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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把电影搞上去？问题讨论
总结经验 解放思想
李少白
当前，电影界都在议论“怎样把电影搞上去”的问题。我想，回顾一下解放以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是颇有意义的。这里，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国曾经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上映了《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白毛女》等二十六部影片，轰动了全国。这些影片，绝大多数都是一九五○年摄制的。但是，从“新片展览月”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底，却没有再拍出一部较长的故事片。到一九五二年才完成了《龙须沟》、《南征北战》等五部故事片。
一九五九年十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又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放映了《老兵新传》、《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风暴》、《聂耳》、《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五朵金花》等十八部献礼故事片。这些影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十周年献礼片招待会上，周总理曾高兴地称赞说：“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除献礼片以外，一九五九年还生产了其它许多影片。据统计，这一年完成的长故事片就有八十部。但是到一九六一年产量又大幅度下降了，只完成故事片二十九部。
我国解放后电影发展上的这两起两落，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领导思想要按照电影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二是要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
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它比较正确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它指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指示在讲到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的标准，亦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这个指示对电影题材的规定是：“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这就给电影创作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除了领导思想的原因以外，那时电影创作人员革命热情高，思想顾虑少。不管是从解放区来的还是从国统区来的，思想都比较解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们有一股子干劲、闯劲、钻劲。这是取得一九五一年“新片展览月”那样大成绩的原因所在。
开展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文艺整风之后，电影工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有不少新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予以明确、细致的解决。结果，有的教书的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不敢写文章了。这说明：光有“破”是不行的，还要有明确的“立”，否则，创作人员满脑子问号，顾虑重重，怕这怕那，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此外，对如何领导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当时，为了加强对电影创作的领导，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但它的许多做法是脱离实际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如硬性规定创作题材，硬性分配创作任务，硬性规定完成期限等，创作人员把这套做法称为“强迫结婚，限期生孩子”。结果，电影指导委员会只通过了一个《南征北战》，其它的电影剧本都一一夭折了。没有剧本，谈何出片！鉴于这些教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方法。”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九五九年献礼片那样突出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党对电影事业的正确领导，从领导思想上认真地尊重了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客观规律。当时曾强调，领导不应以自己的感想代替政策，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对待创作，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力争电影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注意提高艺术质量。并为此提出了《关于提高艺术片质量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人员受到尊重，享有较多的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使他们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大大发扬起来。但是，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在电影界，正确的东西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创作思想又被带上不少枷锁。加上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影片生产就又走了下坡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些教训。他指出：“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还特别讲了“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的问题，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怎么才能把工作做好？首先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尊重了客观实际，尊重了艺术规律，尊重了电影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电影事业就发展；反之，脱离实际，违反艺术规律，把群众当阿斗，搞瞎指挥，我们的事业就后退。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们会问：为什么有时正确的东西得不到贯彻，甚至被当作错误的东西而否定呢？我认为，原因在于“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应当说，在我们电影领域，确实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表现。对它们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那时批右过头，批“左”却不足；有时，甚至把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正确结合的东西也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给批判了；相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却被当作正确的东西而加以肯定。这就搞乱了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江青大搞极“左”，以政治代替艺术，以空想代替现实，片面地鼓吹什么写“战略思想”，搞“三大战役”等所谓“重大题材”，不顾实际情况，硬要作家一下就写出这样巨大容量的作品。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相当长时间内，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和公式主义的倾向。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那个号称“理论权威”的顾问趁机大打棍子。他诬蔑电影工作者“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有的影片被他扣上“右派思想”的帽子；有的被指责为“恋爱加X，X加恋爱，恋爱加X加恋爱，X加恋爱加X。”他叫嚷：“剧本要审查、审查、再审查。你说我干涉也好，不民主也好，还是要审查。”完全是一副文坛恶棍的面目，他是摧残电影事业和文艺事业的一个大恶霸。
要搞好电影工作，就要解放电影的生产力，而关键是解放思想，在当前最主要的是从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思想首先解放，大胆放手地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严格按电影的客观规律办事，给广大电影工作者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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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把电影搞上去？问题讨论
革掉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陈敦德
去年春节，我开始从事电影创作。一年多以来，用我们作者的话来说，我尝了“触电”的味道。党对艺术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我感到，要把电影事业搞上去，必须扫除“瞎指挥”，革掉衙门式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
我发觉，我们现在改本子的过程，几乎等于是落实某些领导意图的过程。我见过不少从生活中来的本子，本来有一点纯朴的气息，有一点思想的火花，提出了一些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是有一点艺术的探索，可是有些领导就是不喜欢，非要你改掉不可。这些领导有的是出于好心——有余悸的好心，有的是从政治概念出发，也有的是对艺术外行。厂里的某些编辑人员，也有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艺术见解，可是他们知道说出来也很难实现，因此，他们往往不得不按领导的“图”去“索骥”。稿子组织来了或是写好了，编辑又成了汇集各级领导意图的“秘书”，将它灌输给作者，让作者去落实。每改一稿，有的领导还很关心自己上次的意见是否落实了，凡是按他的意图去改了的，他就喜欢，才允许通过；否则，他就要拉下脸来。往往几个同级的领导的意见截然相反、互相矛盾而无法同时落实，作者只能目瞪口呆，啼笑皆非。结果，改来改去，生活气息、斗争锋芒、艺术情趣统统消磨净尽，本子也就换了面目了。这是第一。
第二，是关卡重重。有人统计过，前一个时期，一个本子，从写了稿子到拍摄放映，要经过十道关卡。电影厂编辑室和厂领导通过后，还要经过好多层上级领导机关，甚至什么审查剧本的组织……层层都有领导意图，层层都须落实修改。一个本子要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周折才能通过，但电影作品的新意也就常常因为这层层关卡而被完全磨光了。
第三，我发现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由某一个厂拍摄的本子，往往不是厂里最好的本子，而是由某些领导人或领导部门指定的本子。有的电影厂说他们是“专门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有些不认真钻研业务又不谦虚谨慎的领导同志，有时以真理的标准和化身自居，似乎经了他们的手，就准是最好的“馅饼”无疑。结果领导的指示落实了，片子拍了，观众不爱看，国家受了损失，而这些领导却毫无责任。怪不得最近有的观众看了一场国产新片后，将电影票寄给有关领导，要求退回一角五分，因为他觉得该片票价只值五分钱。
我记得有本回忆录里写过，有个音乐家写了个曲子去向列宁请教修改意见，列宁说自己喜爱音乐，可不一定懂，让他还是去向别的行家请教，或是奏给大家听听，看看效果如何。列宁都如此谦虚，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该深思深思。一定要废除官僚主义的电影生产管理方法。权力不要过于集中，可以下放，要给地方和生产部门多一点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领导部门主要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制订电影规划、组织中外电影交流等。衙门式的管理方法不革除，电影就一定是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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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川岛
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有篇文章，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这之前，也曾提出过“民主”与“科学”，但“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意义和影响所及，却非维新运动时期托古改制的议会政治的民主所能比拟，也不是坚甲利兵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皮毛所能比拟的。这回是要革命而不是改良。“民主”与“科学”是当时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提纲，也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进步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仅在现在称作“红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门口的一间小小的号房里，就有经售的书刊杂志一百多种摆在一张长形桌子上，显示了一九一九年是中国生气盎然的出版年。从早到晚，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老年或是青年，走过那里都要进去看看，犹如现代我们听广播，看电视那样，去寻找救治中国的真理。当然，在当时那陈列着的一百多种书刊杂志中，也不是没有乱七八糟应该扬弃的东西。
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救治中国；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究竟肯定哪一些与否定哪一些的工作中，“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发掘出好多为“前贤秉正，视同沙土”的和长期被诬蔑为“诲盗诲淫”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南戏、元杂剧、散曲、民歌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虽然在估价中有些简单化的倾向，却给了卫道的国粹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也丰富了枯燥和贫乏的文学园地。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前辈大师们，还把大量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了进来。鲁迅先生曾把这一工作比喻为神话中偷火给人类的普洛米修士，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们，并且说：“译本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而且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这显然是要从外国的进步文学中吸取适合我们实际需要的营养。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不仅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而且对当时的文学革命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奋战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才有所适从，才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已经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来，文艺工作者是有成绩、有功勋的，是从坎坷崎岖的路上走过来的，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今天，我们伟大的新长征，也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比五四时期不知优越多少倍。五四运动的经验以及后来革命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德先生和赛先生都不是轻易就来的，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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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错能改即圣贤”
——重看越剧《胭脂》有感
王定国
最近，浙江越剧团为首都人民带来了一出好戏《胭脂》。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建议大家去看《十五贯》，期望干部们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有所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发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又向领导干部推荐几篇有关文章，以供学习，其中一篇就是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中的《胭脂》。周恩来同志曾同毛泽东同志一起观看《十五贯》，亲自参加座谈会，又看了浙江越剧团演出的《胭脂》，赞扬这出戏可以同《十五贯》媲美。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同志，一九六三年四月在杭州视察工作期间，也特地去看了《胭脂》，并且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称赞这出戏的诗：
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
胭脂一剧胜神针，启智纠偏观者喜。
谢老还将这首诗亲手题书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正之。看戏有感，写了诗，又何必题给人民法院“正之”呢？“法院”与“戏院”又有什么联系呢？可见，看戏不只是看热闹而已，而是要有所“得”的。因为，艺术就是生活的再现。蒲松龄把那个时代的生活写到他的文艺作品里，存之于祖国艺术宝库中。我们今天重读他的一些作品，仍然感到有所受益。
《胭脂》是根据蒲松龄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描写一个冤狱事件：牛医卞三的女儿胭脂与书生鄂秋隼邂逅相逢，产生爱慕之心。热心人宿介、王春兰想从中成全，不料被凶徒毛大钻了空子，酿成命案。全剧以鲜明的主题和曲折的情节，使观众对于知县、知府、学台这三个人物，悠然发出怨恨、惋惜和称赞的心声！
昏昏然不负责任的聊城知县张宏，主观臆断，玩忽人命，仅以绣鞋为证，便认定鄂秋隼是杀人凶手，造成冤狱。东昌知府吴南岱，倒是个精明干练、肯动脑筋的好法官，在审查聊城积案中，认为“桩桩件件皆可笑，破绽百出令人惊”，发现了“聊城鄂生杀人案，判词含混理不明，分明是屈打成招供”。于是，他乔装为货郎，下乡暗访，从而突破了原判的框框，发现了毛大的可疑，找出了宿介这个线索。然而，又由于吴南岱的自命不凡、骄傲自大，虽有为黎民办点好事的心愿，但却因法理不深，经验不足，阅历太浅，既没有详细进行现场勘验，又没有取得充分、确凿的证据，更听不进被告人的辩护，而且错误地用刑讯逼供的方法，非法取得了宿介的画押，判处宿介的死刑。从此，吴南岱虽然昭雪了鄂秋隼的冤案，却又造成了好心没办成好事的宿介的冤狱。
就在“死刑复核”的过程中，出现了为官四十年而颇有才学、为人正直的省级教育官“学台”施愚山这个人物。他以知县张宏、知府吴南岱的老师的身份，参予了这一案件的复查，谆谆诱导门生吴南岱“知错能改即圣贤”，要他主动纠正这一错案。可是，自恃过高的吴南岱，为了保住自己知府的面子，求得个“清正官声”，以便“流芳百世”，不仅听不进学台的苦口婆心，反而放肆地顶撞了老师，坚持错误，不打算复查重审。正在这样思想斗争十分尖锐的情景下，刑部（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批文下来了：无辜的好人宿介，马上就要被杀头了，而吴南岱却要随之升官！然而，吴南岱终究还是个本质不坏、立志要做清官的颇有抱负的人，他面对堂匾“慎思守志”的座右铭，不得不“寻思改过”了。老师施愚山的诚恳教诲，被告宿介的当堂申辩，知县张宏的嫉妒和讥讽，一幕幕映在吴南岱的眼前……吴南岱终于以最大的勇气和负责精神，敢冒丢掉乌纱帽的风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大胆决定：“火速呈文报刑部，吴南岱甘担重罪，推翻原判再重审！”他终于听从了老师学台的“知错能改即圣贤，务须明辩毫厘间”的教诲，改正了这桩错案，使被冤枉的鄂秋隼和宿介都得到平反，使真正的杀人凶手毛大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今天，在打破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长期禁锢，《胭脂》重新上演的时候，使我们不得不追忆往事，怀念故人，思绪万千！它对我们当前正在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工作，是有重大启示的；它对我们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也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重看《胭脂》使我想到，当前，全党全国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对其他人的政策，确是一件大事。因为，有错不纠，或明知有错而坚持不改，那就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如果是非不清，沉冤不明，无辜的好人受压制，优秀的人才被埋没，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不平、气不顺，积极性便无从调动，安定团结也难以保证，这样，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又如何恢复和发扬呢？
吴南岱知错改错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我想是有借鉴意义的。一个封建官吏尚且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难道不应当如此么？知错就改总是好，“知错能改即圣贤”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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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小议
拾风
把文艺部门的领导人同创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比做婆媳关系，本来并不贴切。但比喻总是蹩脚，听者只应正确体会比喻者的立意，无非希望领导人不要象封建社会常见的恶婆婆那样专制、苛刻，要善待创作人员，做个“开明婆婆”。我想，这个比喻还是好的。
由此及彼，想再来个“好有一比”。在婆媳之间，还有小姑这一特殊人物。小姑贤，婆媳关系往往融洽；反之，小姑奸刁，无事生非，媳妇日子很不好过。“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活画出做媳妇的对待小姑的惶恐心情。旧时姑嫂矛盾较多，在通常情况下，小姑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是封建家庭小姑的地位决定的。
文艺部门的领导人，究竟不象做一家一户的婆婆那样简单，媳妇是很多很多的。婆婆当家，当然不可能事必躬亲，对媳妇们的情况的熟悉和了解，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取得。小姑也是不可少的。情况明，然后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领导。因此，如实反映情况，对小姑来说，非常之重要。如实，是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有几分说几分，不能掺杂一点个人的好恶爱憎。不顾事实，投婆婆之所好，或者歪曲事实，挟嫌诬陷，那都是极坏的。婆婆轻信小姑的不符事实的情况，轻率判断一件事或一个人，造成不良后果的例子有的是。
可见要做“开明婆婆”并不容易。对小姑的话，只能又听又不全听，又信又不全信。千万不要因亲近而轻信。撇开小姑奸刁蓄意制造假情况的因素不谈，即便小姑自认反映了客观，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其本质常为现象所遮盖，一时不易暴露，把现象当本质来反映，虽然未必出乎恶意，但也可能不实。因此也是不能全信的。首先要尊重媳妇，平等相待，这是前提；同时，对身边小姑反映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尤其是对人对事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时，最好能迈开双脚到媳妇中间走一走，听一听，调查研究一番，那样可以辨明情况的真与伪，也可以识别小姑的贤与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