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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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编者按: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只有结合我国的实际,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科技成果也只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应用,才能变为直接的生产力。但是,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科技成果往往只是“礼品”、“展品”、“样品”。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怎样才能使科技成果迅速得到推广?怎样才能缩短从科研到生产应用的周期?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今天,我们先发表几位科研人员所写的短文,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欢迎广大科技工作者、科研、经济管理人员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来发表意见,集思广益,帮助有关部门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推广体制。
要有专门机构负责科研成果的推广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陈庆振
几年前,我们单位研制出一种吸收电磁波的新材料。消息传出,许多部门要求提供这种材料。但由于无人负责抓这种新材料的生产,我们所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停止别的研究工作,到处联系,希望找一个工厂来生产这种新材料。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生产这种新材料的工厂。全体研究人员来到工厂和工人一起搞工艺研究和产品试制。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厂初步掌握了新材料的生产工艺。可是,由于别的原因,工厂不能再继续生产新材料了。研究人员不得不从这个厂转到另一个生产文化用品的小厂,另起炉灶。奋斗了两年,新材料开始小批量供应用户了。这个工厂是文具百货系统主管的,生产这类材料,供、产、销有困难,又被迫停止生产。无可奈何,几个研究人员决定向中央写报告,申请新建一个专门生产这种新材料的工厂。国家计委很快指示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在轻工业部和北京市计委的大力支持下,研究小组的同志在北京市走访了二十多个工厂,最后决定由一个区办工厂新建一个车间来生产。科研人员再一次从头开始,边筹建新车间,边组织工人学习生产新工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种科学研究和国防建设都十分急需的新产品终于大批出厂了。
把科学研究成果变成产品,是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也是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科研管理体制搞乱了,合理的分工取消了。某些科学研究倒退到小农经济式的轨道上,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试制,都要由科研人员一竿子插到底。这种研究方式,不能发挥科研人员的特长和才能,造成了人材的浪费,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到了认真解决的时候了。因此,我建议:科研组织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必须协同负责抓好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最好成立一个有权威、效率高的精干的推广机构。应该有人抓中间试验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元序
一九七三年,我所开始研制有机光导静电复印版,一九七四年初步研制成功。一九七五年,经有关使用单位试用,认为已达到在要求较高的复印机上使用的水平,可以进行中间试验,以便争取早日正式投产。
但谁来负责进行中试呢?有些工厂对生产这种材料感兴趣,但担心原材料跟不上,或怕将来没有销路;有的需要提供几十万元的投资。一九七五年底,我们向国家计委汇报了这些情况,计委答应替我们找厂,但后来又让我们自己去找。经过多方联系,北京人民机器厂与我所协作,制出样机,并在北京市进行鉴定,复印质量达到国内最佳水平。但由于种种原因,北京人民机器厂未能安排这项试产任务,不得不将样机转给另一家工厂去试产。直到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复印机和复印版才落实在丹东一家工厂生产。
以上事实说明,国家应设置专门机构来统一掌握和管理研究成果的中间试验、应用和推广,并完成最后的技术鉴定。否则,让科研人员自找对象和门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许多互相牵扯的问题无法解决。一个产品的应用,常常涉及许多配套材料的来源和加工生产问题,没有一个部门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只靠各单位东奔西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没有统一的机构管理,还会出现有的项目大家都观望不想上,有的却一拥而上的现象。
产品包销不利于更新换代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白克智
十年前,我们对引进的除草剂“敌稗”的配方作了改进,制成“高效敌稗”。这一改进,不仅节约了大量苯,而且提高药效一倍。我们同一个农药厂合作,试制了二百吨,试用结果良好,不亚于进口的“增效敌稗”。这项小小的改进,使一个农药厂顶两个用,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由于改进产品用的洗油属冶金部统管,不供应农药研制和生产部门使用,我们虽然多次联系也无法解决;“高效敌稗”的成本又稍高于“敌稗”,工厂生产这种新产品经济上会吃亏,因此“高效敌稗”迟迟不能投产。几年后,老产品“敌稗”也因为价格高、质量差,卖不出去,停产了。好端端一种高效化学除草剂品种竟遭此厄运,实在使人痛心。
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例。我们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能顺利推广出去的是少数,多数不是拖延时日,就是中途夭折。过去十多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固然是成果推广不开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许多缺点。中央各部对某些产品的产、供、销统管得太死太严,许多规章制度(包括对企业的考核、物资供应、产品销售方式等),都不是鼓励企业积极地、及时地运用科研新成果,相反,倒是保护一些企业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这种状况不改变,企业没有产品更新换代的积极性,科研成果就很难得到应用和推广。
怎样扭转这种局面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改变产品包销制,让应用单位和消费者有更多的发言权,以促进各项产品不断更新。如果将目前商业部门包销的制度改为企业自销或委托商业代销,规定价格时,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使产品在市场上有一点竞争,让应用单位和消费者在同类产品中进行比较和选购,那么,企业就有了采用新技术、新成果的积极性。另外,商业部门也应有权拒绝经销质量差的、落后的、滞销的产品。总之,要围绕着提高生产率、鼓励先进多想些办法,使科研成果能得到及时应用和推广。
推广、应用科研成果要有一套制度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赵红
一九七五年二月,我们研究小组研制出一台“荧光分光光度计”样机。经过二十八个单位的鉴定,肯定了它的成绩,指出了它的不足,并要求尽快改进定型生产,以满足国内的迫切需要。我们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安排定型生产,但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只好自己同北京有关厂家联系。它们的回答是:“现在没有能力”,“上级没安排这项产品”。经过努力,我们才与天津的一家工厂达成协议,共同协作,在样机的基础上,根据鉴定意见,改进定型。
这项仪器从调研到进行成果鉴定,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不料设计定型却拖了三年半的时间,比研制周期还多一年。国家急需的科研成果,不能早日为四化服务。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责怪生产单位。生产单位是在完成自己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抽空安排加工的。国家规定的产值、产量任务直接影响着厂方的切身利益,而这台新仪器的设计定型能否完成,对工厂来说却无切身利害关系。因此,尽管签订了协议,明确了双方的职责、完成任务的时间,但那只是一纸空文。不按协议办事,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
产生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有关部门不关心科研成果的推广。象这种既达到国外同类仪器水平,自己又有能力生产的科研成果,不去积极推广、组织生产,反而依靠进口的事例是不少的。它暴露了我们国家科研体制和经济体制中的缺陷。
我们国家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国外工农业生产发展如此之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研成果能很快地用到生产上去。而在我们国家,有很大一部分科研成果却锁在保密柜里睡大觉,这是巨大的浪费。因此,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和推广科研成果,首先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新产品的中间试验。国家负责部门对科研成果的推广,应建立一套奖惩制度,对不执行协议的给予惩罚,给推广单位一定的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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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建议把中小学学制恢复到十二年
我们是分别在小学一、二、三、四年级学习的四个孩子的家长。看了你报二月十日刊登的《当前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值得注意》的调查报告后,感到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不仅学生负担过重,而且家长的负担也相当重。我们认为,要解决当前学生负担过重和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的问题,除了努力实施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具体措施外,还需要把中小学的学制由现行的十年制恢复到原来的十二年。主要理由是:
一、缩短学制破坏了原来中小学教材的系统性、连贯性和科学性。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要想搞好基础理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着重抓好中小学教育。而中小学教育,必须坚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我们现在把十二年要学的内容硬压到十年内学完,教材又忽深忽浅,年年有变,这就不能不使教师手忙脚乱、频于应付,学生莫名其妙、难于理解。以小学教材为例,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尚未学到多少字词,便要求掌握标点符号;二、三年级的算术应用题,离开了学生的知识范围和生活实际,经常一段一段地罗列经济工作中的各种专用名词,你怎样解释,学生也理解不了。同时,我们又看到,有许多过去在中小学应该系统地学习的课程,现在被取消了,或者经过剪裁之后,把几门功课拼凑到一起学了,这便大大降低了中小学的教学质量。
二、学制缩短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缩短了学时,而教学任务重,需要学的东西多,教师们为了弥补学校教学的不足,便千方百计调动家长的“积极性”,给家长布置辅导任务。注入式、填鸭式的速成教学法,造成了学生的“消化不良”。学生在做作业时不断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每次都要家长奉陪到底,有时连周末也不能稍事休息。临近期中和期末考试,更是全家动员、忙碌非常。尽管这样,学生学的东西仍然极不巩固,往往是上半年学过的东西,下半年就忘掉了。
三、十年一贯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十年一贯制是苏联的中小学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一直没有采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打着“教育革命”的幌子,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经讨论和试验,就硬把在中国推行了多少年、行之有效的中小学学制改成了苏联的那一套。十几年来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改革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首先,中国的语言文字比较复杂,不下大功夫很难掌握运用得好。第二,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一般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很低,学校的教学工具和家庭的辅导学习条件还跟不上,孩子们的见闻比较少,大多数孩子的启蒙时间都比较晚。第三,我们的学制改革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和工作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强令推行的,以致教学内容长期形不成完整的科学体系,教学方法也没有进行相应的研究和改革,教学设备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反而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和洗劫,在这种条件下,空谈缩短学制,岂不只能是误人子弟吗?第四,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中毕业的学生还不可能全部都升大学,还要有一部分人上山下乡。从十年制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一般都在十六、七岁左右,他们年纪较小,缺乏自治能力,无形中给家长和社会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与其这样,倒不如让他们在学校继续学习两年之后再走上社会。
四、恢复中小学十二年学制,只会促进多出人材,而不会影响快出人材。
把中小学的学制由现行的十年制恢复到原来的十二年,学习时间比较充裕,可以使广大青少年从小打下牢固的基础,有利于经过大学和研究院的教育,培养造就出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材。个别的学生主客观条件都较好、学习成绩特别优秀,需要加快培养步伐,还可以跳级、越级,按照同等学历参加升学考试,这也并不致于埋没人材。
宫景隆 黄润斌 田锡岑 徐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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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
李树喜
经过教育局和学校的联系介绍,我很快找到了要访问的对象——一位北京市某中学的物理老师和他的家庭,因为这位老师一再叮咛不要提他的名字,我就称这位老师为B老师吧。
第一次见面有些仓促,但B老师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一天,由于他来得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点,便不安地解释说,刚才他出去是给四岁的女儿看病,孩子发烧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空去看,一直拖到今天。
我问:“孩子现在哪儿?”
他说:“我把她锁在家里,爱人在另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们两人都得六点钟才能回家。”我很不安,因为是我约他谈话,使他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中。B老师微笑一下,说:“你别担心,我们经常这样。孩子在家已经呆了四天,我出来时给她规定三不许:不许动电灯,不许动炉火,不许动暖瓶。她听话,不会出事的。”
我们相互作了介绍,开始了初步的交谈。他一九五四年在这所学校毕业后留校,二十三年来一直是物理教师。今年已经四十二岁……
我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三十六岁。”
“晚上一般几点钟休息?”
“两点左右。昨晚为了找些习题,睡时已经两点半钟了。”
我还惦着那个被锁在家中的女孩儿,要求提前结束谈话,另约时间。第一次见面只一个钟头,话匣还没有拉开,但是,“孩子锁在家里”、“三十六岁结婚”、“两点半钟睡觉”,这简单的几句话,一下子刻在我的心上。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了B老师家中。
一个住有四户人家的小院,靠东南角是一间平顶东房,B老师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住在十一平米的小屋里。
我以好奇和不平静的心情审视着这对老师生活的地方:一张大床占了大半个地面和空间,因为地震期间的架棚还没有拆除,分上下两层睡觉。靠门的地方升着炉火,与旁边的木碗柜挨得很近;另一边是一个衣柜,算是这个家庭唯一象样的家具;大衣柜旁边是一张方桌,桌子两边抵墙,主人所能接触和利用的只有两个边儿。使人一眼能看出这是一个教师家庭的是桌上、床上散乱着的大量书籍和课本。B老师告诉我:不常用的书放在床架与墙壁之间的一个书架上,找书时要爬到床下才行;常用的放在抗震棚顶;当天用的放在一个旧书包里。我很理解他为什么反复和我讲放书的难处,因为书是老师最重要的财产,是工作的武器。
谈到书,自然就谈到了学校的工作。
B老师是学校的物理教研组长,最少的时候一周也要担任三个班的十二节课,多时讲过二十一节。有时一天连上五、六节课,常常是口干舌燥,头晕目胀。B老师血压低,又患有静脉曲张,站立十五分钟以后便感到两腿麻木,两脚象踩了棉花一样。可是他从来没有叫过苦,没有误过课,并且常常主动给同学辅导或代其他老师讲课,去年有段时间曾经一天连续上过八节课,这该有多么坚强的韧力啊!试想,一个人连续站立七、八个小时后也会疲惫不堪,何况他们在课堂上要动脑、动口、动手和随时掌握、应对课堂情况。人们都说教师是脑力劳动者,然而,这是多么耗费体力的脑力劳动啊!
我问B老师:“除了讲课以外,还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B老师沉默了一下:“那可多了。要开会、学习,我们教研组里事情也要管,而作为一个老师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把课备好!”
我问:“一般在哪备课?”
B老师拍了一下那张方桌,说:“就在这呀,你坐的那里是我爱人坐的地方,我教物理,她教语文,除了备课之外,还要批改作业。”说着,拉开衣柜门,里边是几十本作文本,“你看,这是她拿回来的,还没有看完。”
正是在这半张方桌的地方,B老师和他爱人在安排了两个孩子睡觉之后,在经过了学校的一天忙碌之后,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没有人要求,没有人去检查,甚至没有人知晓,他们一直这样工作了不知多少个夜晚。
B老师对我说,他之所以每天两点钟睡觉,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以外,还想总结一下自己二十年来的教学,首先把物理教学中每一段的复习题和练习课整理出来,这对于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老师们的工作时间该如何计算呢?当然,计算老师担负的课时是一个方法,但是,他们深夜里备课和批改作业的时间,他们给学生辅导、补课的时间,他们做思想教育工作和带领孩子们开展课外活动的时间,又应如何计算呢?B老师说,上个星期日,他爱人为了帮助学生准备区里举行的语文统考,说要去学校看一下,早晨八点去,中午十二点才回来。象这样的事情,开会呀,带学生宣传卫生条例呀,简直多得很,老师们很难休息一个完整的假日。
接着,我们说到了孩子和家庭生活。
他们夫妻两个都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当他们生第二个孩子时,工资只有九十六元,这在教师中不是最低的。一个两周岁的小孩,在北京每人每月要花费三、四十元,这样,夫妇二人只能有二十元的生活费用。两个孩子牵涉的精力就更无法计算。女孩已上了幼儿园,但有了病还得关在家里;男孩太小还不能入托,夫妻俩为此手忙脚乱,B老师还得每天下午定时去奶站取奶,据说那里是过时不候的。
B老师的房间里是拥挤杂乱的。他说,除了孩子捣乱之外,他俩的确没有工夫整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把教学工作做得尽量细一些,只好在生活上马虎一点。崇高的岗位,繁重的工作,艰苦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教师。而他们又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理解我们国家目前在经济上的困难,懂得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生活的道理,他们想的只是如何做好教学工作,使祖国的孩子们成为有用的人材。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值得尊敬,他们的工作又是多么需要关怀和支持啊!如果教育领导部门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了解教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使他们精力充沛地投身到教育工作中去,那对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对于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材,该是多么有益的事情啊!
(原载《人民教育》一九七九年
第二期,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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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后
读过这篇通讯,我们对这位普通中学教师的辛勤劳动不能不肃然起敬。象被访的这位教师,在我们的中小学教师队伍里,真是成千上万。他们为了培育祖国的下一代,常年累月,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工作、学习、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废寝忘食,不辞劳苦地工作。他们不愧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些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劳动不够尊重的人们,那些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困难漠然处之的领导同志,可以从中受到教育。那些挪用中小学经费,为领导机关盖办公楼、修宿舍的负责同志,应当受到应有的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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