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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烈庆祝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的伟大胜利
云南边防部队庆功大会在昆明举行
据新华社昆明五月十六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庆功大会，五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昆明市隆重举行。
这是云南边疆的一次盛况空前的群英会。一千多名战斗英雄、功臣、模范欢聚一堂，畅谈胜利，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决心进一步提高军政素质，为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功。
出席这次盛会的，有智勇双全的哈尼族英雄连长山达；有佤族英雄战士李光辉、杨贵福；有彝族英雄排长阿尔子日；有拉祜族英雄班长罗正和；有白族英雄通信兵杨华春；有“王成”式的英雄步谈机员海水干；有“英雄坦克手”贺全利和“女民兵神炮手”、知识青年段国兰等。战斗英雄李成文、岩龙、陶少文，回族英雄连长刘建荣，纳西族“模范指导员”和自兴等烈士生前所在连队的代表，以及参战部队各个英雄单位的代表和民兵、支前民工、公安干警的英模代表，革命烈士亲属代表，都出席了这次盛会。
昆明部队和昆明部队领导机关负责人杨得志、刘志坚、张铚秀、查玉升、徐其孝、罗坤山、黄德懋、张海棠、李克忠、胡荣贵、史景班、刘贵田等出席了大会。
中共云南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安平生、李启明、赵增益、薛韬、高治国、韩天石等，以及云南省政协负责人、昆明市委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李启明代表云南省委、省革委会和全省各族人民向庆功大会致贺词，并向祖国的英雄、人民的功臣、模范表示亲切慰问。
中共中央委员、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刘志坚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在阐述这次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的重大意义之后，强调指出，自卫还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我军胜利的旗帜。我们要永远高举这面旗帜，在新的长征中不断夺取新胜利。
刘志坚高度评价了参战部队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党为人民建立的功勋。他说，在作战中，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说明，我们的部队不愧为忠心耿耿、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不愧为保卫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
他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广大指战员要以英雄和烈士们为榜样，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和保卫四化而奋斗，以实际行动感谢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援。
中共中央委员、昆明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在会上讲话，向英雄模范们表示热烈祝贺。他希望大家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更加谦虚谨慎，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实现和保卫四化的新长征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深入学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广大指战员一道，加强军事训练，把部队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要百倍警惕，如果越南侵略军胆敢来侵犯，我们就坚决消灭它。
五月十六日，在庆功大会闭幕式上，昆明部队副司令员张铚秀宣读了云南边防部队的嘉奖令，授予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建立功勋的英雄集体和模范人物以荣誉称号或给予记功。昆明部队副政委李克忠宣读了昆明部队党委《关于开展向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英雄模范学习的决定》。当获得荣誉称号的英雄集体代表和个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鼓乐齐鸣。杨得志、刘志坚、安平生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授旗发奖，并和他们一起照了相。
昆明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给英雄模范发奖。新华社记者 闵福全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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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
新华社记者 顾迈南
暮春五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自全国三十三个科研单位和七十八个高等院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齐集北京科学会堂报告厅，兴奋地在等待着听讲。
铃声响了。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笑吟吟地走上了讲台。他身穿灰色的中山装，含笑向在座的人们点头问好，把讲义放在投影仪下，就讲起课来。
课堂上，一片静谧的气氛。投影仪映在墙上的讲义写的是：
“Ⅲ：互相作用
目前的所谓基本粒子
媒子：光子，万有引力子，中间玻色子
轻子：中微子，电子，……
夸克：下，上，奇，粲，底，顶……。”
再往后，就是密密麻麻的方程式。李政道教授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今天讲粒子物理。大家请看这张表，在这里看都是些数目字、符号，这都是前辈和近代科学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得来的……。这中间有一大部分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科学是发展的，最重要的不是过去，是现在跟将来。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不停地讲，不停地写，讲得实在太累了，就手按着教鞭，把头伏在上面歇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干脆把外衣脱掉继续讲。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强作用、弱作用的发展史，讲到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台上台下，课堂内外，讲课的人着了迷，听课的人也着了迷，人们进入了奥妙无穷的粒子世界。
这是记者目睹的一次讲学的片断。李政道教授为新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一片深情，溢于言表，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李政道教授越过太平洋，不远万里来我国讲学，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李政道教授在国外每年平常只讲二十八至三十个小时，这两门课一般要讲二、三年。这次，他感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为了搞好这次讲学，早在一年以前他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为了把粒子物理的最新成果加到讲稿中，从去年到今年三月一直就埋头于这件事，尽量使这些讲稿能包括近年来的主要新成就；他还给中国同行寄来了大量参考文献和书籍。
七个星期以来，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为了听得清，弄得懂，不少人干脆挨近讲台席地而坐；后排座位上的人还举着望远镜看投影仪映在墙上的讲义。在报告厅的地下室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人们围着一台台转播电视机认真地听，认真地思索，认真地记。听讲的人中，有李政道教授早年的老师、同学、好友，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年轻物理学家，还有粉碎“四人帮”以来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家对李政道教授讲学的评价是：学识高深，方法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他的功夫很深，讲得很好。”一位对基本粒子物理有造诣的老科学家说。
“用物理学中的术语来说，李政道教授讲课走的是‘短程线’，迅速把人们带到了现代科学的最前沿。”一位教授说。
“作为一个教授，他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他时时都在关注着听讲人的理解程度。”一位研究生说。
大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他讲“孤粒子”这一课，由于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把公认的最容易讲玄的问题，讲得画龙点睛，深入浅出，既使专业科技人员和教授从中获得收益、启发，又使研究生们能够听得懂。
关于“孤粒子”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八四五年英国物理学家斯科特·罗素作了一个关于“波”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八三四年八月，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现象。我看到一只船，这只船由两匹马拉着沿着狭窄的运河前进。后来船忽然停下来，这时从船头上翻出一股激浪，很激烈的翻滚着，突然离开船头，向前运动，速度很快。它的形状是固定的、圆截面的、光滑的水堆，它在前进时不改变形状，也不降低速度，我坐在马上跟踪前进。以大约每小时八、九英里的速度跟着跑，这水堆一直保持原来的形状，有三十英尺长、一英尺半高，后来高度逐渐降低，追逐了一、两英里以后，在运河转弯处就看不见了。
自从罗素发现了“孤立波”，一百多年来各国物理学家反复讨论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理。直到一八九五年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一九七三年开始，有人试图以此解释基本粒子物理。但是，过去研究基本粒子物理用的都是线性方程式，而研究孤粒子，必须用非线性方程式，难度很大，都视为畏途。
从一九七三年起，李政道教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在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中，他第一个引进了非拓扑性孤粒子的概念，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对这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以前，他还发展了反常核态理论。他在这个理论中预言，当两个铀的原子核发生碰撞时，核的密度超过正常状态，也许有可能发生反常核态现象，而这种现象过去在自然界中还未发现过；并强调，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真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具有洛伦兹不变性的一种介质，它的物理性质是可以通过基本粒子的互相作用表现出来的。目前美国有一台加速器正在为验证李政道教授的上述理论作准备。
李政道教授的讲学在听众中博得一致好评，并非一日之功。一九七二年以来，他四次回国，周恩来总理通过和他的交往，曾作出过“李精于学”的赞誉。李政道教授是当之无愧的。他不满二十岁离开中国去美国求学，由于刻苦勤奋，年纪很轻就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诺贝尔奖金。他和杨振宁教授合作，发现著名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后，继续向高能物理的纵深处挺进，数十年如一日，进行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
谈到李政道教授的教学态度，大家也十分钦佩。课堂上，他一遍又一遍地亲切地询问大家听懂了没有？他注意每讲一句话不仅让学生听得清，而且使学生听得懂。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和午餐时间征求大家对讲课的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进度。在讲学期间，他每天讲三个小时，可是备课常常需要五、六个小时。他说：“我每天睡得不很多，中午不休息，这倒是习惯。”人们见他人瘦了，嗓子哑了，担心他累垮，劝他休息。他笑笑说：“有这么多人认真听课，我花些劳动是值得的。”就连“五一”节他也照常上课。人们说，从李政道教授的教学中不但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当教师的好思想、好作风。
李政道教授对于他出生的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讲学期间，他随时随地都流露出这种感情。一天，他和夫人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参观，看到研究生院的一排排木板房。他说：“这最象我们西南联大的房子了。我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是一九四六年，那时候，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住的是草房子，十五、六个人睡一间房子，过几个月就要把床搬出去煮臭虫。那时联大的条件只有一间煮床的小房子，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只能煮一个床，臭虫不能同时消灭。”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我还记得上物理课时，老师带来一个小的电子仪器，我出于好奇心，用手捅了一下，把一根线弄断了。”他打着手势风趣地说：“所以以后我就改学理论物理了。”大家又笑，他也笑了起来。
“我们那时从来没有感到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就比别人差。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等等，都是在那时培养出来的。”他说：“重要的是人，不是物质条件。仪器、设备都是人造的。只要大家肯学习，把基础打好，把人培养出来，就可以创造一切。这次回来深深感到，大家都想使中国尽早实现现代化，海内海外的有志之士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李政道教授一向关心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早在一九七四年访华时，他就向毛主席、周总理建议过：理科人才也可以象文艺、体育那样从小选拔培养。这次回来，他听说科技大学试办了少年班，很高兴。在繁忙的教学活动中，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程到合肥访问了少年班，就如何培养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问题同学校领导和教师们作了广泛交谈，并亲自到了少年班，送给孩子们大批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科技读物，给孩子们讲科学故事，讲许多著名大科学家在青年时代对人类所作的杰出贡献，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鼓励青少年们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框，在科学上闯出新路。这次讲学期间，还从科大研究生院为哥伦比亚大学亲自选拔了一批研究生。
“政道变了。”今年四月十五日，邓副主席会见李政道教授时，他的夫人秦惠?说：“政道过去对这类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他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亲自打了很多、很多个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记者问李政道教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时，他兴奋地说：“我感到，大家都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动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不应该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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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刘志丹同志的家庭出身
《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第三版胡思升的文章《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中，说刘志丹同志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知根据是什么？我们是景桂（志丹）的弟弟、妹妹。介绍情况如下：
我们的爷爷刘士杰、父亲刘培基均系清朝末年人，爷爷当过侍童，揽过工，当过先生。父亲年轻时读过书，教过学，开过草料店，种过地；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也在地方民团当过几天文职副官，但那是一九二○年前后的事。此后，因父亲和当地一些绅士、社会知名人士反对贪官枉法，被搞得倾家荡产，最后连三姐也卖给人家。一九二八年，刘志丹和一些同志领导了渭华暴动。失败后，回到陕北，在家乡一带发动农民搞游击队，创立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我们的两个舅舅、三个堂兄、一个姐夫被敌人杀害。特别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毁了我们的家，将爷爷、奶奶、母亲（景桂生母）的坟挖开，鞭尸扬骨，到处悬赏捉拿刘志丹的家属。父亲带着母亲和孩子们逃荒要饭，钻梢林、宿山洞，吃野菜野果。在群众掩护下，到了南梁根据地，大人们积极参加红军的后勤工作，孩子们都上了学。一九三五年，因游击队无力顾及家属，父亲又带领我们到处奔波。后中央红军到陕北。一九三六年景桂哥牺牲了，父亲才带着我们回到家乡。鉴于多年颠沛流离失所，陕北根据地土改时，未给我家定成份。
父亲带着我们回到芦子沟后，重新修复被国民党毁坏的家，自己种地、栽树、养羊，因无劳力，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间，乡人民政府每年都给我们代耕。四七年冬，陕北又实行土改。政府工作队、当地基层党组织召集群众评议，定我家为富裕中农。这是确定我家成份的唯一法律依据。
我们兄弟姐妹十四人，今尚存八人，加上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有百余人之众，战斗在国防、工、农、文教卫生各条战线上。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这个不实之词我们吃够了苦头，应该实事求是了。
刘景儒 刘桂芳 刘景星
刘荣 刘耀 刘海燕 刘德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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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
叶圣陶
三月十一日的《四川日报》第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这条新闻最后说，省委负责同志接见了这个儿童及其亲属，省有关科研部门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
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唐的新闻本来值不得驳斥。可是这条新闻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不能不给与足够的重视。
三月十六日的《上海科技报》转载了这条新闻，跟着转载的，有《河北科技报》《湖南科技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甘肃日报》等。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报都把它称为“科技新闻”。
于是好些地方纷纷传说也发现了相似的儿童。四月十三日的《北京科技报》刊登新闻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四月二十日的《河北科技报》刊登新闻说，沧县也发现了一个，内容跟《四川日报》那条新闻大体相似。
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有的学校竟叫小学生一个个作试验，要从中找出能用耳朵听字的。请想想，这样的试验对小学生是什么样的教育！
最近有人从四川来，跟我说起大足那件事，至今有关的单位明知错了，还散布消息说，那个儿童害了一场大病，耳朵不灵了。这不是为他们自己和上级掩饰吗？这不是还坚持耳朵听字确有其事吗？
昨天遇见周建人同志，他也关注这件事。他说，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建老说得非常对，听说香港的报和“美国之音”都作了报道了，一定会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
我恳切祈求有关的同志和单位，以及虽与此事无关而干同类工作的同志和单位，能从这件事取得教训，确信这样胡搞是不行的，至少要学一点科学知识，学一点唯物主义，才能切切实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对四化有所贡献。
五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