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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维护党纪的严肃性
山东省潍县县委副书记李永祺对抗组织决定被停职检查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向全地区发出了一个“关于对李永祺同志停职检查的通报”。中共潍县县委副书记李永祺因对抗党组织调他援藏的决定，并一再拒绝党组织的劝告，在党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昌潍地委认为，李永祺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决定对他实行停职检查，并已报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昌潍地委的这一决定，有效地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
今年二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从昌潍地区抽调一部分县、社干部支援西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昌潍地委按照上级规定的条件，初定提任李永祺为赴藏县委书记，并经昌潍地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全面体检。三月三日，地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与他谈话，正式传达了地委调他援藏的决定，并具体讲明，他进藏后担任县委书记、五年以后轮换，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有关规定。当时，李永祺同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说自己身体很好。但是，李返回潍县后，只字未向县委负责同志传达地委调他的决定，却擅自派县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到地委组织部转达他的意见，说他身体不好，年龄大，母亲、爱人都有病，不同意去援藏。根据李提出的理由，地委组织部又进行了调查，认为他提出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他爱人在县妇联工作，身体较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他母亲有一般的老年性气管炎，但对他去援藏没有什么大影响。据此，地委又责成潍县县委书记滕司宪同志做李永祺的思想工作，李竟说：“你向地委汇报，就是三个字：我不去。叫他另找人吧！”滕司宪同志要他取慎重态度，李说：“批准了我，我也不去。”在场的县委几位负责同志反复劝告他慎重考虑时，李说：“如果我不称职，当一般干部没有意见，我已做了最坏的准备。为这个，开除党籍我签字。”并一再表示：“我的决心，不去。没有考虑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是坚持耐心等待和教育，并让组织部通知李永祺再体检一次。但李的态度很不好，一再强调“浑身是病”，“查不查一个样”，还扬言“不去查了！”在地委的一再催促下，他才勉强到医院重新做了体检。检查结果再次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根本不影响他进藏。然而，在事实面前，李永祺仍把组织决定置于脑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党组织的教育和期望。
中共昌潍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认为：李永祺同志作为县委的领导人，经过党培养教育多年，竟以种种借口，不服从组织调动，是极其错误的。特别严重的是，李永祺为了达到不去西藏的目的，竟然说什么“开除党籍我签字”，以此威胁党组织，这确实是他个人主义膨胀、党性严重不纯的一个暴露。为了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并教育李永祺深刻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中共昌潍地委决定，并报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李永祺同志立即停职检查，根据本人以后的态度和行动再作处理。与此同时，昌潍地委把李永祺同志的错误通报全区，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 王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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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
本报评论员
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新党章上明文规定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瓦解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但在一般党员中间，而且在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中间，那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不服从上级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都不是个别的。中共潍县县委副书记李永祺对抗组织决定，拒不服从组织调动，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典型事例。目前，正当我们党强调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整顿党风的时候，中共昌潍地委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李永祺同志停职检查，然后根据他的表现再做处理，并将这一事件通报全区各级党组织，对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进行党性和党的纪律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有着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种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每个共产党员，从他宣誓入党的那天起，就应当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人民的利益，自觉自愿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我们党的组织纪律，正是为了维护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所绝对必需的。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容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党员。任何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的纪律，就是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他曾宣誓为之奋斗的党的事业，党组织就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其中错误严重者，还必须给予纪律处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应当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潮大肆泛滥，党的纪律遭到严重的践踏，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受到侵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少数人的头脑中更加恶性膨胀。他们凡事先替自己打算，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摆到了党的利益之上，甚至发展到象李永祺那样目无党的组织、目无党的纪律的严重地步。根据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调动党员干部，这本来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但是，这些年来，调动一个干部却难得很，尤其是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或单位，调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或单位，更是难上加难，又是提困难，又是讲条件，有的甚至公然表示不服从组织分配，不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很显然，如果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不强调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不强调执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还谈得上什么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还应该看到，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开始得到加强。但是，党的纪律松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严重存在。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有些地方和单位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对党的纪律松弛的现象熟视无睹，对少数违反党的纪律的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处分的不处分。不强调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就不能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为了充分发挥党在新时期的领导作用，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切实把我们党整顿好、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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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松溪县委举行常委接待周
迅速认真处理信访积案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中共福建省松溪县委最近举行常委接待周，集中力量、集中时间迅速处理多年来的信访积案。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县的信访案件积压甚多，群众的正当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最近，县委恢复接待日制度，广大群众奔走相告，走访群众激增。为了尽快妥善处理信访中的积案，落实党的政策，密切党群关系，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精力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县委决定举行常委接待周，集中时间接待群众来访，组织力量解决一批积案。接待周期间，县委书记亲自接待，常委和部、办、委负责同志一起参加，共设十三个接待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白天接待，晚上交办；分级负责，联合办案；分门别类，归口处理；先易后难，抓紧解决。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重大的信访问题，县委还逐件听取有关单位的汇报，狠抓落实。
在处理信访积案中，松溪县委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到有错必纠。来访中的二十三件案件，经查实有十七件属冤、假、错案，已召开大会宣布平反纠正。原城关公社社长范祖栋同志，曾光荣出席全省劳模大会，是全县有影响的老劳模。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下，他被打成“走资派”，折磨致死。这次经过调查组调查落实，县委决定推倒强加在范祖栋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县委对群众反映的一般问题也认真对待，及时处理。如东门大队群众来访反映，浮桥年久失修，影响安全。县委就责成有关部门研究拨款修桥；对一些鳏寡孤独和病灾户，则分别情况，由民政部门酌情予以救济，并决定兴办福利院，使无依无靠的老人安享晚年。
接待周五天时间内，共接待了来访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受理各种案件、建议和要求一千零二十八件，已当面答复和查处结案八百余件。县委决心对尚未结案的抓紧调查落实，尽快作出结论，确实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将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接待周结束后，恢复正常接待日。
松溪县委集中一段时间，集中力量处理信访积案，解决了多年来积压下来的许多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活跃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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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特殊的党小组会
最近，在上海市徐汇区徐镇街道前进缝纫机配件工场党支部书记戚剑珉家里，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小组会议。说它特殊，是因为参加会议的三个党员不是一个党小组的成员。
年初，戚剑珉的儿子、预备党员宋鹏荣回沪探亲来了。他一九七○年到浙江绍兴插队务农，不久前被安排到公社卫生所工作。这次回到上海，他看到周围邻居下乡插队的子女有不少人调回上海工作，连和自己一起插队的女朋友也回沪顶替了，心中很不平静。说实话，他也想回上海。姐姐说：“我家已有三人在农村，父母已经去信要黑龙江的姐姐和新疆的哥哥安心工作，你就想办法回来吧。”姐姐的好意，增添了鹏荣的烦恼。他想：父亲和母亲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妈妈是干部，叔叔又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想想办法，顶替是能办到的。但是自己是党员啊！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怎么办呢？是回上海还是留农村？宋鹏荣拿不定主意了。
小宋的心事瞒不过母亲的眼睛。那天，母亲把在龙华建筑材料供应站工作的大儿子、共产党员宋鹏飞叫回家来，母子三人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议。母亲说：“妈妈和哥哥都是党的干部，如果为鹏荣调回上海的事，我去托人情开方便之门，你们同意吗？”鹏飞和鹏荣都摇头表示反对。戚剑珉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为人民谋利益。我的看法是，鹏荣应该坚持在农村，不应该回上海来。”
哥哥表示赞同妈妈的意见，说道：“在农村是比在城市艰苦，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为党为人民吃苦，就是光荣。”母亲和哥哥的一番话，使鹏荣的思想开了窍。他想：组织上培养自己成为共产党员，又安排到公社卫生所工作，这是要我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是要我去计较个人的得失啊！但他又怕辜负了正在为自己顶替奔忙的姐姐和阿姨的一番好意。母亲和哥哥看出了鹏荣的心思，说：“只要你自己能正确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安心工作，你姐姐和阿姨的工作我们负责做。”小宋听了妈妈和哥哥的一番话，思想通了。他欣然表示要做好女朋友的思想工作，安心在农村。母亲见鹏荣转变了，很高兴，又鼓励他说：“我们支持你顾全大局！等我退休后，也回绍兴去，帮你料理家务。”
这次特殊的党小组会议结束了。小宋高兴地返回农村的工作岗位。有人问他母亲：“你不心疼儿子吗？”戚剑珉回答说：“我是母亲，当然心疼儿子。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更要顾全大局。”
复旦大学新闻系 王剑萍（原载四月九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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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必须提高机关工作效率编辑同志：
现在大家都在批“长官意志”，那种瞎指挥的“长官意志”当然要批评。但是，还有一种“长官不办事或少办事”的恶习，也很值得注意。请看这些现象：
上班时，办公室一坐，抽烟、喝茶、闲聊天，混混一天而过；
对工作“踢皮球”，推来推去，有事的同志心急火燎，无事的领导泰然自若；
事事都要依赖秘书，甚至要用秘书的头脑思考；
一天能解决问题的会开五天，五天的会开成半月；报告起来象懒婆娘的裹脚，讨论起来乱扯一气。
这种状况，怎能适应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出现这类问题，原因之一是，有些机关政繁兵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有的领导同志，不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工作效率上，总想多增加人。
人员过多，特别表现在头头“过剩”上。不该设机构的，其人员当然是多余的。就是该设机构的，人员也过多。一个部、处、局、室，少则三、四个头，多则十几个，真是“济济乎一堂”。“官”和“兵”数量相当的有之，“官”多于“兵”的也不乏其例。有些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扯皮”，竞相推诿。
机关工作效率不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把一切奖罚都叫做“修正主义”。砍掉了合理的奖罚制度，以致在干部中造成上班不上班一个样，忙死闲死一个样，动嘴和动脑、动手一个样，甚至动嘴能吹的比动脑、动手实干的还更能得到领导的赏识重用。这样就助长了歪风邪气，这怎么能提高工作效率呢？
难道我们还能眼看着不少机关目前这种效率很低的状态，继续无动于衷吗？我呼吁有关单位和领导对此引起注意，为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使之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切实进行一些有效的改革。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张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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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党委不要包揽行政事务编辑同志：
当前，不少地方存在着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党委对各项工作都管，一二把手事事过问，什么事都要经过党委点头。党的会议和行政会议没有区别，党组织的职责和行政机构的职责没有区别，党内教育和行政教育没有区别，甚至连工厂分配材料产品，农村分配化肥农药，供销部门分配手表缝纫机等，也要党委决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因为有些党委领导成员错误地认为：管得越多领导越有力。他们不懂得党、政二者的任务和作用是有区别的，以为一揽子抓省事，区分党政是增加麻烦。这些同志的精神枷锁打不掉，思想不解放，对于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是有害的。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各个方面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行政机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党组织应该根据党章的规定和问题的性质来决定召开什么会议，抓什么工作。凡是有关方向、路线和政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有关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应该由党委来管，召开党的会议来研究决定；凡是有关生产、业务上的具体计划安排，以及日常行政事务等方面的问题，应该由革委会及其所属的部门管，召开行政会议来解决。这样做，既能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又能充分发挥行政机构的作用。
中共湖南省祁阳县委宣传部 鲁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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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委员长退画
一九七五年八月，朱德同志到青岛市工艺美术厂视察时，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戴之情，把朱德同志最爱看的那幅《三峡夕行》的贝雕画，精心地包装起来，趁他去车间参观的工夫，放到了轿车上。回到住地，朱德同志见到这幅画，问明了原因，就让康克清同志把画给送回来了。
康大姐亲切地解释说：“工人同志们的心意，朱德同志收下了，但这幅画要退给你们”。“朱德同志让我转告大家：第一条，党中央有规定，不准收、送礼物；第二条，咱们国家正在建设，应当拿它去换外汇……”。
康克清同志走后，工艺美术厂负责人韩志兰捧着这幅画，来到工人中间，激动地说：“同志们，朱委员长把画送回来啦！”
“为啥要送回来？！”工人们都惊异地问。
“朱委员长让咱们拿去换外汇！”
多么好的朱德同志啊！贝雕工人看到《三峡夕行》这幅画，就想起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
（据《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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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毅同志反对假公济私
陈毅同志反对假公济私的资产阶级作风。他每次调动工作，除自己心爱的书箱以外，其他东西一概不带。每次搬家，他都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公家的东西留下来。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把公家的东西占为私有。
一九五六年，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出国访问，服装已经制成。后来，陈毅同志因病未能成行。于是，他向有关同志提出，服装费用全部由自己负担，并如数退给了承办单位。有时因工作需要，在家中举办招待便宴，陈毅同志都是自己付款。
（据《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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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陶铸同志的“约法三章”
陶铸同志生前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下乡蹲点，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到地、县委检查工作，不许大吃大喝；下乡总是坐吉普车，从来不坐小卧车。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请客送礼。无论是县委或农场送来的食品，或者是工厂送来的试制新产品，他都拒不接受，一律退回，并且要对送礼的单位进行批评。
他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对北京来的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从来不用公家的钱请客送礼。有时他要请人吃饭，都是自己出钱。
一九五八年，陶铸同志带领一些干部到粤东检查工作。有个县为了表示“欢迎”，大摆筵宴。他见到这种场面非常恼火，匆匆吃碗饭就走了。从此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调查、访问，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这个“约法三章”，后来实际上成为一条严肃的戒律，谁也不敢给他什么特殊照顾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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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知识
党员对鉴定、处分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党组织对党员的政治思想以及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表现作出鉴定，是我们党的传统。鉴定的目的是为了使党员在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下，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增强党性，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对犯了错误的党员给予纪律处分，是为了严明党纪，教育本人，也教育其他党员。
对党员作鉴定或处分决定时，党组织要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正确的应予采纳，不正确的进行解释或说服教育。对党员的鉴定或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而且必须经本人签字方为有效。如果本人对鉴定或处分决定不同意，可以申述自己的意见，要求复议。经复议后，如本人仍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直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党组织要及时转递，不得扣压。扣压党员的申诉，是违犯党章的行为，要追究责任。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使鉴定或处分决定作得正确，避免出现偏差。
党员要正确对待党组织给自己作的鉴定或处分决定，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缺点错误不要讳疾忌医，要把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看成是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如果有个别党员拒绝接受组织上作出的正确的鉴定或处分决定，甚至无理取闹，党组织要进行批评教育，不能迁就姑息，但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