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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首先做好领导干部思想工作
孙仓
提起思想政治工作，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领导同志和政治干部做群众的工作，上级做下级的工作，或者群众之间互相做工作，却很少想到对领导干部也要做思想工作。
对领导干部要不要做思想工作？要，而且要首先做好。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领导干部，通过深入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不断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兢兢业业地做好各项工作，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但是，也应该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因循守旧，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不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所怀疑，有所抵触，对具体执行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大惊小怪，怨天尤人；有的贪图安逸，满足现状，四个现代化只是喊在嘴上，坐在那里“等、靠、要”；有的不调查研究，不谦虚谨慎，强不知以为知，“情况不明决心大”，搞瞎指挥；还有的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等等。对这样的同志，难道不需要做思想工作吗？
我们的领导干部，是各条战线上的指挥员，是联系党和群众的中间环节。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要由他们去宣传、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要靠他们去抓，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要靠他们去组织和调动。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如何，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对于具体的地区和单位来说，则关系着各项工作的好坏。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比较端正，干劲比较大，能够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想中央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那末，那里就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各项工作就上得快，做得好。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精神状态不振，不正之风盛行，那末，那里的工作就必然会没有生气，缺乏创造性，群众的革命热情就会受到压抑，就会出现群众所形容的“两头热、中间冷”或者叫“两头起劲、中间梗塞”的情况。对这些领导干部，必须做好思想工作，整顿好思想作风，否则，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就不能把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首先要做好领导干部本身的思想工作。为什么在一些地区或单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迟迟落实不了？为什么报告做了，大会小会也开了，工作进展就是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领导干部思想还
“别扭”，对党的方针政策还存在着顾虑和担心，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本身的思想还落后于形势的要求。领导干部要用革命道理去教育别人，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言行。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那种只当先生、不当学生，理论和实际脱节、言行不一的领导干部，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的。
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要靠各级党的组织去做。党的各级组织要经常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党的方针政策和法纪的教育，以及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要通过各种形式，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表扬先进，帮助后进。这些工作，不仅要对广大党员群众做，也应当对领导干部做。所有党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应毫无例外地接受党的教育。党的组织也要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生活制度，敢于对党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包括那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还要靠广大群众来做。一些领导干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上级和党组织不一定完全掌握和了解，而群众和下级却是心中有数的。领导干部谁个好，谁个差，群众看得清楚；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群众心里也清楚。我们党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领导干部和群众、上级和下级，互相批评，互相关心，互相勉励，互相做工作。在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的生活，在党的会议上，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既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接受同志们对自己的思想教育。现在，有的领导干部似乎忘掉了这一条。他们只强调抓群众的思想工作，而不依靠群众做好自身的思想工作；只让群众对自己交心通气，而不向群众交心通气；只批评别人，而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不作自我批评。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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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
姜椿芳
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知识积累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积累的知识愈来愈多。为了掌握过去的知识和现在的知识，人类必须有记录知识的工具——书籍。各种不同的书记录各种不同的知识。知识和书籍愈来愈多，于是出现把各种知识分门别类汇编起来的专书。这种专书既向读者提供系统性的知识，又在编排上使读者易于检寻他所需要的知识，这便是“百科全书”类型的书。“百科”是指“门类”和“科目”的繁多，“全书”是说包括在这部书里的知识“齐全”。
“百科全书”的名称是从encyclo－pedia译过来的，来源于希腊文。en有“完全”的意思，cyclo是“圆圈”，pedia为“知识”、“教育”，合起来的意思是“在这个圆圈里荟集着所有的知识”，也就是说“全部知识都收罗在这部书里了”。
人类很早就编百科全书。无论东方或西方，远在奴隶社会就有大学问家独自写的这种书，后来又有集体编辑的。中国是这样，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也是这样。有人说，《洪范·九畴》、《尔雅》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不过，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甚至魏文帝敕编的《皇览》（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最完整的类书），也还不是百科全书。类书是分门别类汇集前人的著作；百科全书则是用条目的形式，写成一篇一篇的文章，把各种知识、事物、人物原原本本地加以叙述，特别是把最新知识作系统的、全面的介绍。编辑类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的传统，历代所编类书不下数百种，最著名的有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西方各国近二百年来都编新型的百科全书，近年出版的这种书，更是种类繁多。美、英、法、德等国有出了十余种或数十种的。日本也陆续编纂，大量出版。出类书、丛书，和出百科全书大不相同，在思想、文化、政治上，前者所起的作用远逊于后者。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和中国纪晓岚等主编的《四库全书》差不多是同在一个时期，但前者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它的出版动摇了法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为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四库全书》当然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但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和《法国百科全书》同日而语的。
百科全书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我国至今没有编出这样的书，是很不适当的。对国内人民来说，也确实有早日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的必要，这首先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
出版百科全书是一项科学文化的基本建设。最近二百年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科技的突飞猛进，学科的门类愈来愈多，内容日新月异。人们要获得这些新知识，非有一部包罗万象的“全书”不可。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专门从事学习的时间更有限（大、中、小学加在一起不过十五、六年），而知识的范围如此广泛，门类如此众多，没有全面地、系统地、概括地介绍各种知识的著作，就无法掌握必要的知识。学科的分类愈来愈细，人们学习的专业愈来愈窄，只凭专业知识而无广博的知识，没有一种便于查阅的、包罗各种知识的书，是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要求的。要涉猎各种知识，应该备有各种专著，但不是人人都能购置足够的书籍，也不是人人都有收藏千卷万册书籍的地方，即使天天跑图书馆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有一部兼收并蓄的书，就能排除这个困难了。今天千变万化的事物，要求人们用最短的时间、最简捷的方法，给自己的疑问找到最急需的正确答案。为了满足求知欲，为了钻研自己专业之外的学科，要有一种能引领人们进入各种知识领域的书。它既有分科分目的概括叙述，又给人们开列出进一步学习的参考书目，从而入门进阶、登堂入室。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程度的广大读者，在学习中要有一部旁征博引、可资参考的书，就象得到一位良师益友，使自己的学习事半功倍。人的脑子装不下无穷的数据和公式，众多的法则和规律，这就要有备忘录式的专书，统计表式的手册。历代文献易于散失，名著巨制应加保存，艺术珍品、地图画幅宜予复制流传，这就需要有一种留之久远、传之后代的文库图集。
上面所说的种种读物、读本、专书著作、参考书、工具书、年鉴、手册、图集画册，综合一起，集其大成者，便是百科全书。有人把百科全书誉为精简的图书馆，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说百科全书是给没有书的人准备的书籍，说百科全书是知识津梁，是科技进阶，是普及提高的手段，是求精深造的钥匙，是万有文库，万宝全书，就是这个缘故。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迫不及待地需要编辑出版这样的百科全书，也只有出版这样的百科全书，才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对迅速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供有效的工具和锐利的武器。
我们要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是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适于中国广大读者需要的书。所以称为“大百科”，就是因为它是一部综合性的、以大学生和相当于大学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的大型百科全书。所以冠以“大”字，是为了准备将来在这部“大百科全书”的基础上再编出《中国小百科全书》以及其他多种类型的百科全书。此外，我国是初次编辑这样的百科全书，不同于外国已经出了多种、多卷、多版的百科全书，他们可以在过去大而多的基础上新编少而精的数卷或一、二十卷的百科全书。我们第一次出这样的书，打算有五、六十卷的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准备以学科分类分卷的方式出版，每一学科（一卷或数卷）所有条目则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以便读者检寻；每一学科专卷之前有总论和分类目录，以使读者对本学科获得全面的概括的了解；卷末附汉字笔划索引和内容分析索引，使读者能够迅速查到自己所需要的解答。
为了出好这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了进行充分准备，我们决定先出版一种丛刊，取名《百科知识》，刊期暂不限定，大约在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出一辑，选刊《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些试写条目，和为写条目参考的知识资料，广泛征求读者意见。这些条目（或类似条目的长短文章）的内容，范围较广，遍及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门类，其中包括国内外各种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以及最新成就的知识和消息，也刊登一些外国百科全书的情况介绍和条目样品，发表作者、编者、读者对百科全书内容的讨论意见和交流经验的文章。此外，还分出一小部分篇幅，刊登一些论文、回忆、笔记、小品等。所刊登的文章力求做到思想性、知识性并重。我们希望本刊能体现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们热烈欢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投寄上述各种稿件，并且希望大家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建议和意见。为了出好《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先要出好为它服务的《百科知识》，恳切希望大家为我们这个丛刊多写稿件，多提意见。
（原载《百科知识》第一期，
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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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抢救”文史资料大声疾呼
董一博
周恩来同志的号召
向政协老人和富有阅历的社会人士征集文史资料，这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
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委员所举行的茶话会上，从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长远任务出发，号召政协老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并要全国政协设置征集文史资料的专门机构。此后，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都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征集、整理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政协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七年中，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了我国近现代史各方面的史料一万六千余篇，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五十五辑、《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辑。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协也积极开展了这项工作，搜集了大量的带地方特点的资料。所有这些，都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为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历史科学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史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与欢迎。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文史资料工作遭受了一场浩劫。他们诬蔑政协征集文史资料，是“替牛鬼蛇神翻案”，是“为反动派树碑立传”。于是，文史工作的一些负责同志和许多文史资料的撰写者遭到迫害，不少从事文史工作的干部被赶走，大批文史资料被洗劫、销毁和失散，文史资料工作被林彪、“四人帮”摧残殆尽。
“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史资料工作得到了解放。一九七八年五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全体会议，正确地总结了过去的文史工作，以法定的形式，把“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资料”的任务明确写入会章之中，从而为征集史料增添了新内容，扩展了新领域。目前，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的文史工作部门，在搜集资料的同时，陆续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然而，“四人帮”的余毒仍象一个可憎的幽灵，缠绕着文史工作，使它不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生前提出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在文史工作中肃清“四人帮”的余毒，为“抢救”文史资料大声疾呼。
历史科学的基础
有人说：“历史学就是史料”。这话不正确。因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对史料进行认真的研究，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它就不成其为科学。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们的脑子臆造出来的。人们要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出带规律性的历史经验来，只有对大量的而不是个别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才能达到目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史料应当成为历史科学的基础，就象钢筋、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是高楼大厦的基础材料一样。马克思说得好：“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的恶劣倾向时，明确提出，只有详细占有材料，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作系统的研究，才能引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纵观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凡是为后世所称道者，至少是具备了搜集有比较翔实而大量的史料这个条件。
在中外古今的著名历史学家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不满足于坐在屋子里收集书本中的资料，而是不辞辛苦地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摩尔根写《古代社会》这样做过，司马迁写《史记》也这样做过。他们通过对其事其人的直接调查，获得了从文字记载中所不能获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因此，努力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不断挖掘地下历史文物，迅速整理历史档案，注意搜集个人手中所保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日记、函电、书简，是发展我们的历史科学所亟待加强的基本工作之一。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组织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撰写回忆录的问题。回忆录、访问记和历史实录这类形式的史料由来已久，但是，在很长时期中，都是一种个别人的自发行动。只是在周恩来同志在政协老人中正式提出这个倡议，并采取有力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以保证之后，撰写回忆录这类史料，才成为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工作。这确实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的意义，不仅在于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还在于为我国历史研究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使那些只知道坐在斗室中翻阅史料的同志迈开脚步，走出书房，向参与事变的当事人和到发生事变的历史场所，作实际调查，从而弄清了许多从前弄不清楚的历史问题，推动了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所深刻认识。因此，我们向全国有关部门的各级领导，向全国史学工作者及各地政协文史工作者，向经历了各种历史事变和存有任何一个历史事变原件的老人呼吁，大家都来重视并从不同方面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做好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和作用
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与其他单位如档案馆、图书馆的文史资料工作相比较，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抓活的第一手资料，即组织身经中国近现代事变的当事人，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
（同时，搜集他们所保存下来的历史原件，如函电、日记、手稿、遗作等）。以当事人，写当时事，只要能坚持“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无疑是第一手或近于第一手的资料，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每个撰写者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记录下来，互相补充和纠正，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完全和准确的、在一般档案上无法查阅出来的史料，这是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第二、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不单纯是项文化工作，同时也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它调动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全国以及各地政协委员大多是老人和社会名流，他们又各自联系着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他们很多人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许多革命老人有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长期经历。他们既是文史的当事人，也是历史的见证人。组织这些老人撰写文史资料，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是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一个很好的工作领域和方式。通过这项工作，既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又挖掘和保存了近现代史的资料。
第三、文史资料这项工作也为教育后代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周恩来同志指出，要“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使他们知道老根子”。不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就不知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不知道革命先辈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现在，三十岁以内的青年人，对旧社会无所体会，加上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许多人不懂得历史，或者所知不多。没有比较，也就没有鉴别，因而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缺乏认识，容易感染各种不健康的思想。从揭露旧社会的史料中，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罪恶，引起他们对旧社会的痛恨。而那些介绍前辈为革命英勇斗争的史料，则可以使他们受到革命传统教育，树立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奋斗的雄心壮志。
第四、打倒“四人帮”以后，征集文史资料，更具有重大意义。林彪、“四人帮”一伙是作践历史的蟊贼。他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制造了无数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革命老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对一些民主人士的历史也肆意歪曲。征集真实的历史资料，可以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政协招待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周恩来同志深知我国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也深知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亲历其事的史料，还没有人注意把它记录下来，还缺乏整理。他说：“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不快一点搜集，就要滑过去了。”所以，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提出这项任务，是非常及时的。
周恩来同志发出这个号召，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丧失了十多年的工作时间，人事的代谢，湮没了无数有价值的“活材料”，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再不急起直追，就是我们的责任和过失。如今戊戌变法的经历者已经无存；辛亥革命时代的老人也所剩无几；“五四”时代火烧赵家楼的被捕者三十二人，也只有个别人还健在；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上井冈山的人，现在也不多了。我们要大声疾呼：迅速抢救“活材料”！这是文化战线上一切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