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大家谈
大家都要管
柳志清
故事影片《家庭问题》中的杜福民，擅自拿走别人正搞试验的皮带轮。在这之中，思想几次反复，最后还是让“管它呢”占了上风。
象杜福民这样的人在当前的社会中尚为数不少，“管它呢”这样的话也屡见不鲜。比如：有的人明知上车不排队不对，但汽车一到，“管它呢”，一拥而上；明知随地吐痰不好，“管它呢”，一吐而出；明知公共场合不准吸烟，“管它呢”，一支接一支吸个没完；明知扶老携幼是基本的社会公德，“管它呢”，一闭眼过去了；明知常明灯、常流水浪费，“管它呢”，一扭头走开了；明知我们国家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的辛勤劳动，“管它呢”，借外出参观访问、出国考察学习之机，游山逛景，吃喝玩乐，恣意挥霍人民的血汗……
这些“管它呢”看起来都象是些小事，殊不知“针尖大的窟窿会透过斗大的风”，什么公私、荣辱、好坏、是非就在这些“管它呢”中不知不觉被弄得混淆颠倒了，社会风气、国家利益就会日遭破坏。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管它呢”，那么让谁来“管”呢？我们应该以主人翁的精神去处理问题，自觉地维护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纳入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轨道之中，并且还要同“管它呢”这种思想行为作斗争，就象影片中的杜师傅——杜福民的父亲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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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战地
上海抒情
上海日用五金机修厂工人 成莫愁
外滩脱去昔日破旧褴褛的衣衫，外滩呵，重戴上美丽的华冠。宽阔的大道人流似水，雄伟的大厦巍然如山。海关钟声敲醒了黎明，繁忙的汽车送走早班又接来夜班；每当夕阳在黄浦江面撒下金点，江畔对对倩影便掩没在绿叶间……我爱听晚风中飘来的絮絮轻语，生活甜蜜，这里是青春的乐园；我更爱听江风中传来阵阵汽笛，征途万里，这里是出发的起点！
豫园商场九曲桥，鱼影穿梭绿萍摇，湖心亭，楼台水榭花香飘。呵，城隍庙，古老的建筑，你仿佛和今日的时代不很协调。然而，古城何曾被历史车轮抛掉？殿台楼亭正受到春风的熏陶。这里，有江南的特产，民间的艺品，这里，天天象赶集一般热闹。是的，高楼大厦是上海繁荣的写照，难道古色的小楼意味景色萧条？新的生活给了它新的生命，豫园商场——一条新的航道。人们到这里寻访点春堂的旧址，人们到这里观赏豫园的新貌。这里的传说走遍了千山万水，这里和五湖四海搭起了彩桥。呵，豫园商场——你象一滴水生活在大海的怀抱。纵然你是这般古老，那么窄小，时代会使你产生更快的飞跃！
龙华塔不见枯藤老树昏鸦，但见佩玲随风戏耍。龙华塔，上海一古塔，映夕阳，层层飞檐牙。这座塔，虽不是珍珠堆，可珍珠哪比得上它的英华？这座塔，虽不是金子砌，可金子怎及得上它的代价！老师在讲叙，孩子们在倾听，晶莹的泪花腮边滴下，先辈的事业，接班人继承，红领巾把塔的身影描上画架。呵，龙华塔要多美有多美，呵，龙华塔要多大有多大。英雄以生命换回一座春城，鲜血染红了十里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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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往事三瞥
萧乾
一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象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象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势。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北新）桥头有个倒卧。”那就象是说“我看见树上有一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分辨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楣——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象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自个儿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烂糟糟的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夹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象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象北极，被窝就象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是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
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夹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老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一九二一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跺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脑袋，夹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嫉，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二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六千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象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快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象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象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防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抢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九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吐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三
一九四九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望到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他这次到香港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象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他一坐下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食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下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个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个。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一九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个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委曲吗？不会让你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了德雷菲斯那样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
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栓；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即便合上眼，也仍象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一下子是挟了饭盒的那个“大鼻子”的背影，一下子是一领破席头下面伸出的一双泥污的脚，时而又冒出个满脸雀斑的小伙子，跳跳窜窜。心坎上还好象托着个自动化的算盘，算珠老是在一处打转转：万一有一天人家自己的粥还不够喝的呢……
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我去马宝道了。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员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
三十个寒暑过去了。这的确是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今天，只觉得基础比那时深厚了些，想法也积极了些——不止是怕流落在外，而是要把自己投入祖国重生这一伟大事业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第6版()
专栏：
主人〔木刻〕徐匡 阿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