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巴黎，让我们仔细看看你！
黄钢
“不要描绘成一片玫瑰色”
“请不要把我们这里描绘成一片玫瑰花的颜色。”当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离开巴黎那天早上，一位对中国热情友好的法国妇女，对我这样说。
冬季的巴黎，早晨八点还没有天明。这时路灯还全亮着。满街汽车，已经象冲出了堤坝的浪潮一样，蜂拥而又循序地前进。
马纪樵夫人是法中友协秘书长，她是一位我们所敬重的社会活动家、邀请我们来此访问的主人之一——现在她自己开车送我们到机场去。昨夜晚，在中国大使馆的送别酒会上，这位法国妇女的小女儿提醒我们说：“中国朋友们，你们快要离开巴黎了，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法国理想化了！”
说这话的女孩子弗朗索瓦儿，才不过十八岁。我们都望着她那带有一些稚气的单纯的面孔。她所持的理由是：“不久以前我到中国去，你们不是叫我们不要把中国理想化吗？”此刻，在去机场的途中，女孩子的母亲和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不要把我们西方社会看成是一片玫瑰色。”这是我们这次访问中，从西欧朋友们那里经常听到的建议和提醒的话。昨天在巴黎会晤的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也同我们一起回忆了周恩来同志生前对他的纪录电影提出的诚挚的建议：周总理“坚持认为不要把中国拍成‘十全十美’，而要如实地拍摄它有矛盾的现实。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革命的。”
“更何况，你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哩！”西欧朋友经常这样补充说。
“有一些巧妙的剥削，你们在我们西方报纸上是看不到的。”马纪樵夫人关掉了司机座前的无线电新闻广播，问道：“昨天的《世界报》，又有了评论中国的文章，你们看了吗？”接着她谈了自己的印象：“总的笔调是非常健康的。根据西方观察家近年来的观察：现在，你们中国的确是可以起飞了！他们是相信这一点的。当代世界是需要中国的：正在北京发生的一切，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平衡——这就是我们这里的舆论，或者说是官方，从战略上对你们的看法。你们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女主人说时，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这是我们这次访问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无论是在官方或民间朋友那里，经常看到的微笑。
法国朋友选用了“起飞”这么一种形容，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周恩来同志少年时期写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句名言，使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想到，昨天深夜还跑到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戈德弗庐瓦街十七号，周恩来同志二十年代居住过的小旅馆门前，去瞻仰告别的激动情景。此时，送客的女主人可能还不曾想到吧：我们对于短期访问过的巴黎，竟会有这样的依依不舍之情——这是恩来同志早年学习、工作和居留过的城市呵！
快要离开法国了，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巴黎吧。
塞纳河是一条优美的河
初到巴黎，我们就在那灯火辉煌的市区，首先去认识了那个推倒了旺多姆圆柱的共和国广场。很多巴黎人，他们都还会向国外的来客介绍：哪里是一七八九年推翻巴士底监狱而后改建的街道，哪里是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的高地。就在这一片又一片世界知名的广场和高地上，沸腾过多少狂飙式的理想，革命火焰曾在这巴黎的心脏里熊熊燃烧！
巴黎人口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这个密集了一千万人的城市，每平方公里平均有三万人。“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你先去走走辐射形的大街——横贯巴黎东西两端的香榭丽舍大道；再去鉴赏罗浮宫里瑰丽的美术珍品——举世惊叹的无价之宝！“的确——恩格斯在这篇一八四八年写的旅途随笔中写道——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们有权以此自豪。”从中古建筑的奇迹和聪明的城市规划，到科学文化的结晶和文学艺术的创造，处处都显现了法兰西人民智慧的光芒。
壮丽宽阔的塞纳河岸和河上的游艇，在等待着异地的来客。法国人认为，塞纳河不只是一条流畅的水道，而且有它优美的性格。塞纳河反映出巴黎发展变迁的历史。
蜿蜒多姿的塞纳河，从巴黎市中心穿流而过。雨天里它更是云烟缭绕。墨绿的水面上泛着碧波。游艇上的职业解说员、黑皮肤的法国籍年轻朋友，用法、英两种语言为他的游客导游：“女士们和先生们，巴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最初，巴黎，就是以塞纳河中间的这个城岛和圣路易岛为中心，从这些小小的船形岛的周围，逐渐向它的四外方向发展起来的。”
法国谚语说得好：“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层层桥梁似玉带，栋栋雕楼如画壁。导游的青年对着话筒大声讲道：“那边是巴黎大学的一部分。回头看，那就是巴黎圣母院——雨果写过专题的小说！……看左边，是美术学院……那座小白楼是伏尔泰死去的地方……这是路易十四修的皇家桥……这座桥是折毁了巴士底监狱的砖头造成的……前面是拿破仑一世时期修的桥……”
这位黑皮肤的法国青年，介绍了两岸的夏乐宫、水上饭店、法国外交部、法国国民议会之后，在游船的回程途中，他指着一座桥头下面的空洞，颇为幽默地说：“这里就是流浪汉、流氓、和乞丐犯罪者的高级旅馆哪！他们晚上住在这里，没有电灯，没有暖气设备，就是空气挺好。谁要是在夏天来这里，住上这个免费别墅，倒是不错！”
——这就是繁华巴黎背后的一个短镜头。此刻，正是树叶脱落、树身抖簌的冬天呵。在这圣诞节快要来临的日子里，这位青年导游者即兴式的解说，倒是不经心地透露了贫富不均的不祥信息。在这么一个经济增长率每年停滞在百分之三，而失业人数近半年来又逐月增加（一共在百万人以上）的国家里，黑人朋友今天的最后一节解说，倒真是透露出西方国家中“有矛盾的现实”。
走，去寻访公社的遗迹
我们是在一个雪雨初霁的晴日里去游逛塞纳河的。这时候，河畔上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若隐若现：它那高达三百米的巍峨尖顶、和它腰部以上的巨大铁架，都消失在淡灰色的云海里了。
九十年前建成的这座艾菲尔铁塔，在形象上，一向被看作是巴黎的图形标志。在建成这铁塔十八年前（一八七一年）的“五月流血周”，由俾斯麦支持下的凡尔赛反动军队所屠杀的巴黎儿女的无辜鲜血，曾经染红了塞纳河的清亮流水！——谁能够忘记呢，这就是永世受人敬仰的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的流血的一周！
走吧，去寻访公社的遗迹！离开塞纳河游艇以前，我们清楚地看见了桥基的石壁上有一行用木炭涂写的法文标语：“葛罗米柯滚出去！”这条大字标语，显示了法国人民对苏联领导集团毫不掩饰的愤怒。
我们是沿着公社撤退到巴黎十一区的街道进入拉雪兹墓地的。法国青年朋友告诉我们：巴黎公社委员会在“五月流血周”之初，撤出了巴黎市政厅，迁移到十一区区政府和第二十区的几条街道，当时保卫拉雪兹墓地的公社战士，在三天以后，由仅存的二百人又减少到一百八十八人；公社这一批守卫最后街垒的英勇战士，终于全部牺牲在墓地北角的围墙之下了。
现在，我们踏过了巴黎老城区中世纪留下的石街，走上了林荫斜坡的潮湿地带，踩上了公社战士们当年一英寸一英寸地坚决捍卫并为之献身的巴黎的黑色泥土，来到这一堵一百零七年前发生过“最后一次大屠杀”的拉雪兹墓地围墙近旁，那一组纪念“冲天的巴黎人”的浮雕塑像群，就动人心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一切都象是长久以来我们在纪念图片中看到的那样：一个为首创无产阶级政权而牺牲了的公社妇女的全身塑像，以她坚定安详的神态，挺立在那弹痕累累的公社社员墙前——她显然是在迎面扑来的枪林弹雨之中，视死如归地张开了她的两臂；一直到今天，火热的生命在她身上并没有终止；当我接触到她那激战中撕裂的衣衫，而感到风化了的雕石上已经有粉末在脱落时，我好象仍然听到了公社战士们心脏的跳动！
她就是代表了“人类新社会的光辉的先驱”！
她，还有她身边的公社战友们，出之于优秀艺术家粗犷的手笔，但她和他们的典型形象，却是我们进步人类心目中巴黎革命者的灵魂。周恩来同志曾在拉丁区演说
接着，我们就沿着这巴黎的老城区（仍在法国朋友的伴同下）深入地巡行到那里的拉丁区。
拉丁区过去又被叫做是穷学生区。现在，这所谓老区，百分之二十五是外来移民。多数是从阿尔及利亚、从北非来的移民，也有从欧洲其它国家（例如葡萄牙）或从东南亚国家来的外籍移民。有人戏称：这里是除了里斯本之外，葡萄牙人最多的地方（巴黎有八十万葡萄牙人，一百万阿尔及利亚人）。这样，巴黎市内这种国际性的因素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还包括有它传统的历史的特征。
国内外现已有好几篇文字记载：一九二○年十一月和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集体搭乘邮船波尔多号驰向法国的周恩来同志，在巴黎学习和工作期间年仅二十来岁，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便来到这个拉丁区或近郊的工厂区（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集中的地区）的小咖啡馆中发表动人的演说。在场的中国同学和华工对他的演说是很欢迎的。每当恩来同志在这些场所同我国在巴黎的国家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者当面进行辩论时，他那具有说服力的讲演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听众的掌声震动了屋瓦。
恩来同志当时说了些什么呢？这些，我们今天已经不能从拉丁区咖啡座旁那些丁香花的紫色花云后面去听到了。但我们可以从周总理一九七三年九月在北京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祝酒词中，追溯到思想的端倪。总理那次致词说：“中国人民对法国人民在近代史上所表现的伟大革命精神怀有热忱的敬意。中国革命者曾经从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一九二二年三月恩来同志从巴黎写信回天津，叙述自己来到法国一年多以后的思想变化说：“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当因时制宜。”——这就是在二十年代的巴黎和当时工人运动高涨的西欧，中国青年革命志士们在那里所学到的东西。
恩格斯在论述巴黎的历史作用时写道：“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从巴黎到伯尔尼》）。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义所开辟的七十二天不可磨灭的历史，就是震动了整个旧世界的雷鸣和电击。
根据日本作家梨平祐平在《周恩来》一书中的记载：一九二一年上半年“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周恩来和蔡和森一块，登上了巴黎圣母院的塔顶。”当他们两人眺望巴黎时，城市笼罩着落日时分的雾霭，塞纳河迎面闪着粼粼的白光。“蔡和森回国以后在他所著的《党和右倾机会主义》一文中，曾介绍了当时他同周恩来讨论的内容。”——“四边渐渐沉入一片苍茫的暮色，街上开始闪烁起灯光。周恩来接着说道：‘当前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组织共产主义团体，这是最急的要事！’”
后来，在意大利广场戈德弗庐瓦街十七号穷学生旅馆所设下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一直到邓小平等同志先后居住或工作过的单人住房，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年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所在地，还有它的油印刊物《少年》和《赤光》刻写和印刷的地点。
再见了，可爱的巴黎人民
临到告别巴黎的最后时刻——八点二十二分，天色开始发亮了；寒冬中的巴黎，逐渐在薄雾之中醒来。座落在郊区的高层居民楼的轮廓，在乳灰色的光线中，渐渐看得清楚了。好，现在走上了环城大道，汽车可以放开速度跑了！
高速公路上的塔式灯架，好象是一个又一个弯弓似的俯向地面。蓝色的路灯光线，在晨曦之中变成了橙色。由郊外奔向巴黎市内上班的小汽车，老早就并列成为五行（来回马路上一共是十排汽车）都是象潮水一样地向前奔流。郊区行车的时速可以高达一百三十公里，但人们常常超速，并不遵守这个规定。
很快，我们的车子也滑进了机场。戴高乐机场内已经布满结扎了白球雪花的圣诞树。“这次访问的印象怎么样？”送行的法中友协朋友们问道：“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就是人民。
“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民已经觉醒。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迟早必将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从这次在西欧访问看到的事实中，充分体会和印证了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三年欢迎法国总统时所表达的这一科学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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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血腥的“贸易”
方萱
苏联《真理报》最近发表专文，大吹特吹苏联和古巴的“兄弟”关系。文章写道，苏古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崇高原则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卓越范例”，而这种合作“是沿着从贸易这种简单形式”的“上升线发展起来的”。的确，苏古之间的买卖越来越兴隆。苏联出比世界市场贵一倍的价钱购买古巴几乎全部的蔗糖，还提供每日二百多万美元的津贴。是无私和无偿的援助吗？当然不是，这笔帐怎么算呢？
“古巴人已经变成了向世界出口的商品”，这一类话，随着数年来古巴雇佣军在非洲的“泛滥”，在国际舆论中已经越来越常见。经营这种商品的大老板不是别人，就是莫斯科的霸权主义者。它出钱、出武器，让古巴出人为推行苏联的霸权而卖命。外国报刊指出，“卡斯特罗向克里姆林宫‘出售人’，生意相当好”，而出售的多数是他的黑人同胞。
苏古贸易直线上升，特别是在一九七五年古巴大量往非洲派兵以后。那时，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上，一艘艘苏联军舰把古巴黑人雇佣军运往非洲大陆。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过去：古巴黑人雇佣军的祖先当年不正是被当作商品从非洲贩运到古巴的吗！
当年，四百多年前，老殖民主义者把古巴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屠杀殆尽后，便开始从非洲把黑奴贩运到古巴。这些黑奴在矿场和种植园里从事奴隶劳动，每天不下十八、九个小时，大多数被残酷迫害致死。黑奴的鲜血浸透了古巴的大地。今天，那些含恨死去的黑奴的后代，又被新殖民主义者运回非洲大陆。古巴黑人雇佣军在非洲干什么呢？当然不是去观赏其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的绮丽风光，而是被派去屠杀黑人骨肉。仅去年上半年，古巴就有二万多雇佣军在安哥拉四处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上千安哥拉人死于非命。而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古巴雇佣军在安哥拉死伤达四千余人。古巴黑人雇佣军的鲜血正象他们祖先的鲜血洒在古巴土地上一样，洒在安哥拉、扎伊尔、非洲之角……洒在他们祖先生活过的大地上。
当年，几百年前，在茫茫大西洋上，一只只贩奴船从非洲大陆开往美洲、古巴。那时，船只很小，里面塞满了黑奴。一遇到风浪或流行病，黑奴大批死亡。一只贩奴船到达美洲，黑奴就要死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滔滔的大西洋不知埋葬了多少黑人的尸骨！今天，从非洲大陆开往古巴的，竟然有专门的“运尸船”，船上塞满了古巴雇佣军的尸体。据外电报道，被运往安哥拉等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古巴黑人雇佣军的家属，日夜坐卧不宁，担心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儿子死在非洲。她们的担心已变为可怕的事实。古巴黑人的鲜血经过大西洋倒流到非洲大陆去了；他们的尸体象当年死在贩奴船上的祖先的尸体一样，被大西洋的海水无情地抛往古巴大陆！
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今天的苏联霸权主义正在扮演着老殖民主义者的角色。不同的是，新殖民主义者更加阴险狡猾。老殖民主义者当年赤裸裸地贩卖黑奴，而莫斯科的活人出口公司却贴着所谓“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标签。鲁迅先生说得好：“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苏古之间所谓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崇高原则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卓越范例”，不过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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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古今人物
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
余凤高
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达尔文雕像旁边，竖立着英国另一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大理石像。没有比这象征性的画面更能说明赫胥黎在科学上的地位和身份了。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一八二五年生于伦敦郊区，父亲是个穷教员。赫胥黎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只在八至十岁时上过两年学，但是他勤奋学习，特别热衷于阅读科学书籍。十七岁，他进了伦敦的查林·克劳斯医院正式研究医学。
一八四六年，赫胥黎离开英国，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响尾蛇号”考察船的旅行，就象当年达尔文参加“猎犬号”那样。这次在澳大利亚的三年海上考察，使赫胥黎有机会研究大量的动植物。他研究鸟类、爬虫类、哺乳类、鱼类、海洋动植物、无脊椎动物以至地质学，于一八五○年回国。随后作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关于某几种海鞘目生物的报告。他在科学界的声望由此与日俱增。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了。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赫胥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赫胥黎正担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达尔文将自己的新作送了一本给他，并说：“极想知道这本书对你产生的影响。”赫胥黎读后感到，尽管还有一些不重要的结论尚待研讨，但是通篇看来，论文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深信，由此定将产生一场科学思想的革命，并希望自己也能参加到这一革命中去。赫胥黎当时就写了一封信热情赞扬了达尔文的学说，他明确表示，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须的话”，并补充说，“我正在磨利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赫胥黎骄傲地声称：“我是达尔文的斗犬”；达尔文则把赫胥黎看作是他的“总代表”。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开始时曾被视为异端邪说。顽固的宗教势力和一切反动派都以刻骨的仇恨，咬牙切齿地咒骂进化论同《圣经》和
“神意”水火不相容，是“牲畜哲学”，疯狂地对它进行围剿。在保卫这一伟大学说的斗争中，应该说，赫胥黎比达尔文本人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正是赫胥黎，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这个问题上打了许多而且是持续的仗”。最有名的就是一八六○年六月三十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牛津会议上那次短兵相接的大论战。在这次事先策划好的辩论会上，论敌——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东拉西扯，胡说了一通反达尔文主义的谬论之后，对赫胥黎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他蛮横地质问赫胥黎，既然认为人是猴子变过来的，那么“请问：跟猴子发生关系的，究竟是你的祖父这一方，还是你的祖母那一方？”赫胥黎冷静地用雄辩的科学事实驳斥了牛津主教的歪曲和污蔑，无情地揭露了他在生物学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无知。他指出，威尔伯福斯“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科学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使主教无言以对，偷偷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辩论以后，达尔文主义在英国就为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们所普遍接受。但是欧文、威尔伯福斯等人仍旧顽固反对。
理查德·欧文是肯辛顿的自然博物馆馆长，也是英国第一流的比较解剖学和化石骨骼的学者。由于欧文写匿名文章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不顾跟他的私人友谊，与他展开了公开的论战。此外，赫胥黎还跟自由党政治家、博学而保守的神学家威廉·格莱斯顿和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著名政治家阿盖尔公爵等进行过论争。
在实践中，赫胥黎感到，古生物学的证据有助于支持达尔文的学说，因此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他就献身于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他先后六次在工人中、两次在爱丁堡哲学学会讲演，又到伦敦各学校去促进科学教育工作。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一八六一年在一封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就曾赞颂以他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和勇敢的讲演”。
赫胥黎的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他说，“若干年间，批评指责的北风神刮起它最大的曲解和嘲讽的暴风，甚至把我说成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他坚信“真理伟大而能取胜！”并为自己能为保卫达尔文学说这一真理作个“斗犬”而自豪。
我国伟大作家鲁迅十分赞赏赫胥黎的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态度。鲁迅曾创造过多种多样反动走狗的形象，如“宠犬”、“鹰犬”、“叭儿狗”、“落水狗”、“丧家狗”等等。但是鲁迅辩证地说：“便是狗罢，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鲁迅这话是紧接赫胥黎自称是
“达尔文的斗犬”（鲁迅将“斗犬”译成了“咬狗”）而说的，并赞扬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
早在一八九八年，即中日甲午战争满清失败之后的第四年，我国学者严复就译述了赫胥黎的另一著作《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借以向人们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必须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天演论》出版后，轰动一时，十多年间，发行了三十多种版本。鲁迅在南京读书时，特地抽了一个星期天去城南买来一本，一口气读下去，惊叹于“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书中精湛的理论和新鲜的名词深深地吸引了年青的鲁迅。赫胥黎宣传的达尔文学说，对鲁迅的世界观产生过相当的作用。
赫胥黎在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使他成为一位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他自己却拒绝这个称呼。恩格斯说他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一个“不够明确和坚决的唯物主义者”。列宁批评说：“赫胥黎的哲学正象马赫的哲学一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但列宁强调指出他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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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大象在减少
存活了三十万年的非洲大象，是地球上最温柔、最聪明的生物之一。由于偷猎象牙以及人们对象的传统居住地区的侵占，使象的数目急剧减少。现在估计非洲的大象只有一百万到二百万头。
大象已经从赞比亚、几内亚（比绍）、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四个非洲国家消失，目前只在二十一个国家内漫游。人们居住、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使大象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
随着象牙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几年里非法屠杀大象的数字有增无减。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副主任施瑞纳说，偷猎者的出现，对乌干达大象的剧减要负绝大部分责任。一九七○年以来，大象在肯尼亚差不多消失了一半。他还补充说：“倘使大规模的偷猎活动继续进行，那么在非洲东部和中部为数仍然很多的象群，会进一步减少，而残留在非洲西部的象群将被全部消灭。”
在七十年代初期，象牙价格上涨了十倍。一九七七年的统计数字表明，非洲象牙的主要交易据点——香港，大约进口了四百七十五公吨象牙，这需要猎捕四万七千头大象。象牙作为雕刻品和装饰品是很畅销的。
为了攫取象牙和兽皮，偷猎者从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五月的六个月里，袭击了世界闻名的沙弗国家公园，屠杀了一千零四十七头大象，二百三十五头犀牛和二十头豹子。这个公园的象群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三万五千九百头，减少到现在的约二万零二百头。
据英国大象专家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博士估计，仅仅是偷猎者猎取象牙，每年就要丧失十万至四十万头大象。
现在，国际上普遍关切大象的减少。一些非洲国家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了对大象以及其它受危害或受威胁的野生动物的任意杀害。几内亚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就下令禁止猎取野生动物，接着在一九七八年又下令关闭所有为搞猎获物陈列品的狩猎行业。
索马里、卢旺达和其他几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对偷猎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采取了严格保护大象的措施。
（冯纪明编译）