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浅谈《东方》的艺术成就
朱磬 思忖
近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魏巍同志的《东方》是具有特色而受到读者喜爱的一部。它那新颖宏大的艺术结构，概括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生动和丰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离今天已经近三十年，国际国内的斗争环境同那时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全党工作着重点正转移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战争危险还存在，大小霸权主义正在取代当年的老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地位而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东方》这部以昨天的反侵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决不会随着它所反映的历史过程的终结而减弱或失却其思想艺术价值。它将成为新长征的突击手们的精神食粮，帮助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更快地成长；它将激励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鼓舞我们以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勇敢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战胜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在建设四化和保卫四化的宏伟事业中奋勇前进。
高尔基曾经说过：“要写一部对时代充分了解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就要懂得许多东西，……研究这个时代，需要认真钻研和长久的时间。”从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脍炙人口的朝鲜战地通讯开始，魏巍同志就经常在思考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的一代“最可爱的人”是怎样造就起来的？为什么他们能以劣势装备打败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军？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什么？他们力量的源泉是什么？这种思考，是同作家长时间地、广泛深入细致地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那个造就最可爱的人的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孕育（其中写作时间就费了七年），这样一部气势磅礴的描写东方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长篇巨构，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东方》在艺术构思上不同于其他战争题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突破了那种只是通过比较狭小的作战地区的战争场面来描写作战双方的老框框，而敢于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和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为广阔的背景来加以描绘。
《东方》以主人公郭祥回乡探亲，听到敌情立即归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直到郭祥因伤致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他重归故乡参加生产建设为全书情节主线，纵的方面写了郭祥所在部队师以下指战员三年左右时间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横的方面写了郭祥家乡各阶层的人们与前线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劳动场面与阶级斗争，写了洋溢于部队驻地、作战地区的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唇齿相依、骨肉相连的战斗友谊，还写了侵略军下层士兵在我俘虏政策的教育感召下，成为反侵略的和平战士的转变过程。经纬交错，织成了一幅绚丽多采、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里是两个阵势分明的营垒——一面，是打到我鸭绿江边的帝国主义侵略军，而国内的阶级敌人则妄图乘机复辟变天。在后方，地主分子谢清斋蠢蠢而动，抢夺农民的胜利果实，拉拢引诱立场不稳的农村干部，打击诬害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前线，则有谢清斋的儿子混入我志愿军，伺机暗害我军干部，窃走我军事机密，充当侵略军的帮凶和走狗。另一面，是志愿军的英雄郭祥、乔大夯、花正芳、邓军、周仆等，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以金银铁一家为代表）在前线并肩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以凤凰堡村的杨大妈、小契、金丝、来凤为代表的后方人民，坚决保卫胜利果实，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全力支援前线斗争，军民共同组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海洋。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战场——在外部，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有一个阵地、一条堑壕的艰苦激烈的争夺，有对于整师整军敌人的分割围歼；在内部，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又有另一种形式的战斗，这就是对以陆希荣为代表的那种同我军的宗旨和本质水火不相容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的斗争。《东方》正是在如此巨大的艺术结构中，贯穿了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线索，把前方与后方，国际与国内，军队与社会，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本质的内在联系沟通起来，串连起来，这就为作品中各种各样典型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典型环境。
作者还把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于这场斗争的巨大关注，与祖国亲人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种种感人肺腑的场面，有机地组织到这幅“全景图”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不失为一座规模宏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记功碑。但是，从这部巨制的艺术整体来看，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作者的这种宏图大略在有些地方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停笔九年之后续写的部分，同写得比较精细的前半部相比，在人物性格的刻划、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不免都有些逊色。究其原因，可能与描写对象上的“贪多求全”不无关系。可见，要求作品思想艺术容量的博大，还是应着重从典型概括方面下功夫。
塑造了众多的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形象，是《东方》艺术创造上的重要成就。就象挤在“子弟兵的母亲”杨大妈家那张枣木镜框里的军人照片那样，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指战员们，模样、出身、经历、个性都是各不相同的。同样是苦大仇深、作战勇敢的战斗英雄，乔大夯的五大三粗与花正芳的腼腆、心细恰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聪明伶俐、好学上进并且先后都对郭祥怀有真挚爱情的女战士，出身在战斗家庭、从小受过战争锻炼的杨雪，与背着小提琴入伍的稚嫩单纯、开朗乐观的徐芳相比，气质、丰采都截然不同；同样是长工出身并且都象长辈般关怀体贴战士的政工干部“老模范”康保，做得多说得少、以老成持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老保姆”陈三，则以人情通达、幽默健谈、善于因势利导见长。《东方》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塑造出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群象（有些人物只用寥寥几笔，就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做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熟悉他们，而又善于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上，写出子弟兵的丰富多样的性格和精神生活。
以主人公“嘎子连长”郭祥而论，他的性格就远非一个“嘎”字所能概括。他识大体，不信邪，心胸开朗，机敏灵活，无私无畏，有勇有谋，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他那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打仗，他“脑瓜儿就火烧火燎地象蒸笼似的冒热气”，连帽子都戴不住，他的许多怪点子往往都出在积极求战上。当敌人在他面前嚣张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的；而当敌人被他打倒了、“老实了”，他又会感到寂寞。青坪里的单枪斗敌机，缚龙里的带火扑敌，黑云岭的纵身跳崖，在五面包围中的坚守坑道，腿打折了还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所有这些，都是刻画郭祥英雄性格的有力的篇章。光看他这个方面，他确是个有敌无我的“革命的好战派”。但在别的方面，比如说在处理个人问题或对待同志关系上，他却沉稳持重得判若两人。在处理他与杨雪的爱情问题上，为了尊重战友和上级，维护内部团结，他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避免莽撞和感情用事，这些内心矛盾所激起的思想感情的波澜，对于揭示郭祥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美，是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的。作品不仅写出了郭祥那有变化、有发展的与众不同的嘎劲，还把他放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和境遇中，生动地写出了他性格的形成发展的过程。这里有在艰苦的童年因反抗压迫的要求受到父母的压抑所撞击出来的火种，有“子弟兵的母亲”杨大妈那火辣辣的性格对他精神上的深刻影响，有老成持重的康保对他长时间的父辈般的关怀和监督，有老红军出身的独臂团长邓军的战斗作风对他的熏陶，有政治委员周仆对他的言传身教，还有小鬼班的战友们同他滚蛋子所带来的蓬勃朝气，所有这些，都是铸造、凸现郭祥性格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因为这样，从郭祥身上，读者既可看到他的独特的经历、遭遇和鲜明的个性，又能看到那鲜明的时代的阶级的烙印，看到我们一代最可爱的人的风格和情操。
《东方》以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告诉读者，我们的人民军队之所以坚如磐石，能够战胜任何强敌，不仅是因为这个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由郭祥这样的精神高尚、品行端方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女所组成，更主要的是因为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保证。
《东方》较之一般战争题材的作品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就在于它敢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创作禁区，敢深入接触部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生动地反映出我军官兵之间、同志之间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空气，深刻地揭示出无产阶级思想同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这是《东方》艺术构思上又一个显著的特色。
《东方》敢于接触我军内部思想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前，郭祥所在部队驻扎在大西北，参加了一年时间的生产建设。部队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不少同志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思想。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新的社会矛盾也反映到部队里来。被小生产的狭隘性蒙住了眼睛的“调皮骡子”王大发，以为革命到底该回家种地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己批准自己开了小差。郭祥训了他一顿，训之无效就把他送进禁闭室，而政治委员周仆，却找王大发谈话了解事情的缘由，深入浅出地启发他认真思考革命到底的“底”在哪儿，使他放下包袱，轻装踏上新的征途。这个老资格的“调皮骡子”，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愈战愈勇，为掩护战友，他肠子被打出来还继续坚持战斗。王大发从一个想开小差的落后战士而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很能说明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的。
在抗美援朝之前的一段和平生活里，也孳生出陆希荣这样的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从毛皮商人潘先生那里所受到的精神污染，已经腐蚀了他的革命意志，但在一段时间里仍同人民军队维系着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除周仆、郭祥、“老模范”外，即使是与他比较接近的邓军和杨雪，也都未能察觉他的变化。而抗美援朝战争的烈焰，终于把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种种污垢一层层剥开来了：他贻误战机、诿过于人，欺骗杨雪，图谋借敌炮火杀害郭祥；他抗拒党的教育，拒绝同志们的帮助，最后竟发展到自伤叛党，公开投入资本家的怀抱。《东方》通过对陆希荣的丑恶灵魂的鞭笞和揭露说明，革命战争不但能够排除敌人的毒焰，也能清洗我们自己的污浊。当社会上还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的尖锐搏斗，旧社会的尸臭还未消除的条件下，我们的人民军队不可能生活在经过净化处理的无菌室里，不可能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黑暗面。要保持我军健康的肌体，要在革命战争中巩固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就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同侵入我们体内的各种政治微生物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反映部队生活的创作要真正做到“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就不能回避部队内部矛盾。那种认为反映人民军队的生活和斗争，只能表现军队的光明面而不能触及它的黑暗面，那种认为写了部队内部的矛盾就会丑化人民军队或歪曲我军本质的看法，是不符合我军的实际，无助于揭示我军胜利的根本原因，对于发展和繁荣部队文艺创作是有妨碍的。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王大发和陆希荣都有“革命到头”的思想，这种思想都带有民主革命刚刚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时期的特点。但一个是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一个是带着入股的心理投机革命，是很不同的，所以矛盾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东方》在表现部队内部矛盾上，也存在某种简单化的缺点。例如写陆希荣从“才子加功臣”，堕落成为面目可憎的蜕化变质分子。作品虽注意从他的周围环境、社会关系上揭示出他的错误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但却很少展现他的内心矛盾，使人看不出党的多年教育和同志们的耐心帮助，对他产生的短暂的有益的影响，而过分地强调了他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等恶劣品质，似乎他天生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蛋。我们想，如果作品能更加细腻地表现出陆希荣内心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斗争消长的过程，那末，作为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的认识意义，可能会比现在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关于如何深刻反映人民军队内部矛盾冲突的问题，是长时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创作课题。《东方》在着力歌颂人民军队的光明面的同时，揭露了它消极的一面，写了消极面被发现、被纠正、被战胜的过程。作者没有把支流当作主流，不是欣赏而是批判地去写这个消极的一面，使人读后并不感到消沉或沮丧，而是受到教育和鼓舞。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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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辉的榜样
——沙汀的《记贺龙》读后
赵勇田
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革命干部，怎样才能取信于人民，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做到无愧于党员、干部这种光荣称号？这个问题，好久以来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最近，读了沙汀同志的《记贺龙》一书，得到很大的启发。
《记贺龙》写的是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三九年夏的半年之间，作者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对贺龙同志的所见所闻，间或穿插一些对贺龙同志部分经历的回顾。然而，仅就这些，一个襟怀坦白、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已经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贺龙同志为什么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为什么能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的活剧？
《记贺龙》一书，在读者记忆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首先是贺龙同志为革命不辞辛劳、不避风险、身先士卒、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们从书中看到，当我军通过平汉路时，敌方一列火车冲过来，企图阻拦我军前进，大家误以为是铁甲车而慌乱起来，贺龙同志却独自牵着马站在路基附近，异常镇静，这就很快稳定了军心。他坚定地说，每逢紧张的时候，指挥员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贺龙同志从来是言行一致的。在千百次的战斗中，贺龙同志为了革命的胜利铤而走险、临危不惧。行军时，他常常骑马赶到部队行列的前头，亲自插手号房子、弄饭吃等后勤工作。宿营时，他常彻夜不眠地思考问题和部署军事行动。他自己能做的工作，决不轻易让参谋、干事来代替。部下的要求，外来同志的希望，只要能办到的，他都一一应承。部队的工作他做，地方的事情他管，他总是利用一切时机争取为党多做些贡献。他真象一架高效率的发动机，永不停息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运转着。沙汀同志说，书中所写的都是事实。正是书中反映的大量事实，说明贺龙同志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他才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对党的工作忠贞不二、全心全意，是贺龙同志的突出特点。这种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和他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贺龙同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过问群众的疾苦。如果他听到哪个地方政府让农民负担重了，就马上设法纠正。他对部属亲如兄弟。长征路上爬雪山，他用自己的战马照顾老弱病残同志，还一手扶一个战士，光他自己救活的生命就“至少五六十条”。在抗日前线，部队的任何流血牺牲，他都非常惋惜和沉痛。一次我军伤员较多，他两三天食宿不安，经常跑到卫生处去探望。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总是设法抽时间去教导那群小八路使用武器，督促他们学习文化，还帮他们整理衣帽。对待从延安和其它地方来的同志，他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甚至还提醒那些从城市来的学生，要注意捉一捉身上的虱子！许多接触过贺龙同志的人，对他的为人都十分钦佩，觉得在他领导下工作“使人感到温暖”，是“人生中难得的快事”。可以说，从贺龙同志身上，找不出那种让“人民为我服务”的官气，而闪烁在读者眼前的，是他全心全意作人民公仆的光辉品德。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仅要看他能不能正确对待革命，正确对待别人，还要看他能否正确对待自己。贺龙同志模范地做到了这三点。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极大，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很多，而他自己收取人民的报酬却极少。他生活十分简朴，甚至连卷烟也不抽，只是抽旱烟，“一个月顶多才抽一块钱”。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当时贺龙同志虽然身为我军冀中抗日前线的最高指挥员，但他接受的物质待遇却与普通干部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他对自己家族的不幸牺牲，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众不同的非凡的气质。革命要付出牺牲，这是常有的事。局部利益的牺牲，是容易忍受的。然而，全家族都惨遭反动势力的杀害，这是何等的悲剧啊！对于这一巨大的不幸，贺龙同志是“有些苦痛”的。特别是他姐姐贺英——同他一起组织革命活动的著名女英雄的牺牲，他是非常惋惜悲痛的。然而，贺龙同志并没有沉溺于这种苦痛之中，他以更加坚定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鼓励别人：“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对别人，他很少提起他全家族的牺牲。当别人因回顾到他的不幸而产生异样心情时，他反倒去安慰别人，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问题。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可贵的风格！
贺龙同志一心一意为革命、为人民，正是这种闪闪发光的纯金般的思想品格，使他赢得了群众，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使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贺龙的精神，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最可宝贵的精神。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团结了人民，打下了天下，创建了一个新中国。
今天，距离贺龙同志当年在冀中领导抗日斗争已经四十年了，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性长征中，革命、建设的任务，比起当年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有效地起到组织和带领群众同心同德地进行新长征的战斗作用，就必须拿出象当年贺龙同志那样的一种干劲和精神来，必须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离开了这种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就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就会丧失战斗力。我们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该把贺龙同志的高贵品质当成一把标尺、一面镜子，随时对照和衡量自己，看看我们对党、对革命事业是不是做到了一心一意？对人民是否做到了满腔热忱？对自己是不是做到了严格要求？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学习贺龙同志，可以温故而知新，做到不变质、不变色，永葆革命青春，在新的长征路上做出新贡献。新干部、新党员学习贺龙同志，可以从老一辈革命家那里继承宝贵的精神遗产，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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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了了录
蓝翎
回忆起我写第一篇杂文，那时才二十四岁。弹指之间，年纪翻了一番。屡经波折，学识了无长进。今天重新提笔，也只能从短文试起。古语云：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故题曰：“了了录”，以示“未必佳”。
一
文艺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是要有作品，有大量的好作品。作品一多，自然就有了“百花齐放”局面。作品哪里来？当然要人写，要培养作者。
怎样培养？关键是要有文艺民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树人比树木难得多！多年以来，我们树的木少，伐的木多，致使祖国的森林资源和绿化大遭破坏。文艺战线上也有伐木者。穷凶恶极的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乱砍乱伐，这是令人万分愤慨的，要永远记住这笔债，继续清除他们的种种流毒。此外，还有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用极左的思想锯子或斧头，从政治上、思想上胡乱砍伐作家的，致使我们的作家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受到严重摧残，越来越少。
何以见得？有史为证。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里，在党的阳光和雨露的照耀、滋润下，青年作者象雨后春笋大量破土而出，小的十几岁，大的二十出头。一九五六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就是这批新生力量的大检阅，他们的不少作品到今天仍然闪闪发光。曾几何时，一扫帚，把其中相当多的人当作垃圾扫掉了。从此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新的青年作者就不如以前那些年出得多了。一九六五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不少代表，还是第一次会议的老代表，因此，第二次青年创作会议就不如第一次显得有生气。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独霸文坛，老中青一齐遭殃，哪里还出得了新人？“四人帮”被粉碎后，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又出现了大批青年作者。这很有建国初期的新气象。好！
有了文艺民主，树人尚且不易，更何况没有文艺民主呢？还是老话，树人难，十年、百年还不一定。毁人易，只要一秒钟就完了。
二
对人的处理要采取慎重态度，形象的说法是“冷处理”。“冷处理”的对立面是“热处理”。现在提出“冷处理”，恐怕也是从吃了“热处理”的苦头中总结出的教训。
对文艺作品更要“冷处理”。作品拿到群众中去，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或选择，好的被保留下来，不好的自然会被淘汰。这是最广泛也最能见效的文艺民主。想人为地把这个过程缩短为一天两晚上，必将徒劳。
“冷处理”实际是让实践去检验，让群众长期去检验。“热处理”往往是按“长官意志”办事，如果长官头脑一发热，眼里没有了群众，也不顾及作者的命运，结果必然是作品“热处理”，作者入冷宫，且有更甚于此者。《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及其作者二十余年的遭遇，不是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千里马要有伯乐来识别，人才和作品也要有“伯乐”来发现。文艺界的领导要做伯乐。那么，文艺批评干什么呢？是作伯乐还是干别的？依我看，至少别作“热处理”的加温剂，别作“长官意志”的打人棍，最好能作文艺百花园中努力浇灌鲜花、铲除毒草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