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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社会主义 打击贪污盗窃
本报评论员
王守信和她的一伙，是破坏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犯。这个案例是很典型的。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这一伙能够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鲸吞国家财产达数十万元之多？又为什么从省到地、县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人为这个大贪污盗窃犯开放绿灯，使她通行无阻，甚至同她上下其手，里应外合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我们应当从这个贪污集团案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同资本主义破坏活动进行斗争。
第一，必须认真整顿党风，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的问题。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十几年来党风不正，社会风气被败坏了。一些人口头上讲阶级斗争，实际上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头脑里仍然是“私”字当头，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大公无私，什么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早已抛弃了，办事不讲党的方针政策，不讲原则，而是讲关系，讲面子，讲人情，讲私利。请客送礼成了办事的公开手段，行贿受贿既不受谴责、制止，也得不到党纪国法制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这些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员固有的品德，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日益淡薄了，而资产阶级“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一类的市侩哲学，竟然在我们共产党内和革命队伍里有了市场。有的领导干部对王守信打来的糖衣炮弹，不是坚决顶回去，而是心安理得地欣然接受，甚至还厚颜无耻地伸手去要，这就为王守信这类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了非法活动的条件。
难道不是这样吗？王守信事件中，有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中了糖衣炮弹呢？不正是一种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吗？“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干点啥”，心里老在盘算：怎样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把孩子安排得顺心一点。王守信就是抓住这种心理状态，投其所好，送其所需，然后牵住你的鼻子为她所用。你想吃得好吗？鸡、肉、鱼、蛋、名酒好烟都给你送到家里；或者请你到山青水秀的白石港，专门招待你吃鲜鱼、野味，临走还给你塞满汽车；你想住得舒服吗？这里有房子，还有成套的新式家具供给你使用；你想给孩子找个好出路吗？那就把孩子转到特种知青点来，可以“曲线回城”、“定向安排”。王守信就是采取这种“掏心战”，把一些干部拉下了水。王守信成了他们的座上客，他们成了王守信的保护伞。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对我们党的肌体，对我们的革命队伍，有多么严重的腐蚀作用，危害性又是多么的大！如果我们丧失警惕，不经常注意进行反腐蚀的斗争，象王守信这样的“癌细胞”就会不断地扩散，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
王守信在旧社会是个生活放荡，很不正派的女人，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竟能混进我们党内，窃取了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十年中，全家六人入党，七人当官，成了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暴发户？这难道不是暴露了我们组织工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吗？王守信是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下，靠“造反”起家的。她凭借帮派势力打开局面，并得到县委一个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夺了燃料公司的领导权，取得合法身份，被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在她把持了燃料公司领导权后，排除异己，培植亲信，进行家长式统治。
王守信这个家伙成为暴发户，是帮派势力代替了党组织、“长官意志”代替了党的原则、歪风邪气代替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产物。它暴露了我们有的组织、人事、纪检、政工部门严重不纯，有的混进坏人，有的被人腐蚀，助纣为虐，使王守信这一类不法分子得以钻进党内，掌握了一些部门的实权，从而互相包庇，互相利用，犯罪活动逐步升级，越来越猖狂，最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三，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解决作风不纯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以来，群众曾写过大量的检举信，揭发王守信贪污、行贿和挥霍浪费等问题。对人民群众的这些检举揭发材料，县委都是书记批给主管主任，主管主任批给科室，谁也不提具体意见，也没有人过问，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种情况暴露了我们有些党组织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采取了多么不能容忍的玩忽态度！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有些领导干部还对检举人压制和打击，支持和纵容王守信对检举人进行报复。一九七六年秋，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揭发王守信一伙送礼、行贿的问题，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竟把这封检举信交给王守信本人。王连夜查对笔迹，在公司内查找检举人，把所怀疑的六个人送进反省室，施行体罚，最后还“清洗”了十名职工。象这类干部把持纪检大权，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怎能得到保障，王守信这类坏人怎能不越来越嚣张呢！
此外，从经济工作方面来看，我们的企业如果不认真进行整顿，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真是不得了。王守信案件的形成，也是林彪、“四人帮”破坏企业管理的一个恶果。这个公司从王守信当权以来，班子乱，管理乱，账目乱，物价乱，所属三个门市部，收入不下账，固定资产不登记，煤炭随意赊销，资金任意支取。王守信一伙就利用这个，乱中抓钱。同案犯孙锡印，既开票，又收款，又记账，又付煤，一人身兼四职，为所欲为。王守信把持下的燃料公司门市部，以次充好，“出口成价”，把贪污的巨款转嫁到用户头上。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财政、银行部门对这个公司的财务工作没有进行过认真检查。这个公司近八年来有八十万元的现金没有向银行回笼；在查获的赃款中，竟有六十多捆是没有打开过的新票，共五万六千元。由于各个环节上也存在不少管理混乱、漏洞百出的情况，给了王守信一伙以可乘之机。这些问题如不解决，类似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我们应当引起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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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杉木王”——王佑球
王佑球是贵州省锦屏县高岑公社魁胆大队林场场长。他十多年如一日，为社会主义造林护林，有一套快速育杉的好经验，被干部、群众誉为“杉木王”。一九六三年春天，他带领九名社员上山安营扎寨，创办了全县第一个队办林场。
魁胆大队林场以林粮间作，快速育杉驰名远近。全场共整地造林八千三百多亩，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林粮间作共收获粮食四十四万七千多斤。同时，林场经管全大队二万多亩杉木用材林。一九六三年后营造的杉木林，平均每亩每年生长木材一点四六立米。目前，林场所辖林地的森林蓄积量为十三万多立米，按全大队现有人口平均每人每年交售国家一立米木材计算，可供砍伐一百五十年。
锦屏县历来有“正月栽竹，二月栽木（即杉树）”的习惯。王佑球注意积累和总结经验，多次试栽“九月杉”，获得成功，加快了植树造林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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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面无私的老愚公护林队
福建省屏南县路下公社凤林大队原来拥有五万多亩杉、松和毛竹林。文化大革命期间，乱砍滥伐山林的邪风吹到了凤林，成片竹木被砍光。一九七一年，就在那撕碎人心的砍伐声中，杨光勇、杨声满等三十多个身体硬朗的老汉，组成了老愚公护林队。
开始，老人们分兵把守在全队的九个山头路口，从此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上山砍伐了。老人们还建议制订出一套保护山林的规章制度。老人们铁面无私。一次，队员杨声璜的儿子上山砍柴，私自挖了两个竹笋。老人杨声璜知道了，严厉训斥了儿子，要他向群众承认错误，保证不再重犯。为了严格控制山林火灾，几年来，老人们不辞辛苦，开出了成百条防火路。在老愚公护林队的精心保护下，八年来这里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
老愚公们一心扑在集体山林上。有一年，一处新造的一百多亩杉木苗被暴雨冲毁。大雨刚停，队长杨光勇不顾山高路滑，带领队员三次上山补苗、扶苗，终于使这片杉木全部成活。一次，队员杨光甫的手被毒蛇咬伤，整个手臂肿得不能动弹。当伤势稍稍好转，他就偷偷地进了山。队员杨家镛，患病逝世，临终前他还再三地嘱托他的老伙伴们，要管好山林，给后代留下青山。
八年来，凤林大队在被砍光的山头上重新营造了一万一千多亩松木林、七千多亩杉木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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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过一九五六年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浙江代表、在延安落户的黄根品同志（右二），介绍松柏树在延安生长的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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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林为家的护林员王忠
在毛乌素沙漠西缘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生长着一片片茂密的树林，这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城郊公社佟记圈大队的“沙窝林场”。王忠就是这个林场的护林员。
王忠以林场为家，精心护理树林。沙漠里冬有狂风，夏有暴雨，王忠常常被风沙打得睁不开眼，被大雨浇成落汤鸡。为了对付狂风暴雨，他在树林深处的土丘上挖了一个小土洞。这样，风雨一来，他就钻进洞里躲避一下，风雨一过，他又出来干活。
王忠一年四季生活在树林。去年七月，家住王乐井公社石山子大队的小女儿生孩子，捎信叫他去。王忠想看看刚生下来的外孙子，第二天一早就上了路。王忠在沙漠里走了三十多里，晌午才来到女儿家。女儿看他来一趟不容易，要留他多住几天。但王忠一心惦记着树林，吃了饭就往回赶。来到村上，王忠家门没进，就到树林看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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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队要想富 栽棵“摇钱树”
——东丁大队办工副业后的新气象
我们带着穷队怎样富起来的问题来到山东省昌邑县采访。不少基层干部告诉我们：“讲句真心话，‘穷队要想富，得栽摇钱树’。”
在围子公社东丁大队我们就看到一棵这样的“摇钱树”，它就是队办副业和工业。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个只有一百零三户人家、五百多口人的大队，每年从“树”上“摇”下十二万四千五百元人民币。他们每年把其中的五万元投资于农业，使粮食亩产由过去的三四百斤，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的一千五百六十斤，社员分配每人平均二百二十元。
东丁大队是潍河岸上的穷庄子，春有风沙秋遇涝，土地瘠薄不打粮，多年来粮食亩产只有三四百斤。一九五九年夏季，全大队一万二千斤的征购粮任务，连八千斤也拿不出，每个社员分了三十七斤麦子。
东丁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下决心依靠集体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首先利用本队的铸铁锅、犁铧的传统手艺，于一九六六年办起了小炉坊，做小铁锅、铁盆，一个锅挣五分钱也不嫌少，当年就挣了两万元，一九六九年，这棵“摇钱树”摇下的人民币达到十万零七千元。这一年，他们向农业投资五万元，拉上了高压线，加强了农田建设，粮食亩产超过了《纲要》，社员平均分配达到一百七十七元，其中现金一百三十元。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不让农民富。一九六九年冬天，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有的人指责东丁大队“重副轻农”，“抓了钱，丢了线”，“搞的是地下黑工厂”、“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硬逼着东丁大队的炉坊关门下了马。但是干部和社员不甘心这样下去，他们说，“砍倒了摇钱树，还有栽树人，不能来明的，咱来暗的。”他们在潍河岸上人们不注意的地方种了八亩菜、五十亩果树，又新办了磨坊。这样，全队副业收入达三万多元。他们向农业投资，买了七万斤化肥，一万斤农药，还买了柴油机、拖拉机，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在全县第一个跨过了千斤关。东丁大队过千斤的突出成绩启发了昌邑县委，一九七二年二月，县委支持他们的炉坊重新上了马。就这样，不到三年时间，被腰斩一次的摇钱树，每年摇的钱又超过了十万元，东丁大队的生产又是一层天。今天的东丁大队确实今非昔比：昔日的薄田瘦土，今天全部变成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今天的五十六万元公共积累，十万元存款，代替了当年的一千六百元银行贷款；当年的一只喷雾器变成了几十台各种动力机械。而今年一年的粮食贡献，赛过一九五九年的二十多倍。东丁大队走的路使记者深深感到，过去是错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批，把集体批空了，把社员批穷了，把干部批怕了，只要纠正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穷队变富并不难。
新华社通讯员 苑修善
新华社记者 杨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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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破获一起严重贪污集团案件
首犯王守信在文化大革命中投机钻营，窃取了宾县燃料公司领导职务。王守信一伙搞乱企业管理，采取各种手段，贪污人民币五十三万余元。罪犯王守信等人现已全部落网、依法逮捕，参与分赃、窝赃、转赃犯罪活动和与此案有牵连的重点人，也都分别进行审查
本报讯 去年年底，黑龙江省破获了一起该省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集团案件，首犯王守信（女，现年五十八岁）是文化大革命中投机起家的、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原任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据初步查证，这个贪污集团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共贪污人民币五十三万六千余元，相当于该公司现有固定资产的两倍。
王守信原系宾县燃料公司收款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在家泡病号的坏家伙，认为时机已到，成立了“捣黑窝战斗队”，自任队长。她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拉山头，立队伍，并在县委一个领导干部支持下，夺取了公司领导权。王守信夺权以后，把公司支部书记和经理都打成走资派，撵送农村劳动，又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样她就成了当时全县“响当当的造反派”。在那个领导干部的授意和支持下，王守信一九六八年十月被突击提干，第二年十月突击入党，由收款员一跃而擢升为县商业局革委会副主任、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她的长子、长媳、次子、弟弟、妹妹也都先后突击入党、升官。在公司内部，她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又打又拉，用小恩小惠拉不过去的，就借题整人，加以排斥。全公司职工五十一名，从一九七○年以来，先后调出十五名，另调入二十二名，其中不少是她的亲属或有关单位领导人的子女。在公司和所属三个营业部，她都安插上心腹，分掌业务、财务、“外交”大权。她对一个司机说：“整天抓个舵把子有啥出息，你跟我好好干，将来给你个官当。”不久，便提升这个司机为业务主管，后又提升为副经理。保管员马占清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也被提为白石营业部主任，自称“白石山寨主”。群众说，燃料公司已经变成了“王记公司”、“马家煤店”。这些年来，王守信一伙伪装积极，写假报告、搞假经验，欺上压下，骗取荣誉。从一九七二年以来，燃料公司四次被评为地、县“先进单位”，公司领导班子被列为“一类班子”。这个贪污集团的老巢白石营业部，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三次被评为县的“先进单位”，“寨主”马占清被称为“红管家”。
王守信一伙窃取了领导权，捞到了政治资本，乘机搞乱企业管理，浑水摸鱼，大量贪污国家财产，成了典型的暴发户。他们贪污的主要手段，一是利用经营计划外小窑煤，将计划内的国矿煤充当小窑煤任意加价出售，将多收的加价款，单开凭证，不入帐，不上缴，私设黑金库，从中贪污；二是虚报冒领临时工的工资；三是伪造理由，随意从黑金库中提取巨额现金直接贪污。王守信到白石营业部黑金库取钱，不用开口，只须伸出几个手指示意，就可以取出几万元现款。一九七四年以来，仅在这一处，她就贪污现金四十二万余元。
王守信把巨额现金、票证捞到手后，购置了大量高级商品，供其挥霍享受和行贿。其中包括电视机、电唱机、录音机、电风扇、鸭绒被、各种皮货和高级家具、烟酒、海味、罐头食品等。她还分赃给两个儿子每人十六万余元，分给其姐、妹、弟、侄、外甥等亲属四万余元现金和物资。为了给子女、亲属经营安乐窝，她还用二万八千多元在七处修建和购置了房屋。
王守信一伙为了给自己的违法活动创造条件，寻找保护伞，千方百计利用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采取各种手段，上下串通，投机钻营。
手段之一是请客送礼、施放糖衣炮弹。自一九七二年以来，请客送礼金额多达六万六千余元。为了能够经常掌握大量的行贿物品，他们还以建立职工副食基地为名，非法占用农田三百亩种粮种菜，搞了一个打鱼队和养猪场，又建了一个地下冷库，以保证一年四季鱼肉不断。凡是王守信认为有用的人，她都要“看人下菜碟”，分等论级，想方设法送礼结交。有时集中送，有的个别给，逢年过节还派专人专车送，从县送到地区和省直机关，一送就是几十份。这些外送的“礼品”，职工不准打听不准看。据不完全统计，接受其“礼物”的涉及省、地、县以及部队共九十多个单位、二百多人。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贿之后，有的与王守信同流合污，有的为其违法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省燃料公司一个副经理，不但接受了大量的鱼、肉、蛋、酒、油、蔬菜等，还多次索贿近二千元。省经委一个管煤炭调度的负责人以权谋私，同王守信相互利用，甚至在案发之前，还乘小车到宾县看望王守信。
手段之二是安插知识青年，利用儿子牵住当干部的老子。一九七五年，王守信用公司名义建了一个知青点，以安排知青为名，到处拉关系，先后安排五十名青年。其中本系统职工子女仅八名，本县其它单位职工子女十名，大部分是省直、地直机关和哈尔滨市的干部子女。王守信利用帮助这些青年升学、当工人、参军、学技术等，牵着他们家长的鼻子走，拉着一些干部为她出力。
手段之三是利用帮派势力作为支撑点。在宾县有一伙与王守信一样靠造反起家的人物，他们掌握着财政、粮食、纪检等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权，有的还当上了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这些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王守信给他们送鱼送肉，送烟送菜，安排子女，他们则为王守信的犯罪活动大帮其忙。县财政科一个副科长，几年来吃菜烧煤几乎全由王守信包下来，孩子也由王守信安排升了学，他就给王守信立了一个黑户头，非法存入十二万余元。县粮食局一个副局长得了王守信的好处，对王守信有求必应，先后批给燃料公司饲料粮二万五千斤，又将粗粮换了四千多斤细粮，其中大部分供王挥霍和送礼。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副主任，甚至把群众揭发王守信的控告信交给王本人，使她明目张胆地进行打击报复。
去年八月，群众公开揭发了王守信的问题，王立即组织人贴大字报反扑，气焰十分嚣张。当县委派出工作队到公司调查时，王守信又与同伙密谋，订立攻守同盟，下令同案犯：“刀按脖子也不能讲”，“整成肉泥烂酱也不能承认”。她还伙同马占清秘密转赃灭证，甚至要马占清把藏有小窑煤票据的房子放火烧掉。在宣布对王守信进行审查后，王的态度极为顽固，拒不交代罪行。其家属子女和有关亲属数十人到处为她窝藏和转移赃款赃物。县委工作队在深入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清事实，掌握罪证，终于破获了这一贪污集团案件，查获和追回了绝大部分赃款赃物。按照法律程序，罪犯王守信等人已全部落网、依法逮捕，参与分赃、窝赃、转赃犯罪活动和与此案有牵连的重点人，也都分别进行审查。
黑龙江省、地、县党政领导对这起贪污集团案件的破案工作很重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过问，组织省、地有关部门与县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在破案过程中，地委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具体帮助县委破案、审查罪犯。县委领导亲自动手并抽调了一大批干部组成强有力的破案班子，分别开展内查外调，追捕审理罪犯，搜缴赃款赃物。经过紧张的连续作战，工作进展很快，取得显著战果。
这起贪污集团案件，由于时间长、涉及面广，贪污金额多，案情复杂，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继续清查。黑龙江省委决定由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抽调力量，同地、县政法机关一起，抓紧调查研究，审理罪犯，按照法律程序，做好结案工作，并准备对罪犯公开宣判，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