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周恩来之歌响彻非洲之角
朱世达
来到遥远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后，我就听说在索马里人民中流传着一首《周恩来》之歌，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只要你一提到周恩来的名字，热情奔放的索马里朋友就会自然而然唱起来：
周恩来，哈吉洛！
周恩来的敌人，哈定
奥！〔注〕
他们在这首质朴的歌中所寄托的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周恩来同志的爱戴、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呢？我渴望见到他。
今年二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当印度洋上吹来的凉风，把伞盖似的合欢树吹得飒飒作响的时候，一位身材颀长、围着索马里式筒裙、留着浓黑八字胡的中年人，来到我在摩加迪沙的住所。这是一个典型的索马里人，浓黑的眉毛下闪亮着一对聪慧的眼睛。他就是《周恩来》一歌的作者阿里·素格莱。
我的欣喜是难以形容的。因为我已多次寻找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而未能得见，今天，他终于来了。他是一位有名望、有才华的索马里诗人，出生于索马里西北部图格迪尔州的游牧民中间。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素格莱就开始创作，以诗笔为武器，鞭笞殖民主义者，唤醒人民群众，为索马里的独立而斗争。为此，他曾被殖民主义者监禁过。
靠在沙发背上，不时抚摸一下他那八字胡，阿里·素格莱回忆起他创作《周恩来》一歌时的情景。
那是整整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整个摩加迪沙的居民倾城出动，来到飞机场，来到主要街道两边，等候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姑娘们披着传统的色彩鲜艳的沙丽，孩子们爬上沿街的墙头树丫，挥舞着旗帜、手帕、树枝和花束。阿里·素格莱和一些艺术家也来到机场。他们敲打索马里特有的带毛的牛皮鼓，跳起索马里的民族舞蹈，唱起索马里的民族歌曲。
“我们经受了长期的殖民主义的压迫。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我们渴望了解中国，我们关注中国人民的成就。当时听说毛泽东主席要派周恩来总理到摩加迪沙来，我们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啊。能见一见周恩来是再幸福不过的了。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十分热爱中国人民的，而周恩来是八亿中国人民的总理。”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周恩来的到来，对我们索马里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可是我们还没有堪与这特殊的时刻相匹配的特殊的歌。作为一个诗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创作欲的冲动，急于写一首赞颂周恩来的歌，因为我热爱他。”
于是，那时他立即拿出纸和笔，在机场万头攒动的人群中，在歌声、欢笑声和喧嚷声中，开始创作了。“我把整个心灵的爱都倾注在这首诗里了。”他回忆道。不多时，诗稿写成了。聚拢在旁边的民间音乐家艾哈迈德·纳奇和其他艺术家们，一边用琴弦试奏，一边吟诵。《周恩来》之歌就这样产生了。这时离周恩来同志的飞机抵达摩加迪沙只有两个小时。
阿里·素格莱呷了一口加糖的中国红茶，怀着深切的想念之情，轻声低吟他的歌：
您不远万里，
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真心欢迎您。
好久，好久，我们希望见
到您，
可是敌人把我们分离。
然而，分离的兄弟终究要
团聚。
我们知道，
您热爱黑人，
关注他们的解放和生活。
感谢您，
感谢您对非洲人民解放的
贡献。
索马里和中国是兄弟，
组成反殖的坚强阵线。
在那难忘的日子，阿里·素格莱和他的艺术界朋友，乘坐装有扩音喇叭的吉普车，在摩加迪沙到处吟唱《周恩来》之歌。不到三天，整个城市都在传唱这首歌。歌声响彻谢贝利河两岸。在周恩来同志所到之处，人们挥舞着绿色的树枝
（这是索马里人民对贵宾最隆重的敬意），唱着歌，欢迎来自中国的使者：“周恩来，哈吉洛！周恩来的敌人，哈定奥！”活泼的孩子们跟在吉普车后面，当唱到“周恩来”时，他们伴唱“哈吉洛，哈吉洛”；当唱到“敌人”时，他们重重地加上“哈定奥”。欢呼的人们将鲜花和绿色的树枝往艺术家的吉普车上抛去。妇女们给一位名叫古吉斯的领唱者的颈项套上花环，以表示她们的赞赏和快乐。当时的摩加迪沙电台用索马里人特有的幽默感，把这种情景描述为“大地在震荡，把欢乐的人们震向天空。”
人们还记得，当时周恩来同志也在摩加迪沙宣布过中国政府援外八条原则。在那以后的十五年间，毛泽东主席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支援索马里建设了国家剧场、香烟火柴厂、妇产科医院、体育场；在缺水的哈格萨和巴依多瓦找到了水源，并建设了供水设备；在内地，从贝莱特温到布劳修筑了一条近千公里长的公路。索马里人民深深地懂得，这些援助，都是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分不开的。阿里·素格莱在他的另一首诗中唱道：
狮子知道谁想杀害它，
谁想帮助它。
我们应当跟谋害者分手，
而跟真诚的人们在一起。
阿里·素格莱说，“真诚帮助我们的人，就是中国人民，就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当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位著名的索马里诗人要告辞了。临走时，他富有诗意地说到他曾构思另一首歌，大意是：同伟大的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也为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周恩来逝世了，在中国将有许多他的孩子成长起来。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在他后面，将有成千上万的他的孩子们跟上来。
当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乘坐的车子在夜色中逐渐消逝时，我的心飞向伟大祖国的大地和江河。我想，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泉下有知，当他得悉在觉醒了的非洲大陆的一角，在遥远的索马里，人们是如此真诚地怀念着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注〕“哈吉洛”、“哈定奥”均为索马里语，“哈吉洛”意为长寿，“哈定奥”意为灭亡。（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鲁迅题签的《呐喊》和《彷徨》
刘德有
东京该是樱花烂漫的季节了。每当想到日本的樱花，不由使我忆起当年鲁迅与日本友人建立的珍贵情谊。
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我在东京，有一次去内山嘉吉先生家做客，意外地发现鲁迅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为山县初男亲笔题签的《呐喊》和《彷徨》，收藏在嘉吉先生那里。
记得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为参加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访问日本的周海婴等同志，访问了东京的内山书店。内山嘉吉先生热情地把我们让到会客室。一进屋，我们便看见桌上摆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内山嘉吉在上海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讲课结束的那一天，和鲁迅合拍的纪念像。这幅照片纪录了内山嘉吉同鲁迅的交谊，同时表明嘉吉对鲁迅的深切怀念。宾主亲切交谈以后，嘉吉先生和松藻夫人，邀请中国客人到附近一家日本饭馆共进晚餐。主人特意准备了生鱼片等丰盛的日本菜肴，款待周海婴和其他中国朋友。
席间，内山嘉吉先生兴致勃勃地打开从家中带来的一个包袱。他说：“我今晚请你们看一件珍贵的东西”。包袱里是一个精美的纸盒，里面装着两本旧书，纸张呈现黄褐色。然而，那封面是多么的熟悉啊！一本是绛色，上面用黑字印着“呐喊”、“鲁迅”字样。另一本为橙色，上面印着陶元庆设计的图案和“彷徨”、“鲁迅”字样。一看就知道，这两本书是当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内山先生小心地翻开两本书的封面，扉页上鲁迅亲自用墨笔题写的诗句，立刻把我们紧紧地吸引住了：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
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自题十年前旧作以请山县先生
教正
鲁迅（印）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于上海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
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酉年之春书请山县先生教正
鲁迅（印）
查看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的鲁迅日记，写道：“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接着记述了在两本书中所题的诗句。无疑，这两本书，正是鲁迅亲自题签赠给山县先生的《呐喊》和《彷徨》。谁曾想到，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如此珍贵的革命文物！
山县初男，是一位日本人士，早年当过军人，后任大冶矿山公司顾问。他爱好文学，曾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工作。他在上海经嘉吉的胞兄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鲁迅在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内山完造招饮于觉林，同席室伏高信……山县初男、郑伯奇、郁达夫共九人”。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的日记写道，“午后得山县初男君信，并赠久经自用的卓镫一具。”显然，这是山县初男对鲁迅先生赠书题诗的答谢。
鲁迅给山县初男题签的两本书，为什么由内山嘉吉先生收藏着呢？嘉吉先生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这两本书的。二次大战结束后，有一天，嘉吉先生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街散步，看到一家书店门前摆着一堆书，内有《呐喊》和《彷徨》，翻开一看，不觉一惊，扉页上竟有鲁迅的亲笔题诗。经询问弄清，原来是山县初男去世后，他的后人处理遗物，由于不了解情况，把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藏书出售给旧书店。内山嘉吉深知这两本书珍贵的历史价值，便买下来了。他回家后亲手制作了一个纸盒，把书装起来，盒上用毛笔工整地写上“鲁迅署名本，呐喊，彷徨，嘉吉藏”字样。内山嘉吉先生风趣地说：“我能得到这两本书，算是与鲁迅先生有缘吧！”他告诉我们，这两本书平时绝不拿给别人看，今天由于中国客人来，才特意把它们拿出来。周海婴说：“我看到我父亲题签的书，这是我来日本访问的一大收获。”他对内山嘉吉先生精心保存与鲁迅有关的革命文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十年代，鲁迅为自己旧作题的这两首诗，既表明了他的自谦，也表现了他与敌人毫不妥协的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鲁迅在他的战斗历程中，走过了从呐喊，彷徨，寻求，探索，直到真理在握的漫漫长途，最后终于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成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一贯致力于中日人民的友好。他一生中多次为日本友人题诗、题字，表现了他与日本人民之间真挚而深厚的情谊。内山嘉吉现在收藏的鲁迅为日本友人亲笔题诗的两本书，就是一个生动而有力的证明。（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访泰短诗
郭保卫
我随同东方歌舞团于去年十二月赴泰国访问演出，历时四十余日，遍访尖竹汶、呵叻、清迈等五个府，受到泰国人民热烈欢迎。今作诗以颂中泰两国人民兄弟情谊。
“特腾舞”①我跳特腾舞，击节震天长。非我演技精，明师授有方。千国异大小，万花各芬芳。群星齐闪耀，长夜汇光芒。
披迈古榕②近身如碧伞，遥望似青山。伞下千席爽，山上无人攀。设酒宴宾客，杯举心怡然。三两邀相猜，语笑辨枝杆。
北方风俗 宴弃履盘膝坐，蓝衫披众身。横腰缠丝带，信手擎玉樽。济济无宾主，翩翩赏舞群。柔美婆娑姿，轻雅土风淳。
①“特腾”是泰国民间舞蹈。
②披迈是呵叻府胜地，有“小吴哥”之称。古榕指一棵生长达一千年的大榕树。
第6版()
专栏：古今人物
卓越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
周锡荣
一八四七年的一天，居住在北美的一支印第安人易洛魁塞内卡部鹰氏族，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收养一个二十九岁的美国人入族。人们聚集在部落的会议堂中，一位酋长出来致词，介绍这个美国人的姓名和情况。随即由两位酋长挽住被收养者的手臂，一面唱着收养歌，一面绕行会场。绕行三圈后仪式完毕。这位被收养入族的美国人，就是卓越的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摩尔根于一八一八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奥罗拉村。在童年时代，他就熟悉故乡附近易洛魁人部落的风俗习惯。大学毕业后专习法律，获得律师资格。从此，摩尔根就利用他的职业，为印第安人的民族利益辩护。不久，他参加的青年文学社转变为一个研究印第安人的学会，叫大易洛魁社。摩尔根成了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他多次访问印第安人的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风俗，研究他们的机构和制度。他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八四四年起，他移居罗彻斯特。一八六二年，他又从罗彻斯特迁居密执安，仍然致力于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学的研究。由于他对民族学的贡献，他晚年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由于他被收养入族的独特方式，使他有机会对印第安人进行直接观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入族后，他结交了不少印第安人朋友，协助他研究易洛魁人。有一次，摩尔根受纽约州大学的委托，为一个博物馆收集有关印第安人的文化资料，塞内卡部的青年帕克对他进行了很大的帮助。他一八五一年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印第安人的著作《易洛魁联盟》就是献给帕克的。
摩尔根经常外出旅行考察，从一八五九年起每年一次。他到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密苏里河上游地区和哈得逊湾区。一八六二年，他溯密苏里河而上时，在“大鹫展翅号”轮船上结识了当地著名商人卡伯特森夫妇，并通过他们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学的资料。一八七一年，摩尔根游历欧洲时曾到英国，访问了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麦克伦南、卢博克等人，向他们请教。直到年迈时，他还到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作短期旅行，考查一些考古发掘的遗址，访问印第安人的村落。他逝世前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列宁对摩尔根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
摩尔根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探索印第安人的起源，他不仅博览了大量的文献书籍，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还精心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格，分寄给美国各地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的牧师和一些印第安人，也寄给远在太平洋各岛屿、远东、非洲等地的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勘测队员等，请他们帮助调查。从各地寄回的调查表中，摩尔根得到了大量的、丰富的材料。令人感到兴趣的是，他曾通过当时在广州的一个英国人罗伯特·哈特提供的材料，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姓氏和亲属制，考察我国西藏地区的婚姻制度。这些情况，都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摩尔根一生对民族学的研究是十分勤奋的。他毕生写了不少优秀的论文和著作。其中，一八七七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首先发现了这本书，而且非常喜欢它。从一八八一年五月至一八八二年二月，马克思研读了这本书，并且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是，马克思没能实现这一心愿就逝世了。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运用大量调查得来的民族学资料，充分证明，父系氏族社会是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这是民族学中的一大发现，这个发现归功于摩尔根。对此，恩格斯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由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成就，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对《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作了重要补充。
摩尔根的著作，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但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摩尔根的实践和对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人民对人类文化史的功绩，这种功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此外，摩尔根对中国亲属制的研究和对西藏地区婚姻制的考察，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第6版()
专栏：札记
变色龙
晨 曦
据说，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大陆的热带和亚热带丛林中，有一种形同蜥蜴的小动物石龙子，对于光和色的反应极为灵敏，能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迅速改变自己的颜色，故人们称之为变色龙。变色龙的多应善变，是它谋求生存的一种本能。它以蚊蝇为食，对人类不无好处。
人类中也有变色龙，契诃夫笔下的巡官奥楚蔑洛夫就是一种。他们或为升迁，或为赏钱，或为饭碗，练就了一副巴结奉迎权贵的随机应变的本领。他们的善变虽属可恶，却也可怜。只要他们不加害于人，不妨随他变去，嗤之以鼻也就是了。
人类中还有一种变色龙，那就不能如此简单地对待了。这种变色龙就是苏联越南这样的大小霸权主义者。姑且不谈苏联自称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天然盟友”，而又对它们恣意侵略和欺侮，也姑且不谈越南曾同中国称兄道弟，而今忘恩负义、疯狂反华等尽人皆知的事实，只谈谈他们对东南亚联盟态度的反复无常，其变化之多、之快，就连奥楚蔑洛夫之流也会自叹弗如。
前几年苏联、越南把东南亚联盟视为眼中钉，整天价咒之以死，攻击东盟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狭隘的反共军事政治集团”、“新的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等等。直到一九七七年，越南还宣称“不承认东盟”。但是，自从越南侵柬反华而声名狼藉、处境孤立之时起，它便一反常态，对东盟又摇橄榄枝，又唱赞美诗，大讲“睦邻亲善”，展开“微笑外交”，煞是热闹。苏联的态度也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大谈苏联与东盟之间的“共同点”如何之多，东盟的作用如何“积极”。变化的原因很清楚：一个要建立“印支联邦”，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一个要向东南亚扩张，建立“亚安体系”。
殊不知，东盟五国心里明白：苏越大小霸权主义者脸孔一变，忽然如此亲热，岂能安什么好心！
果然，当苏联越南发现东盟始终对它们存有戒心，特别是在印支局势问题上，不想按莫斯科和河内的笛声跳舞时，它们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在苏联否决东盟在安理会提出的呼吁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和柬埔寨的提案后，越南宣传工具就大肆攻击“东盟的行动有损于印度支那三国、东盟各国以及东南亚和世界其余地方的和平与稳定”，“东盟国家的当权者必须为他们的错误行动负完全的责任”，“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是一种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的论调”，等等。苏联不仅否决了东盟的提案，而且通过报刊对东盟提出种种责难。它显然认为没有必要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泰国客人江萨总理表示起码的尊重。塔斯社三月二十三日就在报道勃列日涅夫同江萨的会谈时指责东盟国家说，“越南的和平愿望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东盟国家最近对越南的保证的诚意却表示怀疑”。在勃列日涅夫向他的客人大谈“友好合作”的时候，塔斯社的这番话，实在令人惊讶。
然而，东盟国家不仅对苏越的无端攻击明确地表示了“遗憾”，而且清醒地看到“危险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了”。可见，东盟对苏越大小霸权主义是有高度警惕的。这就说明，不管苏联和越南怎样善于伪装，也逃不脱珍视自己民族独立的人民的眼睛。
第6版()
专栏：
海上礼节
你知道吗，各国的商船在海上航行或进入另一个国家港口时，都要共同遵守一些礼节上的规定？
商船不论在任何海域航行，凡是与本国的或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商船和军舰相遇时，在近距离内均须互相敬礼。敬礼时，先将国旗降到旗杆的三分之一处，回礼船也将国旗降到旗杆的三分之一处，然后再升起。
当商船驶抵外国港口时，在悬挂本国国旗及航运公司公司旗的同时，还要在前桅顶上升起所到达港口的国家的国旗，以表示友好和尊重，直到离港后才降下。
商船停泊在建交国家的港口，如遇该国国庆节日，要根据这个国家政府的通知，将船上所有的信号旗按照一面方旗一面尖旗的程式，从头到尾悬挂起来，表示庆祝。这种仪式叫做“挂满旗”。如果遇到该国国丧，则应将该国的国旗升到主桅三分之一处，以示致哀。
（奚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