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春风奏凯扬征帆
——学习徐子荣同志
安子文 刘复之 凌云 席国光 姚艮 陆石 于浩成
弥留环顾思补天，
焚身容易折腰难。
疆场百战策烈马，
春风奏凯扬征帆。
风雷烈火炼鲠骨，
故人何处话当年。
斯人远矣梦魂渺，
月明如水霜满天。
徐子荣同志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离开我们快十年了！徐子荣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我军优秀的领导干部，我们公安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一
徐子荣同志是河南省确山县人。他成长在革命的家庭里，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立志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大哥徐中和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家曾做过地下交通站，他的姐姐和妹妹都参与过党的地下活动。他的父亲因为支持革命工作，惨遭国民党反动派虐杀。徐子荣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党的区委书记和确山县委书记。他不顾敌人疯狂屠杀，在白色恐怖环境里，坚持革命斗争，参加了杨靖宇同志和李鸣岐同志领导的农民暴动。一九二八年冬，徐子荣同志转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示威集会、掩护几位同志运送宣传品，一九三二年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参加党的支部活动，在薄一波等同志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斗争。他戴着沉重的脚镣，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的时光。他常说，青年时追求真理的钢铁意志，使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同狱的很多难友都知道徐子荣同志在狱中精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重要著作，钻研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他在狱中继续研读中国历史，特别是农民起义史，也阅读古典文学著作。他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关心和照顾生病的同志，鼓励和扶持较弱的同志。对那些动摇、脱党、自首、叛变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反对国民党虐待政治犯，党支部发动过多次斗争，有一次为了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要监狱改善政治犯的待遇，进行了长达七天的绝食斗争，并把爱国青年培育成共产主义战士。监狱支部也对看守人员进行了争取和教育的工作。徐子荣同志经常说起把一位老看守争取过来作我地下交通员的故事。这个人曾对人说过：“共产党员心似铁，骨似钢，他们毫不屈服，非要把牢底坐穿不可！”在狱中的日日夜夜，戴着冰冷的铁脚镣生活，把徐子荣同志折磨得骨瘦如柴，小腿只有擀面杖那么粗。当时这些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二
徐子荣同志一九三六年出狱后，被党派到山西担任太原市委委员和山西工委秘书长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做过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工作。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侵占了豫西，徐子荣和皮定均同志一起，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组成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他们抢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在徐子荣、皮定均等同志的领导下，八路军的英雄战士与豫西的英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建立了嵩山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这支队伍在嵩山、伏牛山和豫东平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徐子荣、皮定均等同志率领的这支队伍，奉命南下到桐柏山与新四军会师，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军向我中原部队发动总攻。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歼阴谋，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主力突围到陕甘宁边区，留下一支精干部队作为掩护，以保卫主力的后侧安全。这项艰巨、光荣的任务，落到徐子荣同志为政委、皮定均同志为旅长的第一旅的肩上。在掩护主力西进之后，第一旅如何突破层层重围，保存革命实力，便成为极为重要的课题。在这紧要关头，徐子荣同志提出了最大胆的、也是最稳妥的计划，终于使这支队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堵截，在淮安与华中军区的部队会师！皮定均同志生前所著回忆录《铁流千里》中写道：“从我们进入豫西以来，子荣同志不仅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和政治工作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并且在军事指挥上，他也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的冷静、细致、深思熟虑的工作作风，留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解放战争时期，徐子荣同志担任过旅、师、纵队和军的政治委员。他和他所在的部队曾经参加过涟水、莱芜、孟良崮、太原、临汾等重大战役，屡建战功。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徐子荣同志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
全国解放后，徐子荣同志到公安部工作。最初担任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长，后来担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子荣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他协助罗瑞卿同志，为创建我国的公安工作，为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敌人惧怕、人民喜爱的公安队伍，以及在建设各项公安业务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伟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中，在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斗争中，他都坚决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信任，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徐子荣同志坚决执行党的公安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一次，他到中央开会，毛主席问他，公安工作的方针是什么？他回答说：就是主席指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毛主席点头称许。徐子荣同志对他经手处理的案件十分认真。他严格遵守毛主席的指示：分清敌我，分清是非，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他在审查案件时，特别注重第一手材料，特别注重发现或发生案件的第一个起点，也就是把审理案件一开始就建筑在切实可靠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他常说：人间偶合的事情很多，就是一个人吧，相似的形象也很多。你要肯定一件事，必须从各方面大胆提出反证，然后再把每个反证一个又一个地推翻。如果你认定了的罪证还有一点疑问，那你要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考虑一下，或找人再商量一下，叫人尽量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你才能作出近似正确的判断。你在审理案件时，要想到这是党交给你的十分严肃的任务，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纵坏人。伤了一个好人，就要使一个人一生受害，使这个人的亲戚、朋友、子女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党的威信、专政机关的威信受到损害。当你把一个好人判成坏人，实际就是干了敌人要干而不能干的事。如果你放纵了一个坏人，这在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一九五八年，有一次他在外地到一个派出所去检查工作，那个所长告诉他如何大走群众路线，在三天中破了多少起积案。徐子荣同志听完后说：走群众路线是好事，但是，你只简单用群众“检举”罪犯的办法，用群众斗争的办法来侦破复杂的案件，你一定会搞错的，甚至被坏人和挟嫌报复的人、疑神疑鬼的那些人所利用，造成错误。然后他具体审查案件，推翻了好几个假案。他回到北京，还念念不忘案件查得如何，并叫办案的人亲自来汇报。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他曾几次在公安部党组会上说：我们要对自己经手办的案件进行切实复查，使每份口供、每份证词、每条罪行，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要等到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骂我们是些不实事求是、不依法办事的糊涂虫。徐子荣同志经常引导工作人员注重实事求是，防止无根据地怀疑同志。例如“三反”时，有人检举某个同志在修筑一所小办公楼时贪污数字之大甚至超出整个建筑的造价。子荣同志说，建筑商不是白痴，怎么能用比一所建筑物的造价还高的金钱行贿呢？！要实事求是，要有真凭实据！我们要对说出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负责到底。他指出，对待同志的错误乱提高是不对的；犯错误的同志检讨时，对自己妄自菲薄，给自己扣不恰当的帽子也是不对的。这些都不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团结同志，也不利于党的事业。
四
徐子荣同志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在大是大非上从不含糊。他和罗瑞卿同志一样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正因为如此，林彪、“四人帮”在诬陷罗瑞卿同志的同时，就把徐子荣同志看成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我国连续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遇到严重困难的时期，曾出现过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当时公安部的那个主要负责人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的方针。徐子荣同志当即针锋相对地提出：对人民内部问题要说服教育，要耐心引导，绝对不能用错误的压服办法。他提出，在灾荒严重的情况下，对那些乱拿乱摸的人和少数群众闹事的事件，应当采取“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的方针，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徐子荣同志提出，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要切实关心人民疾苦，要善于引导人民群众克服困难。他不止一次地以周总理的艰苦生活来教育公安干部。他说，有一次他到周总理家里去报告工作，总理留他一同吃饭。总理吃的是糙米饭，炒白菜，白水煮豆腐和小菜。他说，当时我看到总理吃的，心里很惭愧，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干部没有做好工作，使总理也跟着受苦。可是总理却说，现在人民生活很困难，我们大家更要艰苦奋斗，同群众一起克服困难。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一九六四年，徐子荣同志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山东省曲阜县颜家村蹲点。由于他深入基层，与社员同吃同住，通过亲身的体会，听取群众的呼声，写出一份很生动很实际的报告，提出了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这份报告受到毛主席称赞并通报了全党。这件事引起公安部那个主要负责人的忌恨，竟无耻地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利用徐子荣同志不在场的机会，诬蔑徐子荣同志写的这份报告是假报告。
一九六六年春，公安部那个主要负责人开始整徐子荣同志，对他实行封锁，子荣同志处境很困难。四月下旬，他先后去过安子文同志那里六次，每次都谈到党内一些重大问题。子荣同志对彭真同志受诬陷而义愤不平，对林彪要当接班人而为党担忧。当时，子荣同志已经预感到公安部那个主要负责人要对他下毒手了，但他毫不畏惧，对子文同志说：“×××不是好人。”事实证明子荣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子荣同志就深切感到林彪及其追随者搞的那一套鬼把戏不对头。薄一波同志最近同我们谈到徐子荣同志时说：子荣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是敏锐的，他看穿了那些人的鬼蜮伎俩和他们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在林彪刚发动对罗瑞卿同志的疯狂迫害时，徐子荣同志曾几次对整理罗瑞卿同志材料的同志说，我们要把罗写的文章和谈话引全，说明历史背景，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以假乱真，一切我们都要实事求是。但这些话却触怒了那个居心险恶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大骂这样整材料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是搞客观主义。
徐子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坚持真理、勇于负责、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象他那样尽心竭力工作，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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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露江青的丑恶嘴脸
对《“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的一点说明
周海婴
读了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一文，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我想根据个人了解的一些情况，进一步揭露江青在这一事件中施展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缅怀敬爱的周总理为保护鲁迅文化遗产跟“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事迹。
文化大革命前，鲁迅书信手稿主要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了征集、保存、出版这批书信，我的母亲许广平和鲁迅生前很多友好付出了极大努力，经历了种种困难曲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原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通过北京市委、北京市文化局文革小组和鲁迅博物馆工作组，将鲁迅博物馆保存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以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一齐调走，存文化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人帮”与林彪相勾结，在全国范围制造混乱，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江青利用这一时机，指使戚本禹用中央文革的名义从文化部盗走了鲁迅书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全部手稿。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事后，鲁迅博物馆多次向我母亲反映这一情况。为了查实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鲁迅博物馆曾经分别函询中央文革和戚本禹，均渺无回音。
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的反革命原形败露。我母亲担心这批手稿遭到破坏，十分焦虑。同年二月十七日，鲁迅博物馆革命大联合勤务组再次写信给中央文革，要求追查这批手稿的下落，并请我母亲转交此信。三月二日，我母亲决定给中央写信，信中写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佚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
这是我母亲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口授完毕。三月三日上午，母亲由于深受刺激，心脏病急性发作，不幸逝世。这封信，表达了母亲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破坏鲁迅文化遗产的深切忧虑，并对“四人帮”及其同伙诬陷迫害她的罪行进行了愤怒控诉。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战斗！
当晚，我守在北京医院母亲的灵床前，沉浸于悲痛之中。敬爱的周总理来了，向我母亲的遗体告别后，又亲切地慰问我们全家。总理说：“我和许广平同志初次见面，大概在一九四六年。那时我们跟国民党谈判，我在上海的一家饭店里见到了她。”我把母亲的遗信直接交给总理。总理接过信，跟我们一一握别，这时已是深夜十一时半。
半小时后，我们从医院回家。不久，周总理到我们家来了，从三月三日午夜到四日凌晨一时半，跟我们全家相聚了一个半小时。那时，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的反革命面目尚未暴露，他们也来了。周总理当场阅读了母亲的遗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江青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嘴脸，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
周总理离开我家以后，召开中央碰头会，决定追查鲁迅书信手稿。根据中央碰头会的精神，派傅崇碧等同志提审了戚本禹。戚交代：是江青亲自让他去文化部取走鲁迅书信手稿，现放在中央文革的所在地。根据这一线索，又经过周密调查，终于从江青住处的保密室里查出了这批手稿。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鲁迅书信手稿失而复得了，“四人帮”一伙破坏鲁迅文物的阴谋，至此遭到彻底破产。
我的母亲在逝世前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再亲眼看看鲁迅书信手稿。由于“四人帮”猖獗一时，她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就含恨而死。今天，“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鲁迅书信手稿不但得到了妥善保存，而且已经全部影印，正准备分函出版。母亲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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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书抵万金”
——记我国邮电职工为旅美侨胞投递疑难信件的几个小故事
中美正式建交后，旅居美国的华侨纷纷向国内写信，要求帮助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属、亲戚和朋友。我国邮电职工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投送疑难信件，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情赞扬。
一封没有门牌和名字的信
去年十二月的一天，上海杨浦邮电支局收到了一封美国来信，信封上写着：“上海杨浦电力公司隔壁黄浦江边隆昌路附近草棚子李氏收”。没有门牌号码，也没有收信人的名字，怎么送呢？
邮递员茅招生拿到这封信，找遍了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的里弄，查问了隆昌路附近的工厂、商店，又到黄浦江边一段一段地查看。整整跑了一天，都没有找到“草棚子李氏”。为了找到收信人，他每天带着这封信，上班打听，下班询问，靠近杨树浦发电厂和隆昌路一带的工厂、商店、居民委员会他几乎都问遍了，还是没找到。象这样的信件，完全可以写上“地址不详”作退信处理。但茅招生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休息，深入里弄街道，访问老住户。一次，一位退休老工人告诉他说：“解放以后，草棚子都拆掉了，一部分住户搬进了新楼，一部分迁到了临清路”。老茅一听，喜出望外，急忙赶到临清路一带查找，终于找到了“草棚子李氏”。
原来，这个姓李的人家三十多年前由苏北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隆昌路附近搭起了草棚，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大儿子领着小弟弟不告而别，一直杳无音信。当邮递员把这封美国来信送到“草棚子李氏”家里时，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地对老茅说：“你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邮递员。”
寄信人在写给杨浦邮电支局的感谢信中说：“旅美侨民杨云鹏，离家已经二十九年，上月我寄了一封没有门牌、没有名字的信，居然能送到我的家，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办到。我衷心感谢你们。”
“不能退回去”
有一天，江苏宜兴县邮电局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寄给本县北大街武庙任其昌的家信。
邮递员朱明魁带着信到武庙旧址查询，街道居民和工厂的职工都说没有任其昌这个人。老朱并不灰心，他又挨家挨户地问遍了北大街所有姓任的住户，没有一个叫任其昌的。有人对老朱说：“这封信找不着户主了，退回去算了。”老朱回答说：“不能退回去。在美国的侨胞多么希望早日找到自己的亲人啊！现在春节快要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任其昌。”他继续认真查询，终于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口中了解到，任其昌已迁居远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太华山区。
经过朱明魁的一番努力，终于找到了任其昌。当任其昌收到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弟弟任正昌的来信时，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他立即给在美国的弟弟复了信。不久，任其昌又收到弟弟的来信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邮递员，对工作如此认真负责，请代我全家表示感谢。
“祖国的邮递员真好”
不久前，安徽合肥市邮政局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着：合肥、四牌楼西、真吾照相馆后，许国芳、许国俊、许国陵、许国柄、许国荃、许国藩合启。
合肥解放近三十年，四牌楼又是个闹市区，当年的真吾照相馆早没有了。怎样才能找到收信人呢？邮递员孔和平来到人民照相馆打听，在一位老工人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原开办真吾照相馆的姓陈的老人。老人回忆说，原真吾照相馆后面是有一家姓许的，但已下落不明。姓许的人家当时有个近邻，叫丁法三，现在可能住在双岗，只是门牌号码记不清楚了。第二天，正逢孔和平的休息日。他一大早就骑车来到双岗，询问了上百户人家，也没有找到。以后，他每天送完邮件，都到双岗继续寻问，最后得知丁法三早已病故了。
线索中断了，孔和平并不气馁。他来到合肥市公安局说明情况，在公安局的帮助下，他在几百个与收信人同名同姓的户籍卡片中，记下了中年以上同姓名的人的住址。为了尽快找到收信人，他请同班的邮递员协助寻找，并利用书信、打电话和上门访问等各种办法进行查问，终于在市交通局找到了收信人之一的许国俊。
原来，在旧社会，许国俊的弟弟离开了祖国到国外谋生，从此，姐弟之间就失去了联系。今天突然接到弟弟的来信，真是又惊又喜。她握住孔和平的手，感激地说：“没有你一颗热忱的心，我是无法知道弟弟的下落的。”
许国俊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将这一喜讯转告给在北京和外省工作的兄弟姐妹。现在他们已经和在美国的亲人互通了信。旅居美国的许国衡来信赞扬说：祖国的邮递员真好！并表示一定回国探亲，亲眼看看祖国的新面貌。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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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纪录片《扬眉剑出鞘》上映
据新华社北京电 大型文献纪录片《扬眉剑出鞘》等，从今日起在全国城乡陆续上映。
大型文献纪录片《扬眉剑出鞘》辑录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并展示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欢庆十月胜利的欢乐情景。和这部大型文献纪录片同时映出的，还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故事片《于无声处》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故事片《报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