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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15）
农村政策要取信于民
中共湖北省应山县委办公室 黄旭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新《六十条》传达下来以后，广大农民很高兴，都说党的政策回来了，种田人又有奔头了！但也有些人担心这些政策落不实、长不了。
他们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多年来政策不落实的事太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定至少三十年不变，可是不少地方不问条件具备与否，随便合队，搞“穷过渡”；生产队长规定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实际上大部分人选由上级指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政策，在不少地方为平均主义所代替，变成多劳少得、少劳多得、不劳而获；农田基本建设协作要自愿互利，其实“一平二调”现象很普遍；至于各类奖售政策规定，更是常常不能按时按量兑现，等等。这就难怪有些人对现在的政策能否落实还抱“等着瞧”的态度了。
《三国演义》上有这么个故事：正当诸葛亮与司马懿战于卤城的紧急关头，八万蜀兵中有四万人服役期满，应即换班回乡。长史杨仪建议“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待新兵到，然后换之”。诸葛亮曰：“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即传令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破魏兵。”结果，杀败了魏兵。这是一个取信于兵而取得胜利的例子。当然，我们共产党人跟诸葛亮不同，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一切都要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设想。政策兑现，说话算数，非常重要。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原因固然很多，政策多变，以至失信于民，实在是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政策不能落实，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不过，也有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例如，有少数干部图虚荣，为了争先进，得红旗，一个劲地催着下面“超任务”，不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有的干部喜欢赶浪头，关于自留地问题，上级本来没有下个文件叫收自留地，到什么地方去看了看，看到那里没有自留地，自己也赶忙收回自留地，以示学先进。有些同志工作中遇到困难，就给群众“许愿”，拍胸脯保证供应物资，给予奖励，到时候毫无着落，一推了事。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些具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要有所改变，这是正常现象，只要我们仔细地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可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根本不去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声令下就改了，给了群众以“朝令夕改”、“不讲信用”的印象。
由此可见，过去某些失信于民的作法，决不是偶然的过错，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思想作风不正。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把被破坏了的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迅速恢复过来，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取信于民，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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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民主选举以后
山东省寿光县 王树功 庞得美
前些日子，山东省寿光县王高公社王高六大队第八生产队，实行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队长。老队长王西田得票最多，连任队长。没想到事出意外，没投票选王西田的那部分社员，有的明里暗里讽刺王西田；有的有意不出勤，消极对抗。
大队党支部书记朱本修知道后，马上前去了解。他发现那些没投票、不赞成的人，绝大部分是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她们觉得王西田当队长时管得比较严，嫌不自由。到底“严”在哪里？社员反映说：
“有的人常年懒上工，连规定的基本劳动日都完不成，队长经常督促她们上工。”
“有的成年拖着队里的欠款不还，影响分配兑现，队长就抓紧去催还。”朱本修认为这是当队长的职责，王西田管得在理。他就和这个队的家属一起开了个会，讲明王西田抓紧叫她们多出工、少欠集体款，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他又说：社员行使民主权利，是为了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否则，片面强调个人的民主权利，少数不服从多数，就会损害集体利益。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思想通了，表示支持王西田当队长。朱本修又找王西田谈话，要他今后多做政治思想工作，启发群众的自觉行动，并要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
生产队长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少数不赞成的社员，对社员大会的决议消极对抗。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呢？它说明，我们有些农民还不懂得为什么运用民主权利，怎样正确地运用民主权利；还不懂得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懂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在实行选举的过程中，要对社员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王高六大队党支部书记抓住选举以后的问题做工作，既加强了社员之间的团结，也是对社员的一次生动的民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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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15）
定额管理要用政治工作做保证
黑龙江省肇源县 初本德
生产队实行定额管理，社员积极性高了，还要不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农村中不少队干部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县永利公社丰收四队队长徐修清讲了这样一件事：春耕期间，队里搞了定额管理，规定送粪肥下地，比较远的地，每人每天送三车，八分工。有一个车老板只拉平车，少拉快跑，早早就卸车休息了；而另一个车老板韩会昌，每车都拉冒尖，一天拉五趟，比那人多拉两堆。对比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得清楚：少拉快跑的车老板，虽然完成了三车的定额，却有争工分的思想，他早卸车休息，是怕把马膘拉掉了，得不到马膘奖，反而不合算；多装多拉的韩会昌，劳动不是为工分，而是为搞好集体生产，尽力完成定额任务。两人执行定额管理的劳动态度不一样，思想觉悟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也就不一样。
这件事说明，没有定额管理，无法体现和考察社员劳动的好坏优劣；有了定额管理制度，同样要十分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增强社员群众执行定额管理的自觉性。况且任何定额管理制度，都只能规定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方面，如果人们的思想觉悟高些，就能够采取主动措施，以弥补定额管理制度不足之处。
最近，有些地方出现了削弱或取消政治思想工作的苗头。有的干部认为，只要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实行按劳分配，搞好定额管理，社员的积极性自然就起来了，根本用不着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不对的。我们反对的是林彪、“四人帮”搞空头政治、以政治压生产那一套。我们坚持的是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以保证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和经济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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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15）
政治指导员还有工作可做吗？
河北省饶阳县西里满大队六队指导员 刘汝民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生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不要搞、怎么搞法？这是个新课题。
我是生产队指导员，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把政治工作和生产对立起来，自己专抓所谓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三天两头组织社员上政治课、搞批判，很少关心生产，甚至搞了些直接影响生产的政治活动。那时，看一个干部或社员，不是看劳动态度好坏和贡献大小，而是以能否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为标准。当时，运动折腾挺凶，连生产队长也不敢多过问生产，粮食产量越来越低，社员的口粮也减少了。
批判林彪、“四人帮”那套“突出政治”的谬论以后，我一度觉得政治工作是多余的了，我这个政治指导员也不吃香了，该管的事也不愿多管了。经过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我认识到政治工作不是没有必要了，而是要围绕农业现代化来做，为农业大上开路，而且要在新的形势下努力研究新事物，学习新经验。今年，生产队实行定额管理、超产奖励的办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人心有余悸，怕这是搞“工分挂帅”；有人斤斤计较定额高低、工分多少等等，一时思想比较混乱。我就分别同十几个社员交谈，还先后组织了几次干部会、四次社员会，反复宣传新《六十条》的精神，介绍外地的先进经验，讲明搞定额管理是为了加强生产责任制，执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政策。这样就把大家发展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推动了这项工作的落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队政治工作的好坏，最主要的是看增产还是减产，对国家贡献大了还是小了，集体和个人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了。这样，政治思想工作就有了中心，就落到了实处。最近了解到，有些社员搞家庭副业还有顾虑，怕不久又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我就组织干部、社员一起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让大家懂得我们干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使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农民富裕起来；同时教育大家搞家庭副业要坚持不影响集体生产、不违犯国家政策这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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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15）
农村工作小议
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
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做经济工作，是不是就可以忽视或者削弱政治思想工作呢？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例如，有的社员为多得工分，干活只顾数量，不管质量；有的为了定额高低、奖励多少，争吵不休；有的甚至为了个人发财致富，从事不正当经营，不参加集体生产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政治工作作保证，经济手段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是：只做政治思想工作，忽视经济规律，不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政治工作就成了“空头政治”，就很容易搞瞎指挥；相反，只强调经济手段，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就会助长歪风邪气，挫伤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甚至使集体生产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湖北 吴佑乾
生财要走正道
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是对的。怎样先富起来呢？则要注意如何走生财之道。投机倒把，损公利己，靠单干多捞一些，这样的生财，不是正路，要坚决反对。我们要走的生财之道首先是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主要靠集体增产来增加收入。当然，经营一些家庭副业，按规定参加集市贸易，补充收入，调剂有无，也是政策允许的。总之，我们要的是靠集体、靠劳动得来的富，决不允许靠坑害国家、集体、他人去致富。
山东 吴昊 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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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财税局按经济规律贯彻贷款政策
发放小额贷款促进现有企业挖潜革新
去年贷款项目为国家盈利近五千万元，增加税收五百多万元，相当贷款总额的二点六倍
新华社北京四月二十三日电 本社记者何卓新报道：最近听到北京市工业战线的一些同志反映，北京市财税局向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发放小额贷款，支持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挖掘生产潜力，见效快，成果大。去年所有使用小额贷款的单位都在当年显著地提高了产量，增加了上缴利润。
去年北京市财税局共给十一个行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贷款四百二十三项、二千一百一十三万元。这些企业把小额贷款运用于技术措施，都很快提高了生产能力，增加了产量和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这些项目去年共为国家增加利润四千九百万元，增加税收五百三十六万元，这两项相当于贷款总额的二点六倍。
使用小额贷款的办法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提出申请，经过财税局核实，确认贷款项目所需的技术条件、材料来源、施工力量等都具备，确实能很快见到效果，即由财税局批准贷款，到这个项目完工以后，由企业从实现的利润中抽钱偿还，贷款期限一般半年到一年，每项贷款额几千元、几万元到十多万元不等。
北京市的小额贷款，主要用来帮助企业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不平衡的生产工序进行填平补齐，提高生产能力。过去，北京市场对磺胺增效剂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北京制药厂生产磺胺增效剂设备的个别环节能力小，影响了产量提高。去年，这个厂向北京市财税局申请贷款十二万元，增添了反应罐、分层罐、离心机，在两个月内安装好投入了生产，使磺胺增效剂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到年底增加利润一百七十四万五千元，相当于贷款额的十四倍半。
二、改革落后设备，增加生产能力。北京泡沫塑料厂原有三台单层泡沫塑料成型机，半手工操作，既笨重，效率又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态，这个厂向财税局贷款四万元，自己动手把三台单层成型机改革成一台八层成型机，使产量翻了一番，一年可以增加利润一百二十万元。一九七八年因原料供应不足，实际增加利润七十六万五千元，相当于贷款额的十九倍。
三、完善现有设备配套，形成生产流水线，扩大生产能力。北京日用化学一厂就是用财税局的十五万元贷款，增加一些设备，使原来的单台设备形成一条生产流水线，使香皂年产量增加了五百吨，去年增加利润三十五万元，税金二十五万元。
四、搞好综合利用，减少污染，降低材料消耗。北京化工厂生产苯二甲酸二丁脂，排出的废水中含有百分之四的丁醇，不仅使材料消耗增高，而且污染了地下水。北京市财税局给这个厂六万元贷款，安装了丁醇回收塔和醇水蒸馏塔，使废水中的丁醇含量降低到百分之二，一年便回收丁醇一百九十吨，降低了消耗，减少了污染，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十八万元。
五、采取技术措施，提高产品质量。北京化工三厂申请小额贷款四万元，实现了一些技术措施，使季戊四醇的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小额贷款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好呢？有关方面的同志告诉记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体现了按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原则。贷款是要还的。借钱搞改造挖潜，不认真对待，不仅增加不了利润，而且要赔本。正因为承担有经济责任，就使得各有关企业的干部和工人要算经济帐，讲究经济效果。据市财税局的同志反映，去年全市工业企业用小额贷款搞的项目，基本上都按时完成了；相反，由国家拨款搞的改造工程，没有按时完成的很多。不少同志指出，当前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大上，而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企业更新改造资金普遍不足，因此实行小额贷款更有着积极的作用，应当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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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财政部门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
突出重点 择优供贷 把资金用到刀刃上
新华社杭州四月二十六日电 浙江省财政部门认真做好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工作，积极扶助工矿企业发展生产。去年，这个省对国营工业企业发放了小型技术措施贷款三千九百万元，仅根据已竣工的二百四十四个技术革新项目统计，就增加工业产值一亿二千九百万元，税收利润三千七百万元。
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是财政部门扶助工矿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一项有力措施。浙江省财政部门在这项贷款的分配上改变了以前平均分摊、撒“胡椒面”的做法，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择优供贷，力求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杭州市轻纺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全市每年向国家提供的税金占全市工交企业税金的百分之五十六。杭州市财政局去年对这个系统发放贷款三百二十一万元，集中解决了四十六个技术革新项目，这些项目当年就发挥了效益，增加产值四千四百多万元，增加的税收利润为贷款的四倍多。
浙江省财政部门在发放小型技术措施贷款的同时，还做好贷款的监督使用。他们按照工程进度分批发放贷款，督促企业专款专用，使贷款尽快发挥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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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铝厂积极开展挖潜革新增产节约活动，一九七八年节约总值达一千七百多万元，为实现四化积累了资金。
这是郑州铝厂革新成功的饱和抗爆器，可节约用电百分之二。
新华社记者 樊铭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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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奋好学的青年人
——访南京市秦淮区职工业余学校
每天晚上，南京市东方红中学的教学楼上灯火通明，数以千计的青年工人，有的来不及洗净手上的油污，有的顾不上吃晚饭就带上干粮，纷纷朝这里赶来。他们按照每个教室门口挂着的“代数”、“物理”、“制图”、“电子技术”等指示牌，走进自己选学的专业班课堂。
从一九七三年以来，秦淮区职工业余学校就借用东方红中学晚间空下的教室，开展业余教育，帮助青年工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现在，全校已从一九七三年刚恢复时的九个班，五百多学员，扩大到六十六个班，三千三百多学员，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青年工人的要求。
教学楼上下，秩序井然；教室里座无虚席，个个专心致志。这一切，都生动地告诉人们，这一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或初中毕业的青年工人，正在争分夺秒地把“四人帮”耽误的宝贵光阴追回来，向知识的宝山进军。
许多青年工人，从工作实际出发，选择自己最急需的专业，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都有了很大进步，不少人成了技术骨干，有的当上了技术员，受到所在工厂的重视和称赞。
南京电机厂维修工沈旭光告诉我们：在“四人帮”鼓吹零分加流氓是最革命的时候，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感到前途很渺茫。他说：“我名义上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只有小学程度。年纪轻轻，总不能就这样混下去啊！”秦淮区职工业余学校一恢复，小沈立即赶去报名。但由于他所在的工厂不属秦淮区，几次报名都没报上。他就悄悄地混了进去，旁听他喜爱的数学。第一次交作业时，小沈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恳求老师收下他这个没“户口”的学员，不要另眼看待。老师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让他转为正式学员。六年来，沈旭光采取单科独进的方法，一门门地学，先后选学了代数、三角、几何、高等数学、制图和电子技术等课程。现在，他又在另一个工厂的业余学校同时学习有关工艺的知识。他的整个业余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面了。
去年，塑料二厂接受了一项技术革新任务：用电子程序控制器代替手工来控制生产农用塑料薄膜的吹塑机。厂里把这一项目交给了在秦淮区职工业余学校电子专业班学习的吕小平和徐呈成。两个小伙子十分珍视这一实践机会，他们边干边学，刻苦钻研，从设计、绘图到制作调试，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调试阶段，厂里没有示波器、阶梯仪等设备，他们就开动脑筋，用最简易的万能电表进行调试，反复摸索，终于获得成功。南京市二轻局专门召开了同行业技术鉴定会，当场试车，证明设计合理，效果很好。这一革新项目投入生产后，产量提高百分之四十以上，人工节省一半，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机动三轮车修配厂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厂，技术设备差，连一个技术员也没有，搞机修真是困难重重。一九七五年，这个厂送青年工人张国庆到秦淮区职工业余学校机械班学习，现在小张在厂里可派上大用场了。这两年多来，他在业余学校几个同学的帮助下，为厂里设计制造了一台磨缸机、一台扳面机和一台五吨行车，解决了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动三轮车修配厂负责人王纲高兴地对记者说：“我们的小张原来是个初中生，现在真顶个呱呱叫的大学生了。我们尝到了送青年工人去业余学校学习的甜头，今年又送去了十五个小青年到业余学校学习。”
工人业余学习的丰硕成果，是和老师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全校九位专职老师和五十多位兼课老师，精心备课，编写教材，尽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给学员们传授更多的知识。
新华社记者 古 平 徐机玲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