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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合运输势在必行
本报评论员
当前，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加强基本建设外，最现实的办法，是大搞挖潜、革新、改造，让老设备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运输能力。进一步开展联合运输业务，就是一项切实可行的重要措施。
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等地区运输部门之间，就开展过铁路与公路的联运业务。其后，铁路与港口、航运部门，又开办了水陆联运业务。五十年代后期，秦皇岛车站、港口和开滦煤矿，进一步组织了“一条龙”运输大协作，把联合运输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些经验在全国许多地区推广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受到托运部门和广大旅客的赞扬。但是，从总的情况看，联合运输工作进展是迟缓的，不少地区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几起几落。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联运的意义认识不足。
人们都清楚，每一种运输工具，都有它的局限性。要把一种物资运送到目的地，往往需要调换几种运输工具。而各种运输工具或运输方式之间，又都有个銜接过程。实行联合运输，就是搞好銜接工作的一种手段。通过这一手段，把不同的运输工具联为一体，使之畅通无阻。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中转环节，加快物资周转，降低流通费用，提高运输质量，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计划运输和合理运输，为国家节省大量运输能力。
联合运输为长途旅客提供的方便，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北京同天津、大连等地开展铁路、公路、水路联运业务后，旅客在北京车站一次就能买到去天津站的火车票，到天津港的汽车票，到大连、烟台、龙口港的船票，下船后到附近各县去的长途汽车票。全程一次购票，分段坐车、乘船，“环环相扣，一线相连”，使广大旅客既节省了时间、金钱，又减少了许多麻烦。旅客称颂这是“辛苦几个人，方便一大群”。
随着工农业生产日益社会化，联合运输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联运不仅在本国内普遍实行，国与国之间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近年来，由于集装箱运输的广泛采用，更为国际联运业务开辟了广阔远景。从我们自己多年的实践和国外的情况都说明：联合运输确实大有可为，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各地出现的联合运输形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运输部门之间的，如铁路、水路联运，铁路、公路联运，铁路、水路、公路联运，江河直达联运，江海直达联运，以及地区与地区运输部门之间互为对方配载的联运，等等；另一类是由产、供、运、销各部门组成的运输大协作。不论哪一类，都需要好几个部门互相配合。因此，要把联运广泛开展起来，参加联运的每一个部门，都必须树立全局观点，反对本位主义。如果互不协调，彼此脱节，就不可能联成一个整体。什么是全局？在当前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联运有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发生矛盾也就容易解决了。实际上，各个部门都顾“全局”，保“全局”，也必将进一步促进各个部门的工作。铁路部门如果没有公路运输的銜接和短途搬运的配合，就谈不到“成组装车”、“挂线装车”；公路运输和短途搬运要实现自己的运输计划，也离不开铁路的配合。
要搞好联合运输，必须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论是各运输企业内部铁路、公路、水路、搬运之间的联运业务，还是运输部门和厂、矿之间组织运输大协作，都应逐步推行经济合同。在合同中，要把经济责任划分清楚，违反合同的，必须承担经济责任。同时，还要把完成任务的好坏，同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奖罚分明，是非清楚。
开展联合运输业务，涉及部门多、环节多，根据一些地区的经验，要把这一工作组织好，必须建立和健全运输指挥系统和联合办事机构。最近，国家经委、铁道部、交通部、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市经委，在北京市召开了联合运输现场会，介绍了北京、济南、青岛、上海、大连等地组织联合运输的先进经验，并要求各级工交领导部门，加强领导，不断总结经验，使联合运输工作搞得更快更好。这种作法值得各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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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减少对流空驶 提高运输效率
京津两市之间开展汽车联运
八年来北京联运站为联运空车配货相当于在京津公路上节省二万四千多辆次运力
本报讯 北京和天津两市之间的物资交流十分频繁。在这条全长一百二十余公里公路上行驶的货运汽车，除专业运输部门汽车外，还有一部分是各厂矿企业、机关团体的社会车辆和部队车辆。过去，这些车辆都在一条公路上，各拉各的货，各跑各的车，互相对流空驶。为了节约运力，一九七○年七月京津两市对口成立了联运站，凡北京发往天津的货物一律由北京市联运站受理，天津发往北京的货物由天津市联运站受理。八年来，仅北京市联运站为参加联运的空车配货即达十六万八千多吨，多运二千三百五十四万多吨公里，相当于在京津公路上节省了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九辆次运力，节约运费四百七十万元、汽油一百五十三万公升。
一九七○年七月一日，京津二市对口成立了联运站。双方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共同商定：
一、实行“三统一”原则：即业务统一受理，凡北京发往天津的货物一律由北京市联运站受理，天津发往北京的货物由天津市联运站受理；统一调配车辆，无论是专业车、社会车、部队车均由联运站统一配货；运费、装卸费由联运站统一结算，向运输及装卸单位转拨。二、建立业务联系制度：每天向对方报告车辆运行情况。每旬根据运量及运力的余缺情况，互相进行一次平衡。每月或每季两站负责人进行互访，总结交流情况，不断改进工作。三、坚持做到“六保”：即双方保证，为外地来车准备停放场地，司机有食宿地点，货物装卸有人、有吊机，车辆能加油、加水，出现故障能进行小修，发生行车事故参与处理等，相互为对方提供方便。四、处理好三个关系：两个联运站间，要求树立全局观点，特别是在运量不足或不平衡时，千方百计开辟新货源，优先为对方来车配货；在安排社会车（包括部队车）和专业车的货载时，对就近、易装卸的货物，优先配给社会车；对批量大的物资安排给铁路运输；不适合铁路运的物资，由公路运输，做到不争货。
京津公路开展联运以来，大大减少了汽车空驶浪费现象，为国家节省了运力，提高了运输效率，从而有助于满足京津两市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外贸进出口物资运输的需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京津公路开展联运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底是高潮时期，当时参加联运的单位达六百九十个，参加联运的车数占各单位车数的百分之六十八。一年半时间共组织八千一百六十个车次，运货七万六千六百多吨，占京津公路总运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工作中的缺点，联运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五年中，仅组织一万二千九百四十一个车次，运货七万一千九百二十四吨，参加联运的汽车大大减少。从一九七七年开始，京津公路的联运工作，又逐渐繁忙起来。一九七七年，北京联运站为天津、北京联运汽车配货，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一车次，运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九七八年又比一九七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车次，运量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八。
京津公路汽车联运为什么时起时伏？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不参加联运的社会车没有受到限制。二、没有开展单独经济核算。部分社会车由于和本单位不参加联运的汽车在一起吃大锅饭，常被借口调走，不能坚持下来。三、经济分配政策不落实。参加联运的企业和个人，不直接受益。
为了进一步开展联运工作，两市联运站总结前阶段的经验，认为联运工作应实行以下办法：一、由省、市有关部门订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政管理条例和经济管理办法；二、各厂、矿企业的车队，具备条件时应单独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加强车辆管理，提高利用率；三、社会车参加联运的收入，应从中提成，奖励企业和直接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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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刹“三多”风刻不容缓
最近，记者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采访，到处听到基层干部为“三多”（即机构多、会议多、花钱多）而叫苦连天。
光山县组织部的同志介绍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工业局，现在一下子分成了工业、机械、社队企业等六个局，每个局只管辖几个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小厂。电业局实际上只管了三个变电所。另外商业局又分出个糖烟酒管理局。现在县里要建未建的还有七个局。
由于大量增设机构，新局、委头头的人选也发生恐慌。光山县委主管干部的一位副书记说，原机构的全体人员都提拔成局长、副局长也不够，这样大批临时工、合同工、亦工亦农的统统挤进职工队伍。现在不少单位主要靠“临”（临时工）主任、“合”（合同工）会计主持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县在册的县直干部是八百三十人，现在已增加到一千三百四十五人。
机构多，必然造成会议多。去年一年仅地委召开的各种会议就多达九十八次，参加人数达七千一百五十多人次。县委正、副书记中常年有一名轮流驻在省、地开会。公社正、副书记也有一名常驻县里应付会议。结果搞得县社书记忙于会议，哪有时间抓实际工作呢？
光山县去年全年财政总收入为四百三十八万元，而会议开支就达十八万零一百三十五元，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十。行政管理费比计划超支三十九万元，可是用于农业上的钱却卡得很紧。
新华社记者 陈乔炎 王刚法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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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转变领导作风 改革机关工作
沈阳市建材工业局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帮助解决问题
本报讯 沈阳市建材工业局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机关工作，不断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的问题，面向生产，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地帮助企业抓好工作。
沈阳市建材工业局加强机关建设，具体抓了三件事。
一、把过于集中的经营管理权力下放给企业。过去，这个局权力过分集中，把企业卡得很死，捆住了企业手脚。通过调查研究，他们决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由党委加强对企业使用权力的指导和检查。经过充分协商，有些权力下放后，受到企业的拥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精简机构，压缩政工行政干部人数，制定机关职责范围。以前由于机构重迭，再加上各业务部门有的职责不清，造成互相扯皮、“推磨转圈”，办一件事情，公文旅行，往往要拖很长时间，滋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习气。局党委在对机关进行整顿时，第一步先精简机构、压缩科室人员。局机关压缩政工行政干部百分之四十二，全部充实到生产、技术、财务、劳资等业务部门。第二步是制定责任制，明确科室职责范围，制定局领导岗位责任制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人。
三、改进工作方法，转变领导作风。这些年来，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受到了破坏，局机关出现四多四少：会议多、报表多、电话多、行政命令多；面对面的领导少、调查研究少、听取基层意见少、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少。名目繁多的检查团，下去走马看花，有时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给企业增加负担。针对这种情况，他们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在时间上实行“一一四”工作制度。就是党委每周一天学习、一天集体研究处理工作，其余四天除留下一人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外，都深入基层。第二、坚持每周一次到基层集体办公，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重大问题。局党委常委到企业集体办公，局机关有关职能部门的同志也参加，和企业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讨论研究，既快又准地解决问题。第三、领导亲自到基层蹲点，抓好建材基地建设。领导深入基层，扎扎实实指挥生产，解决了许多长期未解决的问题，群众高兴地说：“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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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盘棋下活了
——南海县一部分社队和社员首先富裕起来的前前后后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南海县，去年虽然遇到解放以来少有的自然灾害，但社员的集体分配平均每人仍达到一百八十六元，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三十四元，是全省分配水平最高的一个县。
县委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去年全县约有三分之一的社队平均每人分配超过两百元，最高的生产队，平均一个人一年分到了四百四十九元。记者到这些收入较高的社队访问时，只见一幢幢新盖的小楼，阳台上摆着一盆盆鲜花；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和座钟、手表这类生活用品已经普及到社员家庭；而且有些社员家里还陈设着讲究的硬木家具、电风扇和电视机。村子里，肥猪满圈，鸡鸭鹅成群。正是“春回大地千山秀，日暖神州万木春。”
南海县正在出现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农民高兴的局面，是令人鼓舞的。干部群众说，农村这盘棋下了许多年，现在才算下活了！
极左影响 越来越穷
南海县地处亚热带，紧靠广州、佛山两市，毗邻港澳，自然条件较好，历来粮食产量比较高，也适宜于发展蚕桑、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但是前些年，这样好的地方，搞得社员既缺粮又缺钱，经济发展缓慢。到一九七六年，全县分配在一百元以下的穷队，还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三。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带来的灾难，是所谓“大批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专政”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条极左路线不仅打击了一批基层干部，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且在干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好象越穷越革命，穷就是社会主义；富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于是，社员家庭副业搞得好一点，挣的钱多一点，就被扣上“暴发户”的帽子；社队工副业发展多一点，集体经济壮大一点，就要从集体经济内部找“资本主义”。为了限制一部分社队先富裕起来，有些地方规定，社队用于工副业的劳动力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就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集体农副产品完成任务后也不准上农贸市场。
对社员的限制也很多，什么“不准自留地种商品菜”，“家庭手工业收入不准超过二十元”，等等，把社员的手脚捆得死死的。极左路线在农村实际上造成了剥夺农民的严重错误，压制了、打击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南海县多年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集体、社员收入下降，农村经济走上了绝路。许多干部群众在总结这段经验教训时说，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农业这盘棋如果再这样“走下去”，就会走进死胡同里去！
承认差别 鼓励“冒尖”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南海县委近年来大力反对平均主义，反复批判承认差别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谬论，取消了限制富队发展生产的各种禁令。既允许那些对集体贡献大的社员多劳多得，又敢于让他们“冒尖”，更鼓励一部分先进社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条件，农工副业一齐上，把高速度发展生产和迅速提高社员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在全县社队中间“冒尖”。
他们真正放开了手脚。
——参加社队工副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框框打掉了，社队有了安排劳动力的自主权。这样，许多社队就打破了单一种粮食作物的局限性，把原来困守在农业上显然过剩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放手发展工副业和多种经营，使得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插上了两翼。两翼越大，带动农业这个基础也就飞得越高！
——社队工副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就是资本主义的框框被冲破了。许多社队在完成农业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农工副业齐发展，集体经济日益壮大。起步较早的平洲、盐步、大沥、小塘、南庄、西樵等七个公社，建起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和为广州、佛山等城市工厂加工各种工业产品的工厂，办起了一批为城市服务和外贸服务的日用品、副食品和花鸟虫鱼等生产基地，还同港澳厂商直接签订一批合同搞来料加工。这样，一九七八年单是公社一级的工副业纯收入，每个公社就超过了一百万元；加上大队企业的收入，产值都超过了农业产值；有的甚至超出农业收入好几倍。
——对集体现金分配的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取消了。有人担心把分配权交给生产队可能会出现分光吃净的现象。但是，事实打破了这种顾虑。西樵公社民乐大队是起步早的一个大队。一九七七年全大队工副业纯收入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三十四万元，达到八十八万元；一九七八年又增至一百二十六万元。他们有了分配上的自主权之后，首先把工副业收入的一部分投资用于发展机械化，发展粮食、蚕桑、塘鱼生产以及养猪事业，使这两年种植业、养殖业都有了大幅度发展。一九七八年集体分配按人平均达到二百五十三元，一年增加了五十元；大队还留出七万多元作为社员分配的储备基金，以保证遇到灾年也不致减少社员现金分配。在这样的队里劳动，谁能不高兴！这个大队有五个知识青年，虽然去年被招工回城镇，但他们就是不愿离去，坚决要求继续留在队里。
——集体产品不能上农贸市场的规定取消了。这样，给集市贸易的投机倒把分子以极大打击，城镇集市上应时的各种鲜菜、鸡、鸭、鹅、鱼、肉、蛋开始多起来。价格明显地逐步下降。农民高兴，城镇人民更高兴！
记者听说人多田少的盐步公社，工副业产值已发展到占三级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二，也曾担心他们的工副业是否发展太快，因而挤了农业，于是到这个公社作了调查。这个公社七万八千人，三万一千五百亩耕地，而非农业人口就有三万六千人。一九七○年以前，由于社队工副业和养猪业发展缓慢，连续八年粮食没有增产，社员分配下降。一九七○年以后，公社党委总结经验教训，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决定放手全面发展农工副业，改变农村经济结构。当时，有人还认为这是一步“险棋”，深怕戴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究竟是“险棋”，还是“妙棋”？现在，实践已作出了结论。一九七八年，社队工副业总收入达到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元，比一九七○年增加了二千一百五十六万元。当年就从工副业收入中拿出了二百五十万元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养猪事业。其投资比一九七○年增加了十倍。这样，虽然去年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平均亩产还比一九七○年增加了三百零八斤，达到了一千五百七十九斤；生猪饲养量从四万三千七百零五头增加到九万二千九百多头。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完全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
富有榜样 穷的跟上
社队之间出现贫富差别，这是当前我国农村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共产党人不应害怕差别。南海县的实践证明，只要引导得法，差别就可以变成加快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
丹灶公社仙岗大队苏坑生产队是个穷队，社员平均分配经常在八十元至一百元间徘徊，到一九七七年也只有一百二十元。生产队的干部为找不到通向富裕之路而苦恼，社员们也很焦急，但是当看到邻近一些和他们条件差不多的生产队开始富裕起来后，对他们触动很大。对照富裕队的经验，他们认为苏坑地处丘陵区，土地比较多，有着发展种养业和开展多种经营的良好条件，问题是过去片面理解“以粮为纲”，再加上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使有利条件没有利用，优势未能发挥。教训找到以后，他们在一九七八年一方面认真抓了养猪为主的养殖业，一方面改善经营管理，推行责任制，使土地全面利用起来，因地制宜地种植了花生和瓜菜。去年，花生、南瓜等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比上一年增长了十倍，养猪业由亏转盈，集体经济迅速壮大起来。这一年，社员集体分配平均每人达到一百八十元，比一九七七年增长六十元。干部社员喜气洋洋地说，过去大拉平时，我们总是等啊靠啊，等靠的结果，总也富不起来，现在有了富队作榜样，走富队正在走的路子，穷帽子就要甩到太平洋里去了。
让一部分社队和社员首先富裕起来，并不是置穷社穷队于不顾。县委和公社党委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因为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用“一平二调”的办法帮助穷社穷队，而要研究经济规律，在尊重社队自主权的前提下，实行正确领导。南海县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前分配水平比较低的四个公社，既帮助他们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又在物质上给予必要的支援。
南海县的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了。在这大好形势下，县委认为，虽然有一部分社队的分配已经超过了两百元，但还是很低标准的“富裕”。他们充满信心，正在作出新的规划，争取在几年之内，让社队的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起来。
新华社记者 汪振华 谢石言 杨克现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