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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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如此“合作项目”
汝生
据索非亚的报纸报道,保加利亚最近又要派遣数百名青年前往苏联的库尔斯克地区劳动。据说,他们的任务是参加一个“国际共青团突击项目”的建设。顾名思义,这大概又是一个“大家庭”的“合作范例”了。
“国际共青团突击项目”,不但名字娓娓动听,而且含意也颇值得玩味:其一,这是“国际”性的,各国抽派劳动力参加,义不容辞;其二,这是青年人的活动,只能选拔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老弱体衰者无此资格;其三,这还是一个“突击项目”,任务之紧迫、劳动之艰巨,可想而知,现在有言在先,以后也就无话可说了。看来,莫斯科想出这个美名,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多年来,苏联在“大家庭”中称王称霸,仗恃“老大哥”的地位,巧立名目,利用东欧各国缺乏资源,打着“经济一体化”、“共同建设企业”的幌子,迫使这些国家出钱、出物、出力,在苏联的边远地区兴建工厂、开发资源。据最近访问索非亚的一位苏联官员透露,目前仅仅是保加利亚一个国家,就有一万二千多名工人在苏联的科米自治共和国干活。他们多是从事繁重的伐木和建筑性劳动。几年来,只在这个共和国劳动过的保加利亚工人就达四万多人。不难估计,经互会各国派到苏联各地从事这种“国际性”劳动的总人数,是十分可观的。莫斯科的算盘打得很精。它既要扩张、扩军,势必挤了国内建设,使人力、物力紧张。于是,它凭借“大哥”的身份,集各“小兄弟”之力,为其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效一臂之劳,岂不是名正言顺,何乐而不为呢?
苏联驻经互会的一个常务代表曾经吹嘘,经互会这个机构已进入了“合作”的“崭新阶段”,它“要把所有力量集中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福利”。因而,这个“大家庭”之间的各种所谓“合作项目”与“联合工程”也就越来越多,举不胜举。据报道,在一九七六——一九八○年间,这种“合作项目”的总投资共约九十多亿卢布,其中一半以上要由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负担,而涉及的十个大项目,却只有一个是在苏联以外的土地上进行。东欧各国劳力本来不足,每年还要派出大批人去苏联,国内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以致基本建设任务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以保加利亚为例,由于同苏联“合作”,它本身的煤和有色金属却得不到应有的勘探和开发。
“老大哥”只想从“小兄弟”身上捞油水,那么,“小兄弟”会长此沉默下去吗?据闻,有的东欧国家已经公开抱怨说,“互利原则已遭到破坏”,“共同建设”只给苏联带来“额外利益”,等等。因此,对于莫斯科来说,老想在“小兄弟”身上打主意,从长远看来,也未必一定会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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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涯萍踪
——访美散记
蒋元椿
在休斯敦,我们在旅馆接待大厅边上的咖啡座午餐。去晚了,坐下来等待的时候,先来的同志用完午餐,陆续离座而去。窗外就是街道。在街这边人行道上,密密层层的防暴警察面朝外组成了一道人墙。街对面人行道上,一群男男女女的中国人,在蒙蒙细雨中打着台湾国民党的旗帜,在那里举行所谓“示威”。
突然从侧后方传来一个妇女用相当不错的普通话询问的声音:“请问: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回头看去,侧后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男一女,桌上放着两杯咖啡。男的是个瘦削的中年美国人,穿着一身蓝色工装,象个技术工人。问话的妇女是个略显憔悴的中国人,三十多岁,穿戴也很一般。两人都微笑地望着我。
听我回答“是的”以后,那位妇女高兴地说,“我们是来找代表团的,想见见邓副总理,不知道行不行。”
我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严格安全措施,这恐怕不行。我问她有什么事。
她指着那位中年美国人说,那是她的先生,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是台湾来的,来了六年了,已经入了美国籍。我先生是个很能干的人,会驾船,畜牧,建筑。我们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一条小船,生活很困难。我们从加利福尼亚来,想找代表团,同中国做点生意。”
我说,代表团不会管做生意的事,你们最好去华盛顿找中国驻美联络处。她有点失望。沉默了一会,她问:“台湾和大陆能很快统一吗?”我向她介绍了我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和我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台湾当局的反应,指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她叹口气说,“台湾老百姓都希望统一,就是下面的意见上不去。上面不听。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总是要我们只顾读书,不要去管那些事。”
她又沉默了一会,同她先生商量了一下,然后说,“在这里见不到人,那我们就回去了。”说着,她伸出手来,激动地问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握握手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立刻伸出手去,同她紧紧地握手。
她同她先生一起站起来,走到我的桌子跟前,掏出一张她先生的名片,写上她的中文名字,递给我。我站起来接过名片,又同她握了手。
她为她的匆匆离去解释说:“我们的车停在外面马路上,只能停一个小时,不马上去,可能就要被偷走。”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她伸出手来,道了再见,同我握了第三次手,然后同她先生一起走了出去。
我坐下来,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她不过三十多岁。台湾在三十年前被从祖国隔离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从她的中文名字看来,她大概是福建、广东一带的人。就象在祖国的土地上生长的一片小小的浮萍,生活的激流把她冲到了台湾,现在又把她冲到了太平洋的彼岸。但是她怎么能忘记那生身之地,那曾经抚育过她的母亲——祖国的大地,和那曾经和她一起在祖国的天地里呼吸的兄弟姐妹。在这万里迢迢的远方,三十年来她第一次见到了来自祖国的人。“回首乡关归路难”。三次握手,一声珍重,寄托着对祖国的多少难以言说的眷恋之情呵!
望着窗外那一群“示威”的人,我忽然明白了:在这些人中间,真正敌视祖国的能有几个?绝大多数大概也同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妇女一样,只是想乘这个机会,看一看邓副总理和来自祖国的同胞,那怕只是一瞥也好。事实上,从美国东部到西海岸,我们所遇到的台湾同胞,都充满了作为祖国的一员的自豪感。他们直接走到你跟前,望着你的眼睛,微笑着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在白宫南草坪上,在美中友协为欢迎邓副总理而举行的招待会上,在旅途中,这样的场面太多了。
一位现在生活在西海岸、也是从台湾来到这里的美籍华人谈了自己的心思。他说,“我们盼望祖国统一强大,盼望中美建交,这是同我们自己的利益一致的。我们中国人,尽管入了美国籍,仍然同黑人、印第安人一样,是所谓少数民族,是受歧视的。祖国越强大,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也就随之而提高。中美建交以后,我们的地位就有所改善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中美建交的原因。联邦调查局为此曾经对我进行调查,问我为什么这样主张。我说这很简单,因为对我有好处嘛。”这大概也就是在美国的中国同胞的共同的心思。
祖国呵,天涯海角,你的多少儿女在为思念你而黯然神伤,在为你祝福,对你寄以最美好的愿望。但愿你繁荣富强,蒸蒸日上,使万里飘泊的游子得以在含泪的微笑中为你雀跃,为你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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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阴》的启示
——介绍一部反映党内斗争的罗马尼亚新影片
郭富
根据罗马尼亚作家迪努·萨拉鲁的小说《光阴》改编摄制的同名电影,最近在布加勒斯特上映,赢得广大观众的好评。一些报刊称誉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的真理,是一部比较成功的政治影片。
影片以五十年代罗马尼亚农业合作化时期发生在牛角村的“耕牛事件”和六十年代末发生在某化工厂的“爆炸事故”为中心,展开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天空并不总是阳光明媚的,有时也有阴雨,甚至雷电交加。影片通过上述两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赞美了以杜米特鲁为代表的那些敢于认识真理、坚持真理的正直的共产党员,鞭挞了另一些以米哈拉盖为代表的歪曲真理、践踏真理而又装得道貌岸然的所谓党员。
在“耕牛事件”中,身为区委组织书记的米哈拉盖等人为了诱使单干农民尽快入社,竟欺骗他们说凡有两头耕牛的只要有一头入社即可,结果引起已入社农民的思想混乱和不满。许多社员连夜从社里牵回自家的牛,并聚众质问区委。这时有一民警鸣枪威吓群众,以致激起公愤。区委第一书记杜米特鲁赶到现场,说服群众把牛送回了合作社,并正确地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农民还没有真正看到合作化的优越性。而米哈拉盖不但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反诬这是“农民暴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要求镇压农民中的“阶级敌人”和“反动分子”。只是由于杜米特鲁坚持真理,反对把农民当作阶级敌人,米哈拉盖才未能得逞,并被解除了区委书记职务。可是州委某些领导人却赏识米哈拉盖“对革命无可置疑的忠诚”,而把他调到了州委干部部门。米哈拉盖借此机会,利用职权复查“耕牛事件”,对杜米特鲁横加指责,从“丧失阶级性”上纲到“潜入党内的阶级敌人”,并以欺骗、威胁等卑劣手法,迫使区委会强行通过了开除杜米特鲁出党的决议。杜米特鲁当夜被捕送入劳改营,接着是妻离女亡。一些支持他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也受到株连,被开除党籍或送去劳改。然而,杜米特鲁在这残酷无情的打击下,并未丧失对党、对真理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而是磨炼得更加坚定、更加深沉了。
光阴易逝,六十年代末早已恢复名誉的杜米特鲁,又被派回到曾工作过的地区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在这里,他不仅又遇到了当年陷害过他的米哈拉盖,还碰上了一些新的米哈拉盖式的人物:利用职权作威作福的县委经济书记阿尔维特,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化工部局长特托亚努。在一次县的大型化工厂“爆炸事件”中,杜米特鲁又挺身而出,再次为真理而斗争,保护了遭到米哈拉盖等人诬陷的化工厂厂长、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干部切尔纳特,使正义战胜了邪恶。
前后两次“事件”的结局如此不同,说明十几年的“光阴”不是白白流逝的。社会在发展,人民在前进,社会主义有着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光明未来。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象杜米特鲁那样,敢于正视充满矛盾的现实,接受来自黑暗角落的挑战,满怀信心,坚持真理;而不要在挫折之后颓唐,在困难面前彷徨。
影片还塑造了另一些人物形象,使善与恶的对照表现得更加充分。这里有截然不同的青年一代:化工厂一个年轻工程师,在爆炸事故中因负有一定责任而受到降级处分,他坦率承认自己受到处分是公正的,并严词拒绝了官僚主义者煽动他嫁祸于人的肮脏企图。这位正直的党员青年,同那个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爆炸事故的无赖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个无赖被开除出厂后,一面向上级诬告厂长切尔纳特,一面又无耻地跪在切尔纳特面前哀求饶恕。这里还有截然不同的老一代党员干部:过去曾为党的事业勇挑重担的老县委第一书记,当党决定让他退休,把班交给久经考验的杜米特鲁时,他把让位给更年轻更有能力的人看作是他“最后一个自觉的和高尚的行为”。这种风格既不同于那些玩弄职权的米哈拉盖和阿尔维特,也不同于那种“靠过去的功劳收利息过日子”的
“老头子”们。
此外,影片还描述了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但本人热爱社会主义而又有才干的女建筑师鲁克尚德拉的遭遇。她曾与切尔纳特相互产生过爱慕之情,那个米哈拉盖就捕风捉影地以此为由写匿名信诋毁切尔纳特。杜米特鲁了解她的为人,热情支持她设计县委大楼;阿尔维特却摆出十分革命的样子,提出象她这样的人不宜担任这项任务。
《光阴》给人们留下的问题是:米哈拉盖式的人物还存在于社会中;阿尔维特式的书记和特托亚努式的局长还留在领导岗位上;关于鲁克尚德拉问题的是非之争尚未完全解决。这些预示着天空还会有阴雨雷电。但真理已经分明,历史的“光阴”将继续证明,党有力量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附图片)影片主角杜米特鲁在和化工厂厂长切尔纳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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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格兰男人的裙子
姚宗立
男人穿裤子,妇女穿裙子,是许多国家的通常习惯。可是,苏格兰的男人,却爱穿着花格子短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追求时髦或标新立异,而是他们的民族传统。说起苏格兰的裙子,还有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呢!
原来,早在二百五十年前,苏格兰高地各民族的男子就穿这种名叫基尔特的服装。这种从腰部到膝盖的短裙是用花呢制作的。布面设计成连续的方格,而且方格要完整地展现出来。现在苏格兰男子通常穿的裙子是附饰较少的小基尔特,苏格兰人称之为菲里德伯格,是沿腰部折褶缝成的,有点象我国妇女夏天穿的“百褶短裙”。而苏格兰男子的短裙前面还带有一小块椭圆形的垂巾和很宽的腰带。
当苏格兰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时,基尔特是他们的民族服装。一七○七年,苏格兰被并入英格兰,但作为民族特色的裙服,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在同英格兰统治者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同时,他们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来表示渴望独立的民族意识。一七四五年,苏格兰爆发了反英格兰统治的武装起义。次年,起义失败。英国汉诺威王朝企图彻底消灭苏格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以维持其暴虐统治,竟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苏格兰人穿格花呢裙子。违者要处以六个月的监禁。如果同一个人被第二次发现触犯“禁裙令”,就予放逐七年。但是,苏格兰人同英格兰统治者进行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顽强的反“禁裙令”斗争。到一七八二年,汉诺威王朝不得不取消禁令,苏格兰人民终于争得了穿裙子的权利和自由。
素以强烈的民族感情著称的苏格兰人民,长期以来保存了他们的民族特征。直到今天,在苏格兰高地的居民中,还流行着一个叫做“辛特鲁勃哈斯”的舞蹈。高地的人们每当喜庆聚会时,就穿起基尔特,奏起民族乐器,跳起这个舞来,以铭记他们历史上反抗禁裙令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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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科技漫谈

关于人类无性繁殖的设想
彦满
近年来,随着遗传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关遗传工程学的著作在国外大量出版。(其中有学术论著,也有科学幻想)。伴随改造自然界的同时,改造人类自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日益受到科学家们的注意。各种改造的方案和设想被提出来了。例如,有些科学家感到,人和兽类通过所要交换的特性,可以相互受益。作为理论上的一个例子,在动物身上发现的肝的一种特性,也许会改善人类的肝功能。人体化学过程的某些成分,也许能够帮助家畜工作得更有效率。……特别是人类无性繁殖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并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美国科学家布鲁斯·C·默里在《驶向未来》一书中说,遗传工程学最富有革新精神的一个方面,是为创造一种崭新的人提供了前景。人的记忆、智力、意识等,都可以作出巨大的改进。在不远的将来,将出现“人造的人”,成千上万的婴儿复制品,将用无性繁殖的方法制造出来。
应用无性繁殖,已经从植物发展到两栖动物。据报道,六十年代,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家格登在美国生物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无性繁殖青蛙,培养出来的青蛙机体和其母体一模一样。但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无性繁殖哺乳动物的经验,更没有无性繁殖人类的记载。
到了一九七八年,美国科学家罗维克在他的《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一书中宣称:第一个人类无性系男孩已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诞生,长得很健康,具有他父亲的全部遗传信息,是一个精确无误的遗传复制品。据说这次试验是先从父体抽取肝细胞和其他部位的细胞,培养遗传信息——DNA,然后把DNA和除去妇女遗传特征的卵子结合发育而成。但是此事并未提供详情与证明。从理论上说,凡是不由精子和卵子的直接结合,而从单一个体产生的所有的后代,称为无性繁殖。从一个卵子或精子细胞中除去核,代之以体细胞的核,就开始形成无性系。用这种方法培养的后代,仿佛象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其机体模样、先天特征等,和原来的单个亲体(父或母体)模样、先天特征等完全一样。
美国V·帕卡德在《人的塑造者》
(一九七七年)一书中认为,“在原则上有可能生产一打或者一千匹一模一样的值钱的赛马,或者同样数目的职业运动员,或者闻名的天才,或者高傲自大的独裁者。这样一种能力,可以提供机会来保存或扩大人的特殊才能,其精确性要胜过有性繁殖,只要这些才能有基因为其基础。”
美国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估计,到二○○五年,人类无性繁殖将广为流行。这就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哲学、伦理和社会等一系列问题。马里兰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格·W·麦克因泰厄说:“由于我们身上已有人口问题的重负,让任何两个人随心所欲地来增加我们的人口这样一种奢侈,我们是再也担负不起了。”
很多科学家对无性繁殖运用于人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美国《科学》杂志一九七八年发表的卡利顿的文章认为,尽管大多数人都同意,形成人类无性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经过采访几十位知识渊博的研究人员,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随着人类无性繁殖(包括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西方国家的科学家担心,由于人工改变婴儿遗传基因,这就增加了遗传异常的危险性;伦理学家忧虑会出现代理母亲,代为人工受精卵怀孕,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律师们在思考新的法律问题:无性繁殖的婴儿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继承权……。
但是,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一九七八年七月号)发表费拉拉写的书评说:罗维克的书中有着丰富的科学资料,可以使现在世界上许多实验室正在从事遗传学研究的人得到不少启发。无论如何,无性繁殖技术是可行的。人的无性繁殖不是为满足狂人们的欲望,它是在科学监督之下进行的。一旦人们发现这项技术对人类有好处,它肯定会得到迅速的发展。
遗传工程学的出现,是科学家辛勤劳动的结晶。长期以来,生物学家所梦寐以求的,即如何解决得到定向突变的问题,将有可能实现。因为有机体的每一种特征都取决于基因,如果有目的地改变遗传基因,就能够得到人们所希望的具有多种优点的综合体。但是,关于人类无性繁殖的问题,目前仍处于一种科学假设的阶段,而未有定论。本文不过是介绍一些当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以供读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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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宗教浅谈
希文
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宗教,指的是流传广泛、具有世界影响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统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主要流传于亚洲,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信徒约有二亿四千万。基督教主要流传于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信徒约有九亿五千万。伊斯兰教主要流传于西亚、北非和南亚各国,信徒约有六亿左右(以上数字均据《美国年鉴》一九七七年的统计)。
起源和发展
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奴隶制社会而在封建制社会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神教。
其中以佛教形成最早。相传它产生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之间,创始人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其次是基督教,它于公元一至二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东部巴勒斯坦一带。最晚出的是伊斯兰教,它于公元七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
人们习惯上把三大宗教称为“一神教”,意思是说,它们都信奉和崇拜一个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主神。一神教是同“多神教”相对而言的,它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多神教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当时,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对于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理解,以为是一些神秘力量所操纵,并把它们人格化,统统崇拜为神,这就是多神教的产生。
教义和经典
三大宗教作为同科学、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基本教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突出之点是,它们都相信和崇拜幻想的、超自然的神灵;认为物质世界和人的生死祸福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所主宰,要人们甘心忍受现世的苦难,而寄希望于“来世”、“天国”、“彼岸”或“神的境界”。自然,各教乃至各教中的不同宗派,对教义的解释是不尽相同的。佛教教义似乎可以归纳为一个“苦”字。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即是说人世间充满着苦难,只有领悟佛教的“真理”,才能脱离苦海,达到幸福的极乐世界。基督教教义强调“人皆有罪”,认为人类从始祖起便都犯了罪,称为“原罪”;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拯救”,打开天国的大门。伊斯兰教义里同样不乏“天堂”、“火狱”、“世界末日”等观念,同样注重“前定”,即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是“安拉”前定的。所谓“万物由天定,生死不由人”,正是这个意思。
各教教义主要是由经典加以规定的。宗教典籍中,以佛经数量最多。佛经主要是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所传述的释迦在世时的说教,其中也包括后世佛教徒假托他的名义写的著作。佛经一般分为三类,即经、律、论。“经”记载教义,“律”记载戒律,“论”是关于教理的解释。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代翻译,并包括中国佛教著作,到唐代时,计有佛经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可谓浩如烟海。相形之下,基督教的《圣经》
(新、旧约全书)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在数量上则要少得多。但是,如果有兴趣统计一下古今中外有关这两部经典的研究论著,其数量之大,恐怕也是相当惊人的。
宗派或教派
同世上一切事物一样,宗教这个社会现象也经常处在无穷的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宗教也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倾向,纯而又纯的宗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在佛教,总的可以划分为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密教。大乘佛教产生于公元一、二世纪之间,除宣扬“自我解脱”外,还标榜“救渡一切众生”。按佛教教义解释,这种教义能运载更多的人,逃离现世的苦海,达到彼岸的境界,故称为“大乘”,而寻求“自我解脱”的早期佛教,则被贬为“小乘”。后来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又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相结合,形成密教。如果按书写经典所使用的语文来划分,则又有巴利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之别。在基督教,主要可分为天主教、正教和新教三大派系。基督教产生以后不久,便逐渐分裂为以希腊语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为中心的西派。四世纪末,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两派的分裂和争夺日益加剧,终于在一○五四年正式分裂。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标榜“普世性”,故称“公教”或天主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称“正教”,故称为“正教”或东正教。十六世纪,欧洲在宗教改革运动影响下,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系列新宗派,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教。同佛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其中两个最大的教派,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除经典、教义、教派外,三大宗教都各有自己的教规、礼仪、神学体系和名目繁多的宗教组织,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宗教与社会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的本质是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对于剥削者,它向他们廉价地出售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而对于劳碌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却开导他们要顺从和忍耐,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放弃在现实世界中做人的权利。因此,列宁指出: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不过,在当今的世界上,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宗教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有些国家还把某一宗教定为国教,宗教界的动向常常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对外政策起相当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有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还常常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同一宗教的信仰者,政治倾向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某种情况下,宗教甚至成为团结和动员群众的一种力量。信仰与世界观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交往、友谊和合作。第八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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