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张静如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领导北方工农群众斗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大钊同志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作为一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强烈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积极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反对复辟帝制，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
“神州学会”，揭露了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打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凯称帝的
“毁新复古”之徒。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与陈独秀等一起，大力开展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些斗争中，虽然大钊同志象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没有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解放的正确道路，但他那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对于激励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始终起着良好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斗争的过程中，大钊同志争取人民解放的决心日益加强，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怀疑与日俱增，这就为他在十月革命之后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半年多，大钊同志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由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选集》第117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劝导中国人民且莫轻信对十月革命的诬蔑，而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第104页）这几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中国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开端。
大钊同志是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个人。说大钊同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因为他歌颂了十月革命。当时，在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也有为十月革命说好话的。大钊同志与此不同，他明确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是奉马克思为“宗主”的，其主义叫做“革命的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没有剥削压迫的“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第115页）显然，在大钊同志的头脑中，是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新的理想树立起来了。同时，从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过去所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譬如，在这之前，大钊同志虽曾怀疑过进化论，揭示了它的弊病，但仍不能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时，他认为是人们的“贪”“惰”之根性未除。这种看法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则完全为明确的阶级观点所代替。大钊同志指出，战争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为“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的。（第110页）当然，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头脑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比重仍然是很大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必然有一个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大钊同志比较迅速地完成了这个转变。
五四运动以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为数极少。在此情况下，大钊同志宣传了劳工阶级用总同盟罢工手段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各先进国家的革命形势，驳斥了官僚政客们对于“过激主义”的诬蔑，提倡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革命道路。同时，为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
《每周评论》，并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国民》，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了《新潮》。这一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思想准备作用。五四运动中，他发表文章，正确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达不到目的。我们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第212—214页）这种看法，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方向是大有益处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多。但是，当时能够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文章的人还难于找到。所以，大钊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成为当时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贵材料。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介绍，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重要论述，能够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概括了解。内容虽有不妥乃至错误之处，但并不妨碍革命者由整个文章中吸取营养。至于在此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大钊同志的功绩更是显著。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胡适害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鼓吹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大钊同志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驳斥胡适的谬论。他说：他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且认为对于这种主义，应该研究它、宣传它，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明确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根本解决”，即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在斗争中，大钊同志强调了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第230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总之，一九二○年以前，大钊同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着垦荒的、启蒙的作用。
此后，大钊同志与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他一方面继续在大学讲坛上、在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引导先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待了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随后，他与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配合，在北京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音》，加强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和邓中夏等同志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于一九二一年“五一”节组织了一千余工人的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接着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些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为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宣传俄国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他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性，强调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平民政治”的必要。他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政治、经济现状，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分配等原则，驳斥了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他提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资料，研究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的大钊同志，积极领导了北方工人运动。尤其是他通过上层关系把六个共产党员介绍到京奉、京汉、京绥、正太、津浦、陇海等铁路上去工作，对于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中，京汉铁路发展得最快，沿路相继成立了十六个工人俱乐部。在大钊同志领导下，一九二二年，北方先后发生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和唐山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石家庄工人罢工。一九二三年二月，大钊同志又参与了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党成立后，大钊同志最突出的贡献是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虽然通过了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但党内包括中央领导成员中，对实行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所以，党的“二大”后，八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大钊同志坚持了正确意见，并耐心说服反对国共合作的同志。会后，中央决定他暂留上海，与孙中山进行谈判。在与孙中山协商中，大钊同志向他说明共产党的政策，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促使他下定联俄、联共的决心。接着，在孙中山主持下，大钊同志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回到北京后，在统一北方党内对此问题的看法上，大钊同志又做了很多工作，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国共合作打下基础。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大钊同志去上海，参加党中央会议，研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应取的态度。中央决定由大钊同志负责领导参加大会的全体共产党员。到广州后，大钊同志参与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并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的成员。会上，针对国民党中某些人反对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大钊同志发表了声明。声明驳斥了某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诬蔑，论证了建立联合阵线的必要，指出“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钊同志的发言，给了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以有力的打击。会上，大钊同志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钊同志参与领导下，胜利完成了任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革命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形势下，大钊同志领导北方党组织大力推动工农群众的斗争。在农民问题上，大钊同志较早觉察其严重性，认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第535页）他主张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并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在察哈尔、热河、山东、山西、直隶（河北）等省，组织起来五十多个农民协会。城市的群众斗争发展得更快一些。一九二五年，大钊同志领导了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操纵的“善后会议”的斗争；领导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关税自主运动。这些斗争，给了北洋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派军舰帮助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后，日本帝国主义以违反“辛丑条约”为借口，纠集该条约签字各国公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退中国在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这个通牒，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十八日，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北京工人、学生和市民五千人，集会天安门，随后到铁狮子胡同向政府请愿。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请愿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钊同志亲自参加了游行。敌人开枪后，他毫无畏惧，虽然头部受伤，仍镇静指挥群众退却。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通缉大钊同志，北方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在隐蔽期间，大钊同志继续繁忙地领导着北方革命工作。他研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考察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压迫的发展趋势，坚定地指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第554页）他组织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孤立国民党右派，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他重视农民武装，派遣干部到农村去改造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他大力支援北伐战争，不断向北伐军输送青年。他派人到山西联络晋军，以扩大同情革命的军事力量。在白色恐怖下，大钊同志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许多同志为了大钊同志的安全，都劝他暂时离开北京，但他执意不走，坚持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下令逮捕了大钊同志。在狱中，大钊同志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英雄气概。他在狱中写的自述里，说明了国民党改组原委以及个人参加国民革命的动机，也讲了国民党北方工作的一些情况，但对共产党却一字未提。国民党在北方始终处于半公开地位，多数群众斗争都是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的，其工作情况敌人是清楚的。所以，大钊同志就利用讲述国民党的情况，掩护共产党的机密。在狱中自述里，大钊同志还表示，如因为拯救中国而获“罪”，那将由他一人承担，与同时被捕的青年无关。这种牺牲自己，救护同志的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是多么高尚啊！
大钊同志被捕后，党积极组织营救，但没有效果。反动派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判处了大钊同志死刑。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大钊同志为谋求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攻击和诬蔑李大钊同志，妄图全盘否定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四人帮”篡改党的历史的罪行，必须清算，对李大钊同志诬陷的种种“罪名”，必须推倒。
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给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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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上海许多单位党组织注意结合党员思想状况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讲党课，既生动活泼，又能及时解决思想问题
为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上海市许多单位的党组织加强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党员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党性，在新的长征路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各系统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切实搞好党员教育，作为今年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和健全党课制度，对广大党员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搞好党风，以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许多单位党组织在上党课时，注意结合本单位党员思想状况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每讲一课以后，就组织党员讨论，搞得生动活泼，思想问题解决得及时。工交战线的党组织在上党课中不仅讲解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作用，还着重讲清楚搞好当前生产建设与加速“四化”的关系，提出本单位具体的奋斗目标和要求；有的还组织先进人物谈体会。党员普遍反映：这样上党课，使他们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中共南汇县委针对部分党员中存在的“等转移”“转移难”的思想，连续上了四堂党课，并且组织大家讨论“我为‘转移’做些什么？”统一党员的认识，对克服等待上级布置“转移”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
通过这一时期广泛开展思想教育，上海各条战线的许多党员，能够以身作则，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少党员坚持党性原则，理直气壮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上棉二十二厂老工人、共产党员骆三毛的女儿在农场劳动已有六年。当社会上一度刮起“回城风”时，有人劝她提前退休，让女儿顶替。女儿也提出这个要求。骆三毛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中起表率作用。她听了厂党委书记讲的《共产党员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的党课以后，便给女儿讲家史，进行新旧社会对比，说服女儿愉快地返回农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万航街道有一些分配在外地工作的上海知识青年，今年春节前后回沪探亲不愿回去。这个街道的一些共产党员主动上门，给这些青年做思想工作，其中有些党员先后找个别青年谈话二十多次。经过教育帮助，万航街道的回沪探亲的知识青年，已有一部分愉快地返回外地工作岗位。上海群英机械厂通过上党课，党员带头做团结的促进派，全厂出现了团结起来搞四化的大好局面。（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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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民主的“多”与“少”
陶伯华 夏明文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世界上没有离开历史发展、超脱阶级属性的抽象民主。要论民主的“多”与“少”，首先要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盛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宗法制度互相渗透，混合生长，交织成一张窒息社会生气的天罗地网。罗网的总纲握在皇帝一人手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极少民主空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在中国历史上首创民国，提倡“四大民权”，可惜只是一纸空文。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民权学说，大搞封建法西斯独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灾难。在茫茫黑夜中，中国共产党人不畏高压，不怕屠杀，高举民主的大旗，挑起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重担，声明“共产主义是我党的最终目标”，“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最广大的人民心中，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许多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革命志士纷纷奔赴延安，去找我们的党。而我们党正是靠革命和民主的旗帜，团结了全民族的力量，以人民革命战争，打倒了独裁的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又及时地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给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以民主权利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民主。纵观中国民主由少到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即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正是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奋斗的成果，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从未有过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党，毛泽东同志是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争得真正的“民权”的伟大领袖。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都是有光荣的民主传统的。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对民主不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不分清谁是讲民主、靠群众的党，谁是反民主、搞独裁的党，不分清是少数人的民主，还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就会导致根本立场、观点的错误，导致对我们党的基本性质，对社会主义先进制度的怀疑和动摇。为什么有的人一讲民主就觉得西方的月亮最圆，有的人甚至还要请外国总统来解决他的“人权”问题，其源盖出于此。
当然，社会主义民主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无缺。与有五、六百年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相比，它才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有一个逐步健全、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曲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是执政党，如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出了坏人，他们就会利用党的威信，利用国家权力，给人民带来祸害。苏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党内出了林彪、“四人帮”，都证明了这一点。林彪、“四人帮”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破坏我们党的民主传统，破坏毛泽东同志的民主学说。他们迫害老一辈革命者，镇压人民群众，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由于我们党内出了林彪、“四人帮”这伙摧残人民民主的敌人，再加上我们有些干部进城后官越做越大，与老百姓越离越远，忘记了民主革命时期与群众相依为命的鱼水关系，习惯于高高在上搞“一言堂”，丢掉了党的民主传统，确实造成了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内外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现象，民主是少了。正是因为民主少了，人民群众要求民主的呼声才多了。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仅不回避上面所分析的民主的“少——多——少”的过程，不仅不忌讳这个“少”字，而且公开向人民揭示：“四害”横行时期民主的这个“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林彪、“四人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体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这样，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一九七六年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以极大的精力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平反假案、昭雪冤案、纠正错案，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反复强调，要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切实加强民主，健全法制，从而使我们党的民主传统逐步恢复发扬。我们不仅在改变“民主少了”的现状，而且正在深挖社会主义时期所以会造成“民主少了”的社会根源。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国家管理机关，改革干部管理方式，防止担任管理职能的人，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阶级的代表蜕变为本阶级的特权者；要加强法制，同那些侵犯民主权利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同那些破坏大多数人民民主的行为作斗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都是为了从根本上使人民群众的实际民主权利多起来。当前，我国人民思想活跃，议论纷纷，敢想问题，敢提问题，敢于对党和国家大事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正说明，我们党和国家正在经历又一个民主由“少”变“多”的转化过程，这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人民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放之者兴、收之者衰。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争民主的先锋战士。在今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我们更是责无旁贷地要站在这股民主浪潮的前列，而不应该落在它的后面，更不应该站在它的对立面。那种怕群众讲话、怕天塌下来的担心，说轻点是杞人之忧，说重点是封建残余思想作怪。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站在前列，顺应潮流，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放纵自流。潮流所至，难免泥沙俱下；万马奔腾，也可能会有害群之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自己的领导和引导责任，以保证这股民主潮流沿着正确的路线，朝着四化的目标前进。当前，十分明显，在我们国家里不是民主“多”了，恰恰相反，民主制还不健全，法制还不完善。所以，在加强对阶级敌人专政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将在克服各种阻力的情况下日益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