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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有关党风的重要问题
本报评论员
近年来，由于少数高级干部的子女利用父母的职权和地位搞特殊化，甚至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党内外群众要求干部“正确爱护子女，不要贻害子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群众的反映，值得引起那些做父母的党员干部的重视，把教育子女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真正担负起来。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培养下，在父母的抚养教育下，绝大多数干部子女健康成长，没有辜负党和父辈的期望。在林彪、“四人帮”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的时候，许多干部子女同亿万人民一道，勇敢地投入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斗争，不少人因此受到了种种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进一步振奋精神，刻苦学习，积极工作，斗志昂扬地加入到新长征的行列中去。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涌现出来的大批英雄模范，就有许多是干部子弟。但是，也确有一些干部子女不那么争气，他们往往以父母身居高位而自矜，以“门第高贵”而炫耀。有的胸无大志，好逸恶劳，生活特殊，贪图享受；有的甚至依仗父母的权势，为非作歹，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些现象的发生，固然有着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反映了林彪、“四人帮”对青少年毒害之深，暴露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薄弱环节，但是，这同某些干部没有担负起为父母者所应负的责任，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甚至纵容庇护，是有直接关系的。
父母溺爱子女的严重后果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却视而不见，不当作一回事。这些同志的头脑中有着浓厚的“父贵子荣，天经地义”的封建特权思想，似乎老子的地位越高，子女就越应高人一等，可以享有政治上、经济上搞特殊化的权利，为所欲为而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这是一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同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同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精神，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怎样才是真正的爱护子女呢？不仅仅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子女，有生养抚育之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是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当前的社会政治安定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父母爱护子女，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关心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和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尤其应当这样做。可是，有些做父母的党员干部，恰好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想给自己的子女安排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只想给自己的子女留下多多的存款、舒适的住宅。这是助长子女脱离群众，好逸恶劳。“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盖其过”。从对党负责、对自己的子女负责出发，还是多留精神财富，培养子女成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德才兼备的贤者为好。许多老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言传身教，把我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女，激励他们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政治上以平等待人，不允许他们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去谋取私利。他们给子女留下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这是胜过任何物质财富千百倍的无价之宝。
纠正某些党员干部溺爱、娇纵子女的不正之风，决不是一件个人的私事，而是端正党风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做好这件事，全党有责，党的组织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更负有重要的责任。生活的常识证明，“舞弊者得利则效仿者纷至，舞弊者受罚则接踵者敛迹”。做党的组织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刚正不阿，严格按党性办事，坚持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敢于触动那些身居高位而作奸犯科、蔑视党纪国法的人。今后，对干部中有意违反制度，在生活上为子女搞特殊化者；不顾党纪国法，为子女入党、参军、升学、提干走后门，营私舞弊者；向子女泄漏党和国家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者；纵容子女胡作非为，包庇子女违法犯罪活动者，一定要查清事实，根据具体情况，严肃处理。
当然，强调必要的组织纪律处理，决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教育工作。只要全党同志都来关心这件事，大力表彰正确教育子女的好人好事，促使少数干部抛弃贻害子女的错误做法，少数干部子女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党内外的不正之风就会减少。这样，群众就会高兴，党群关系就会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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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了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
——访北京市和平村中学党支部书记骆启练同志
四月二十一日，《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通讯《一位值得尊敬的父亲》，记述了北京市和平村中学党支部书记骆启练鼓励自己的孩子骆债清扎根北大荒农场的动人事迹。最近，我们访问了骆启练同志。
老骆，今年五十五岁，黧黑的脸膛，显得饱经风霜。这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在北大荒开过荒，在炮兵学校当过教员的老战士，说起话来仍保持着革命军人常有的那种直率的特点。我们说明来意后，他摇了摇手，连声说道：“没想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普通的家长，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就给了这样大的鼓励。”
谈话进入了正题。老骆说：“我平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一句话：教育孩子走党指引的路。一九六七年秋天，刚满十八岁的债清要报名去北大荒参加农垦。开始，我担心他有遗尿病，离家后没人照顾。再一想，孩子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自己应当无保留地支持。至于孩子的困难，要相信党组织和群众会照顾的。后来几年的实践证明，债清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在农场干得不坏，多次立功受奖。后来，他还入了党，同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
谈到这里，老骆感慨地说：“当年小将们满怀激情奔赴边疆的火热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多么有朝气的青年，多么有希望的一代！后来的十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下去的青年关心不够，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孩子们不安心，家长也不放心。这说明有些政策要调整，有些工作要改进。但决不能因此一笔抹杀了青年们当年的热情，以及他们在农村艰苦奋斗十多年的历史和成绩。青年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尤其是在艰苦的环境里，思想上发生一些波动，这是正常的，做家长的应当加以引导，帮助他们端正思想。去年年底，债清写信回来说，农场许多人走了，他的一些好朋友也走了，要家里赶快想办法把他弄回北京来。我急忙写了几封信，劝他们不要经不起风吹雨打，要坚持走建设边疆的道路。今年三月中旬，听说债清已办了户口迁出手续，准备返京，我立即给他发了电报，上面写了六个字：不同意你返京。最后，债清终于想通了，拿着我们的电报到分场党委，表示说：‘我们不走了！任凭风吹浪打，决不动摇，要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边疆事业！’”
话题转到有些父母认为把孩子弄到身边，全家团聚是一种乐趣的时候，老骆爽朗地笑了起来：“说真的，我也这么想过，人之常情嘛！可是静心一想，觉得追求这种乐趣意义不大。因为孩子不是私有的，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只要孩子走正路有出息，父母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我回想过，当我听说债清入党、立功时；当我听到别人夸他在农场干得出色时，心里确实是乐滋滋的，这也是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的意义更大，因为自己的孩子成‘人’了，成了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了。我曾在给孩子的信里写道：‘我劝你们留在边疆，这并不是我做父母的心狠，不疼自己的孩子。……当父母的不能象抱窝的母鸡那样，老把小鸡搂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你叔，你姑和我，不都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吗？’”
“是否因为你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怕别人议论而不愿把自己孩子弄回北京呢？”我们冒昧地问道。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因素，否则，我怎么对别人做思想工作？不过，说实话，乘这股‘返城风’把孩子弄回来，别人不见得有多少非议，有些人就这样做了。”
“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了”，老骆严肃地说，“就表明我以前说的一套全是空的、假的，全是说给别人听的。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很可耻的。当然，我不仅因为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愿把孩子弄回来。我总在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几年的破坏，国家目前有许多难处，群众也有许多难处，要互相体谅。一个家长，当然要考虑一家的困难，但首先要想到国家的困难。现在那么多的青年不分青红皂白，不区别情况，纷纷从边疆、农村涌向城市，既影响了边疆、农村的建设，也给城市就业等问题增加了困难。每当我看到有些青年闲逛街头，甚至有的走上犯罪道路时，心情十分沉重。有人劝我：你，一个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操那份心干啥，管得了吗？是的，我个人没什么大能耐、好办法，但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一定要为国家分担困难，至少不给国家增添麻烦。”
革命事业要靠千百万人共同奋斗，如果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家，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顾国家的困难，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时候不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周围群众，怎么向革命前辈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
热语炙人。我们沉默了许久。半晌，老骆呷了一口茶，继续说：“总之，我只是做了一个家长、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孩子扎根边疆是一条正路，一条有光明前途的革命道路啊！”
本报记者 于国厚 谷嘉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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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我们党内没有特殊的党员”
一九三三年初，我调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当译电员，直到一九三五年，我一直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朱德同志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记得我到机要科工作时间不久，大家选我当党小组长。朱德同志就编在我们这个党小组。他是全军的总司令，又是我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日理万机，确实很忙，但是，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分出现在群众之中。每到过党组织生活时，他主动参加我们的党小组会。有时，我看到他实在很忙，就不想打搅他，他知道了还批评我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当时，我们红军党组织有个传统，常常由党小组长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让做一些非党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朱德同志看到我每次分配任务都没有他的份，就几次向我提出要求。我说：“总司令，你那么忙，这些事情怎么能打搅你呢？”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在我们党内只有特殊的工作，没有特殊的党员。”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只好给他分配任务了。当时军委机关有个炊事员工作不安心，几个党员同志先后给他做思想工作，都没有打通思想。我就把做这个炊事员思想工作的任务交给了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用晚上和饭后休息的时间，几次找这个炊事员谈心，终于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这个同志以后进步很快，还成了模范炊事员。
朱德同志还向我汇报了他做这个同志工作的过程。当时我心里激动得象有一盆火在燃烧：敬爱的总司令呀！你是全军的统帅，你却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向一个二十来岁的新兵汇报你的工作，你是多么的谦虚、伟大啊！
红军老战士 宋仁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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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热烈欢迎”之风应当改变编辑同志：
我在外出工作时，经常碰到这样的怪风气：上级领导人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这本来是常事，可是有些单位，偏要标语迎，标语送。“热烈欢迎××领导同志到我大队（我厂）检查指导工作”、“××领导来我单位检查工作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这类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好不热闹。有时，有的县、社领导干部到下面去，下面也要张贴欢迎标语。群众对这种风气甚为讨厌。它不仅给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带来负担，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有的单位写类似的欢迎标语，一年达十几次之多，真可谓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它疏远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大家一看到贴这样的欢迎标语，就议论纷纷：“官老爷要来了”。
据了解，贴这种欢迎标语，多是按照“长官”意图行事的。有的领导和上级检查组，要到某单位去，人未动，车未行，那边早已接到电话通知。他们到那里一看，街上有欢迎标语，桌上有欢迎茶点，便点头称赞：不错不错，气氛很浓！一旦人家不贴欢迎标语，没有一大群小干部去簇拥他，便直摇头说：不行不行，没有气氛！久而久之，“官老爷”的脾气，叫人家摸到了，还有谁敢不贴欢迎标语呢？这也正合了那些善于搞政治投机的干部的心意，他们无心搞好工作，一心想着怎样博得顶头上司的欢心。所以，他们一听到上边有人要来，马上兴师动众，闹得大家不得安宁。
我们党向来提倡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有些领导干部还是大摆官架子，这是特权思想在作怪。现在应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不要再做那些群众厌烦、劳民伤财的事了。
山东临沂军分区政治部
鹿成增
第3版()
专栏：来信
要从领导作风整顿起编辑同志：
读了王小平高考作弊案的报道，令人发指，也发人深思。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小平竟敢明目张胆地营私舞弊？为什么他能调动这么多人，替他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为什么事情败露以后，王小平竟敢恶语伤人，公开串供，要挟翻案？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党员，竟有如此广大的“神通”，能够“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为所欲为，说穿了，就因为他父亲是原雁北地委书记、现山西省委常委。
老子身居高位，儿子倚势逞狂，这在旧社会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不幸的是，这种封建主义的恶习，已经侵入了我们共产党的某些肌体。王小平的所做所为，不就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事例吗？然而，干这种事的决非王小平一人。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我们不承认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我们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一大批老干部头上的“走资派”的污蔑之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党内确实有那么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不珍惜自己的战斗历史，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重脱离群众，追求享乐，生活特殊，甚至违法乱纪，作威作福。这不仅腐蚀了自己的子女，而且腐蚀了党的组织，败坏了党的名誉。有的领导干部的权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营私舞弊，为非作歹，不需要自己抛头露面，一切都由手下的人安排妥贴，毋用“首长”费神。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下去，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人们常说：“整顿社会风气，必先整顿党风，整顿党风，必先整顿领导作风。”这是很有道理的。党的领导干部作风不正，贻害极大。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希望党的领导干部从类似王小平作弊案中汲取教训，自觉向党内许多好同志学习，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扶正党内风气和社会风气。
共产党员 郑 屏
第3版()
专栏：来信
不给违法乱纪的人开“绿灯”编辑同志：
维护高考制度，保证考生质量，这是直接关系到为我国四化培养合格人材的大问题，也是维护党纪国法、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大问题。报纸揭发了王小平高考作弊案，有关纪律检查部门正在进行调查处理，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除有关家长、学生要自觉遵纪守法外，所有有关部门一定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绝不能给搞特权、违法乱纪的人开“绿灯”。有些招生部门和学校的同志，对一些人交办的“条子”感到不好办，怕得罪人，就放弃原则，这是错误的。应该站在党性和党的原则立场上，你交来“条子”不符合规定，坚决不给办。再来“条子”，就把它交给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如果人人能把好关，不给违法乱纪的人开“绿灯”，我们的高考制度一定能维护好，党的传统作风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中央党校总务科 杨一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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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警卫”不得人心编辑同志：
去年六月，我和几位同志到某地参观，住在县委招待所。一天早晨，招待所突然贴出了一张“紧急通知”：“接上级通知，本所另有接待任务，全体旅客须于中午十二时前一律结帐离所。”我们几个同行的人商议：一是明天就要离开此地了；二是不愿到对门那个又脏又乱的饭店去受一夜罪；三是这个招待所五层大楼，至少四、五百张床位，两三个人只住一夜，大概是可以的。于是，我们到服务台去商量。服务员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这是上级的通知，一个人也不能留！”没有通融的余地，我们只得为这一夜搬一次“家”了。
到底这里要接待什么人呢？到了下午，才从“内部”消息中知道有位首长要来。又听说，采取“二级警卫”，省公安局的警卫处长和地区公安局的领导都亲临了，县公安局的同志更是全体出动。还听说首长不能吃猪肉，一清早，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全体出动到市场采购青蛙、甲鱼之类……。到中午吃饭时，首长还未到，前来接待的人，却都因“公”集中到招待所吃饭，有几桌人弄不清，反正我们所认识的县纪念馆的宣传组长也“荣幸地”就席了。晚上，才见有小车进出招待所，可能是首长到了。但招待所的五层大楼却从上到下黑灯瞎火，似乎并无人住。一打听才知道，招待所后面还有一个院子，有一栋二层的楼房，是给首长和外宾住的。可是，为了首长的“安全”，前面大楼的旅客都被“请”走了。到第二天下午，接待首长的任务完成了，才又开始接待客人。
我对此事，颇有感触。记得有的外国朋友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江青到大寨玩，一个人占招待所一座大院，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粉碎“四人帮”这样长时间了，我们有些地方不还是有这种情况吗？反正是国家开的招待所，又不要自己掏钱，听说又有这样的“规定”，何乐而不为之。一般群众生气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也曾想，如此“警卫”法，可能是有关工作部门采取的措施，首长不一定知道。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首长安全。但是，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警卫如此森严，既无此必要，也在群众中引起很不好的影响。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这样做。一九五六年春，毛主席到南京视察工作，在水西门外下车，不要警卫跟随，一个人步行去访问正在一块菜地里弯腰劳动的老菜农陆阿发，并到他的草屋里坐了一会儿。陆阿发怎么也没想到是毛主席。等到毛主席出了门，外面马路上汽车响，他一抬头看到墙上的毛主席像，才恍然大悟，知道毛主席到了他的家。老人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追到大门外，对着汽车喊“毛主席万岁！”（这件事载在当时的《南京晚报》上）邢台地震时，周总理曾冒着余震的危险，深入灾民的帐篷亲切慰问。唐山地震时，华国锋同志也曾及时到灾区亲切慰问受灾群众。请问，那时采取了几级“警卫”呢？
脱离群众的森严的“警卫”方法，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与广大群众之间砌起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把领导和群众隔开了。这样的做法，看起来，首长似乎很安全，但是在街头巷尾，人们的低声私议，却是无法警卫得住的。
北京 黄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