有强烈革命责任感的队伍。我们相信，只要批透极左路线，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坚持深入生活，不断解放思想，我们的文艺就一定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做到大有作为，完成时代赋予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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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朵新花——电视剧
晓洲
看了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彩色电视剧《神圣的使命》，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电视剧具有广阔的前途。它通过电视屏幕与广大观众见面，这就节省了观众到影院往返走路的时间；电视剧的生产周期比电影要短得多，反映现实生活比较迅速、及时，而且，它比较适于大量采用实景，摄制的成本也比电影要低。此外，优秀的电视剧，还可以翻到电影胶片上。由此可见，电视剧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在力。
我国的电视剧从一九五八年以后就开始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舞台戏剧的实况转播，后来才发展到录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电视剧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连仅有的一个广播电视剧团也几乎被撤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电视剧这门艺术又获得了新生，而且通过艺术实践，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无论在数量上、品种上、样式上，还是在质量上，与广大电视观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如何提高电视剧的艺术质量，打破舞台框，使编、导、演及镜头的调度等方面都更完美、更新颖、更富于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这是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近，由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演出的彩色电视剧《神圣的使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彻底地从舞台框跳出来了。导演的艺术构思和处理比较好地运用了电影艺术表现手段，也考虑到电视屏幕不同于银幕的特点，通过近景特写以及采用实景烘托气氛，揭示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较好地表现了原作的主题思想。主要演员的表演，自然、真挚，摄影方面镜头的运用也比较灵活，整个片子拍得流畅。特别是编、导、演、摄、录、美以及服装等等，都在真实性上下功夫。这一点很重要。“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留下的严重伤痕就是虚假。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神圣的使命》播映后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当然，也还有某些不足之处。如有的戏，似应再展开一些；有的铺垫不够；有些布景还嫌华丽，等等。据了解，这部电视剧有不少地方是属于尝试性的，从导演、摄影师到某些演员，大部分是新手，因此，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
这出电视剧播出后，广大电视观众纷纷写信，打电话，表示祝贺，有的观众还要求再次播映，并迫切要求多拍点象《神圣的使命》那样具有一定艺术质量的电视剧。观众的鼓励和希望，对于中央及各地方电视台以及有关广播电视剧团，是一个促进。我们相信，在广大观众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同电影部门进行互助协作和友好的竞赛中，我国百花艺坛中电视剧这一朵新花，必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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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背心的“红”与“黑”
广生 世宗
“清油炒菜，各有所爱”。生活中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白、红、蓝、绿、黑各种颜色的背心，那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在电影《雷锋之歌》中，看到落后战士李厚亮穿的那件黑背心，并与雷锋那件红背心形成对比、反衬时，却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红黑背心的镜头给人以
“先进者红，落后者黑”的强烈印象，这个镜头是很
“炸眼”的。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观念：红颜色象征革命、光明、进步，黑颜色则代表反动、黑暗和邪恶。红黑两色在政治上象征的好坏，和在生活中给人的美丑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假如把二者混淆起来，就必然导致艺术上的简单化，甚至脸谱化。红与黑在政治上象征好与坏，是可以的；但红与黑在生活中未必一定标志美与丑。不能设想给一个形象丑陋的老汉穿上一套红衣服就美起来了，也不能设想给一位报幕的漂亮姑娘穿一身黑丝绒旗袍就丑了。雷锋穿红背心，观众看了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同时让李厚亮穿上黑背心加以对比，就叫人不大顺眼了。这种对比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不仅有损李厚亮，而且也有损雷锋。
《雷锋之歌》是最近拍摄的一部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影片。这个红黑背心的镜头，在文学剧本乃至分镜头脚本上都没有颜色的规定，很可能是导演一时的疏忽，但它留给观众的强烈印象确是如此——人的思想觉悟甚至与背心的颜色有直接关联，致使人们看到此处，“啪”地一下离开剧情，来琢磨这样用背心的颜色来分派是对还是不对呢……在整个艺术构思中，这难道不是令人惋惜的一笔吗？
艺术创作多么需要高度的严谨和精心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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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在写出人的灵魂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读后
程代熙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的一个俄国青年流亡者爱德华·品得，在读了巴尔扎克的名著《古物陈列室》和《高老头》之后，竟然在恩格斯的面前表现出不屑一读的极端轻蔑的傲慢神气。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谈到这个自负得可笑的俄国人时说道：“他既不懂《宣言》，也不懂巴尔扎克”。
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同巴尔扎克的创作相提并论，不是没有原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消长的必然规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在艺术上具体地再现了法国历史上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并且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法国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逐渐解体、崩溃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创作的最重要的特点。
巴尔扎克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就拿描写人物来说，究竟主要是写人的灵魂，还是偏于写人的外部世界，是塑造各种各样的艺术典型，还是复制根据统计学上的平均数推算出来的艺术类型？在方法上，重在描写还是重在叙述？巴尔扎克在这方面的经验尽管也有其局限性，但仍值得我们批判地吸取。
马克思说，“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就刻划出了不同类型、各具特征的贪婪的典型人物，如高布赛克、老葛朗台和纽沁根。虽然他们都贪婪成性，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我们不仅非常鲜明地看出高布赛克和老葛朗台之间的差异，也能清晰地看出老葛朗台和纽沁根之间的不同。
高布赛克攫取财富的目的，特别是他的手段，都说明他是一个带着浓厚的原始积累色彩的老式金融资本家。不是十拿九稳的买卖，他决不沾边，可是，只要有利可图，那怕只是拔下别人一根毫毛的蝇头小利，他都不放过。他说，“生活不过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这就是他的全部信念。这个高利贷者，尽管工于心计，其实是个蠢物。他死后德尔卫打开他二楼和三楼的密室，发现里面不光堆着棉花、糖、甜酒、咖啡等舶来货，还堆满了物主未能赎回而留在他手里的各种贵重抵押品，从家具、银器到古画和古董，甚至还有各种长满蛆虫的食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资本的积累过程时指出，“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特意举了高布赛克作为例子：“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按：指巴尔扎克——引者）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虽然巴尔扎克并不懂得“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贮藏货币”在政治经济学上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种愚蠢行为，但他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并且透过高布赛克这个人物所干的这种愚蠢勾当，深刻地刻划出了这个老高利贷者的灵魂——糊涂虫。
箍桶匠出身的葛朗台，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政治风云的变幻，给他造成了追逐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大风暴期间，他投身共和党，俨然是个新潮流的人物。他当了索漠的一区之长，还得过荣誉团的十字勋章。迨至拿破仑称帝，他虽然丢了官，但已扎实地捞了一票，所以毫无恋栈之情。他跟高布赛克不同，除了放高利贷之外，他还经营葡萄园，作酿酒生意，在巴黎金融市场上买卖公债。他虽然不用堆积商品作为贮藏货币的手段，但他同高布赛克一样是黄金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为了黄金，他可以不管老伴的死活、独生女儿的终身之托。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独自躲在密室里欣赏那些黄澄澄的东西。巴尔扎克在小说里对老葛朗台临死前的那个特定情景的刻划，真是入木三分。他叫女儿把金子拿到他面前来，“他一连几个小时盯着金子，好象一个才知道观看的婴儿一样老是呆望着同一件东西；他有如婴儿一般，露出一点儿很吃力的笑意。有时他说一句：‘这样好教我心里暖和！’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进了极乐世界。”最后这一句描写，简直是神来之笔，老葛朗台的内心世界毫无遮盖地给我们展示了出来。
无论是高布赛克，还是老葛朗台，一辈子过的都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生活，他们把搜刮来的财富藏得严严实实，正如俗话说的那样：财不外露。银行家纽沁根同他们完全相反，他过着挥金如土的非常豪华的生活。他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财神。他用各种手段来炫耀他的富有，甚至把他那个标致的老婆尽量装扮得珠光宝气，把她作为宣传他的财富的活动广告。纽沁根的目的是给他的银行招徕大批的存款，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腰包来做更大的生意。他既不象高布赛克，只知一味堆积商品；也不象老葛朗台，把黄金作为贮藏的对象。他的办法是尽量使他的全部资本处在不停的流动和周转的过程中。地产利息大，他就买卖地产；开矿赚钱多，他就设矿局。纽沁根做交易的手脚跟高布赛克也迥然不同。他象赌场里的赌徒那样，喜欢孤注一掷，要么赔光，要么吃通！他的信念是：“有了一千万，就得捞它个三千万。”高布赛克只是躲在巴黎一条陋街上捕食，老葛朗台也只是在外省逞能，而纽沁根却想把整个法兰西当做一块肥肉独自吞到肚子里去。纽沁根这样的金融贵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就是在法国“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的代表人物。
象条巨蟒的高布赛克，象只老虎的葛朗台老头，和象纽沁根那样的“交易所的拿破仑”，虽然他们都以法国社会的主子自居，其实，他们都不过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巴尔扎克在作品里不是止于去描写他们身上的共同特点，也就是对财富的贪婪（即“做什么”），而是刻意求工地去描写他们是怎样贪婪地追逐财富的
（即“怎样做”）。这三个都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人物，但同时却是三个各具个性特征的典型。我们可以从高布赛克、老葛朗台和纽沁根所采取的发财致富的不同方式，以及他们享乐的不同性质上，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上半期不同阶段上的法国社会生活的一幅全景图画。
巴尔扎克之所以能够写出人的灵魂，刻划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关键在于他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正确处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在《〈人间喜剧〉前言》里，他一方面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另一方面，他又说如他只是把生活中的真实搬到文学里来，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作一名法国法院的录事而已”。这两句看起来似乎全然矛盾的话，实则相反相成。难怪恩格斯在读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之后，赞叹说那里面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啊！
巴尔扎克拿文学和绘画作比较，他说文学采用的也是绘画的方法，“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就会干脆把这种只有“未加修饰的真实”，也就是没有艺术真实的作品“扔到一边去”。所谓把生命灌注到人物里去，巴尔扎克解释说，就是必须使人物“能够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不是让人物按照作家的安排去行动，而是放手让人物根据生活的要求去行动。所以他说，作家不仅要再现生活中“实在人物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要使作品中的形象“高于实在的人物。没有这一切就既谈不上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文学”。这里讲的“高于”，就是指艺术上的提炼、集中和典型化。巴尔扎克不仅善于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但却是相当分散的现象组织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独创、新鲜的整体”，刻划出例如高布赛克和老葛朗台一类的典型人物；而且他还善于从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法国社会生活中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事物中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向我们指出：“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立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按：五十至七十年代——笔者），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象拉斯蒂涅（《不自知的喜剧演员》）和纽沁根（《纽沁根银行》）等就属于这样的人物典型。
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为了使作品具有摄人灵魂的力量，巴尔扎克在介绍他的创作经验时指出：“要想得到好的东西，就要善于到能够把它发掘出来的地方去进行发掘。”巴尔扎克的老友、非常熟悉他的创作生活的达文具体地补充说：巴尔扎克常常到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火炉的旁边去寻找，在那些外表看来千篇一律、平平常常的人物身上进行挖掘，挖掘出好些既如此复杂又如此自然的性格，以至大家都奇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的事，为什么一直没有被人发现。所以一个作家必须善于观察、体验和理解生活。巴尔扎克说：“虽然所有的作家都有耳朵，可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运用听觉”。巴尔扎克一再加以强调的“善于”，固然是指作家的艺术才能而言，但艺术才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靠艰苦的劳动磨练出来的。他曾深有所感地说：“在自己的这个供想象的后院里，谁没有一些最精彩的题材呢？不过在这种初步的工作和作品的完成之间，却存在着了无止境的劳动和重重的障碍，只有少数真才实学的人方能克服这些障碍。”巴尔扎克的勤奋的一生，就是他这番由衷之言的最有力的证明。
巴尔扎克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再现社会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更可贵的是，他还有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在阶级社会里，对生活作出真实的描写，就必然会触犯某些阶级、阶层或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在这个时候，一个作家敢不敢坚持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不敢抒发广大读者的心声，对于作家来说，就成了敢不敢坚持真理的严重问题。巴尔扎克在《幻灭》第二部里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法国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种种黑幕，从而引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笔墨官司。还在一八三九年六月，当《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第十七、十八两章刚刚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下流文人就在报纸上对巴尔扎克狺狺不休。有的诬蔑《幻灭》“谎话连篇……庸俗不堪”，有的诅咒巴尔扎克“已经呜呼哀哉，活着的只不过是他的影子”。巴尔扎克对于这班跳梁小丑的无耻攻击，不屑一顾。他在给《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写的一篇序文里说：“拿什么来说明时代呢？每个作家都急如星火地在寻找新的题材，可是却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拿起笔来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应加以无情嘲笑的新闻界的阴暗面。”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的初版本里，他并没有点《费加罗报》的名，当后来这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他时，他在《幻灭》的修订版里用嘲笑的口吻回敬说：
《费加罗报》在人身攻击方面“贡献最大”。而且他还在序言里义正辞严地说这些小报的新闻记者“是逃脱不了喜剧的审判的”。巴尔扎克这种可贵的艺术家的胆识赢得了恩格斯的高度赞赏。他在一封信里对拉法格说：“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多么了不起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