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记卓越的科学家童第周教授
张锲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国卓越的科学家童第周教授，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诗：“周兮周兮，年逾古稀。残躯幸存，脑力尚济；能作科研，能挥文笔。虽少佳品，偶有奇意；虽非上驷，堪充下骥。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这是七十六岁的童老，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夕，向党和人民写下的誓言。一年多之后，他在向科学高峰攀登的征途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童老的一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永不满足，英勇奋进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历经坎坷，顽强战斗的一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动的一生！他的逝世，给我国科学事业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包括他的大量著作和为人们广泛传诵的感人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国科学工作者不断前进；对于正在成长着的青年，也是很大的教育。它将使我们懂得：一个人活着，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童老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和优秀的教育家。在我国科学界群星灿烂的太空里，他是一颗光芒夺目的大星。但是，很少有人会想象到：这颗科学界的大星，在刚刚起步时，是多么艰难！
童老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因为家境很不宽裕，他从小一面跟父亲念书，一面帮助家里做农活。直到十七岁，他才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宁波师范预科。第二年转入一个教会办的效实中学。这个学校的英文和数理化的要求很严，童第周因为基础差，学习十分吃力，转学第一学期，总平均才四十五分。学校要他退学或降级，他一再向校长请求跟班试读一学期。学校勉强同意后，他便开始以惊人的毅力，去攻克学习难关。早晨天不亮，他就悄悄爬起来，在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别人都睡了，他仍然站在路灯下自修功课。学监发现了，关上路灯，逼他进屋。他乘学监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的灯下学习，把学监也感动了。就这样，第二学期他终于赶上来了，总平均达到七十多分，几何还考了一百分。进入大学以后，他学习更加勤奋，基础越来越扎实，到临近毕业时，已经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高材生了！
大学毕业，他连一个合适的职业也找不到。几经周折，才在他的老师帮助下，在南京中央大学谋得个助教的职位。他在那里继续自修。二十八岁时，在亲友的资助下，远行比利时，跟着布拉舍和达克教授深造。
布拉舍教授在欧洲生物学界很有名望，跟他学习的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人。童老是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去的，初到比利时，受到不少歧视。后来，布拉舍要做一种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这种手术大家都认为很难做，布拉舍搞了好几年还没有搞成。童老却不声不响地搞成了，一下子震动了他的欧洲同行。布拉舍兴奋地说：“童这个小个子真行！”
这件事，直到晚年，童老还记忆犹新。一九七八年夏天，有几个文艺界同志问到他：解放前，有哪些事使他感到特别愤怒和痛苦？哪些事使他特别高兴？他激动地回答说：“在旧社会，使我愤怒和痛苦的事太多了，一时说不完。只有两件事，我一想起来就很高兴。一件是我在中学时，第一次取得一百分。那件事使我知道：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另一件事就是我在比利时第一次完成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那件事使我相信：中国人也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认为很难办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到。”“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
童老生于一九○二年，是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祖国在这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人。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他徘徊、徬徨，挣扎、苦斗，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他逐渐懂得了：要想救中国，没有科学不行，光搞科学也不行。于是，他在毫不懈怠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
在比利时，当“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童老迅即联络了几个中国同学，连夜起草呼吁信，召集在比利时五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到布鲁塞尔日本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可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爱国也有罪！因为这件正义行动，童老竟被比利时法庭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两周徒刑。他不得不逃往法国。
抗日战争时，童老和他的夫人叶毓芬副教授带着几个孩子流亡到内地，在颠沛流离的极其艰难的生活中，他们还想方设法，变卖衣物买仪器，坚持科学实验。他们坚信：科学总有一天要有用的。可是，在那个国家民族存亡未卜的时刻，那些达官贵人，过着纸醉金迷、腐朽透顶的生活，乘机大发国难财，谁也不把科学实验放在眼里。童老气愤极了。有一次，他大声斥责一个国民党CC特务说：“你们的三民主义，已经变成了民亡主义、民奴主义、民穷主义！”
也就在那时，童老成了重庆《新华日报》的老读者，并且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他开始在沉沉的黑夜中看到了光明。一九四○年，他还曾打算去晋察冀解放区，因为和联系人失掉联络，才没有去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童老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不顾个人安危，支持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当一些进步学生遭到逮捕之后，他昂然走进阴森的伪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真理，封锁了斗争的消息。他又和叶毓芬以及现任青岛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教授、山东海洋学院郑柏林副教授一起，连夜剪辑一批被查封的报纸，分头寄往全国各地，争取声援……。
童老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明确地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九四八年，他出国讲学，旅居美国，听到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急着要回国。当时，有人提出各种优厚条件要他留在国外；一些亲友也担心他回国之后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但是，他毅然地向一个劝他留下的外国朋友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我在国外学到的科学知识，必须为中国服务。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得赶快回国去。”然后，他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在迎接解放的隆隆炮声中，回到了青岛！“科学是最讲求实际的，也是最大胆的”祖国解放了！童老虽然已年近半百，却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要把全部精力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长时期来，童老一直从事发育生物学的研究。早年，他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卵子发育能力研究方面，有过独特的发现；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又特别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文昌鱼的卵子发育规律，为国际上提供了系统的重要文献；晚年，他又和美国坦普恩大学牛满江教授等一起，在生物性状遗传中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绩，居于世界先进行列。在这同时，他还在防治海洋有害生物、人工养殖经济水产动物、开拓培育经济鱼类新品种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童老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抓住新动向和新苗头，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决不墨守成规。
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中，对于细胞的研究，成为生物学研究的核心。生物学界的摩根学派一直认为：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是细胞核内的一种染色体上的基因，细胞质和细胞膜在生物遗传方面，没有多大作用。可是，童老在实验中发现，这一说法对许多问题解释不通。他认为，细胞是一个整体。细胞内所含的细胞核和细胞质等各种结构，虽各有自己的功能，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许多生命现象，如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生物性状的遗传等，都应该是细胞质和细胞核等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不会总是某种因素起主导作用。
关于童老和牛满江教授在细胞的核与质关系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很多报道。人们普遍注意到他们完成的一项有趣的实验：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便出现了一种既具有金鱼性状又表现出鲫鱼性状的子代。画家吴作人专门为这种鱼画过一幅画送给童老，把它称做童鱼。诗人赵朴初题了诗：“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道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逐风雷不怪渠。”“变化鱼龙理可知，手提造化出神奇，十年辛苦凭谁道，泄露天机是画师。”
童老的这项科学研究，现在还由牛满江教授以及童老的助手、学生在继续进行着。它的重大意义，同有些科学成果一样，可能还要有个较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有人曾将一些看来是科学幻想的问题，询问过童老：假如童老的研究取得突破，也许有一天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譬如，各种遗传病，在母亲的胚胎里就被消灭干净；癌细胞被做成类似牛痘一样的防疫苗，使人体产生免疫力；鲜美的鲫鱼长成几十斤重；大树上结出棉桃；小麦长在高粱秆上，整个世界将掀起一场新的绿色革命。童老听后，爽朗地笑了。他说：“这确实是科学幻想，但却不一定不可能成为现实。科学是最讲求实际的，也是最大胆的。敢想，才能创新，才能出奇。不过，首先还是要讲求实际。这些想法，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都可能看不着了。科学上的许多重大突破，都是一点点细微的成绩积累起来的。我现在只是在生物遗传的基础理论研究上，为同代和后代人做一点铺路的工作，就象一捧沙土、一粒石子，让别的科学家踩在我的身上继续往前走。就是失败了，让别人能吸取我的教训，绕开这条道，也有好处。”
“我年纪老了，却赶上个好时代，更要抓紧工作，抓紧学习”
早在五十年代，童老就有过入党的要求。然而，那时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科学实验上，这种要求还不算十分强烈。
文化大革命中，童老这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科学家，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他经历了许多事，也想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经的事越多，入党要求越迫切。”一九七六年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之后，童老的夫人、亲密的助手叶毓芬副教授也因悲痛过度突然去世。临终前，叶毓芬同志难过地向他及孩子们讲：她的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加入到党的行列里；而这个党，却是象毛主席、周总理那样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创建的！这更增添了童老的悲伤。
粉碎了“四人帮”，给童老带来了又一个生命的春天。他精神焕发，精力陡增。他早已年逾古稀，有一个时期，也曾经觉得自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看到叶剑英同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他受到很大鼓舞，常对人说：“叶老帅这首诗说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心里话。我现在的感觉也是：满目青山！我年纪老了，却赶上个好时代，更要抓紧工作，抓紧学习。”他又一次提出了入党要求，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工作。”
童老长期肩负着繁重的社会工作和领导职务。无论这些工作多么繁忙，他始终坚持亲自动手搞科研。他说：“不动手，就很难指导。别人干不下去，你也说不出道理来。”晚年，他的眼睛长了白内障，实验室的同志反复劝他：“你年岁大了，眼睛又不好使，坐在一旁同我们说说，指点指点就行了。”他感谢大家的关心，却反对做“闲人”，说：“科研结果是靠双手做出来的，不是靠嘴喊出来的。我不能光说话，不做事。”为了培养下一代，他在脑血管和心脏都出现明显的病状的情况下，又多次到天津、广州、上海、南宁、武汉、杭州等地去做学术报告。
在学习上，他也抓得越来越紧。他本来已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法语。近年来他感到原有的英语水平，已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又进一步自修。他每天晚上总要挤出点时间关在屋里念英语，还随身带了个小本子，把新学到的词句随时记上。
童老在生活上从来是严于律己的。他替别人想得很周到，对自己却想得很少。近一年多来，组织上让他搬进了新居，并给他配备了专用汽车。为了抓紧工作，不影响司机休息，童老自己带饭在实验室吃，中午在沙发上稍许休息一下，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去年年底，童老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童老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表现出愈来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他还更多的想到未来。他亲手制订了科研项目的短期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规划设想，还打算在牛满江教授等的支持和协助下，在我国建立一个世界第一流的生物研究中心。他工作、学习，更加不分昼夜。一些同志知道他身体欠佳，劝他注意保重，他说：“你们放心！我还要再好好地活上十年、八年，亲眼看看国家四个现代化呢。”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个多月，就传来了噩耗！今年三月初，他竟在浙江省科学大会的讲台上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他真是一条革命老黄牛，为我们祖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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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邦古医术 赖尔好宣扬
——记董老对朱琏同志的勉励
何连芝
去年夏天，正当我跋涉在巴山蜀水之间，突然传来噩耗，我们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医生朱琏同志在广西南宁病逝了。多少年来，朱琏同志用她深入学习祖国针灸学的知识，为董必武同志和其他同志治疗疾病的形象，不时萦绕在我的脑际。
朱琏同志是一位精通针灸医术、积极执行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女医生。她从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勤勤恳恳地致力于革命工作和医学业务。接受她的治疗，解除了痼疾，得以重返战斗岗位的病人，不计其数。董必武同志和我有病时，就经常得到她的精心治疗，得以恢复健康。一个患过病的人，对于为他治好病的医生，总是怀着一种异常亲切和感激的心情，期望妙手回春的医者能比别人更为健康长寿，更多地治病救人，并把医术更好地传授给下一辈。出于这种心情，朱琏同志逝世的噩耗对我来讲，更是一件不愿置信的事。特别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针灸疗法，多么需要她在实践中去继续挖掘、研究、整理和提高啊！
我沉思过去，低声朗诵着董老一九六六年年初赠给朱琏同志的两篇未发表的诗稿，忆起历历在目的往事。
我和朱琏同志相识，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在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人们告诉我说，朱琏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响应毛主席关于西医学习中医号召的一个女医务工作者，也是我们党内最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近代科学知识，研究祖国医学宝贵遗产针灸疗法卓有成效的一位女大夫。当时，她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华北卫生学校的领导工作。董老是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之一，朱琏同志经常关心董老的身体健康。全国解放以后，董老生病时还常请她来进行针灸治疗。六十年代初，董老得了三叉神经痛的顽症，连续被折磨了几年。病发时疼痛难忍，虽经医院反复用过多种疗法，都不能取得比较稳定的疗效。一九六六年初他在广州时，三叉神经痛第三次发作了。如刀割般的剧痛，使他坐立不安，无法进食，夜间更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当时已从中央下放到南宁市的朱琏同志闻讯赶来，排除了一些不合适的疗法，确定用针灸治疗的方案，并亲自细心施针。经过二十多天有计划地针刺和艾灸，终于止住了病痛。病愈后，董老以切身体会，生动而恳切地写了题为《赠朱琏同志》的诗。他是这样写的：
“余久患三叉神经痛，剧发已二次矣。入今年又发，时在广州，请南宁市副市长朱琏同志为余针灸，二十余日而病愈。其间陶希晋同志常自南宁来电话询问治疗状况。陶朱夫妇深情妙技，均可感也，为诗纪之。
老顽生病亦称顽，千里深情电话传。
顽病应用顽法治，毛公耐字我知先。
* * *
金针控制第三枝，二叉功能有异歧。
唇吻翕张难自在，齿龈舌颚失调司。
* * *
三叉神经皆服贴，口腔面颊已如常。
埋针先后逾旬日，艾灸相资亦异方。
* * *
一月将完病榻过，幸同针灸共消磨。
累年痼疾从兹愈，耄矣安听国际歌。”
不久，董老又激情地写了另一首五言诗，题为《又赠朱琏同志》：
万里传针灸，能人遍市乡。
随身带工具，行箧即药囊。
大众皆称便，孤贫更不忘。
我邦古医术，赖尔好宣扬。
董老不仅热情地赞扬朱琏同志的高深医术，更重要的是对她那种科学态度，即不抱偏见，不盲目否定祖国古老医术，而且善于继承发扬其中精华部分的研究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董老早就认为针灸疗法有许多优点：工具简单、疗效好、不用药、花钱不多、方便易行，应当大力推广。一九四八年，在华北人民政府时，董老就支持朱琏同志搞中西医结合的平山医疗实验区；建国之初，董老又大力支持朱琏同志在北京创办第一个针灸研究所。勉励她要把针灸事业不断发展提高，并且培养更多针灸人材，使这门古老的祖国医学遗产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董老还热心地为朱琏同志所著《新针灸学》第一版撰写了序言。
我还记得，毛泽东同志曾对朱琏同志说过：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的。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一九五六年我国办起了外国医生训练班，朱琏同志第一个讲课，传授针灸技术。与此同时，朱琏同志著的《新针灸学》，也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医药卫生战线上，朱琏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好战士，她也没有辜负董老对她的期望和支持。她把古老的针灸医术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加以整理，使之普及全国并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世界。
朱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原是一位西医医生，参加革命后，就以医生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她一方面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一方面努力学习自己的业务。四十年代初期，她在延安担任医大领导工作的时候，首先响应毛主席要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亲自拜一位民间的针灸医生为老师，认真学习针灸。许多医务界的同志都知道，从那时起，她一直走在前列，为实现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而努力。
朱琏同志在掌握和发展祖国针灸疗法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实践，也善于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提高。无论在太行山、延安、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还是在北京，直至后来到南宁，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她从没有放下过为人治病的手中武器——针和艾卷。一九七四年董老去世前的几个月，朱琏同志尽管自己患病，仍然来京给董老进行针灸治疗，这种忘我精神十分可贵。在南宁期间，她一直带病担任南宁市针灸研究所、南宁市七·二一针灸大学的领导工作和教育研究工作，同时坚持修订《新针灸学》第三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遗憾的是，在这样的繁重工作下，由于她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都能象朱琏同志一样，重视对祖国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使它永放光芒。我更热切地期望朱琏同志的战友们、学生们，尽快地协助完成她未竟的著作计划，这将是对人民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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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战线推广试用“土面增温剂”
一项重要的支农物资——化学覆盖物“土面增温剂”，已在我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试用推广。“土面增温剂”是以合成酸渣、合成醇渣、石油沥青、渣油和各种油脚等为原料制成乳状产品，加入四倍至六倍水，喷洒在秧田、苗床或大田上，形成一层化学薄膜，抑制土壤水分蒸发，节约热量的消耗，能起增温、保墒、抑盐、保肥和抗御风吹、水蚀、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微生物活动等多种作用。早春施用增温剂，日平均温度能提高三度到五度，可使作物提早出苗，提早成熟，达到增产。
目前，这种增温剂已广泛用于棉花、水稻、甘薯、玉米、蔬菜、林木等早春育苗。用于水稻、棉花，可提前十天到十五天播种，提早五天到十天移栽大田，水稻一般能增产百分之十到十五，棉花增产百分之十至二十；用于瓜类、蔬菜，能提早五天到十天上市，增产百分之十到三十。现在，增温剂已在全国一百多万亩农田试用推广。
“土面增温剂”也广泛用于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东北大兴安岭，北方平原等一百多处林业单位。喷洒增温剂的苗床，能提早育苗，加速幼苗生长，促进木质化，减少病虫危害，提高树苗成活率。沈阳市园林研究所树苗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黑龙江牙克农场由原来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
“土面增温剂”还具有成本低，制作简单，便于群众掌握等特点。据各地社队已办起的四百多个制作增温剂的小工厂生产的增温剂计算，制作一斤增温剂只需要一角钱。
“土面增温剂”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大连油脂化学厂于一九七○年试制成功。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