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为了孩子〔报告文学〕
杨广斌 韩少华
冰冷的水泥楼梯,向上延伸着。
一九六七年,寒冬的夜。一个中年妇女,蹒跚地来到这楼梯跟前,停了步,伏下身子,一级、两级、三级地往上爬着。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从她的鬓边渗出来……她,是北京电子管厂保育院第四托儿所保育员朱玉兰。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她多次被评为北京市“五好职工”,本系统先进生产者,曾受到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可如今,深重的悲哀把她那自幼佝偻了的双腿,压得更弯了……
爱人已经含冤死去了。林彪、“四人帮”刮起的那股极左妖风,又向她冲了过来。有的人揭发她是“假劳模”。一时间,在外地上学的大儿子,入党没了指望。念中学的二儿子,不光当不了红卫兵,连校门也难进了。工资收入,下降一多半。母子四人,日子可怎么过?同志们都替她揪着心。谁也没想到,爱人埋下没几天,她又跟以前一样,拖着两条病腿,天不亮,就上班去了。
她蹒跚着,仿佛看到了一张张苹果脸儿,在冲着她笑。
她趔趄着,好象感觉出一只只胖胖的小手儿,在搂她的腿。
她一边走,一边想:“为了孩子,为了党的事业,要撑住,撑住!”
她真的撑住了。家里的乱摊子,很快被她理出了头绪——每月按时给大儿子寄去伙食费,鼓励他好好上进。怕二儿子倔,受不了当时学校里那份窝囊气,支持他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给小女儿办了退所手续,领回家来,省下了每月的保育费;又把孩子那两根黑亮的辫子剪成了短短的娃娃发,省下每天给孩子梳头的时间。她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着,为了支住这个家;她一分钟、一分钟地节省着,为了把所里的孩子们照看得更好。为了那些孩子,她把爱人留下的那把门钥匙挂在小女儿脖子上,让她学着管自个儿,学着替妈妈当家……
这不,她象往常一样,提前两小时上班来了。同志们都焦心地劝她晚点儿来;那位看门的老师傅甚至说:“朱阿姨,你天天这么早来,我也得这么早起来给你开门。就算你心疼我了,晚点儿来吧。”朱玉兰笑着,应了一声。可第二天那老师傅发现,门没开,朱阿姨却还是那么早就进了所。原来她怕惊动老人,伏下身子,从大门下边那一尺多宽的空档里,贴着地面爬进来了……
还象从前一样,她下了班,顾不上回家,就去登门看望当天缺席的孩子,问问情况,帮助家长分担点什么。
还象从前一样,每到入冬,她就拉住那些年纪轻、针线活儿不大行的妈妈,悄悄儿地问:“孩子的棉衣还没有做齐吧?给我拿来呀!”
还象从前一样,发现哪个孩子不舒服了,她从不轻易惊动家长,常常是自己把孩子背上,到厂医院去看看。知道哪个孩子的妈妈出差了,下班就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有个孩子的妈妈刚离了婚,心情不好,又忙,有时朱玉兰就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
是的,她还象从前一样,一样的精神,一样的风格。人们提起朱玉兰,都说,“人家是二十年,一个劲儿!”
可在一样之中,也显现着不一样。朱玉兰的老母亲惦记着女儿,远路来看她。刚见面,老人就一眼看了出来:“我闺女,身量儿更矮了……”
另一个细心人,托儿所所长也留心到了:“老朱迈步儿,更艰难了……”
有一天,所长好说歹说,轻轻地挽起了朱玉兰的裤腿——我的天!那膝盖肿得象大海碗!所长抚摸着那病腿,眼泪止不住地流,埋怨着:“老朱,你不要命啦!走,快给我看病去!”同志们立刻蹬上平板三轮,护送她到了市内一所大医院。一看X光片子,医生愣住了:这么严重的膑骨增生!两腿腿骨已呈O形!医生警告说:需要动手术,否则,会导致瘫痪!陪去的同志们一听,都哭了。所长已经悄悄地考虑给病人准备手摇轮车的事了。可朱玉兰却谢绝了动手术的建议:“那……那我还怎么上班,怎么侍候孩子?不,不能做。留下我这两条腿吧,能使唤一天就使唤一天……”
骨刺,锥子似的扎肉。日益严重的剧痛提醒着她,警告着她。她明白,骨刺暂时得胜了。可只要有谁一劝她歇歇,她就微笑着说:“可歇不得。一歇,这骨刺就长得更欢了。活动活动,倒能把骨刺磨平。”
书记、所长只好决定,调她到伙房,让她坐在那儿,摘摘菜就行了。所长亲自送她进了伙房,准备“监督”她几天。她呢,低声细气地说:“我听话,行了吧?你忙你的去吧。”等所长刚走,她就干开了。从分析锅里什么饭菜剩得多入手,认真“听取”娃娃们对伙食的“意见”。然后,跟伙房的姐妹们一起,努力增加主副食花色品种,搞好饮食卫生。她们不断总结,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伙食班的一套岗位责任制。
朱玉兰坚持提前一两个小时上班。要是做花样儿,凌晨三、四点钟就到了伙房。姐妹们记得,今年三月二十日,下了场罕见的春雪。这天早餐食谱是饺子。不到四点钟,朱玉兰就趟着没脚的大雪来了。她先生着三个炉灶,再打扫卫生,然后把五十斤重的一袋面倒进大盆。可面盆高,她个子矮,就搬来凳子,站在上头,开始和面。她把面揉了两个过儿,用湿布盖好,让它“醒”着,又去拌馅。到五点半,姐妹们也提前赶来,就一齐动手,给孩子们包饺子了。
二十年,一个劲儿。那是七千多个忙碌、平凡,甚至似乎是烦琐、单调的工作日啊。二十年来,医生给她开的假条,数都数不清了,可她自己从来没要过一张;她早来晚走,主动加班,多干出的工时,累计起来,少说也够六年了,可她从来没要过一天“补休”。近十多年,她母子四人,没叫过一声苦,没领过一次补助。
她,一心为了孩子!
去年,朱玉兰所在的北京电子管厂,敬爱的周总理亲口表扬过的跃进红旗厂,在新长征中,又作出了良好的成绩。这成绩,这光荣,谁能说没有保育人员、没有朱玉兰的一份功劳呢?可是,她的名字上了光荣榜,她却愁得几天吃不好饭;摄影记者找她拍照,她却躲到一边儿;发给她的招待劳模的戏票,她却转送给了班里的姐妹们,自己借口腿脚不便,笑眯眯地留下来替别人值班;市里给她的奖金,她也拿出一部分给所里的孩子们添购新书……
粉碎“四人帮”后,爱人的冤案昭雪了。有人议论说,人家朱玉兰在运动中交出的那间房,应该退还了;再说,她大儿子也该办喜事啦。大家都认为她尽可以理直气壮地找领导要房子。可她没吭声。为给儿子腾喜房,她拖着两条病腿,住进了抗震棚。
朱玉兰的腿病不见轻,生活也困难。院领导出面,要把她在东北建设兵团的二儿子办回北京。可朱玉兰却对领导说:“别为我操心了。要是都回来,谁建设边疆啊?”后来,老二的关节炎更重了。建设兵团为他办了病退手续,并送回北京。有人说,正好进厂接他爸爸的班;可朱玉兰却对儿子说:“别那么显鼻子显眼的,还是让组织上分配吧。”
朱玉兰所说的,所做的,连她自己的孩子也不是都能理解的。她二儿子就坦率地说:“我就不理解我妈。”小女儿也嘟囔着:“我妈心里好象没有我们。”
那,她这个做母亲的,心里有谁呢?有的是那些由她的阶级姐妹亲手交到她怀里的孩子们。只要见着这些孩子,她的心里就象开了花儿。孩子们见了她,也伸着小胳膊往她怀里扑。有时候,来接送孩子的那些做妈的忍不住问:“朱阿姨,孩子这么爱上托儿所,可我总纳闷儿,您对待这群孩子,怎么会比亲妈还有耐性儿呢?”她却总是笑一笑,并不回答,可心里头却念叨着:“还不是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朱玉兰,从小是棵苦秧秧。父亲是个木匠,可一双手养不了八口之家。日子一苦,儿女就成了父母的冤孽。亲娘老子也象铁了心似的,在小玉兰两岁上,就把她许给了人家。姑娘到了十几岁,没件囫囵衣裳,也得出去打短工。那年月,鬼子杀,胡子抢,她还得背上弟弟,三更半夜往野地里跑,在野地里睡——这不,自幼落下这个腿病……
“可再不能让孩子们象我小时候那个样儿了。”——从一九五八年一参加保育工作,她就有了这么个心愿。
“孩子是党的。党把孩子交给我了。”——从一九六一年入了党,她就认准了这么个事实。
“党可指望着这些孩子们呢。自个儿再有多少难处,也不能让党的指望落空!”——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接受了十年严峻的考验,她更拿定了这么个主意!
啊,党的指望,朱玉兰的情意,没有落空。瞧啊,那些已走上各条战线的
“孩子们”迎面跑来了。每逢他们向“朱阿姨”问好的时候,朱玉兰总是拉着他们的手,仰着脸,端详着,回忆着——哟,这个高身材小伙子是谁呀?绿军装,红五星,多精神哪。这不就是小光么!今年春天,他光荣地到云南边防前线去啦。这个挺大方的女学生又是谁呀?是小霞吧?现在呀,小霞是“三好”生,还当选为团支委呢!这个身材苗条的姑娘是谁?是小红红啊。她小时候就胆大,现在是国家体操队队员,去年还在亚运会上给咱们国家得了块金牌牌呢!
当她仰着脸,望着这些曾在她怀里抱过、背上背过的孩子,她想,到二○○○年,他们刚四十岁出头;当她俯下身子,瞧着身边睡得正香的孩子,她又想,到了二○○○年,他们才二十三、四岁。猛地,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一个阶级的两代人在怎样交接,都跟她自己的使命联在一起了。是的,每当夜深人静,她常这样思索着:“路要往前奔。不能总是回头瞅着那堆埋下亲人的黄土啊。”每当跟老姐妹促膝谈心,她常这样叨念着:“人,总是要老的,可革命不会老啊。革命正迎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孩子们,招呼他们去接班呢!”
为了孩子,为了将来,她在学习文化。伙房机械化呀,幼儿营养学呀,都在她前头闪着光。
为了孩子,为了将来,她正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心,去迎接那个崭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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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军帽
林载华 剪纸 江城 配诗
四十年前暮春夜,
工农红军渡金沙,
大军过后火种在,
留下军帽送彝家。
红星闪闪照路程,
好似明灯心头挂,
从此跟定共产党,
出生入死打天下。
四十年前红军帽,
引起大爹心头话:
金沙后浪推前浪,
新苗出土又一茬。
永远记住红军帽,
莫忘前辈洒血花,
继承革命好传统,
艰苦奋斗搞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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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江姐教子
渝展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里,陈列着一件革命文物,就是江竹筠烈士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用竹签作笔,用破棉絮烧后拌水当墨汁写下的珍贵遗信。
江竹筠烈士(1919—1949),四川自贡人。由于家境贫穷,住过孤儿院,当过童工。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在重庆领导过学生运动。同志们都亲热地称呼她“江姐”。
一九四七年,党派江竹筠同志的爱人彭咏梧同志去川东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竹筠同志担任联络,经常护送文件、药品下乡。一九四八年,彭咏梧同志不幸牺牲。她毅然决定留在亲人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她在万县被捕,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江姐在就义之前,从容地给狱外的一位同志写下了遗书。遗书中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又说:“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见右图)这不仅是江竹筠烈士对她的儿子彭云语重心长的嘱咐,也是革命先辈对亿万青年的希望。怎样对待和教育子女,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先辈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和彻底革命精神,让广大青少年树立雄心大志,想想过去,看看今天,展望未来,不怕困难,不图安逸,不贪享受,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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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一随想
周绍昌
今年,在国际上是儿童年。
“六·一”前夕,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等单位发出号召,把关心、爱护、教育下一代的问题提出来,摆在大家面前。这是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密不可分的重大课题。
叶圣陶同志针对四川和其他地方一些人热衷于“耳朵听字”的奇谈,写了一篇发人深思的文字,引起不少同志的热烈议论。议论的中心之一,就是深感华主席提出的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自古明训。儿童的开蒙老师,首先是父母。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乃至生活道路。
这道理,似乎谁也明白。其实,还有不少人不懂或不想懂。
一位老教授剀切地说:“儿童都是可育之材,智力发育有早、晚之分,先天遗传也各不相同。聪明的小孩子能写行书、草书,学得快,摹仿得有几分意思,其实也是学而知之。然而,他缺少刻苦学习楷书的功夫,不是循序渐进,难免不被浅见误了。”
另一位中年同志深有所思地说:“有的孩子不仅是‘神童’,而且被捧为‘书法家’、‘音乐家’或者别的什么‘家’,被有意无意捏成天才。少数家长,不知珍惜地滥用孩子最可贵的童年,以孩子为‘奇货’换取物质享受,乃至极尽钻营,使纯洁的儿童也被铜臭侵蚀,这实在是害子女。”
我想起当年东北的一个“儿童音乐家”。一九五四年的《人民画报》上,有一幅照片,一个胖乎乎的小孩,正在演奏二胡,稚态可掬,任谁也喜爱的。听说只隔两年功夫,记者到东北采访,想再访这个小朋友,不幸,这个“天才”因为报刊大力宣传,成了当时的骄子,省、地、县把他当作本地“特产”,一有来访者就拿出来炫耀一下,结果,记者重见的“儿童音乐家”已成为鲁迅笔下的老闰土。莫说拉二胡,孩子已经被充当杂技演员的苦役拖垮了。时至今日,谁知道他与二胡还有多少联系?
一位美术工作者教女儿学绘画,先教她画素描,要求十分严格。
起初,女儿画石膏像很不成样子,却去偷偷临摹得意的《他日相呼》,还暗自埋怨父亲埋没了她的才华。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素描有了一些基础,发现自己的天才临摹一无是处,才又认真刻苦地画石膏像。
由教育而自觉,这父女俩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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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雪人
金波
啊,生病的孩子,你告诉我,
你的生活是不是很寂寞?
不,不,在落雪的日子里,
我也唱着春天的歌……
当夜深人静的时刻,
我倾听着雪花在飘落;
在黎明的曙色里,
雪花染白了田野和山坡。
在我家的院子里,
也是一片银白的颜色。
同学们留下第一行脚印,
他们每天清晨来探望我。
是谁又想出了这样的好主意,
带给我这样多的快乐!
堆一个胖胖的雪人代表大家,
站在窗前笑眯眯地望着我。
还让那雪人高擎一束花朵,
带着同学的祝愿和嘱托。
于是,雪人作为我的新伙伴,
走入了我患病的生活。
每天黄昏,当同学们来给我补课,
雪人站在窗外是那样静默;
当同学们为我唱新的歌曲,
雪人似乎也笑出了一对酒窝。
我梦见,在我发烧的眩晕里,
是雪人抚摸着我滚烫的前额;
是它又从山间掬来泉水,
一滴一滴喂给我喝。
雪人变成了你,变成了他,
变成了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
象你一样热情,他一样爽朗,
有你的微笑,他的沉着。
整整一个冬季,寒风凛冽,
雪人天天站在窗外陪伴着我,
它使我想起我友爱的集体,
和我们少先队有趣的生活。
春天来了,雪人去了,
它融入了窗外明丽的春色;
我健康了,我起床了,
我追着雪人的脚步走向山坡。
也许是雪人撒一路小草,
又撒下这星星点点的花朵,
也许是雪人呼唤来我的同学,
用春光一样的微笑迎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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