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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为人民战斗到最后一息
——记优秀共产党员孙景江同志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的心情应该是愉快的。但是，一九七八年秋末，山东省枣庄市渴口大队的贫下中农，心里却是沉甸甸的。
九月二十九日，渴口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孙景江同志因公不幸去世了。这里的人们为失去了自己的好带头人而痛惜。大干社会主义的带头人
一九六七年冬，渴口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议论着：到底选谁当队长？谁能把这个后进摊摊拾得起来？
大家的目标集中到喂牛的孙景江身上。
孙景江出身贫苦，十五岁就被迫到枣庄卖苦力。牛马不如的生活，他整整过了十五年。集体化后，孙景江在生产队当饲养员。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夏天，他给牲口熏蚊子、打牛虻；冬天，他家缺棉被，硬是拖着一条棉毯，也坚持住在牛屋里。
人们商量来、商量去，个个心里揣摸着：选他这样的人当队长，准行！
孙景江这时也很不平静。眼下，这个队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来斤，社员口粮还不足三百斤。解放这些年了，穷哥们还填不饱肚皮，这哪能行！所以，尽管这个队历来是块难啃的“骨头”，但当人们提名孙景江当队长的时候，他毅然同意了。
就在这年冬天，孙景江带领社员整地改土，积造土肥，盘起了石灰窑，组织了运输队。苦干了一年，社员口粮增加了四十六斤，普遍分到了现金，还卖给国家一万三千多斤粮食。
一年变样，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了，老孙的劲头也更大了。他的心全拴到了集体上，连走路、吃饭、睡觉也想着如何把生产搞好，让社员、集体快快富起来。下地干活，他处处带头：起石头，抢最累的活干；推土运肥，装得最多，走得最快。冬天给小麦浇封冻水，他常常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泥水里打堰改水。有一次渠道决了口，他铲了几锨土没堵住，就扒下棉袄堵上，自己冻得打哆嗦也不顾。
一九七○年初夏，收割到场的小麦还没打完，汛期就来了。孙景江接到公社的通知，带领小车队奔赴加固水库大坝的工地，从早干到晚。收工后，又直奔打麦场，放下小车就干起来。社员们劝他赶快回家吃饭，他说：“国家的征购粮等着交，社员口粮等着分，小麦没打完，场里到处都是粮食，哪能吃得下饭。”就这样，他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钟，场上活全完了，才回家吃饭。
有这样的带头人，还愁面貌不变？如今，高洼不平、碎石遍野的山坡地变成了平展展的粮田。队里盖了新房、新猪圈，买了拖拉机和多种农业机器。粮食亩产过了千斤关，社员口粮达到五百多斤，每年向国家交售四万多斤。副业收入成倍增长，集体积累不断增多，社员生活逐步改善，过去的落后队成了先进队。孙景江同志多次光荣出席了社、区、市的劳模大会。压不弯腰的钢铁汉
一九七一年孙景江入党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同大自然斗不怕掉肉，同阶级敌人斗不怕掉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他实践了自己的庄严誓言。
一九七三年秋，当老孙带领大家干得正起劲的时候，“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妖风刮到了渴口大队。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蒙蔽少数群众，把渴口大队搞得乌烟瘴气。支部书记不能工作了，副书记被赶出了队，人心散了，生产瘫了。身为支部委员的孙景江比谁都急，他觉睡不安，饭吃不香。
在这困难的时候，孙景江挺身而出。白天，他带着一队社员下地；晚上，他把全大队的生产队长叫到一块，对大家说：“党和群众让咱当队长，咱就得领着大伙搞好生产，对国家多作贡献。”有人担心地说：“这股风可是上头吹下来的呀！”孙景江坚定地回答：“不管它是上边的、下边的，反正人不吃饭不行，社员不种地不行。种好地、多打粮没有罪！”大家说：“老孙领的路是正道。”干部群众团结起来，继续大干不松劲。于是，那几个权迷心窍的人把矛头对准了孙景江，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攻击老孙是“以生产压革命的罪魁祸首”，是“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孙景江不怕帽子压，不怕棍子打，坚持抓好集体生产。
一九七四年夏天，一些脱离生产外出的人回队来纠缠孙景江，要给他们记什么“革命工分”，老孙坚决不给。他们就用“反对‘革命’”、“压制‘造反派’”等帽子压他。老孙理直气壮地顶了回去：“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半个工分也别想。只要我还当队长，那个‘革命工分’就是不能开！”
坚持原则的孙景江，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个别坏家伙，寻机下毒手想谋害他。一天早晨，孙景江的老伴从水缸里舀水做饭，发现水的颜色变了样，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经过化验，是撒进了一六○五剧毒农药。老孙的哥哥流着眼泪劝他：“景江啊！你别干了。你再干下去，人家要斩草除根呀！”社员们也为老孙捏着一把冷汗。孙景江镇静地劝慰大伙：“能毒死我，能毒死我全家，可他们毒不死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一天不死，就得和他们斗！”说罢，他又带着社员下地了。廉洁奉公，不徇私情
孙景江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在渴口大队流传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一九七四年，一队在西北湖种了几亩甜瓜。夏天的一个中午，老孙急急忙忙地跑到瓜地，看瓜的孙茂志急忙招呼说：“景江，天怪热的，快来吃个瓜吧。”“瓜是集体的，大伙订的制度，当干部的更不能带头违反。”老孙说罢又问：“刚才那个吃瓜的，你看见没有？”孙茂志吞吞吐吐地说：“是你家老大的小孩摘了一个瓜，我……”景江打断了他的话：“这就不对了，他摘一个瓜，就破坏了集体的制度。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赶快给他记上帐，下次分瓜扣下来。”孙茂志只好给记上了帐。老孙这才满意地走了。看着他那远去的身影，孙茂志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丝毫不沾、铁面无私的人啊！”
吃请受贿的事，孙景江连边也不沾。他当队长以来，为了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每年农闲，都要组织一个建筑队，帮助社员盖新房，他只要有空就参加干活。每次完工时，房主照例要办上几桌酒席，酬谢大伙。可是，孙景江帮助社员盖起了四十多间房，从没喝过谁家的一盅酒。一九七六年冬天，景江已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有个社员想托他办点私事，备好了一桌酒席，请他三趟，他都没去。有人说他不讲“情意”。他说：“党的干部，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符合政策的事，不请，也能办；不符合政策的事，说什么也不行。”
一九七六年春，一个在外工作的同志，拿着两张招工表来找老孙：一张给老孙的女儿，一张留给他自己的妹妹，请老孙帮忙。他还提来了点心和香烟。老孙心想：咱手中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咱怎能拿它来沾光取巧！他好言规劝来人，退还了礼物，拒绝了让女儿去应招工。有些人对孙景江的做法很不理解，对他说：“你家生活困难，叫孩子出去算了，何必这样认真！”孙景江回答说：“因为咱是共产党员啊！”
老孙从来不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就连他应得的一些利益，他也不要。老孙家生活有些困难，支部为了照顾他，让他分管副业生产，按规定他可以和大伙一样领提成款。可是会计三番五次把钱给他，他都不要。后来，党支部书记亲自送给他，他还是拒绝了。
老孙原来在枣庄搬运站当工人，一九六二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到了农业第一线。后来，搬运站领导几次派人请他回去。他说：“农业是基础，生产粮食重要，我在农村干一辈子算了。”来人说：“你既然不回去，到单位办个下放手续，也能领一笔下放款。”老孙回答说：“钱是国家的，我是自愿回来的，这钱我不能要。”为集体奋不顾身
在五届人大精神的鼓舞下，孙景江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他天不亮就起床，早饭常常拖到中午吃，午饭拖到晚上吃。人们劝他注意劳逸结合，别累坏了身体，他却总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一心想的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旧社会的折磨，给他留下了腰疼的病根。有时疼得厉害了，他咬牙撑住，仍然坚持干活。
去年三秋时节，孙景江分管秋耕、秋种。他时而浇地造墒，时而跟着拖拉机耕地，每天从早忙到晚。他眼熬红了，人累瘦了，还是感到为实现四化做的工作太少。
九月二十一日夜里，孙景江跟拖拉机耕地到次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回指挥部的路上，由于又困又累，他不慎掉到两人多深的乱石坑里，腿部受了伤。他挣扎了近一个小时才爬出来。回到家里，他怕老伴不放心，没吱声就躺下了。
二十二日，老孙照样天不明就下了地。夜深了，他没有回家，就在指挥棚里歇了会儿。
二十三日晚九时许，孙景江回到家里休息时，老伴发现他右腿血肉模糊，要给他去请医生，他拦住了。老伴只好从邻居家借来点消炎粉和紫药水，替他把伤腿简单包了一下。
二十四日，孙景江一早去四华里外的郭村水库指挥放水，到十点多钟还没回来吃早饭，一个社员给他送去几个烧饼。平时冷热硬软都能大口咽的“粗人”，今天怎么象个牙朽的老头？人家问他，他还是一语带过：“没啥，摔了一跤，腿有点痛呢。”
二十五日，老孙还是披星出工，戴月归家，在地里又干了一整天。
二十六日中午，大队赤脚医生看到老书记走路都拐了，硬拉他来治疗。卷起裤管一看，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从肉里挑出一块玉米大小的石头。赤脚医生心痛地说：“手上扎根刺都痛得不行，这么大的石头扎进肉里，那还能干活、走路？”老孙笑笑说：“战场上战士们带着炮弹皮，都没下火线，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医生要给他打青霉素针，老孙忙制止说：“这针挺希罕的，还是留给病重的人用吧。”结果，只带了一包医生硬塞给他的土霉素片就走了。这一天，他在地里还是坚持干了十三、四个小时。
二十七日晨，天还黑洞洞的，老孙忽然想起西坡地今天该耕了。他艰难地爬起来，摸黑到了公社拖拉机站。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头倒在了床上。老伴赶忙煮了两个鸡蛋，但这时，他已牙关紧闭、茶饭不能进了。人们赶忙把他送进医院，但已经晚了。由于破伤风感染，他已生命垂危。
老队长病危的消息，象火一样炙着渴口大队社员的心。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医院看他，守护他。孙景江吃力地睁开眼睛，望着朝夕相伴、共同战斗的乡亲们，艰难地说：“我是不行了，把我……拉回去吧。甭再花……集体的钱了。钱来的不容易，要……用在生产上。”人们含着眼泪劝慰他：“就是三年不分配，我们也要把你救过来！”
老战友许德亭第二次来看他时，他神志迷糊地抓住老许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地……耕得怎么样啦？要抓紧……下种。”
二十九日凌晨四时，孙景江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人们清理他的衣物时，发现赤脚医生强塞给他的那包土霉素，还原封不动地装在他的口袋里。人们看着这包药，泪水滴湿了衣襟。老队长啊！你为了我们过好日子，真是豁出了命，一点也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你为队里积累了多少财富，可是你连一支针都舍不得打，一包药也舍不得吃啊！
孙景江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共枣庄市齐村区委作出决定，号召向模范共产党员孙景江同志学习。渴口公社、齐村区的广大群众，决心以孙景江同志为榜样，在新长征道路上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 沈存法
本报记者 宋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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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为什么不顾抗旱用水洒马路？编辑同志：
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出差去苏北一个县。当时苏北平原久晴无雨，一路上看到社员们都在抗旱。但是来到这个县城，在围山几公里长的县城柏油马路上，看到的却是一片水晶晶的景象。
是下过雨了吗？看看路边的地，仍是沙土飞扬。那路上为什么这样湿呢？我问当地的一位干部才知道，原来是地委的负责人要来这个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为了迎接上级领导，特意派人在柏油马路上洒了水。从地委领导机关所在地通往这个县城的柏油马路有很长一段围山叉路，县的领导同志又不知道地委负责人从哪条路来，便把这个县城几公里长的围山马路都洒上了水。而且县领导还派了北京牌小车去叉路口等候。
晚饭前，果然看见县委和地委负责同志坐的两辆小轿车，在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向县招待所驶去。就在这时，我听到旁边有几个人在议论：“威风是威风，但把这么多的水洒在马路上太可惜了，如果浇在庄稼地里该多好啊！”
听了这些议论，我不由得在心中琢磨开了：为了迎接地委负责人的到来，竟然不顾天旱缺水，把农业生产急需的水洒在马路上，甚至放弃工作时间到叉路口去等候，究竟有什么必要！？这样的领导作风能与当前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形势相适应吗？
解放军某部 李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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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脱离群众的“接待演出”编辑同志：
我是文工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为了临时招待上级领导人演出，剧团正常公演的节目不合领导的口味就要换，或者是有关负责同志为接待上级领导人而亲自点节目。于是，剧团就要打乱工作计划，临时赶排节目，搞得手忙脚乱。剧场因此要出“紧急启事”：因故停演，改日再看，不愿看者退票；或是推迟开演时间。剧团和剧场虽然加班加点，增演场次，但只能加大开支，而不能增加收入，因为全是“招待”。退票的群众牢骚满腹，等候的观众也意见纷纷。为了一两个人，为什么要把千百人拒之于门外？领导人和群众为什么不能同场看戏呢？
试问：这样接待领导人，是尊重、爱护领导人吗？否。这是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高墙，是拆领导人的台。希望领导上对这种脱离群众的接待办法严加制止。有些“盛情接待”，也的确是上级领导人事前并不知道的，但一旦发现，就要严肃批评，不能只是随便交代一句“下次注意”就算了，否则，下次还是要“照办”的。
最后，也希望党报造造舆论，告诉大家怎样做才叫尊重、爱护领导人，让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各方面真正恢复发扬起来。
湖北省宜昌市文工团 闻功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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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领导来视察何必如此紧张编辑同志：
几个月前，不知哪位领导来我市视察，那场面可真是八面威风。几个主要街口，一个多小时前就开始戒严，车辆行人一律绕道。骑自行车的隔老远就被民警喝令下车，倘若反应稍微迟缓一点，轻则恶言待之，重则扣车受训斥。前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准车辆行人通行。
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本来是件寻常的事情，干么要弄得这样紧张和“神秘”呢？犯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毛主席多年倡导的干部“联系群众”的作风哪里去了？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人为地造成干群对立，这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决不是个小问题。
“四人帮”被打倒已有两年多了，为什么这类不得人心的作法还不能纠正？为什么逢迎上级、无视群众的不正之风还如此盛行？广大群众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转变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和广大人民一道为四化作出最大贡献！
湖南省湘潭市粮食局 焦良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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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纠正不正之风
东北工学院 郑新志
最近，报纸上登了许多教育群众正确对待当前困难的文章，对此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现在，确有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闹事，也有极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当前的困难，提出一些不恰当的要求。这些问题都应当解决。可是应当看到，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去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去纠正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不正之风。
文章谈的那些道理，从理论上讲都是站得住脚的，多数群众也能讲出来。但近十几年来，站得住脚的理论却往往不能全使群众信服。比方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道理讲，在一定时期还是必要的，事实又怎样呢？许多领导人也讲大道理，却对上山下乡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使其子女免于上山下乡。即使下去也是虚晃一枪，不待屁股坐稳就调回城市了。分配工作也是如此，有门路的到好厂干好工作（社会上认为好的），没门路的只好到不好的厂干重活、脏活。
现在我国经济还不很发达，市场上许多物资供应紧张，可是某些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却从来不曾紧张过。比方，春节国家供应的平时难买到的一点东西，许多人拿着票证，挨着冻排队都难以买到，有人却整篮鱼虾、大筐鲜货往家搬。群众说，国家有困难，生活艰苦一点没意见，这些有特权的人实在叫人气不过！
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国家的困难需要大家来分担，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来创造。但是，不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总不能让群众谅解吧！群众憋着那么大的气，能大干社会主义吗？我们国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比现在艰苦得多，为什么那时广大群众却很少怨言，而能挺起腰来和国家共度难关呢？关键就是我们有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有千百万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干部。现在的情况却与那时有了不同，我想大家心中都有数。粉碎“四人帮”后，群众满怀信心地认为，歪风邪气的末日到了，可是，时间过去两年多了，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了，有些地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并没有收敛多少。开始，报上登一些打击不正之风的报道，群众看了很振奋，很出气，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也就是那么回事了。群众注意的不只是动人的文章，而是更注意身边事物的变化。那些文章对纠正不正之风，是起了些作用，可是，有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当时只缩了一下脖子，现在又拍着胸膛说：“怎么样，老子照样。”他们照样搞不正之风，群众也照样是看着干生气。
这些不正之风，肯定都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也确实不是一年半载所能肃清的，但这总不能成为掩盖我们缺点的挡箭牌。应该说，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不解决，这同搞四个现代化是完全不适应的，将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话说得多么好啊！现在，在有些地方，党中央的许多政策到底贯彻执行得怎样，很需要认真进行调查了解，听听群众的意见。没有千百万思想好、作风正派、真心实意干革命、为群众服务的革命干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谈何容易！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整顿。这不应是纸上谈兵，而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恢复和发扬起来。只有这样，报上登的那些文章才更有说服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扫除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一小撮坏人就会陷于孤立，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加速我们伟大国家的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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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燎原化工厂副厂长、共产党员蔡怡，积极支持五个子女到农场和外地工作，受到人们称赞。这是蔡怡和在农场工作、出差到沪的儿子谈心，鼓励他为四化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 黄田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