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壮族人民的好儿子
——记孤胆英雄覃毅忠
广西边防部队某团在进行战评时，团参谋长向党委提出，一定查找一个“瘦小伙子”。他说，就是这个“瘦小伙子”，在攻打谅山的战斗中，实在够得上是一名英雄！
那是三月一日攻打谅山市西郊长形高地的一次激烈战斗。这个高地，南靠奔腾湍急的奇穷河，东临“二星洞”、“三星洞”石峰，山上驻有越军一个团部和一个营的兵力，周围布满了钢筋水泥筑成的明碉暗堡和环形堑壕，是谅山西面的屏障。我军发起攻击后，团参谋长在突击营指挥所里用望远镜看到，有一个“瘦小伙子”，端着冲锋枪，一直追着我军的炮弹向山上冲去。他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又从炮火的硝烟中钻了出来，边打边冲。眼看着他和几个战友冲上了主峰，突然不见了。参谋长皱着眉头为他捏了一把汗，忽然看到他又霍地一下从主峰东侧的阵地上出现了，活象一匹骏马，独自在火海中闯来闯去，打垮敌人一个班，又打垮敌人两个班；打退敌人一路，又打退敌人两路……整整大半个下午，他一直坚守着主峰阵地，为我军迅速占领和控制这个高地的制高点，打开谅山西部门户，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是，这个战士是谁呢？战后各连报来的战斗事迹都没有提到这位英雄。因为我们的战士作战时个个争先，评功时谁也不愿报自己的战功，孤胆英雄的事迹，就更加报不上来了。党委根据团参谋长提供的线索，查了好几天，才查到这个孤胆英雄就是五连一排二班副班长覃毅忠。
覃毅忠，今年二十三岁，是两年前参军的壮族知识青年，他中等个子，红扑扑的脸，浓眉下一对豁亮的大眼睛，浑身透着一股勇敢机灵的劲头。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大将公社拉江村。一九七一年，他初中毕业，就志愿报名到大山区修建铁路，接着，他又满怀热情参加了在家乡修建水电站和架设高压线等工程。他决心要用辛勤的汗水建设美好的家园，改变祖国的面貌。乡亲们夸奖他是壮族人民的好青年。这时，越南侵略者背信弃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覃毅忠心头就象被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他决心用战斗来保卫祖国，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九七七年他参军来到祖国的边疆。这次自卫还击战斗打响前夕，他在给全连共青团员和青年战友讲课时，就一再表示：“我们是祖国年青的一代，重任在肩，决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决不能给可爱的祖国和英雄的军队抹灰！”他在给连队党支部的决心书和入党申请书上写道：“头可断，血可流，祖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请党和祖国人民在战火中考验我吧。”
三月一日下午，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谅山外围长形高地主峰的战斗命令下达了。覃毅忠钻出“猫耳洞”，大喊一声：“李行尚，跟我来！”带着今年一月刚入伍的新战友，两人编成一个战斗小组，就往山上冲。敌人藏在哪里，他看不清，只听见枪炮响，子弹擦着耳边飞。刚下过雨的山路直打滑，他跌倒了，爬起来；碰伤了，不去管，硬是抓住树枝、蒿草往上爬。我军一排炮弹在山上爆炸过后，他俩跟着就冲进了第一道堑壕。敌人没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还躲在工事里防炮呢，小覃一阵冲锋枪扫射，一下子把敌人打乱了套，有的死，有的伤，剩下的扯起腿就往山顶跑。追！接近了第二道堑壕。敌人的机枪咕咕地叫，子弹噗噗地落在跟前。一班、二班给压住了，有的战友负伤、牺牲了，小覃两眼冒着火星，一个箭步跃上去，一个点射，打掉了敌人的火力点。他和另外四个战友一起冲上了主峰。
这时候，西山坡上的敌人开始反扑。二班长带着一个战斗小组去迎击。小覃一看，东山坡上也有敌人，便带着李行尚到东面去打。躲在堑壕里的两个敌人，一个拿着火箭筒，一个端着冲锋枪，直朝小李射击。“快隐蔽，不要动！”小覃命令小李卧倒在草丛里，自己爬进了堑壕，悄悄地摸到敌人的屁股后面，一顿冲锋枪，结果了两个敌人的性命。他乘势拾起了敌人的冲锋枪，背在肩上，回过头来喊小李，不见回声，又在周围四处寻找，也不见人。他跳进前面一个土坑里，只见地上一大堆六○炮弹，看样子是敌人一个炮阵地。他刚要爬出来，就听到下面山坡上有越军在叽哩呱啦地说话，接着，六个敌人冲上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大群敌人……。
这时，小覃只有一个人，两支枪，四颗手榴弹，要守住这一、二百米宽的山头阵地，对付这么多敌人，是相当艰难的。可是，他想起自己战前表示过的决心：“人在阵地在，有我就无敌！”想起了英雄的四班长郑治安——一个经常帮助和教育他的优秀共产党员，前天在战斗中独自一人连续消灭敌人三个暗堡火力点的英雄形象，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把两支冲锋枪搁在土坎上，又掏出四颗手榴弹，拧开盖子，攥在手里。敌人离他只有四十米、三十米了，他在一棵大树后面的土坎下隐蔽着，一动不动。敌人爬出了交通壕，大摇大摆地往主峰上冲，离小覃只有十五米了。他把握在右手的两颗手榴弹拉了弦，默数着时间，一秒、两秒，猛力地投了出去，刚好落地就爆炸，炸死三个敌人，剩下的连滚带爬下去了。
小覃擦了擦满脸的汗水和泥土，继续作好战斗的准备。他往冲锋枪里压满了一梭子弹，又把身上的手榴弹掏出来摆在土坎上，睁大双眼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这次敌人狡猾了。他们可能已经发现山上只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便分两路，每路各一个班，气势汹汹地向上面包抄。小覃琢磨着怎么打法。他脑子里闪出了电影《英雄儿女》中孤胆英雄王成的形象。他决心象王成那样战斗。弹药不多了，他抓紧空隙，跳出土坑，飞快地爬到敌人尸体上，解下两颗手榴弹带回坑里。
转眼间，两路敌人都上来了。他们都是拿的冲锋枪，一齐扫射。雨点般的子弹贴着地皮飞，把小覃拴在挎包上的急救包打掉了。小覃聚精会神地眼观两路敌人，合计着先打那一路。他看到，正面的一路敌人没有工事作隐蔽，看得清，好对付；侧面的一路敌人，鬼鬼祟祟地沿着交通壕冲过来，有危险，于是决定先打这一路。不到二十米了，“打！”他右手里的两颗越南塑料手榴弹飞了出去，当场炸倒两三个敌人。转过身来，他端起冲锋枪，又猛扫正面的那一路，把前面的两个打倒了，后面的还要向上冲。小覃灵机一动，纵身跳到两米外的一道土坎下，把位置换了一下，敌人没有发现，他瞅准敌人，上来一个，打倒一个，再上来一个，再打倒一个。就这样，打一枪，消灭一个敌人，自己换一个地方，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趴在草丛里不敢动了。
正当他打得紧张的时候，侧面的一路敌人又冲了上来，相隔只有二十米了。他怒喝了一声：“看你们还敢来！”一扬手，一颗手榴弹，把前面几个敌人炸倒了，接着，他端起冲锋枪迎头猛扫，打得敌人争相逃命。
这时候，他发现子弹只剩下半梭子了，手榴弹也只有最后一颗了。可是正面的那路敌人借着机枪火力掩护又冲了过来。“先把敌人的机枪干掉！”他打了两发子弹，没有打中。要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了！他毫不犹豫地甩了过去，把敌人的射手和机枪架一块儿炸飞了。失掉机枪火力掩护的敌人，狼狈地逃下了山。
天快黑下来了。山西坡的枪声还在响，四号高地上的枪声也在响。李行尚没有回来，战友们也没有来。他们一定战斗得很激烈，很英勇。小覃一边想，一边观察着。他看到十六七个敌人在军官的驱赶下又冲上来了。这时，他手榴弹打光了，子弹也只剩下半梭子了。在这危急关头，他决心和敌人拚。就在这时，他听得背后有人叫他：“二班副，我来了！”小覃猛回头，啊，一班长吴耀剑赶到了。他高兴极了，忙说：“一班长，我听你指挥，咱们一起打，主峰绝对不能丢！”一班长带来了四颗手榴弹，一支冲锋枪。他们就一个投弹，一个打枪，把敌人最后一次冲锋打垮了。主峰保住了！
夜幕笼罩着山岗。长形高地上的枪声停息了。敌人一个团部和一个营被我军歼灭了。我军强大的炮火猛轰着谅山市。
年青的壮族战士覃毅忠，为祖国立了一等功，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月七日，中央慰问团副团长王首道同志见到了覃毅忠，兴奋地夸赞他说：好样的，你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你是保卫祖国的孤胆英雄！我们老一辈佩服你，全国青年应该向你学习。
新华社记者 姜庆肇 周寿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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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颗燃烧的心
——访作家巴金
这是一幅作家巴金的肖像画。画面上用顶光突出了他那满头的银发。目光向前凝视：他在思索着什么？他靠在扶手椅上，背后是一排书架，桌上全是书，手上展开几页稿纸。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还在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吗？
我的手头有各种剪报、杂志、书籍，都是巴金近两年新出版的译著：重新校译的《处女地》，再版的《家》及新写的后记，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已经付印，去年岁尾动笔的《随想录》正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还有，散见在各报刊上的文章……。老作家笔下倾泻的感情，还是那样叫人动心。那其中，有辛酸、欢乐、信念、展望。熟悉他的朋友说，倘若将一篇篇文字和藏在背后的故事一齐来读，你就会了解巴金。
我细细地读着，寻访着。
《怀念肖珊》的散文，是他心头萦绕多年的题目。肖珊，他的妻子、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翻译工作者，一个单纯、善良的人，被疾病和“四人帮”的迫害蚕食了身心，死在一九七三年早春。那时，巴金已经度过了岁月中漫长的八年。从那以后，人，日渐消瘦了，精神也不如以往。许多朋友担心他能不能经得住这一沉重的打击。
且莫耽忧，他生命的源泉并未枯竭，一本《往事与随想》足可证明。这本译作动笔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夏天，他失去妻子之后的几个月。三十年代，他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片断曾在鲁迅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他告诉过鲁迅先生，要将那篇大部头作品“啃下来”。或许，这个诺言现在可以兑现。他攀上原先是汽车房的狭小顶楼，那里太阳西晒，但毕竟安静些。老作家手边缺乏资料，幸好，走廊上遗留下几本没有封存的书籍、词典，借着从窗户透进的一线弱光，他将眼睛几乎贴到了书本上……。他忘掉了四面的墙，进入到十九世纪黑暗的俄国，有时，思路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猛然感到“四人帮”的恶行与沙皇专制统治何等相似。他相信，谁违逆历史的潮流横行，日子必不久长。译完的章节，他都一一校阅了，用工整的小字抄在普通方格纸上。他知道，巴金的一个字、一片纸，当时是没有出版社敢于问津的。他只期望把世界文学的宝藏留给后人，哪怕在图书馆里作为一份资料，日后自会有人去开采、发掘。
在默默的工作中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在老作家眼里，这一个秋天比任何一年春天都明媚。他活着，还很健康，可以唱心里喜欢的歌，讲心里真实的话。《一封信》，是他经历磨难后的第一篇作品。这原是一份发言稿。上海文艺界集会，要请巴金讲话。那时，他还背着“四人帮”罗织的种种罪名，但是他一口允诺，认真地作起准备来了。他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自称是海洋里的一滴水，要汇入到翻腾着热浪的生活中去。
《一封信》被报社编辑部抢先发表了，好在要讲的话很多，他又拟了一份发言稿，题目叫做《第二次解放》。那一段日子过得多畅快，他自己上街买报，挤上公共汽车去参加会议，老朋友从四川远道赶来，他开出一坛绍兴老酒，和朋友举杯共勉：“莫说年纪大，还要多写点！”
阳光又照到了他的书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推倒了。他象出征的一名战士，磨利了手中的武器。是的，他埋头在写，用他那支笔，投入新的战斗。
《谈“春天里的秋天”》，是一篇关于创作的回忆。四十六年前，他将一对青年男女的遭遇写进了小说里，现在得到的讯息说，两个主人公挣脱了封建礼教的羁绊，解放后于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却没有逃脱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他在回忆录里告诉人们，这个悲惨的故事还没有结局，因为受迫害者尚未平反。读到这里，人们能意会到作者的苦心。去年九月，他所关心的朋友终于平反昭雪了。
他的《随想录》已写到“之十五”。一天，一个老朋友来，谈起《随想录》。巴金说，这是当作遗嘱写的。朋友赶紧回答：“不会，不会。”巴金笑了。他指的是趁此清理自家的思想，将真实的话遗留给读者，那是迟早要说的。在《随想录》里，他总结自己的作品，那些好的，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那些不好的，或是艺术性不高，或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他提出，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当然，并非只揭露阴暗的东西，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推动；他坦率地说，他曾承认过“邪书十四卷”（指巴金十四本文集）统统是毒草，但二十多年来在自己屋前屋后种着花草的小园子里散步，总也挑不出毒草来，只找到不少中草药，倘使朝夜焦虑，那就只好把草地锄掉，方能高枕无忧。他担心这种害怕毒草的病会蔓延，症状就是害怕写出毒草，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
读这些笔调清新、含意深刻的短文是一种享受。文艺界一位同志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这个巴金，文章一如他的为人：真实，不虚假；执着地追求，有一股子勇气。”
也是在《随想录》上，他谈及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十多年前，在围攻电影《不夜城》时，巴金受命写过一篇批判文章，奉上头“旨意”，说好不点作者柯灵的名字。柯灵同志记得，那篇稿子发表之前，巴金在一个夜里走上门来，尽管他说不出什么，却以沉默自责。为此，巴金背上了假批判的罪名。事情过去许多年了，他仍然觉得内疚，在许多场合讲这桩事，又将它写出来，严厉地剖析自己。
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老作家对旁人的宽容。
曾经用激烈的言辞批判过他的同志，在巴金真诚的微笑面前，是十分感动的。一些参与过批判的同志到他家拜访，他还象早先那样热情，送书给他们，为他们的新作修改、润色，然后谦逊地问道：“这样行不？”有一个作过假证明的同志托人捎去口信，请求原谅。巴金回答说，“这些事过去了，我个人可以谅解，但是其中的教训，勿可轻易忘却。”
他现在常常要在老朋友的骨灰安葬仪式上致词、默哀，为那些有才华的人不能参加新的长征而惋惜。这样的时刻，他的眼前会出现妻子的身影，有人提出要为受迫害的肖珊举行一个同样的仪式，巴金拒绝了。他不愿意牵扯组织上的精力，宁可用他的悼念方式：将哀思诉诸文字。许多篇纪念亲人、友人的散文就是这样写成的。回忆往往触动着人的情思，于是，他更加怀念活着的朋友，感到他和他朋友们肩上的担子，越发重了起来。他给有四十年交往的剧作家曹禺写信，请求他丢开杂事，多写几个戏：“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从事翻译工作的老朋友遇到难题，不免登门求教，老作家往往放下手头工作，走到堆满书籍的三层楼，蹲着，在十本厚厚的牛津大辞典中去一本一本地查找。
他也关心素昧生平的青年朋友，为他们的些微进步高兴。青年人的散文习作也好，小说新作也好，他都倍加爱护，生怕湮没了富有生气的萌芽。
他又恢复深夜工作的习惯了。每天，当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谁家院里的钟声缓缓地打过十二下，他才停下笔来。白天的日程表也排满了：接待外宾，出席会议，阅读来稿，和业余作者会面等等，间隙时间还用来复习外文。有人劝巴金用一个秘书，他急忙摆手：“那我就啥子都写不出来了。”他只好“单干”：写稿、誊清、翻阅资料。当然还不忘记锻炼，每天早起散步，就在找不到毒草的园子里。
作品和人们的介绍将巴金的形象勾勒得更加清晰，这更促使我去拜访这位老作家。
现在，他站在我面前。一头银发，老花镜下透出两道深邃的目光。微笑的时候，却有一种孩童那样的天真。他不擅言辞，一口四川话，微微有点气喘。当话题转到未来的工作计划时，他显得很兴奋。许多要做而未做的事情等着他：赫尔岑的回忆录共八卷，除已出版的外，还有一百万字的中文翻译，这个任务很吃重，但必须完成；《随想录》要往下写，准备编成几个集子。还有一个心头的秘密可以公诸于众了：“我酝酿了一部长篇小说，是反映知识分子的遭遇的。”他的话带着颤音，并不掩饰创作的冲动。小说构思已就，他满有把握可以工作到八十岁。说着，他站了起来，挥舞着双手：“我能写，我还有激情！”
我望着老作家，仿佛看到他青年时代那团扑不灭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他并不只是抚摸十年留下的伤痕，他相信牺牲不会毫无收获的，他大声地呼喊：要为祖国光明的未来献出一切。
我所认识的巴金，比肖像画上的更为真切、生动，因为我发现了他有一颗燃烧的心。
新华社记者 郭玲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