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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中药材大量霉烂的原因何在？
三月十一日本报发表了成都市中药材大量霉烂的报道以后，各地药材经营部门引起了强烈反应。他们认为，中药材大量霉烂、损失的情况，不但成都有，其他省市也有。据中国药材公司的不完全统计，一九七八年，全国中药材霉烂共报损三千六百多万元，其中四川报损五百四十二万元，山东报损五百多万元。中药材大量积压、霉烂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为此记者走访了有关部门和参加全国医药工作会议的一些代表。
发号施令的不负经济责任，负经济责任的又没权
这些年来，中药材的生产有很大盲目性。一方面，有百十来种药材紧缺脱销，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品种生产过剩，大量积压。有的品种的现有库存量够全国市场八、九年的需要。原因之一，是药材经营的领导部门深入实际不够，缺乏调查研究，对产需情况的变化了解得不清楚，有时刚布置地方生产，还没等完成计划指标，就出现了过剩现象。有时明明知道某些品种的生产已经过剩，因为怕担“砍生产”的罪名，也不敢进行调整，听之任之，造成过剩品种的积压越来越多，而仓库建设等工作又没有跟上，加之保管不善，致使大量药材霉烂损失。
药材霉烂固然首先应该由药材部门负责，但是，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却是由于经济体制上的矛盾所造成的，不是药材部门单独能够解决的。
就拿药材生产盲目发展来说，除了药材部门经营管理不善之外，还由于有的地方行政领导以个人意志代替经济计划。药材部门下达的种植计划、同社队订的产销合同，往往不起作用，某些收益大、费工少的品种，超计划种植的现象很普遍。有些地方行政领导要求药材公司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农民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四川省去年计划安排阿坝藏族自治州生产川木香三千担，实际收了五万担，超计划十几倍。一些药材已经大量积压，而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却还在那里号召、奖励种植。有的地方的领导甚至强迫药材部门收购不合规格的药材。山西平顺县药材公司被迫收购了几万斤不合规格的党参，明知要造成损失，也得收。各地同志在和记者交谈中普遍反映：发号施令的不负经济责任，负经济责任的又没有权。“胳膊拧不过大腿”，药材种植计划成了一纸空文，造成缺者越缺，多者越多。目前，全国余量的十四种二类药材，库存就有三亿六千多万斤，占药材库存总额的近百分之四十。
为露天放药材耗费三千万元可以报销，花一千二百万元盖仓库却不行
仓库严重不足，是药材霉烂的直接原因。十多年来，中药材仓库增建缓慢。一九七八年与一九六五年比较，全国中药材收购总值增加二点四倍，而仓库仅增加约百分之二十。为什么不能随着药材生产的发展而相应增建仓库？现行财务、基建管理体制上存在的矛盾，是阻碍仓库合理增建的重要原因。各级药材部门虽然主管药材经营业务，却没有相应的财权、物权和基建投资的权限。财务、基建指标是由块块下达，由各级行政领导部门安排。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主管行业很多，他们不了解中药材的特点，往往认为中药材不过是些草根树皮而已，有个地方堆着就行了。因此，中药材仓库的建设常常排不上队，全国有一半药材只能在露天堆着，任凭日晒夜露，风吹雨打。广西梧州站因仓库问题解决不了，收购旺季时，每天有八至十条船的药材不能卸货而遭致罚款。四川全省露天堆放的药材达四千多万斤，省药材公司从一九七三年起，曾多次向省委、省和国务院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各地同志反映，现行的财务制度有些也很不合理，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他们算了一笔账：现在全国每年为露天堆放的药材买的苫布、苇席和垫的枕木，大约要花三千万元，还不算霉烂损耗的药材报废金额。而如果每年能拨出一千二百万元给主要产区修建些仓库，五、六年的时间就基本解决了。可是，按照现行的财务制度，三千万元可以作为费用开支在企业报销，而盖仓库的一千二百万元却因为是基建投资，企业没权开支。真是“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这样的制度非改不可。
中药材不同于一般商品，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有的产销规律。要解决中药材的霉烂问题，药材经营的领导部门首先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按照中药材的特点和产销规律进行管理；同时要对经济体制作某些必要的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保证经济部门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权力。
药材部门的同志说，中药材的产销经营是一项经济活动，要在统一计划指导下，签订产销合同，明确责任，保证计划实现，绝不允许搞瞎指挥。其次，要改革现行财务管理制度，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统一计划，统一核算，改变多年来当家不理财、经营不问赔赚的做法。至于中药材经营所需要的生产、基建、物资的管理，要适应中药材的特点，随同财务制度一起进行改革。现在，中国药材公司的建制已经恢复，全面负责中药材的产销经营。机构是有了，然而，如果不在管理体制上作相应的改革，使专业公司有其必要的职能，类似成都中药材霉烂的事件还会不断出现。 白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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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领导体制 深入教学实际
长沙铁道学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长沙铁道学院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规定，从今年一月起，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促进了学院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进一步调动了全院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改进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工作。
改革之前，长沙铁道学院在领导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那时全院共有党委正副书记、革委会正副主任八人。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党委办事机构与行政办事机构合在一起，造成党政不分也无法分的局面。二、由于把集体领导片面地理解为“集体决定”，事无巨细，都要党委讨论，结果是会议成灾。院系领导干部每周有一半以上时间泡在会里，似乎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党委成员成了会议“议员”。一般干部责任不明，有劲无处使。教学、科研、后勤工作上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长沙铁道学院党委认为，要把学校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改革领导体制是当务之急。经过认真研究，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党委办事机构与行政办事机构分开；党委书记不再兼任院长，并明确规定了党委与行政领导人的工作职责。党委书记直接抓全院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正副院长主管全院教学、科研及后勤等行政工作，各有统属，职责分明。三个月来，领导体制的改革，使全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
党委和行政办事机构分开后，改变了开会“一锅煮”的情况。过去开会，党政领导干部都得来。现在各开各的会，每人参加会议的次数减少了。由于实行分工负责制，依据已经确定的原则，许多问题主管领导就能独立解决，不用提到会上讨论。需要开会研究的事情，主管部门也事先提出解决方案。因此，会议的效率提高了。由院长主持召开的行政会议和系主任会议，每月各开一次；由党委书记主持召开的党委办公会议和系总支书记会议，原定每两周各开一次，实际上每月只开一次。
会议的减少促进了领导作风的转变。院、系两级领导，都开始深入抓业务。院长赵觉民和主管教学、科研的副院长到四个系和基础课教学部，详细了解了师资队伍、教师工作量、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措施。
党政分开，各司其职，使得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得到改进，后勤工作中许多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也比较顺当地逐步解决了。党委书记朱国栋，摆脱了行政事务，得以集中精力考虑党的工作。他亲自抓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特别是有关人的政策的落实，使这项工作的进度大大加快。朱国栋同志还组织党委机关干部深入到工程系了解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并针对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了全院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及后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全院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本报通讯员 史祥鸾 朱军
本报记者 陈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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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种研究学问的好形式
——记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讨论班
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讨论班（又称小型科学报告会），是教师和研究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一种好形式。这种形式简便易行，有利于推动教学和科研，有利于培养人才，提高年轻教师，因此很受欢迎。现在，这个系、所已有三十多个讨论班，除了数学学科外，还有跨系、科的，如现代物理讨论班、生物力学讨论班等。每个讨论班由一、二位学有专长的教师主持，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高年级学生也可以参加）。
数学讨论班是由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和陈建功教授首先提倡的。一九三一年苏步青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就和陈建功把三、四年级的一些学生组织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在讨论班里，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语言报告所读的书和论文，以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能力。当时规定，讨论班通不过的学生不能毕业。高年级学生通过讨论班的训练，学习成绩显著提高，成长很快。
以后，苏、陈二人到哪里任教，就把讨论班办到哪里，并身体力行，坚持参加讨论班的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也坚持在山洞里开展这种活动。解放初期，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微分几何专业只有苏步青和胡和生两个人。苏步青仍然坚持每周听胡和生的报告，提出种种问题要她回答，同她讨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学校里的讨论班打散了，苏步青到造船厂搞船体放样，就在那里同一起去的几位教师组成了一个讨论班。粉碎“四人帮”以后，复旦大学数学系的讨论班恢复了，并有了新的发展。这时，苏步青已年逾古稀，社会工作又很多，但是他仍然坚持参加讨论班的活动。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一天，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复旦大学校园内外水深过膝，一片汪洋。苏步青冒雨涉水赶到学校听取微分几何讨论班一位青年同志的报告，使大家非常感动。老一辈科学家这种严肃认真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的一代。苏步青的学生谷超豪每学期都要开一门新课，随时把自己探索得来的东西尽快地教给青年同志，指导他们开展研究。
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是讨论班的一个特点。在讨论班里，每个人都要报告，有的是讲解一本书或一篇论文，有的是介绍国内外的研究动态，有的是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各人对自己所报告的内容，必须有认真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不容许任何疏忽和马虎。
一九六二年，舒五昌当了夏道行教授的研究生。有一次，舒五昌在讨论班上讲解一篇数学论文，论文中有一处的计算本来是错误的，他当时没有能算出来，所以讲到这里就含糊过去了。而夏道行正好在这个地方提出了疑问。舒只好说没有来得及计算。夏就对他说，你能不能找个反例证明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下次再讲。从那次报告以后，舒五昌再也不敢马虎了。胡和生副教授在主持微分几何讨论班时，发现有个一年级的研究生学习成绩很好，就给这个研究生更多更重的学习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这位研究生提高比较快。胡和生说，我们要象当年苏老培养我们那样，严格要求，发现人才，破格培养。
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是讨论班的又一个特点。
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在微分几何、泛函分析和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方面，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有些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以苏步青为首进行的局部微分几何的研究，有很好的基础，被国际上公认是一个学派。但是，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正在开展微分流形的研究。讨论班在确定研究专题时，总是先摸清当前国内外研究的动态，选择好主攻方向，在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
最近，复旦大学数学系和数学研究所提出，在三、五年内，要恢复和发展原来基础较好的微分几何、泛函分析和偏微分方程等学科，逐步形成一个数学研究中心。
本报记者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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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七日电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五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
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中西医结合专家以及藏医、蒙医、维吾尔医等代表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的学会章程指出，学会的基本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努力发掘和整理提高中国医药学，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工作，为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新药学，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出席会议的三百多名代表经过充分协商、酝酿，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领导机构。选出学会理事一百八十名，常务理事四十八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讲了话。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针灸学会也于同一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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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 农业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金善宝，委员有七十多人，他们是从事农牧业科学技术工作的老专家、老教授、劳动模范和科技管理领导干部。
这个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对农牧业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进行审议；对农牧业的科技成果和奖励进行审查和评议；对农牧业技术政策、体制及规章制度进行审议和提出建议；对技术推广、科学技术干部培养和对外科技交流计划进行审议等。
会议还讨论和审议了全国农牧业发展规划、农牧业科技成果管理试行办法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试行细则等文件，并对中国农科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兽医药品监察所三个单位报请奖励的一九七八年的技术改进成果进行了评议。要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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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人交棒有人接棒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陶国清
一个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大体要经过四个阶段：
一、审查和鉴定，说明它在解决某个问题中的作用，指出它的适用范围和预期效果。鉴定应由国家某一部门邀请有关技术人员、生产使用人员和行政干部进行，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广提出具有权威性的意见。以前，科研成果推广中，因为没有这个工作，往往只讲优点，不同其他措施相比较，致使本来是互相补充的几个方法，变成互相排斥，影响了推广应用。
二、生产性试验。科研成果的推广，决不是照抄照搬的过程。从实验室到生产单位，由小量到大量，由单次到成批连续生产，这中间会产生很多问题。有些科研成果所以推广不开，往往由于在工艺流程、原有设备及原料来源上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或新工艺超越了原有生产所允许的条件。科研成果用于生产，一个重要条件是成本要低。只有使成果具备有效、经济这两点，才有推广的基础。
三、宣传和技术训练。科研成果必须经过一定的宣传，才能被人们接受。除了开一定范围的现场会议外，要举办训练班，拍科技电影，在报刊上进行宣传。
四、检查应用的效益和应用的程度。要奖励那些应用有成绩的部门，批评那些还没有应用的因循守旧的单位。
科研成果的推广往往需要许多单位共同努力才能奏效，如接力赛跑，只有人交棒，没有人接棒是不行的。从中央到地方，从原料供应到产品，从生产到消费使用，靠科研单位派人南北奔波，找不到生产单位就靠人事关系去沟通，是不正常的。科研与生产、消费单位之间的渠道，应保证畅通，在推广中进行的协作分工应签订合同，破坏合同应受到经济制裁。
要避免推广中的一窝蜂现象。推广不开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推广中的“一窝蜂”是问题的另一方面。科研成果都有严格的适用范围，要得到预期效果，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推广是严肃的工作，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如果任意扩大成果的应用范围，或是对应用效果弄虚作假，都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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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管“播种”又要管“收成”
曾清
全国科学大会后一年来，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新成果，但推广应用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可以说是只有“播种”，很少“收成”。一些部门的成果管理工作至今无人负责，大量的成果不是流为“三品”（样品、礼品、展品），束之高阁，就是因时过境迁而失效。
科技成果推广不开，原因比较复杂。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困难以外，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如有些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却认为推广科研成果、搞技术革新，就会产生新的就业问题。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同志还认为，现在老产品都供不应求，何必冒风险去推广新技术！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解决，要推广科技成果是很难的。
当前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还存在以下五个“脱节”的问题：
只有科研课题计划，没有推广应用计划，使得科研与生产脱节。有的跨部门、跨行业的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很难落实。科研人员说：“早知今日（有了成果不用），何必当初（开题研究）！”“外国资本家抢着买专利，偷专利，我们却到处磕头送专利，简直不可思议！”
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国民经济计划脱节，科研系统的科研工作与某些产业部门的新产品试制脱节。有的成果，研究所搞出来了，工厂不加采用，反而自己又去“仿制”。
科研成果推广工作与财务、物资工作脱节，缺少经费和物资上的必要保证。一些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科研课题的投资与科研成果用于生产的投资大约是一比十；我们的基数较低，而比例又与人家完全相反，头重脚轻，比例失调。我们缺少发展科研成果的中间试验场所，用于推广工作的经费实在太少。
科技成果的管理工作与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脱节，管成果的系统基本不管成果推广。管理成果的只抓申报、登记、汇编，不抓推广应用。许多同志认为，成果管理的主要任务、主要目的，应该是保证成果的应用，可是偏偏在这个环节上没有一个部门牵头负责。
引进国外技术与推广本国科研成果脱节。有些东西国内已有，还要去外国买，花冤枉钱。例如治疗血栓血管闭塞症的急需药品尿激酶，上海医药研究院已经从粗品尿激酶中提炼出来，质量与国外商品一样。如果出口成药，可赚取大量外汇。可是我国至今还是出口粗品尿激酶，然后买回外国的成药，一支针剂要花四十块钱。
这五个“脱节”反映了我国科技管理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造成了科研与生产之间的渠道不通畅，使大量的科研成果无法推广。
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学术机构对科研成果作出学术评价，特别是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还得凭“洋伯乐”（外国权威）说了算；一些应用研究成果的技术鉴定则流于形式，鉴定会往往变成“庆功会”，说一些“基本肯定”的套话，鉴定书上签字的人不少，但事后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此，一些同志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学术评价不宜用行政方法，应充分发挥专门学会、科学院的学部和科研机构各级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实行“同行评议”；
2、技术鉴定要建立专家责任制，鉴定书要赋予法律地位，签字的人要负法律责任；
3、鉴定应用研究的成果要考虑它在技术经济上的合理性，要从技术工艺条件出发算经济帐；
4、对一项成果是否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评价时要慎重，要充分占有科技情报，不要把实验室成果同国外商品的技术经济指标相对比。对理论研究成果的评价，既要充分了解和尊重外国同行科学家的意见，也要尊重本国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
现在对科研成果的奖金开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财经制度。有些同志认为，除了发明奖、科学奖和技术改进奖以外，还应考虑设
“成果推广奖”，从由于推广新成果而增加的利润中适当提成。这样做也有利于科研单位和工厂之间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